當代文學史如何面對史料

摘要：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著作卷帙浩繁，但有部分著作套用一般文學史的概念、譜系、原則、方法，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撓不到癢處。文學史書寫開掘新的突破口，這對在此之前已有80多部史著寫作經驗積累，以及面對當下處于某種膠結狀態的當代文學史來說，顯得頗為重要。對當代文學史料的回歸正是這樣一個新的突破口。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和書寫與史料密不可分，這不僅僅關系到文學史與史料關系及其史料的功能價值，而且關系到整體學風，包括史觀（理論）與史料互動下，文學史如何面對和處理史料，實現對原有的“重寫”之重寫，構建合歷史合目的的新范式。

關鍵詞：當代文學史；文學史書寫；文學史料

雖然文學史編寫大潮已于20世紀90年代至新的千禧年之交暫告結束，隨之迎來了相對沉靜而又理性的生產期，但作為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話題卻一直揮之不去，迄今為止，依然成為人們感興趣的學術熱點。這只要翻看一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有關索引，就不難見到。

顯然，不同于與我們拉開距離的古代文學、現代文學敘述模式，當代文學史因與我們靠得太近，處于同構或疊合狀態，甚至還涉及有關的利益及其文壇學界的陋習陳見，處理起來殊為不易，有時候還變得相當詭秘敏感。套用一般文學史的概念、譜系、原則、方法，往往顯得大而無當，撓不到癢處。這對在此之前已有80多部史著寫作經驗積累，而在當下又處于某種膠結狀態的當代文學史來說，顯得頗為重要。

面對這種狀況，我想起了胡適當年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提出的以歷史眼光、系統整理、比較研究作為整理國故的方法論，希望兼及史料的發現與理論的更新的一番話。今日中國學界及其文學史寫作，研究方法與理論構架，早就超出胡適的“三原則”，而融入了不少后現代式的矛盾悖論的東西。所不同的是，史料的發現，相對于理論的更新，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種雖沒直說，但卻明顯存在的觀點即是：當代文學史料繁多而易得，且為我們所熟知，即使辛苦得來，也不可能改變現有文學史的結論，所以沒有必要為之大費周章了。

這樣的說法也許有其道理，但它卻存在這樣兩個問題：其一，是有意無意地將文學史與史料學混為一談。其實，文學史與史料學雖有密切的關聯，但彼此的研究范圍卻有所不同：“一部文學史，即使是十分詳盡的文學史著作，所能論述的亦僅限于一些在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并為歷來人們所傳誦的名作；史料學研究的范圍似乎比這要廣泛得多。正如我們要認識高峰有時不能不涉及群山，認識長江、黃河，有時不能不涉及其支流一樣，研究一個大作家或杰出作品，也必須對其同時的創作有所了解。盡管有些作品并不一定寫進文學史?！雹僬虼斯?，所以文學史的價值與史料學的價值有時會出現錯位，它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等值的，文學史價值高的，其史料學價值一定就高，反之亦然。這一點，楊揚在編選1976—2000年《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時，不收很多屬于反抗壓抑的“潛在寫作”的史料，反倒收錄丁學雷、初瀾這些在“文革”中張牙舞爪的東西，其所遭遇的尷尬，就很能說明問題。而楊揚之所以如此，誠如他自己辨析的，絕不是隨意及“不嚴肅”，將史料當成“雜耍的競技場”，更不是思想、觀念與立場有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緣于史料工作不同于文學史的獨特功能價值的考慮：“作為史料的編選，（我）只能選擇一些典型材料，也就是一個時期浮現于歷史長河之上的文化漂浮物”，而不能將當時所有的東西都納入視域?！雹谶@也說明，那種以有無進入文學史，或有無直接作用文學史為由，來否定史料研究及史料學建設的觀點和說法，猶如要認識高峰、長江、黃河，不涉及群山、支流一樣，都有失簡單和片面。自然，它也在一定意義上，提醒我們，在文學史與史料研究關系問題上要警惕功利主義、狹隘化思維。其二，是有意無意地將文學史僅僅當作是一般純知識的傳授，而沒有看到它在事實上已被納入到一體化體制之中，成為知識與價值的復合體，在說什么、怎樣說以及在大關節點和精神原則等問題上，都有一個政治意識形態規約的問題。須知，“當代文學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現象史和問題史”，它“充滿了這一類無法從文學自身求得解釋的事情”③，其中頗多作家作品與史事的敘述與當代政治、歷史、文化纏繞在一起，已遠超出純文學的范圍。我們也許很難在大的構架和結論方面改變它，事實上，這樣構架和結論也不是純學術的事，可以由學界確定得了的，它還同時包括主流政治的參與，有時候，這種主流政治甚至占據主導地位或導向作用。我們不能因強調歷史化、專業化，而疏忘或忽略了這一基本事實。

