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開展公有制形式的探討

厲以寧

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是當前經濟理論研究的前沿問題之一。董輔礽教授發表于《經濟導刊》2002年第二期的《消滅私有制還是揚棄私有制？》一文，給人們很大啟發。我感到，董輔礽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問題，有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必要。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所有制的問題。我想，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問題值得經濟理論研究者們探討。

第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形式是指哪些形式？它們究竟“新”在何處？它們同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形式是怎樣形成的？

董輔礽教授在文章中寫道：“我曾將公有制區分為兩種形式：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共同所有制是指在一定的范圍內（國家、社會、企業等）財產歸全體成員所共有，但這些成員又不是共有財產的某個特定部分的所有者，國家所有制、人民公社所有制就是這樣的共同所有制。公眾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社區、團體、企業）財產歸全體成員所共有，但這些成員又是共有財產的特定部分的所有者。合作社所有制、股份公司所有制等就是公眾所有制?！卑压兄茀^分為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是很有見地的?，F在需要探討的是：為什么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只存在“共同所有制”，而很難存在公眾所有制？比如說，當初農民自愿組成了生產合作社，這時可以稱得上“公眾所有制”，但不久就轉變為人民公社所有制了，成為“共同所有制”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徒有“集體”之名，同董輔礽教授筆下的“公眾所有制”無關。

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入市場經濟體制時，名副其實的“公眾所有制”才出現。這表明，“公眾所有制”的出現同財產的股份化、進而財產的證券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肮餐兄啤痹谑袌鼋洕w制下，如董輔礽教授所說，“……有其特有的功能，還會存在，但其適宜存在和發展的范圍是有限的，而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財產社會化、公眾化的發展，公眾所有制則越來越發展，其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苯又枰芯康氖?，“共同所有制”今后即使在有限的范圍內存在，難道形式不會改變么？同樣是國家所有制，前資本主義社會有自己的形式，資本主義社會有自己的形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有自己的形式，難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不會有自己的形式么？“共同所有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形式，不也是公有制新形式的一種么？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國家所有制是同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形式呢？它與傳統的“共同所有制”的區別何在？這些無疑需要探討。

我國名副其實的“公眾所有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出現的，它將會有哪些新形式？董輔礽教授的文章中提到的有“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各種證券投資基金、各種社會保障基金等等”，這些都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還會有哪些新形式？我們至今還難以列舉出來。比如說，證券投資基金以外的其他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只要是按照投資基金的原則設立的并為投資人擁有的，是不是也應列入？又如，像工會、商會這樣的社會團體，或像街道、居民區這樣的社區，如果用公眾集資的錢舉辦一些企業或事業而形成了公眾的財產，是不是也應列入？再如，合作只是一種投資方式，它以一人一票制為原則而不像股份制那樣以一股一票為原則，如果以這種投資方式集資辦起了企業或事業單位而形成公眾的財產，看來是可以列入的，而不問這些企業或事業單位的名稱上是否冠以“合作”二字。還有，像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合伙制，如果合伙人較多，或者，在有限合伙制之下負有限責任的合伙人較多，是不是也具有“公眾所有制”特征呢？難道這些形式一律都被歸入私營經濟一類嗎？我相信，在討論公有制的新形式時，視野應開闊些，站得更高一些，也許可以有一些新的發現。對某些問題不必過早下結論，要留待實踐來檢驗。

第二，如何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中提出的“重建個人所有制”？“重建個人所有制”同“對私有制的揚棄”是不是同義語？財產的社會化、公眾化、股份化同“重建個人所有制”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董輔礽教授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包括股份公司所有制在內的各種公眾所有制的蓬勃發展可以看到，公眾所有制的出現和發展的確不是消滅私有制，而是在揚棄私有制，在公眾所有制中私有制既被否定又被肯定；既被克服，又被保存?！彼种赋觯骸拌b于財產的社會化、公眾化，鑒于出現了各種公眾所有制并越來越發展，以及鑒于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有產者，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關于‘揚棄私有制，關于社會資本、社會所有制以及‘重建個人所有制等論述應有新的理解。事實上，在那時他們已經對財產的社會化、公眾化的發展趨勢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預見?！倍o礽教授的這兩段話寓意甚深，實際上涉及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長遠發展趨勢問題。為此，我們有必要重溫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4章的結尾部分是這樣說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對馬克思這段話的理解的要點應當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里所說的是“個人所有制”，而不是在《資本論》中通用的“私有制”。馬克思把“私有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即小生產者私有制；另一類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按照馬克思的原意，不是恢復私有制或重建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梢?，“重建個人所有制”同對私有制的揚棄是一個意思。

