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想象與都市社群
——論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周風琴

(淮陰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1)

前言

朱天心是臺灣外省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降，臺灣本土意識高漲，資本主義及全球化加劇。朱天心的作品從早期浪漫的、無憂無慮的青春書寫轉變為對臺灣都市生活方式的批判。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呈現了對青春時期臺北的懷舊及對臺北后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批判。因為朱天心外省人的身份標簽及當時的族群紛爭，當時的批判者大都從政治及國族認同的立場評價其作品。學者邱貴芬認為朱天心“由于承繼眷村文化對本土認同的遲疑”[1]95，“不甘認同臺灣人定位卻又無法取回中國人正統身份的眷村人只好自我放逐”[1]105，而且小說中的角色往往生活于“閉鎖空間，欲破繭而出卻不能”[1]102。何春蕤認為90年代的朱天心從想象的中心位置淪落至主流精英之外，因此變得焦慮不安[2]。另一方面，不少學者則認為朱天心作品集的視野比較廣，涉及整個臺灣社會的歷史脈絡與時代環境。例如，學者王德威認為，評論者的“聲音過分依賴當今的政治及理論立場”[3]10，“多數評論者的立論皆止于單線歷史觀”[3]11。學者黃錦樹提出：“眷村終究不是朱天心主要的關切所在，臺灣才是她傾全力想要著重書寫的，眷村和臺灣同樣面臨都市化帶來的革命性威脅?！盵4]68誠如朱天心在此作品集新版說明中所言，“嘗試為我所洞察到的包括族群在內的諸般神話禁忌除魅解咒，以為那應該多少會為方興未艾的認同運動提供一點比較健康理性的基礎”[5]17。由此可見，朱天心不是僅僅為外省族群發聲，而是希冀打破政治與族群的神話，為都市各群體代言，書寫都市各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細讀作品集中的6則短篇小說，可以看到朱天心關心整個臺灣后現代都市生存狀態、商品消費模式、人際關系導致的都市居民生活的疏離與空虛。因此，作者一方面批判后現代社會的膚淺與價值淪喪，另一方面關切后現代臺灣都市群體對都市人際關系的期待，但這種期待可能轉為失望，也可能成為正面溝通的契機。

本文藉由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場域與慣習的理論架構，分析《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各短篇小說中臺北都市邊緣群體疏離的生活狀態①。將布迪厄的理論運用于都市文學研究，可以討論作家朱天心的文學慣習與臺灣文學場域的相互作用[6]56，也可以討論小說中各角色的場域與慣習。大體而言，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書寫了分散于都市各角落的邊緣群體所展現的慣習，解釋了都市邊緣群體過去的場域與慣習及人生軌跡對都市生活的影響，刻畫了都市居民對以前純真的友情、愛情和親情等的懷念，對都市里親密人際關系的期待。通過分析作品中第二人稱寫作手法、互文的創作效果，呈現朱天心試圖幫助都市邊緣群體建構一個對話交流空間以及他對建構都市社群之家的渴望。

一、場域與慣習

場域與慣習是布迪厄社會學研究的兩個關鍵概念，用于超越主觀與客觀、內在與外在的二元對立，闡明場域與慣習之間的相互滲透與相互作用。布迪厄認為：“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根據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占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的得益權?！盵7]134也就是說，每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關系所構成，場域意味著權力的分配場與爭奪場，行動者占據了這些特定的位置，就占有了這一場域中相應的權益。布迪厄還指出，整個社會由各個相對自主的場域所組成，每個場域具有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7]134。慣習是一套特定場域下的“有結構的和促進結構化的行為傾向系統”[8]79，是“持久的、可轉換的潛在行為傾向系統，是一些有結構的結構，傾向于作為促結構化的結構發揮作用”[8]80。慣習是社會客觀條件中的各種社會關系、特定場域的各種客觀邏輯在人們身體、思想上的內化與體現，具體而言，“慣習就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系，我們關注什么，我們不習慣關注什么”[9]60。由此可見，行動者的慣習是一定社會結構的產物，慣習的形塑受特殊場域的影響，受限于場域中的各種權力和社會關系網絡，并指導行動者的實踐活動和行動軌跡，使得行動者的實踐活動能夠適應特定階層、群體的慣習，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慣習是持久不變的，由于慣習是社會歷史結構的產物，所以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行動者人生軌跡的變化而變化，個人經歷可以強化，也可能改變行動者既有的慣習結構。