已有學者將文學史及學科建設，分為理論、主體、基礎三個層次，認為基礎層次就是史料，它自20世紀上半葉開始，受諸多因素影響，以實證研究的“描述型”文學史，讓位給了強調研究主體作用的“闡釋型”文學史。④筆者在十幾年前，有感于文學史話語霸權、“以論代史”在文學史編寫中的痼疾，曾主編了一部強調文獻性和客觀性，以史料為主、輔之以點評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將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留給原始文獻史料輯錄（主要是“評論文章”與“作家自述”這兩個方面），對此曾作過嘗試。⑤作為教材，《寫真》在編寫和使用的過程中，也親身感受并聽到來自教學前沿的不少師生的反饋，可以說對文學史與史料關系，包括當代文學史料的浩瀚存在與文學史有限選擇之間的矛盾，以及彼此異同互呈的的功能價值等，有具體切實的體會。

上述種種，就構成本文寫作的前提與基礎。在這里，我關心的不是文學史與史料關系及其史料的功能價值，而是在整體學風，包括史觀（理論）與史料互動下，文學史如何面對和處理史料，實現對原有的“重寫”之重寫，構建合歷史、合目的的新范式。眾所周知，作為突出的文學現象，當代文學史在世紀之交的集體性、引爆式地出版以來，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也一直處于發展演變之中。陳伯海在談及文學史與史料關系時，認為“文學史作為歷史科學，不能沒有史實的依據；史料愈充足，史實愈精密，文學史的撰寫便愈能得心應手，精確而全面。所以我們考察文學史學科的成長，必須以史料的拓展為重要尺度?！倍妨系耐卣古c史觀的變革總是彼此形成交互影響，它具體又分四種情況，或曰四種形態：其一是由當代文學資料轉化為文學史料，其二是文學史新分支的成立，其三是非文學史料向文學史料轉變，其四是失落或遺忘了的史料的重新發現。⑥這種情況在當代文學中也有程度不同的體現。就拿洪子誠來說吧，1980、90年代，因為觀念的關系，他對同樣是《說說唱唱》等雜志和郭小川創作，前后就大相徑庭：開始之時，很少注意，表現了不應有的忽視，或以為沒什么好談，提不出問題；到了1990年代，由于通俗文學的地位重新受到關注，或《郭小川全集》出版看到大量背景史料和詩人傳記史料后，才對原有的想法作了調整，由之使自己的闡釋空間及學術創新可能得以拓展。⑦這也向我們昭示這樣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律，任何的文學，“其實也都有一個由史料發現引起史觀轉換，再由史觀變革回過頭來推動史料拓展的過程，史觀史與史料史這兩個層面總是這樣相互滲透又相互推移的?！雹嗤瑫r還說明，“當代文學除了文學觀念的不確定性之外，文學史家還受制于‘時間的制約——由于各種原因，當代文學的材料不可能像古代文學呈現那樣充分，當代文學的材料有一個逐漸被‘公開‘披露或發掘出來的。這些情況告知我們，當代文學觀念的不確定性，不僅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有關，同時也與文學史家個人文學觀念的變化有關。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不僅受‘外部觀念的控制支配，同時也受制于個人‘內部的變化?！雹?/p>