我們還不能認為目前正在建立的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已經等同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發展公共投資基金，設立和發展社會保障基金等等，是走向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建的”個人所有制的重要的一步。方向是正確的，但實際情況同所要實現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財產的社會化、公眾化、股份化程度同“重建個人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看來可以做如下的表述：即一方面，財產的社會化、公眾化、股份化是走向“重建的”個人所有制的途徑，另一方面個人所有制真正被重新建立還必須取決于其他條件，如果缺乏這些條件，“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盡管也許要等若干年后才能有真正的“重建的”個人所有制，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現在就作一些嘗試性的探索。

首先應當提出財產的公眾化和股份化程度。如果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少數人持有股份，雖然這可以把由此建立的企業或事業單位稱為公眾所有制的企業或事業單位，但不能認為社會上個人所有制已經重新建立了。至于財產的公眾化和股份化程度在數量上如何界定，以多少家庭持有股份和占GDP 的多大比例的企業已成為公眾持有股份的企業等作為判斷標準，則可以探討。

還應當把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狀況作為依據之一。這一類股份公司中的有些公司，盡管已經成為許許多多股東持有股份的企業，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很不完善，董事會若不反映股東們的意愿和不顧股東們的利益，監事會就不起作用，以至于“公眾持股”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至于屬于這種情況的“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在“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中占到多大比例，可以作為判斷的標準，同樣需要探討。

關于公共投資基金的發展程度，公共投資基金的投資人人數和平均每個投資人持有的基金份額的價值，公共投資基金的管理的完善狀況，也應當作為判斷的標準。這里仍然有一個數量界限問題，而數量界限的確定是有待于研究的。

對于社會保障基金，看來需要參照上面提到的這些標準來加以分析。

總之，“重建個人所有制”是一個方向、是一個目標，但與我國目前的現實的距離是相當大的。對這一點，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第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公有制形式究竟是什么樣的？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和公共投資基金之類的新型公有制可能更加適合于城市經濟，那么對農業而言，公有制形式將會發生哪些變化？什么是農業中新的公有制形式？

在這里，需要把農村、農民、農業分開討論。

農村中的企業以及有關的設施（包括水利設施、文化教育衛生設施、公共福利設施等），是可以按照公眾持股的企業或事業單位的形式來重建。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

農民，作為投資人，可以通過個人的投資而成為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的股東，或成為公眾持股的事業單位的股份持有人，或成為公共投資基金的投資人。這將隨著農民家庭收入的增長和農民參與市場的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實現。將來，在戶籍改革和城鄉戶口隔絕狀態取消之后，農民作為投資人的活動會越來越多。這是可以期待的。

農業，則應當專門進行探討。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是土地。社會主義社會中，土地是公有的。在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土地公有制不變，公有制的形式有必要隨著客觀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以及怎樣才能有助于農民收入的不斷增長，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最近20年來，全國普遍實行了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1993年憲法修正案中已把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寫進了憲法。從政策上說，1993年又制定了在原定的耕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長30年不變的政策。因此，在我國實際情況下，要探索一條同市場經濟和農業現代化相適應的農業中公有制的新形式，必須以此為出發點，否則將脫離我國的國情。

實踐表明，農業中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土地承包制長期不變，并允許在農民自愿的條件下實行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是一個關鍵問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應當采取有償原則，并以合同方式予以規范。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可以實行多種形式，如轉讓、入股、轉包、代耕、信托、互換等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可以在農民之間進行，也可以在農民同公司（或非公司形式的企業）之間進行，還可以在公司（或非公司形式的企業）之間進行。如果以股份制或合作制的形式組成新的農業經營主體，那么土地使用權可以作價為股份，并以此作為分享收益的依據。