二、臺北都市想象與孤離

20世紀90年代的臺北已然成為一座商品消費的后現代都市。都市化擴張迅猛，發達的資訊、豐裕的物質、后現代的時空壓縮沖擊著臺北都市，顛覆了舊有的社會關系，以血緣為紐帶的親屬關系減弱，親密的鄰里關系消失，傳統社會團結的基礎瓦解。這一都市消費場域造成都市中產階級、都市新人類群體普遍性地追求物質商品、享樂的庸俗功利行為傾向系統。然而，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都市各邊緣族群分散在都市的各個角落，經驗著與主流消費階層不一樣的另類都市想象?？臻g上，都市邊緣族群所經驗的都市是雜亂無章而蠻荒的。如：短篇小說《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中的政治犯主角李家正回到都市后，一眼就斷定“用不著看第二眼，就知道這是一個人們漫不經心卻又傾盡全力所建造的潦草城市”[5]84。還有《預知死亡紀事》中那些記憶力超強的老靈魂，“同樣一個城市……今日這種有規律、有計劃的嚴密現代化城市的生活中，會給老靈魂一種置身狂野蠻荒之感”[5]139-140。老靈魂看到的不是現代化的臺北都市景觀，而是那些亡靈，高架橋上被棄的女尸體、葬生某巍巍然大飯店火海的亡靈、圓山基隆河段飛車沖入河的景象等等。時間上，這些都市邊緣群體無法適應城市節奏。政治犯主角李家正自以為自己還年輕，堅信臺北都市仍處于特務集團的監控中?！洞笞逦镎Z》中的那些袋鼠族，她們的活動時間與主流消費階層的活動時間不一致，因此，這些袋鼠族往往未被都市主流消費群體所發現，她們仿佛隱形人一樣隱藏于都市之中。

這些都市邊緣群體感受到的是都市人際關系的疏離、冷薄。出獄后的李家正發覺自己與家人溝通失敗，與妻子、孩子、妹妹的關系變得陌生而疏離，他不了解家人的所思所為，“也沒有熟悉的朋友、鄰居”[5]104，“發覺自己寂寞得出神”[5]105?！洞笞逦镎Z》中，那些沒有自己的生活、朋友的袋鼠族媽媽，則不止一次動過想死的念頭，有些甚至付諸實際行動，如在六張犁公墓自焚的母子、跳下基隆河的母女等等，令人悲哀的是，生活在同一空間下的丈夫仍不明白她們為什么會選擇自殺。短篇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本省籍丈夫對眷村妻子不理解，怨懟她是喝國民黨稀薄奶水長大的既得利益階級?！洞猴L蝴蝶之事》中，丈夫對妻子女同性戀身份渾然不知，主流社會對女女同性戀惡意中傷和揣測。

三、都市邊緣群體孤離的原因

從上述描述可知，都市邊緣群體似乎無法適應當下臺北后現代都市空間，與家人、社會的關系疏離，與當下社會格格不入，其行為讓社會無法理解，隱于都市各角隅而無人知曉。借用布迪厄的場域與慣習概念，分析文本中各角色所處的歷史結構、社會客觀關系網絡與個體特殊性所共同作用的慣習，有助于了解當下臺北都市各角色的疏離，找出各角色孤寂與不可見性的原因。布迪厄指出：“慣習與場域也可能不吻合，當客觀世界的變遷過于迅猛，那些仍被過去的結構、場域所形塑的行動者，他們依然保留著過去的心智結構，因而成了守舊落伍的人，所作所為也就有些不合時宜?！盵7]175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未能考慮行動者的慣習，行動者的行為可能無法讓人理解。自戰后解嚴以來，臺北都市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經歷了劇烈的變化，這些都市邊緣群體因為受過去場域、慣習的影響，無法擁抱都市中產階級、新人類的生活方式而顯得與都市格格不入。

