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竹平離開《申報》始末

李富春

在近代中國新聞業中，曾涌現無數風流人物。有的至今為公眾和從業者知悉和紀念，如梁啟超、黃遠生、邵飄萍、史量才、張季鸞、鄒韜奮、范長江，也有的雖在當時極為耀眼，在后世卻少為人知，“為《申報》辦成全國首屈一指的大報作出卓越貢獻”的張竹平便是其一。

在近代中國，許多報紙名噪一時，卻最終成就有限。它們最終或淪為某一政治勢力的附庸，或遭遇災禍后無力恢復，或自行消亡，資本不厚、經營不力是很重要的原因。1912年9月，創辦已達四十年之久的《申報》，也到了“經營不得其法，財力不勝負擔”的地步，因而史量才等人得以接手。

張竹平，1886年生，江蘇省太倉縣人，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13年下半年，張竹平被聘為《申報》經理兼營業部主任，成為《申報》經營的實際主持者。在張竹平主政期間，《申報》經營大放異彩，屢有創舉。如設立廣告推銷科，專門招攬廣告;聘用專業廣告設計人員，改變版面不美觀、不規范的情況;附送畫報推廣銷路;雇人騎自行車送報，大大提高投遞時效等。這些舉措，在今日看來也許平常，在當時卻是創舉，更每每攪動報業市場，受到讀者的歡迎，讓競爭對手十分緊張，為《申報》的壯大做出了重要貢獻。

時任上海另一大報《新聞報》協理的汪仲韋（其父汪漢溪、兄汪伯奇先后擔任《新聞報》總經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史量才用人頗有雅量，他把《申報》編輯部實權交與陳景韓（冷血），管理與營業交給經理張竹平與副經理汪英賓?！痹谑妨坎诺某浞中湃蜗?，張竹平大展作為，《申報》聲勢復振，獲得迅速發展：“至1915年4月，報紙的廣告版面超過了新聞、副刊的版面，業務收入也隨之增加”;“1914年《申報》發行量即比1912年增加一倍，1916年達到兩萬多份，使《申報》步入贏利階段”;“1928年《申報》發行二萬號時，銷量已超過十四萬份。報紙的盈利也達到每年十萬元以上”。然而，就在《申報》和張竹平事業蒸蒸日上之時，什么原因促使他離開《申報》自立門戶呢？

從現有資料看，張竹平的離開不是因為才華得不到施展，或者與史量才的交情出了問題。前文已說過史量才的雅量和放權，兩人私交也很深厚，張竹平的孫女曾講：“董顯光、史賡等都是父親的過房爺。史賡結婚時，父親還當過他們的小儐相呢！”上海方言，過房爺即是干爹。史讠永 賡是史量才之子，可見兩家交情不淺。

因此，汪仲韋認為張的離開，是因為他“是事業心很強的人，并不甘心終身為他人作嫁”。也有文章認為，張竹平在多年的經營中，“雄心大發，立誓勝過史量才”。事實的確如此。

張竹平脫離《申報》，經歷了漫長的醞釀，并非一時興起。1924年，張竹平即聯合《申報》《時事新報》的編輯力量，利用業余時間，將兩報內容編選后，以電訊發給外地報社。隨著外地報社對電訊的需要增加，張竹平便萌生了獨立經營的念頭，而這在后來也成為他“四社”（即張竹平接手的《時事新報》、英文《大陸報》，以及創辦的《大晚報》、申時電訊社）事業的重要部分。

到1927年時，張竹平與《申報》的離心更加明顯。1927年8月，張竹平以九萬元購入《時事新報》。也有人說，收購《時事新報》的“起意者和出資者均為史量才”。兩說都有時人回憶作為依據，但尚未發現一錘定音的證據。但無論如何，《時事新報》不在史量才的控制內是無疑的。次年，張竹平又改組申時電訊社，增加人手和資本，擴大業務范圍。據載，“1930年冬，史量才曾為此分別召張竹平、汪英賓談話，告訴他們‘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他們抉擇去留。張竹平決計離開《申報》自立門戶，汪英賓也辭職隨張而去”。

