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風程(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圖書館)
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認為“圖書館是媒介,是一個社會中介”。[1]吳慰慈、董焱先生提出:“圖書館就是文獻傳遞的介質”“圖書館在文獻交流過程中,的確是處于一個中介物的地位的”“中介性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2]75當然,中介性是否屬于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圖書館界對此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
但是拋開本質屬性不談,圖書館的中介性得到圖書館界普遍承認。即使“中介性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的質疑者也承認圖書館屬于中介機構,發揮中介作用,只是這個中介性不是圖書館所獨有的,不具專指性和唯一性。[3-5]在長期實踐中,圖書館普遍依照中介性開展工作,幫助用戶和文獻建立聯系。如何更有效率地實現二者的聯系、賦予用戶更好的體驗,從而更好地發揮這種中介作用也成為圖書館重要的努力方向。
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文獻資源呈現出數字化、網絡化特點,一些學者敏銳地覺察到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對圖書館中介作用的沖擊,認為圖書館的中介性正在或將會弱化乃至消失,學界出現了圖書館“去中介化”的聲音。
圖書館中介性的產生是由于圖書館信息服務的專業化優勢,使得讀者對圖書館產生了依賴。但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時代的到來,圖書館的專業優勢受到了極大挑戰,個人無須通過圖書館就可以獲得信息,讀者對圖書館的依賴性由此下降,甚至消失。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動搖著圖書館的中介作用;[6]信息網絡的普及、信息資源的數字化、信息系統的虛擬化使用戶更方便地直接搜尋、檢索和獲取所需信息,從而導致信息服務“非中介化”;[7]借助數字資源和搜索引擎,用戶不需要中介,可以自助解決問題;[8]紙質圖書無人問津,電子書就可以滿足學生的各種需求,每個學生都可以通過向主要的資源提供商付費的方式無限制地獲取數字資源。[9]
圖書館“去中介化”的典型表現是圖書館用戶的流失和印本文獻借閱量的銳減,這一點在高校圖書館更為明顯。2010年至2015年,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7所武漢地區高校圖書館的借閱率平均下降近30%;[10]2016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年到館人數較2014年下降了9萬多人次,紙質圖書外借量比2012年下降15.5萬冊,約下降25.6%。[11]
如果將中介作用作為圖書館的基本屬性,那么圖書館的地位會被嚴重削弱,甚至可能會被社會淘汰,[6]圖書館死守自己的中介角色,只能被時代所拋棄。[12]
圖書館應對“去中介化”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思路,即從中介服務轉向知識服務或者創新中介作用。信息檢索和傳遞的非中介化、非專業化、非智力化,使我們應將圖書館的核心能力定位在知識服務,[7]圖書館員必須擺脫對中介的認知和依賴,以全新的學科信息專家的角色[8]主動并能動地融入到用戶的信息需求環境之中,為用戶提供嵌入式的知識服務,[12]運用“互聯網+”實現第三代圖書館的“再中介化”。[13]
人類思想信息交流“除了用語言、動作、實物進行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外,更重要的是利用文獻進行間接交流”。[2]76無論社會科技如何發展,間接交流必須借助中介,只是中介會發展變化。即便是直接交流,交流的雙方如何找到彼此,并在同一時空聚集,大部分情況下也需要借助中介來實現。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人類思想信息交流必須借助中介,“去中介化”并不具有必然性,圖書館依然具有成為人類思想信息交流中介的可能性。
但是,人類思想信息交流需要中介,并不能推論出圖書館就是必然的中介,即便是謝拉也隱約意識到圖書館不是唯一的社會交流中介。[14]情報機構、博物館、檔案館、書店、網站等,都在社會交流中起著信息中介的作用。圖書館面臨資源、用戶、技術、管理的競爭,只有在競爭中獲勝,為用戶提供更好的體驗,圖書館才能獲得并保持中介的地位。