家庭是慣習得以傳承的第一個場域，“通過相對獨立的家庭經濟和家庭關系施加不可避免的經濟和社會影響，通過這一外部必然性(如男女分工、物質世界、消費方式、親屬關系等)在家庭的展現，產生了各種習性結構”[8]82。因歷史、語言原因，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過著相對封閉的生活，形成了散發著濃濃的眷村味兒的特殊眷村大家庭，換句話說，因長期受眷村這一特殊場域的熏染，眷村人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眷村行為系統，如相同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來自大陸各省的外省人遷臺后，集中居住在各眷村，小孩子們吃、住、玩耍都在一起，形成強烈的眷村社群感?！斑@些朝夕相處了十多年的伙伴”[5]63，憑借嗝味兒就能分辨出小伙伴來自哪個省份，如：“江西人的阿丁嗝兒味比四川人的培培要辛辣得多，浙江人的汪家小孩總是臭哄哄的糟白魚、蒸臭豆腐味……”[5]63在情感價值上，第一代眷村人把臺灣當作暫時居住地，無論真否，他們在大陸的家比臺灣的要大得多、好得多，他們怎肯在這小島終老？而且，“清明節的時候，他們并無墳可上”[5]66，這些都造成眷村人在臺灣的無根感?；诰齑逄厥獾膱鲇?，無怪乎那些出生、成長在眷村的兄弟姐妹在那些年間無法把臺灣這塊土地視為安身立命之所，每個人都懷有離開這塊土地的念頭。不僅如此，眷村子弟們缺乏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實質條件，不似那些本省的同學可以“選擇不考試不升學，而回家幫家里耕地，或做木工、水電工等學徒”[5]68，眷村子弟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感與本省少年的篤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中，以李家正為代表的政治受難群體同樣深受過去場域和慣習的影響。政治犯主角在監獄里度過了30年，回到都市，發現自己與家人、社會疏離脫節。表面上，30年的監獄生活是造成疏離脫節的主要原因，因為30年來主角與家人只能通過信件交流。而根本原因是主角與家人對人際關系、都市發展的看法不同。主角深受過去的場域與慣習的影響，堅守和諧共處的人際關系和土地共有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年輕時，主角堅信共產主義理想和抱負，習慣山里那美好充實的日子，他近乎自殘地為人民服務，承諾山民他將把繼承的山林分給他們。為了讓山民更易于理解小說，拉近舊俄與山民的世界，他費盡心思把書中的外國姓名改成山民熟悉的鄉村姓名，當山民聽得抹眼淚時，他自己也忍不住熱淚盈眶。山民的共鳴讓他振奮不已，更加堅定不移地投身于為山民服務的偉大事業中，與這些山民在一起，浦島太郎體會到了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而且，山里的自然環境也帶給浦島太郎無比的歡愉，他享受著那漫步在熟悉的山徑上的時光，散發著干香的落葉、各種茂盛的野藤和野花、被日頭蒸出燠香的辛烈味兒的野芙蓉和月桃花，山中特有的熟悉氣味深深地吸引著他。主角的實踐往往與過去的經驗相聯系，過去的理想、生活空間和人際關系以感知、思維的形式儲存于主角身上，指導著主角的實踐活動，因而造成了主角脫離了都市生活，對人際關系感到失望。出獄后，沉迷于共產主義理想的主角陷入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一方面，主角覺察到都市資本主義的發展，如“通衢大道路口新開了一家超商，每天都會推出種種特價的新奇事物”[5]89來吸引消費者，對于主角而言，這超商似那攔路大盜，“他堅決除付賬時不愿進去”[5]89；都市工程新建不斷，都市中能行走的路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主角固守過去的共產主義信念，拒絕當下的改變，害怕衰老，沉溺于過去的時空當中?！八詾樽约褐炼嗳畮讱q”[5]89，堅持認為這社會仍被隱蔽的特務集團監控，他不斷地寫檢舉書，目的“不僅伸張自己這兩年來被特務騷擾的種種委屈私事，他更想做些有意義的建言”[5]101。在故事的結尾，主角都市生活中唯一的朋友老蔡被捕，主角在家中發現了這些年來寫的無數封家書和他委托妻子郵寄的檢舉信，主角曾經美好的理想被家人的不理解和冷漠徹底擊碎，不由得大哭。