當代文學不同于超穩定的古代文學，甚至不同于現代文學，它面臨的三千年來之未有的劇變，尤其是在新時期以迄于今，從政治中心向經濟中心轉型的劇變，這一切也必然在史料研究問題上得到反映和投射。有學者基此將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分為前后兩個“三十年”，作了分段清理：認為“前‘三十年有很多運動，文學的生產與傳播帶有‘頂層設計的‘計劃特點，所以史料應該以政策文件與理論批評、社論、讀者來信等等為主，體制內的史料更為重要。而‘后三十年的史料可能要更為注重民間性，包括大量的‘民間刊物（簡稱‘民刊）、民主社團的活動等”。⑩這樣的概括大體符合事實。另一方面，從作家構成即研究主體的角度來看，新時期以降，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50后作家在世代更替的歷史嬗變中成了代表當下最高成就的文壇的重鎮，反之，原先從40年代及此前進入“當代”的現代作家、十七年作家（包括“五七”作家）先后退場，當代作家隊伍已發生并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而按照程光煒的觀點，在這一代作家“已完成了一個歷史段落”需要歷史化、經典化之時，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有一個由“文學批評”向“歷史研究”的推進與拓展問題，這就是將研究的視野由上層看得見的“文學田野”，轉向對下層還沉睡著的“文學富藏”的挖掘，于是史料學問題就不期而至，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1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史料意識覺醒，在此期間也陸續發掘和出版了一些史料，包括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等專題性史料，全集、文集、版本、選本等作品史料，編目、年譜、年表、大事記等工具性史料，政策、文件、報告、會議等公共性史料，傳記、書信、日記、檢查等私人性史料，甚至滲透在上述各類史料之中的考據、甄別等考辨性史料，在近些年陸續不斷地出版問世，進入學術視野。如何將這些史料融入當代文學史，以期對之進行豐富補充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提升和超越，這一切，對當下文學史編寫者（也包括對原有文學史的修訂）來說無疑都是重要的，也是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

那么，面對這樣的新態勢及其新舊并呈的史料，當代文學史應該怎樣辦，有哪些需要關注，又有哪些需要慎謹選擇，對之作臧否迎拒的處理呢？這當然很復雜，且與主旨觀念及時代有關，不宜也不能簡單化，但就具體實踐而言，我以為大致可分以下三種情況，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

第一種，是有關文學史重要現象或節點問題由于種種原因被遺漏和忽略了，最近這些年被重新發掘發現，應在修訂或編寫時進行及時吸納和調整。如對柳青的評價，近幾十年來頗多文學史，囿于政治與文學二元式的理解，也是由于史料所限，大都將將柳青視為那個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悲劇性代表，為其忠誠又未能超越歷史局限而扼腕浩嘆，這在文學圈子似乎形成了一種不證自明的“共識”。而現在根據柳青大女兒劉可風的《柳青傳》和邢小利等的《柳青年譜》有關史料披露，柳青在出版《創業史》后的1960、70年代，開始關注和思考民主、人道等重大問題，對自己謳歌的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有反思。他對人及女兒說，“農業合作化是做了一鍋夾生飯”，如果有時間寫《創業史》第四部，主要內容是思考“合作化運動怎樣走上了錯誤的路?！边@些史料的真實性及真實性程度如何，也許可以質疑，尤其是他與女兒談話的真實性及真實性程度如何，更容易被質疑；但它對研究柳青及其《創業史》無疑是有參考價值的，與當下有的翻案式、發掘式解讀，如解志熙的《一卷難忘唯此書——〈創業史〉第一部敘事的真善美問題》12、張清華的《“傳統潛結構”與紅色敘事的文學性問題》13也具有某種邏輯關聯。至于有人據此強調，對《創業史》的評價，不能限于已完成的小說文本，而是應該結合他“后期思想”，將其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及其“需要慢慢整理”的文學和思想遺產14，顯然已融入“三重”（即“重評文學史”“重寫文學史”“重排文學大師”）之后的更加開放開闊的思維觀念，就更難能可貴。再如畢如諧的中篇小說《九級浪》，作為“文革”時期一度在民間流傳的手抄本，我們以前誰也沒有看到，只知它的原稿在保存的過程中紙張漚爛了，成為一部殘稿，被現代文學館所收藏。直到2017年8月在陳思和、王德威主編的《史料與闡釋》第5期叢刊上，我們才見到這樣一部與《第二次握手》和早期“今天詩派”齊名的小說原稿的全貌（只缺失34個字），不僅具體而微地感受和體會“在一個特殊的狂暴的歲月里，青年人被時代喚醒了一種潛藏在意識約束下的力比多（libido）的狂怒之態”15，而且還會由此及彼，對固有的文學史結論進行必要的修正和調整：“看過這個小說，再來反觀文革結束之初曝得大名的《傷痕》，簡直是太幼稚、太淺陋了——可以說，《九級浪》的存在一下子拉高了當代文學的水準。我們的新時期文學應該是在《九級浪》和早期今天派詩人這樣一個很高的起點上開始，無奈卻出現了諸多斷裂和隱藏?！?6類似的，還有像洪子誠在《材料與注釋》中述及的1962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體現柳青等陜西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典型化原則的胡采對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西作家以民間原生寫實為取向的文學觀的批評，發出之與當時邵荃麟等主流不同的聲音等，可找出不少。