知識服務的主流觀點認為,知識服務的內涵是“解決問題”和“知識創新”,形成符合需要的新知識產品,為用戶解決其知識和能力所不能解決的問題。[7]知識創新是知識服務的直接目標和主要實現方式,[15]可以說知識生產是知識服務的核心。
2.2.1 圖書館在人類思想信息交流系統中是否一定要承擔知識生產者的角色
在人類思想信息交流系統中,按功能劃分,主要有知識生產者、知識消費者和中介(知識傳遞者)三個角色。圖書館可以選擇知識生產者和中介兩個角色,提供知識服務和中介服務,“去中介化”意味著圖書館放棄中介角色來承擔知識生產者角色。以往圖書館在這個系統中承擔了中介的職責,連通知識生產和知識消費。隨著信息環境和用戶需求的變化,學界不斷擴大圖書館的職責功能,要求圖書館提供知識服務,生產知識幫助用戶問題,承擔知識生產者的角色。然而,這對人類思想信息交流系統而言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選擇。從系統的視角來看,圖書館是其中的一個構成要素,所有要素各有優勢和核心競爭力,通過分工協作,實現系統高效運轉。圖書館作為一種公益性主導的知識序化與集散組織,[16]最擅長、最有效率的事情是知識的序化和收集,要成為連接用戶和專家學者的橋梁,也就是做好中介性的工作,而不是知識生產。當然,知識生產和知識中介不是截然對立的,圖書館可以同時擔當知識生產者和知識中介這兩個角色。但是,圖書館員與傳統知識生產者相比并不具備優勢,很難大規模、持續性地提供更優秀更專業的知識。從人類思想信息系統高效運轉的角度來看,圖書館發揮自己的優勢,在人類思想信息交流系統中承擔中介角色,是一個合理的選擇,知識生產并不是最優選擇。
2.2.2 用戶是否只有知識服務需求
第四,重視作業的批改質量,強化作業的信息交流。作業批改要認真規范,發放反饋要及時,批語要富有人情味,要以肯定和鼓勵為主。
毫無疑問,圖書館服務需要基于用戶的需求。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并不一致。如果按照人類思想信息交流系統的角色來分,用戶需求可分為知識服務需求和中介服務需求。不是所有的用戶都有強烈的知識服務需求,但有知識服務需求的用戶同時也具有中介服務需求。就群體而言,普通大眾的需求主要是中介服務需求,而知識服務需求很少,從事教學科研管理的精英群體則往往具有較強的知識服務需求,同時也兼有中介服務需求。但在實踐中,教授和科研人員并不一定需要圖書館提供知識服務。[17]
如果圖書館把滿足知識服務需求視為唯一的發展方向,忽視中介性服務,則無法滿足所有讀者的需求,這就背離了“為所有讀者服務”的宗旨,有悖于圖書館的平等、民主的核心價值理念。因此,圖書館重視提高用戶使用圖書館資源的能力,讓用戶在掌握這些知識后能更有效地開展科研活動,[17]放棄過分追求更接近經典的知識和信息服務,[18]不能把知識服務作為唯一的發展方向。
2.2.3 圖書館是否具備知識服務的資源和能力
圖書館服務的邊界是圖書館的資源和能力,圖書館知識服務同樣不能超越其資源和能力。知識服務要求圖書館必須具有“解決用戶問題”“知識創新”的資源和能力,尤其要擁有一支數量充足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隊伍。目前,只有極少數研究型圖書館初步具備知識服務的資源和能力,絕大多數圖書館的現有人員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無法勝任知識服務的工作,并不能有效地開展知識服務。
學科服務是圖書館不足以開展知識服務的典型事例。盡管個別圖書館如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等少數圖書館的學科服務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大多數圖書館開展學科服務的服務內容不夠深入[19]、層次較淺[20]、遭遇停滯。[21]
可見,基于對人類思想信息交流系統、用戶需求和資源能力的分析,圖書館并沒有“去中介化”的必然性和向知識服務轉型的客觀條件,圖書館必須堅持中介服務,知識服務不是圖書館的唯一出路。此外,要辯證看待知識服務,知識服務有其必然性,但也存在適用范圍,少數研究型圖書館可以將知識服務作為一個重要發展方向,滿足教師、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管理決策者等群體的知識服務需求。其他絕大多數圖書館并不適合把知識服務作為重要發展方向,仍需要把中介服務作為發展方向,尤其是以全民為服務對象的公共圖書館更應把主要精力用于開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22]
但是在數字化網絡化情境下,圖書館不能再簡單地固守傳統的中介性、拘泥于印本文獻的中介性,而是要拓展和深化中介服務。圖書館應該思考和嘗試如何更有效率地為用戶傳遞信息知識,并給予用戶最好的體驗。