上述兩個文本主要解釋了過去的慣習對角色當下的影響，《袋鼠族物語》和《春風蝴蝶之事》兩則短篇小說則講述了后現代都市社會對家庭主婦、女女同性戀等女性邊緣群體的漠然。文本中，袋鼠媽媽指的是一群年紀二十七八，剛結婚2至4年，有3歲左右幼兒的年輕家庭主婦。這些女子成為袋鼠媽媽后，她們變得沒有自我生活、沒有朋友，以至于孤獨到產生死亡的念頭。她們當下的生活以小袋鼠為主，為此，她們的貨幣計量、語言能力、時間和活動空間全部都以小袋鼠為中心軸。她們當然不可能出沒于KTV、舞場、電動玩具店、PUB、鋼琴酒吧、咖啡館及頂客族的沙龍聚會；她們不再注意自我的衣著打扮，她們和婚前的單身女朋友們關系疏遠，當下的朋友只有袋鼠族。追究這些袋鼠族間的友誼，其實質歸于交往的各種便利，如相同的作息時間、活動場所，玩具等等。那袋鼠爸爸呢？袋鼠爸爸此刻正處于事業的開始階段，正是最需要全力以赴的時候，而且他們還肩負養家糊口的重擔，有著如此重大的責任，袋鼠爸爸也就理所當然地以工作、事業為重心，而袋鼠族媽媽只能默默接受丈夫的“相敬如賓、漠然”[5]149。內心孤寂且無人可傾訴的袋鼠族媽媽沖動地想到了死，大部分的袋鼠族媽媽經歷了精神上的死亡，然后繼續過著孤單的家庭主婦生活。少數的袋鼠族女子，會做出攜子共赴黃泉的悲慘舉動，奈何那些袋鼠爸爸及親友們無法理解她們的行為，袋鼠媽媽活得孤寂，死亦孤寂。

《春風蝴蝶之事》從女女同性戀者的丈夫的視角顛覆了長久以來對女女同性戀的惡意猜測。文中，丈夫對女女同性戀之間的感情進行了先抑后揚的描述。在文本的前半部分，丈夫極盡所能地引經據典，贊揚了男男同性戀之間高尚的愛，如柏拉圖、波撒尼對此種“無欲無求、不求回報”[5]168的愛滔滔雄辯；陳述了男男同性戀之間“享受歡愉至癲狂”[5]169的性行為及狂放精神，如?？潞湍岵蓪Υ朔N酒神精神的贊揚。接著，日神的后裔——那些異性戀則依仗“公民的身份”[5]174的特權，處置酒神的后裔及女性等各弱勢群體。在各文學作品中，女性往往被描述成消極的對象，如同“消費品一般”[5]180，不具有主體性。最后，敘述者揭露了為共和國所遺忘的純潔的、難以描述的女女同性之間的感情，這種感情“不涉及肉體所帶來的種種歡愉，及其衍生的各種痛苦煎熬”[5]178，這種感情“如此的恬靜不張揚，以至共和國往往因為未察覺她們的存在而沒做任何的處置”[5]182。這些女女同性戀者默默潛伏在都市，恰如小說中的女主角，以至于結婚10多年的丈夫竟未有絲毫察覺。丈夫從妻與妻大學好友寥寥兩三行的書信中，窺見她們之間“那種分別數十年而感情熾烈未有磨損”[5]181。一方面，丈夫對這種感情的堅貞羨慕不已，另一方面，丈夫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莫名的悲哀，原來他并不了解妻子，他和妻子的愛情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般美好。