史量才對張竹平的離去無疑是不舍的。張竹平一邊擔任《申報》經理，一邊兼營申時電訊社、《時事新報》，這種現象持續時間達數年之久。這期間，史量才不會沒有察覺。甚至，在張竹平“經常將《申報》的廣告客戶介紹給《時事新報》”的情況下，史量才還是進行最后的挽留，于1930年冬，史量才與之談話，告以“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他們抉擇去留。但這一攤牌，也以失敗告終，張竹平因而正式辭職。

汪仲韋還談及一處細節，即史量才對張竹平的離心進行的反制。其文章提及：“史（量才）……心中深為不悅。乃延攬社會知名人士黃炎培進館，組織《申報》總管理處，綜理全館上下一切事務，自己也每日按時到館辦公，置張、汪于閑散地位?！比欢?，查證《申報》總管理處成立的時間是1931年1月，彼時張竹平已經離開《申報》。假設汪仲韋的記憶確有此事，或許是《申報》總管理處的籌備期間發生的事情。

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張竹平在《申報》工作長達十七年之久，而且長期主持經營工作，辦報經驗之豐富，交游之廣闊，自然不言而喻。事實上，他離開《申報》后，事業很快打開局面：才接手的英文《大陸報》資產頗豐;1932年前后新辦的《大晚報》成為上?！巴韴蟮某晒Α睒酥?《時事新報》蒸蒸日上，據國民黨中宣部1931年8月的統計數據，其發行量為五萬份，躍居全國日報第三名，僅次于《申報》《新聞報》;另外還有通訊社、出版社業務。因此，被稱為“聲勢赫赫，有直追史量才之勢”。但另一方面，張竹平事業擴張很快，以致資金常處于短缺狀態，加之過于貼近政治，在蔣、桂、張學良、李濟深等勢力之間游走，以博取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最終大大觸怒蔣氏，于1935年被迫低價將報業賣出。張竹平之子回憶稱，“在史量才遇刺后不久，父親便收到了一封恐嚇信，信中附有一顆子彈。寫信者威脅說，如果不聽從他們的命令，就將用對付史量才的手段來對付他，他將得到與史量才同樣的下場。父親覺得為辦報而丟掉性命有點不值得，還是離開這塊是非之地為好，便很不情愿地以極低廉的價格將報業賣給了有著國民黨背景的聞人孔祥熙”。從此，張竹平不再涉足報業，輾轉于上海、香港、重慶辦起飯店等生意，漸漸淡出新聞界的視野。張竹平前后浸淫報業二十余年，收手竟然如此利落，或許能從側面看出其人性格之果決，以及對當局迫害的忌憚之深。

假如張竹平當年留在《申報》，是否會對《申報》和史量才的命運產生根本性改變？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鑒于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技術水平，《申報》在經營上的拓展空間已經不大：通過對外兼并其他報業獲得發展，與國民黨政府加強新聞管制的政策相悖，政治、經濟阻力都非常大。這一點已然從史量才收購《新聞報》的前后得到很充分的驗證。同時，《申報》經營模式的成熟、各地區的壁壘、社會購買力的有限和交通運輸業的不發達，通過內部經營創新，恐怕也難有大的作為。因此，《申報》經營的問題更多不是開拓，而是守成。在后一點上，張竹平的繼任者本就做得很出色。至于《申報》在“九一八”后，改變保守的政治立場，引起當局的忌憚，史量才因而被暗殺，恐怕也不是長期專管經營、不插手采編并且后來同樣在政治問題上栽跟頭的張竹平所能左右。

因此，張竹平從《申報》走比留好。留，施展作為的空間有限;走，反而給民國報業帶來一股新生力量，通過融資并購、經營創新等，進行了民營報業“集團化經營的一次嘗試”，是一抹雖然短暫但十分耀眼的亮色。需要強調的是，傳媒集團化經營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從上世紀末大陸首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開始，傳媒集團化經營在中國國內也得到普遍推進。立足當下回顧八九十年前的類似行為，頗有研究價值。

從更深一層次來講，無論張竹平是走是留，都撼動不了中國報業的大勢。這一大勢就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經濟的短暫繁榮后，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以及國共兩黨矛盾激化，中國報業不可扭轉地匯入時代洪流，民營報刊、商業報刊步入長期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黨報主導地位的不斷強化。面對這一命運，《申報》《新聞報》也好，《時事新報》等“四社”事業也罷，都不能擺脫。讀書至此，又豈能不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