高校圖書館用戶數和印本文獻借閱量的持續減少,表明高校圖書館印本文獻去中介化是一個現實的存在。但是僅僅以高校圖書館的情況作為圖書館去中介化的證據,則明顯缺乏說服力,有必要同時研究全國國民閱讀情況(見表1)和公共圖書館借閱情況(見表2)以得出更全面的結論。
表1 2011-2016年全國國民閱讀情況
表2 2010-2016年全國公共圖書館書刊外借量、外借人次
這兩組數據都呈現出與高校圖書館不一樣的特點。2011-2016年全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數字化閱讀接觸率一直保持較快增長,并在2014年超越圖書閱讀率;報紙、期刊閱讀量、閱讀率都在下降;圖書閱讀量、閱讀率都實現了一定的增長,閱讀率始終保持在50%以上,相對穩定。2010-2016年,全國公共圖書館書刊借閱量和外借人次不斷增長,與到館人數下降的國際趨勢并不一致,這是因為2011年來免費開放帶來的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大發展和各種服務創新,激發了公眾的閱讀熱情。隨著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利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農村的建成,廣大基層農村群眾可以享受到更優質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服務,必然會再一次迎來利用公共圖書館的高潮,在到館人數下降的國際趨勢這個大背景下,借閱量雖然不會無限制地長期增長,但是可以穩定在一定水平。
在數字閱讀大行其道的情況下,圖書閱讀量及公共圖書館書刊外借量依然增長的原因是紙質書憑借文化、情感因素、閱讀習慣、良好的閱讀體驗等特點仍具有獨特的魅力。對同題名電子書與紙質書借閱情況的定量研究表明,電子書無法取代紙質書。[23]
綜合全民閱讀情況、公共圖書館借閱數據、高校圖書館借閱數據和國際趨勢可知,印本文獻借閱量會下降,但總體上會保持基本穩定。因此,圖書館印本文獻的中介性會下降,但不會消失,而是會保持在一定水平。
數字文獻使得印本文獻借閱減少。這種減少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圖書館要適應這種變化,不斷創新,鞏固中介性。如,圖書館廣泛開展讀者決策采購,優化內部流程,縮短新書上架時間,開展流動服務、自助圖書館、總分館通借通還、網上借閱社區投遞、為特殊群體送書上門等服務以方便讀者借閱;與政府機構合作,為公眾提供有關政府決策、管理、服務、結果等重要領域信息的查詢,既推動了政務信息的開放共享,又增強了圖書館的中介性。
圖書館的數字資源主要包括電子圖書、電子期刊和數據庫。電子圖書、電子期刊一般以庫的形式打包銷售并組織提示,可視為一種特殊的數據庫。信息資源的數字化網絡化,降低了圖書館對印本文獻的中介性,但同時卻增強了用戶對數字資源的需求,數字資源的下載量不斷提高。
圖書館的數據庫有自建和外購兩種,圖書館對自建特色數據庫的中介性不容置疑,而對外購數據庫的中介性則有待研究?!俺虩ㄎ闹畣枴狈从沉藬祿虨E用壟斷地位,弱化了圖書館的知識交流功能,“數據商擁有規模龐大、體系完整的數據庫資源”,“圖書館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微弱”,“去中介化主要體現在對數據商的高度依賴”。[12]這種觀點忽視了圖書館在二者的博弈中處于不利地位,但圖書館實際上已經通過自己的專業性使數據庫商和讀者對圖書館產生了依賴,二者都愿意以圖書館為中介實現聯系。數據庫商以“批發”的方式將數據庫售予圖書館,借助圖書館的平臺和資源聯系數量龐大的用戶,與直接“零售”給個體用戶的方式相比,可以減少交易次數,節省市場開拓、產品推廣營銷、人員培訓、服務保障的費用,集中力量研究產品開發。沒有圖書館的支持,數據庫商將無法生存,二者有一定的利益契合點,[24]同圖書館合作是數據庫商的最合理選擇之一。
對用戶來說,圖書館可以憑借公益性有效地緩解“數據商的商業性與學術界的公益性之間的矛盾”。50.9%的調查對象從未考慮通過付費獲取文獻,42.7%只接受10元以內的價格。[25]可見,圖書館在幫助公眾平等獲得、利用數據庫資源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圖書館具有資源整合集成的優勢,實現資源統一管理,幫助用戶提高效率,改善體驗。數據庫商、數據庫產品數量眾多,盡管每個數據庫商都在改善其檢索系統,但不能在不同的數據庫通用,形成了事實上的“數據孤島”。而用戶需要逐一檢索多個生產商的數據庫,效率低下,體驗不佳。圖書館通過發現系統,如,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未名學術搜索”、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水木搜索”,將不同生產商的數字資源和本館所有的資源整合集成在一起,實現多源異構數字資源的一鍵式檢索,解決讀者在信息瀏覽、檢索中經常遇到的干擾信息過密、檢索過程繁瑣的問題。