由此看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并在流轉后所建立的各種經營形式將是農業中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形式，而且新形式決不僅限于某一種，很可能是多種多樣的。農業經營效率是否提高和農民收入是否增加，將是對任何一種新形式能否堅持下去的考驗。

董輔礽教授的上述文章沒有涉及農業中公有制的形式，但他在其他場合談到了農民以土地使用權入股以增加收入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例證。我認為，農業中如果采用土地使用權入股的形式同董輔礽教授文章中所談到的“公眾所有制”基本上是符合的。從上面關于“公眾所有制”的闡釋，可以說明這種相符性。但如果農業中采取了土地使用權入股以外的形式呢？比如說，農民雖然不以土地使用權入股，然而通過訂單農業的形式同公有制企業（包括公眾持股的股份公司）建立經常性的關系，實行“公司加農戶”的模式，這是不是符合“公眾所有制”的要求呢？我認為這也可以列入“公眾所有制”一類，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業中的新形式之一，理由是：土地是公有的，這是重要的前提；農民是土地承包人，他們同公司之間有合同關系，包括種植什么，按什么價格銷售。運銷由公司承擔，這是一種既能體現農業產業化經營，又能保證農民有穩定增長的收入的形式，使農民同公司之間結成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關系，理應被視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業中的一種新形式。

那么，在土地轉包、租賃、信托或轉讓基礎上形成的種植大戶或養殖大戶的經營，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業中的新形式的特征呢？這是一個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為什么我在這里用的是“多多少少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業中的新形式的特征”，而不說“這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業中的一種新形式”呢？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依然是分析的前提，土地轉包、租賃、信托或轉讓指的是土地的使用權，而且種植大戶或者養殖大戶本人也是農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公有制在農業中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由于種植大戶或養殖大戶仍是個體經營的，不同于公眾參與投資的生產經營，從而就難以包括在董輔礽教授界定的“公眾所有制”之內。因此我認為這“多多少少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業中的新形式的特征”。

第四，公有制除了如董輔礽教授所區分的“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這兩種形式以下，還有沒有其他的形式？如果有其他的形式，那么這是指已經出現的還是指將來有可能出現的？如果說是指將來有可能出現的，那么要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實現？怎樣才能使之出現？

這些都是董輔礽教授文章中沒有涉及的。我想借此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

也許有人會提出，有些股份公司是混合型的，即一部分是國家持股，一部分是公眾持股，那豈不是介于“共同所有制”與“公眾所有制”二者之間嗎？豈不是可以列為第三種公有制形式嗎？我認為，混合型的股份公司是存在的，以后也會繼續存在，但這仍然沒有超出“共同所有制”與“公眾所有制”的范疇，還不能稱之為其他的公有制形式。正如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傳統的公有制分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同時也存在財產一部分歸全民所有，另一部分歸集體所有，以至于到企業改革時產權界定十分困難的企業。

在我看來，在“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這兩種形式以外確實存在著公有制的第三種形式，我把它稱做“公益性基金所有制”，這種“公益性基金”的資金來源既不是各級政府，也不是一般的投資人，而是來自私人的捐贈。比如說，某某人生前捐贈或死后其家屬根據遺囑捐贈一筆資金作為公益性的基金，用來辦學校、醫院、體育館、博物館、孤兒院、老人院或其他公益事業，或用來建立吸納殘疾人就業的企業，或用作對家鄉建設的投資等。由此形成的財產，算什么所有制？由于它不是政府撥款形成的，也不歸政府管理，所以不屬于“共同所有制”。由于它不是一般的投資人集資而形成的，不存在公眾持股的狀況，不歸投資的公眾選出的代表來管理，所以不屬于“公眾所有制”。這筆“公益性基金”是某某人捐贈出來的，一旦被捐贈出來成為“公益性基金”并形成財產之后，就具有公有的性質，不再屬于任何私人了。既然它不能列入“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當然就屬于公有制的第三種形式。