上述文本對都市各邊緣群體的深刻書寫，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些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但是這些群體并不是一味地生活于閉鎖空間。正如布迪厄所強調的，慣習是一套開放的系統，個人的經歷、人生軌跡可能改變固有慣習的結構。短篇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隨著小說主角搬離眷村到外面求學，他們開始接觸越來越多的外省同學，與本省的同學們建立良好關系。主角開始瞧不起兒時一起成長的眷村男孩，而漸漸為外省同學的篤定所吸引，為他們的保守沉默、怡然自得所吸引，主角甚至違背了少女時代嫁一眷村男孩的諾言，嫁給了一本省男子，并開始反省眷村群體與國民黨之間愛恨交加的關系。盡管如此，主角對眷村與國民黨仍舊還有無法割舍的濃厚感情，當被本省人冠以“既得利益階級”時“你總克制不了地認真挑出對方言詞間的一些破綻為它辯護”[5]78。文本中，敘述者細致地刻畫眷村的生活空間，包括眷村空間的不盡如人意。因此，當眷村拆除，眷村正日益稀少時，敘述者大聲疾呼眷村兄弟在都市各角落均存在，希冀能引起都市群體的關注與關懷。政治受難者李家正偏執于過去的政治迫害氛圍，但文本并不只是為了再現“一個老左派，在現實政治或政治現實中的自憐、懷舊或者無奈”[10]12。重返都市的政治犯意識到都市資本主義的發展、家人對金錢的追逐及家庭關系的疏離，他也努力去適應當下的都市及家庭關系?！皟赡甓鄟?，他無時無刻不小心翼翼，他不希望因為自己的闖入，帶給任何人任何的不便與改變”[5]86，李家正不探究妻子是如何度過這三十幾年的，也不詢問當下妻子的日常行蹤；對孫子君君，他并不打算把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強加在君君身上，也不愿干涉屬于君君的未來世代。小說集中的其他都市邊緣群體，如眷村兄弟、袋鼠媽媽們也都嘗試去改變當下孤離的生活方式，盡力去了解、體諒其他都市群體。