第二種，是有關具體事實的差錯或疏漏，它與上述的現象與節點有關但又不盡相同，更多表現在文學史知識性或知識點方面。如《茶館》《青春之歌》的版本。前者，一般的文學史都將其視作是對以前文學政治化模式的超越，但據老舍長子舒乙后來手稿的發現和同事林斤瀾的回憶17，其實《茶館》初版本中仍有當時流行的“配合政治”的痕跡，是北京人藝在后來排演時“進行了一場非常嚴肅認真的討論”，才促使老舍“重寫了一個以茶館為中心的戲”，從“前《茶館》”走向了“后《茶館》”18，如進一步追溯其前文本，它甚至與老舍的一部舊稿《秦氏三兄弟》有關；后者，在1959年《中國青年》《文藝報》圍繞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問題、林道靜和工農相結合等問題討論以后，楊沫于1960年對初版本作了較大修改，推出了增加十章的再版本。有人說楊沫筆下的林道靜具有深重的原罪感，但據有關專家證實，這個結論是從《青春之歌》再版本或定本得的，而不是初版本得出的，初版本中的林道靜并非如此。19又如對1980年代初《班主任》以及稍前的《波動》的評價，已有文學史在談及這兩個作品思想與藝術時，人們往往異口同聲地批評其中“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聲，是借用魯迅《狂人日記》中的名言“救救孩子”而又降低和窄化了該作原有的主題思想，或指出它的“具體情形”雖有“晦暗不明的地方”，但都將之與“手抄本”聯系起來，認定它“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然而，據《班主任》責編崔道怡回憶，上說的這番為人所詬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有關敘述，其實不是劉心武所為，而是作為責編的他，出于政治等方面的顧慮，將劉原稿直接借用魯迅《狂人日記》中的名言“救救孩子”改寫所致20；而《波動》呢，李建立借助于北島近年的回憶，并參照一些相關史料的查考，得出了“并未經歷過傳播意義上的‘手抄階段，算不上‘手抄本小說，更不是‘文革中的‘手抄本中篇”的結論。21文學史不同于一般的批評或研究，作為同時兼具歷史科學與文學藝術雙重屬性的特殊文類，它自有其自己的知識譜系或知識點，尤其是教材型的文學史更是如此。我們不能以創造性為由，對之輕加怠慢。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向社會和學生傳播錯誤的知識，這是文學史寫作的底線，也是筆者之所以強調文學史應面向史料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則，它不僅有違于文學史家的職責，而且還會使人們，由此對其整體文學史敘述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還有一種，是它不像上述兩種那樣，因其內容與文學史相契，可以直接入史或述史，而是更多以隱性方式介入文學史，對其產生影響。應該說，這方面的史料為數最多，它對文學史的功能價值，主要是從“知人論世”即“外證”的角度，對文學史中的有關的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作出更為精準的評價和把握。如黃平的《〈哥德巴赫猜想〉與新時期的“科學”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對《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陳景潤，因為占有為以前所遺忘或忽略的曾被江青“政治征用”的新史料，所以不同于大多“歌頌式”的評論和研究，而是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也如實指出，作者巧妙地將“又紅又?！边@套論述在“等級次序”作了“顛倒”22，事實上按照當時（即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認知對陳景潤作了“重塑”。再如邵部的《大時代與小角落——重讀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它不同于常見的“再認定”“再解讀”，他們往往“是在以‘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的方式談論《我們夫婦之間》，而沒有經過一個‘知人論世的過程”，因此，其文學史生命的“復活”，無形之中也造成了對作家作品的遮蔽。23此文的一個可貴之處，就是引用蕭也牧夫人李威的回憶等有關史料，探微發幽，將蕭也牧這篇作品納入到極具個人化的寫作情景中，揭示了作者所隱含的對私密性“變心”問題的回應。這樣的解讀，因為過于細微幽深，也許不能進入文學史，但它對文學史如何評價和把握該作無疑是有意義的。橫亙在文學史編寫者面前的史料實在太多，可以說到了“爆炸”的地步，它們更多的是不能進入，被無情地擋在文學史的門外。這也是文學史越寫越短尤其是文學史壓抑機制使然，是文學史與史料學的一個重要區別。某種意義上，文學史對史料是以壓抑為前提的。但不進入，并不等于不重要，只是對文學史來說，在形式與功能有所不同而已。