我對這個問題的最初探索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到廣東考察民辦學校。有一類民辦學校是民間集資辦起來的，另有一類民辦學校是私人捐錢辦起來的，這兩類學校都被稱作民辦學校，或被稱作“社會力量辦學”。其實，這兩類民辦學校不僅資金來源不同，而且管理層的組成也不同。民間集資辦的，資金來自集資者（即投資人），管理層由集資者（即投資人）的代表組成。私人捐錢辦的，資金來自捐錢者，管理層則由捐錢者本人或他所委托的人，以及向社會上聘請的熱心人士擔任。1996年1月25日，我為陳忠聯同志主編的《教育經費籌集的新思路》一書撰寫序言中曾這樣寫道：

“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的區別主要在于經費來源不同。公立學校的經費基本上由政府財政部門撥付，私立學校的經費基本上由基金會或類似基金會之類的社會團體所提供”。在這段話里，我所稱的私立學校是指私人捐錢辦的學校，而未把民間集資辦學（如股份制民辦學校）包括在內。接著，我寫道：“由基金會或類似基金會之類的社會團體提供經費的學?？梢员环Q為私立學?；蚍Q為民辦學校，但不能被當作是私人的學?；蚰承┧饺说膶W校。由于這種學校是由基金會之類的機構提供經費的，并由董事會之類的組織來管理的，因此更類似于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學校。從這個意義上說，私立學校是另一種類型的公立學?！?。

“公益性基金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第三種形式，在我國已經出現，盡管為數極少，這是不足奇怪的。但從發展趨勢來看，將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公益性基金所有制”形式的公有財產。在《關于教育產品的性質和對教育的經營》一文中，我曾就基金會辦學一事作了如下的論述：“基金會接受捐贈，并運用所捐贈的資產來辦好學校，捐贈者并不能撤回自己的捐贈，也不能轉讓自己捐贈的那一份資產”?！熬栀Y辦學，無疑是一種好事，多多益善。私人借資辦學、籌資辦學，這也沒什么不妥，因為借資、集資給學校，等學校有條件還錢時再償還”?！坝腥嗽敢饩桢X辦教育，也有人愿意借錢出來辦教育或集資辦教育。愿意捐錢辦教育的人目前還是少數，愿意借錢出來辦教育和愿意集資辦教育的人，目前肯定是多數”。這些都可以反映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第三種形式的一些思考。

隨著由私人捐贈而形成的“公益性基金”的增多，公有制的第三種形式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承認。

我在《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一書中，也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私人捐贈問題作了分析，并預測了私人捐贈的增加趨勢。我寫道：“在道德激勵之下，不少人可能不斷地創業，增加收入，積累財富，而在收入增長和財富增長后，又一再捐贈。個人財產的增加和個人捐贈的增加，相伴而行；個人財產的增加會促使個人捐贈的增加，而個人捐贈行為又會推動個人繼續致力于敬業創業，積累財富?！彼运饺司栀浗窈髸饾u增多。

最后還需要作以下說明：私人捐贈的去向有若干種。如果私人把錢捐贈給窮人，那么不管得到捐贈的窮人怎么用掉這筆錢（用于消費還是用于生產），都不會出現公有制的新形式。如果私人把錢捐贈給已有的學校、醫院、公共設施、福利機構等等，也不會出現公有制的新形式。如果私人把錢捐贈給家鄉的政府或團體并由后者用于家鄉的建設，那么這同樣也不會出現公有制的新形式。如果私人把錢捐贈給已有的各種基金，不管這些基金怎樣使用這筆錢，公有制的新形式將不會由此產生?？梢?，只有私人把錢捐贈出來作為一種單獨的公益性基金，再由這些基金用來建立各種公共設施，并由這種公益性基金聘請或委托他人來管理，那么由此形成的財產才是“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以外的公有制第三種形式——“公益性基金所有制”。假定“公益性基金所有制”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試問，還有沒有第四、第五種公有制形式？那就有賴于大家繼續探討了。

（責任編輯 李秀江）

（原載《經濟導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