四、文本的書寫策略與社群的建構

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各文本標題恰似一個個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包含作者朱天心本人的故事，如短篇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所書寫的眷村故事，還包含其他各都市邊緣群體的故事。講故事的寫作方式有助于引起讀者的興趣，不僅如此，文本中，敘述者還直接對話敘述接受者并稱之為“你”，如短篇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的“我”“懇請你，讀這篇小說之前，做一些準備動作”[5]62，《預知死亡紀事》中“請你好好把握那一生中可能僅現一次的神秘時刻”[5]120，《袋鼠族物語》中“首先應當先介紹一下袋鼠族，我想你一定看過她們”[5]144，《春風蝴蝶之事》中“親愛的朋友，請你先不要猜測我的性別”[5]166。小說中的敘述接受者“你”與讀者處于同一位置，讀者“你”被置于敘述者的對面，與敘述者直接交流，這樣，讀者“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敘述者的感染和影響，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從不知到知，從冷淡到同情”[11]60。藉由第二人稱書寫，把讀者稱為“你”，“作者可以方便地抒情和議論”[12]501。通過第二人稱書寫，作者將讀者拉進文本，召喚更多的讀者群體了解都市各邊緣群體的人生經歷、社會軌跡。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這則短篇小說中，第二人稱的“你”不僅指正在閱讀此小說的讀者，也指文本中的各角色——眷村的女孩男孩。在故事開端，敘述者召喚讀者“你”，與讀者展開對話，這種面對面式的、互動式的敘述策略拉近了讀者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增進了讀者與敘述者的親切感?！耙婚_場便要讀者備妥那首關于童年記憶的電影音樂，以便與敘述者進入時光隧道，探訪她的眷村故鄉，瑣瑣碎碎不厭其煩地將過往生活的點滴與心情故事恣意暴露?！盵13]105敘述者試圖勾勒一個能激起共鳴的時空，召喚同時代、有著相同經歷的眷村兄弟姐妹、讀者群體及那些未曾親身經歷的讀者群體，因此，敘述者懇請讀者放一曲史蒂芬·金同名原著拍成的電影的主題曲Standbyme，敘述者甚至猜測讀者對這一懇請的反應，“總之，不聽是你的損失哦”[5]62。接下來，敘述者引導讀者走進眷村，通過一個沒有名字的眷村女孩“她”的成長經歷來講述眷村這一特殊場域的不同群體的行為傾向系統、人生發展歷程。眷村女孩“她”不是某一具體眷村女孩，而是眷村的那些女孩們。在文本的結尾處，敘述者稱這些女孩為“你”，“至于那些為數不少、嫁了本省男子而又在生活中屢感不順遂……的女孩兒們，我在深感理解同情之余，還是不得不提醒你們，不要忘了你曾經多么想離開那個小村子，這塊土地，無論以哪一種方式”[5]75，表達了對這些眷村女孩的同情和理解，你們這些眷村女孩曾經與眷村兄弟們那么的親密，你們曾經看不起這些眷村的玩伴，你們因此違背了嫁眷村男生的誓言，你們多么地懷念這些眷村兄弟等等。因此，故事的結尾處，敘述者召喚“那些兄弟們，好的、壞的、成功的、失敗的……也請權把我們的眼睛變作攝影機，我已經替你鋪好了一條軌道，在一個城鎮邊緣尋常的國民黨中下級軍官的眷村后巷，請你緩緩隨軌道而行——音樂？隨你喜好……”[5]81，通過影像似的呈現，各個“你”，眷村兄弟姐妹們緊密地結合起來。這里的“你”包括了所有的眷村群體，敘述者特意列舉李立群、趙少康、歐陽菲菲、伊能靜、張大春等名人來證實眷村這一特殊群體曾經真實存在，“你們這個族群正在日益減少，你必須承認，并做調適”[5]79，你們并不是所謂的既得利益者，你們只是都市化進程中即將消失的群體，敘述者希冀這個族群對“社會作出其應有的調適，與其他族群相融合”[14]208，期待讀者與社會理解這些都市邊緣族群，從而構建一個都市大家庭。

在文本中，作者朱天心充分利用互文的技巧來呈現都市邊緣群體失落的生活。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袋鼠族媽媽與佳人，《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中浦島太郎與政治犯主角。通過互文，讀者很自然地將袋鼠族媽媽與佳人作對比，未婚前，這些袋鼠媽媽也曾是傾國傾城的佳人，結婚生子后，她們的生活寂寞冷清，作者以《佳人曲》來表達對這類家庭主婦的同情心，并希冀讀者能懷有同理心來看待這些邊緣群體。

五、結語：都市社群之“家”

面對臺灣本土化意識高漲、資本主義全球化，朱天心的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呈現的不完全是她個人的、封閉式的、自戀式的追尋美好的過去，朱天心跨越族群、省籍，關注的是整個臺灣都市居民。朱天心的失落不全是族群、省籍的爭斗，也可以是都市居民的失落，這種失落不一定是戀物的、懷舊的，而是都市居民對消費主義、疏離的都市人際關系的失落。通過對都市邊緣群體生活狀態的刻畫，朱天心試圖展現給讀者一個更為寬廣的景象、一個多元化都市群體的面面觀，呈現后現代臺北都市邊緣族群的失落感和孤立感，召喚各都市群體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呼吁更多的讀者理解都市各邊緣群體，表達了作者對一個健康的、正常的都市社群之家的期待，這個都市社群之家不僅僅是外省族群的家，更應是整個臺灣都市居民的家。

注釋：

①小說集《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包含《我的朋友阿里薩》《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預知死亡紀事》《袋鼠族物語》和《春風蝴蝶之事》6則短篇小說。因本文主要討論此作品集中臺北都市各弱勢族群的慣習和全面資本主義化下的臺北后現代都市邊緣群體的失落感和孤立感，《我的朋友阿里薩》書寫的是臺北都市雅痞階層，故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