可見,圖書館需要在數字資源的收集、揭示、標引、組織、檢索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憑借數據庫商對圖書館的依賴,以聯盟的形式開展集團談判,爭取數據庫商開放元數據授權,打破傳統以“庫”為粒度的粗放型模式,改為以“篇”為單位,進而實現從內容層面對數字資源進行細粒度管理,實現關聯組織、語義檢索,以便為讀者提供精細化、個性化、智能化的服務,形成用戶對圖書館更深入的依賴,進一步發揮中介性。
互聯網已成為人們工作、學習、研究和生活獲取信息不可或缺的渠道,但同時也存在信息過載、信息行為失范等問題,虛假信息、錯誤信息、過時信息、冗余信息充斥網絡,為人們交流和利用網絡資源帶來極大的障礙。圖書館通過對信息的監理和導航,實現信息流的序化,對信息進行有效甄別、組織、揭示、加工、提純和挖掘,幫助讀者選擇可靠信息。
人與人的直接交流方式是人類信息交流系統中不可或缺的方式。直接交流需要雙方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相聚,當然空間可以是虛擬空間。直接交流的前提是交流的各方找到彼此;持續良好的交流需要安全受信任的空間、相應的設施、服務作保障。這些前提和保障可以通過交流各方自己努力來實現,但為了提高效率需要通過中介來實現,在中介的幫助下,可以拓展更大的交流范圍,取得更好的交流效果。
調查顯示,公共圖書館是非常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受信任的地方,[26]圖書館擁有線上虛擬社群平臺和線下實體空間,各種設施及服務,可以為用戶提供更好的交流保障。美國圖書館學會的“轉向外部”項目發現,人們非常信賴圖書館,愿意來圖書館分享他們的想法和觀點。[27]圖書館作為人和人的交流中心,[28]需要把促進人與知識、人與人的交流互動作為重要服務內容。[29]作為注重人的需求的第三代圖書館,[30]應責無旁貸地滿足用戶需求,為人與人交流提供中介作用。
人與人發生關系通常要有理由或媒介,圖書館有著連接人與人的最佳媒介服務質量書籍,[31]活動參與量已開始取代圖書流通量,成為圖書館服務質量最重要的衡量指標。[32]因此,圖書館通過圖書、各種主題活動,實現人群的自動聚類,將有共同興趣愛好、目標的群體聚集在一起,實現人們充分有效的交流。
在圖書館開展交流的公眾按最終目的劃分有兩種類型。① 實現知識交流。圖書館是知識中心、學習中心、文化中心,[33]是支持合作學習、合作研究、多元知識交互分析利用與交流的新型公共知識平臺。[34]近幾年,圖書館為促進人與人的直接知識交流、共享,實現知識由單向、靜態交流到雙向、動態交流轉變,廣泛開展Human Library、講座、培訓、論壇以及多種形式的空間再造活動,創建分享、交流的信息共享空間、知識共享空間、研究共享空間、創客空間、智慧空間、虛擬學術社區等,吸引和聚焦對同一科研課題感興趣的研究者,[35]幫助用戶實現知識的交流和共享。② 推進社群情感交流。人是群體化的社會動物,具有結群性和社會性,為克服“陌生人社會”所帶來的人際關系淡漠、排斥、孤獨等“城市現代病”,迫切需要“場所文化”,借以實現群體間相互的交往和個體自我認同感。[36]圖書館通過圖書節、讀書會、朗誦會、閱讀沙龍等活動,將有相同或相似愛好的人聚集在一起,幫助公眾在圖書館尋找到群體的歸屬感和精神寄托。
圖書館是人們生活、工作和學習中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間。[37]近年來,空間需求成為用戶對圖書館需求之一,空間也是服務。今后,圖書館要堅持從“書”的圖書館向“人”的圖書館轉型,“走入用戶生活”,[38]繼續開展多種形式的空間再造,成為公眾的“第三空間”,舉辦豐富多彩的活動,促進社群交流和改善社群關系,幫助公眾開展知識交流和情感交流,進一步凸顯圖書館的中介作用。但是必須明確,圖書館的中介作用應借助于其知識特征來開展,利用圖書館的資源、環境優勢,圍繞知識信息傳播,實現群體聚類和交流,而不是以過度娛樂化來迎合公眾。
實踐表明,圖書館為適應信息環境和用戶需求的變化,不斷探索創新,在傳統中介性即印本文獻中介性弱化的情況下,開拓和發展了數字資源、網絡資源和人與人交流的中介性??梢悦鞔_地說,圖書館并不存在“去中介化”,反而中介性在不斷增強,形成了新的中介性。
隨著社會變遷和實踐發展,圖書館中介性理論需要不斷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傳統的圖書館中介性體現在印本文獻的中介、間接交流的中介,這是中介性1.0。隨著信息時代的快速發展,圖書館在實踐中一直在拓展中介范圍、深化中介內容,豐富和發展圖書館中介性,形成了新中介性:圖書館是印本文獻的中介,也是數字資源、網絡資源的中介;是間接交流的中介,也是直接交流的中介;是文獻的中介,也是人的中介;是信息、知識的中介,也是情感的中介。這種新型的中介性可稱之為中介性2.0,中介性2.0就是對“圖書館是生長的有機體”的生動體現和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