需要指出，上述三種史料雖有大小輕重巨細之分，但就其性質而言，大多是同向性史料，即與現有主流并占主導地位的史料呈同向共構狀態，它對文學史作用主要在于豐富補充。真正屬于異質或具有異質傾向，即與當下主流并占主導地位的史料矛盾抵牾的史料并不多。比較有代表性，并開始引起人們關注的，如《今天》雜志、地下文學、莫言的諾獎授獎詞等。因為異質性，它的引進和運用往往會對文學史帶來意想不到的沖擊，甚至會對原有的結論產生結構性、顛覆性的影響。異質史料一般源于異質文化的域外，或寄植于主流相對薄弱的民間及“地下”，因其史源不同于同質史料，而比較特殊，所以有必要放開眼光，用豁達的胸襟加以處置。歷史是由異同兩種元素合力而成的，它的演進有自己的邏輯，我們不應為了服膺某種先驗的結論，在文學史編寫中，對異質史料采取無視或抹滅的態度。

注釋：

①曹道衡、劉躍進：《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概說，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7頁。

②楊揚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第29集·史料索引卷一·序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

③李潔非：《典型文案》寫在前面，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④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自序，北京大學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吳秀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前言，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⑥⑧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第1卷·導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頁，第11頁。

⑦洪子誠、錢文亮：《當代文學中的史料問題》，《文藝爭鳴》2003年第1期；洪子誠：《我的閱讀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

⑨孟繁華：《不確定性與當代文學的建構——1985-1988年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討論》，《南方文壇》2014年第4期。

⑩錢文亮：《當代文學史料與“文學年代”的“重返”》，《文藝爭鳴》2016年第8期。

11程光煒：《從田野調查到開掘——對80年代文學史料學問題的一點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12解志熙：《一卷難忘唯此書——〈創業史〉第一部敘事的真善美問題》，《文藝爭鳴》2018年第4期。

13張清華：《“傳統潛結構”與紅色敘事的文學性問題》，《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

14參見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譜·附錄一：柳青晚年的讀書反思》，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15《史料與闡釋》第5期“卷頭語”（陳思和），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16張曦：《史料發掘與文學史書寫——從小說〈九級浪〉的發掘整理談起》，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高峰論壇”論文集》，2017年12月。

17舒乙：《由手稿看〈茶館〉劇本的創作》，《十月》1986年第6期。

18林斤瀾：《〈茶館〉前后〉的后話》，《散花記散》，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頁。

19金宏宇：《新文學研究的版本意識》，《文藝研究》2005年第12期。

20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長城》2011年第7期。

21李建立：《〈波動〉“手抄本”說之考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8期。

22黃平：《〈哥德巴赫猜想〉與新時期的“科學”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南方文壇》2016年第3期。

23邵部：《大時代與小角落——重讀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8期。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及其主要路徑與方法”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AZW009）

責任編輯：劉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