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出監管“組合拳”促進年報高質量披露

話題嘉賓

陳少華：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會計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公司財務報告及其分析，企業內部控制與治理等

唐大鵬：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審計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組成員，中國內部控制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擔任財政部新一屆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咨詢專家，入選財政部第六屆全國會計領軍人才（學術類），擔任工信部預算評審專家等

宋京津：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會計學博士、博士后，碩士生導師，中國注冊會計師，研究方向為會計理論與方法

祁淵：東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審計系主任、副教授，中國會計學會審計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審計學會審計教育分會理事，中國內部審計協會理事

主持人

王光?。骸敦斦O督》雜志編輯

背景材料：

近日，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簡稱“中注協”)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2月25日，共有38家事務所向中注協報備了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審計機構變更信息，涉及上市公司277家。

對于年報披露期上市公司“臨陣換將”，市場疑慮重重。此前，監管部門曾通過召開年報監管工作會、業務培訓、約談、現場走訪、問詢等方式“敲警鐘”。中注協也書面約談中審眾環會計師事務所，提示臨近會計期末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上市公司年報審計風險。

上交所、深交所分別在今年2月明確提出嚴抓年報監管，把握監管重點，做好年報披露和審核工作。據悉，財務舞弊風險較高、業績大幅波動、內控存在缺陷、商譽減值風險高、關聯方違規資金占用、違規擔保風險較高等情況的六類公司，商譽減值、違規資金占用及擔保、并購重組合規性、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五大問題將成為監管部門關注重點。

據統計，截至3月3日，滬深兩市已有87家公司披露2018年年報業績。接下來，上市公司2018年年報將步入披露高峰期。年報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對年報進行監管有何意義？如何打出監管“組合拳”，為年報披露肅清環境？如何強化對年報數據的分析運用？本期監督沙龍聚焦年報監管，圍繞相關話題展開探討。

透視年報信息披露

主持人：作為上市公司一年經營成果和運行情況的總結，年報是投資者了解上市公司質量和風險的重要途徑。而上市公司作為經濟運行的晴雨表，其年報信息也是了解經濟動向和發展趨勢的重要依據。年報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對年報進行監管有何意義？

陳少華：年報作為上市公司最重要、最規范的對外信息通道，同時也是綜合、全面、系統、連續反映企業經營狀況與財務成果的書面文件。它不但是投資者了解企業管理者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而且可以作為投資者預測未來企業經營狀況與財務成果的重要依據。正因為年報的重要性，年報信息涉及各個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年報數據的來源、信息加工與傳播的渠道等都必須嚴格按照公認會計準則要求，并以監管機構的信息披露準則的格式內容要求為基礎，這樣才能使得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公平、公正地獲得年報信息。

唐大鵬：年報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我國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制度形成起，其重要價值已經凸顯，其作用類似用工單位定期觀測所有用工對企業良好人力資源進行總體把握的體檢表。而十九大召開以來，年報信息更加透露著黨中央決策部署和國家重大戰略在微觀企業當中的執行和落地工作。年報信息不僅僅是一個信息，更是一個企業微觀資源配置的集中體現。上市公司是否將三去一降一補的重要任務、結構性去杠桿等重要政策落實到上市公司的經營、生產和年報過程當中，都體現了年報信息作為宏觀政策在微觀單位當中的經濟體現的重要性。

企業是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執行的有機部分，是完成國家經濟戰略和宏觀資源配置的組成部分。企業不僅僅要對股東承擔責任，更要對全體投資者、整個資本市場乃至國家負責。因此在理解年報信息意義時，不能簡單將其限定于對所有者權益當中的投資者的意義。上市公司生存的背后隱含了企業從產生起到現在所有看好和扶持它的主體，包括政府、金融機構、潛在個人投資者等等。年報信息的意義不僅體現在既成投資者，更多體現在過去和未來的潛在投資者，例如政府。企業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和使用，雖然不能直接用可計量的經濟利益衡量，但實際是整個社會的投資，因此企業必須承擔對當地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政府傾注社會資源，能夠獲得利益共享，如稅收等。因此將政府轄區內公司作為投資對象，稅收作為投資收益，也就不難理解年報對所有信息使用者的重要含義。

因此對年報監管，并不只針對年報信息本身，更是通過年報信息披露對企業微觀經濟要素配置和企業經營活動進行監管。監管的目的就是要保證中央相關會議決策部署、政府及其組成部門對經濟調節的相關政策、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能夠體現在上市公司制定公司戰略、執行工作計劃、實施經營業務、完成信息披露等重要工作中。

宋京津：對于年報信息的重要性，從形式上講，一份年度報告，一般包括從公司簡介到書面確認等17項內容。其中，財務報告，是其核心內容。財務報告的第一頁就是審計報告，通過注冊會計師的專業鑒別，給出信息是否有用的合理保證，審計師的簽章意味著審計責任；每一頁財務報表必須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會計機構負責人的簽章，以示報告責任。從這種莊嚴的儀式感上，就可以感受年報信息的重要性。

從實務上講，一份財務報告的呈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公司會計部門進行年度決算，并編制財務報告；其次，內部審計部門進行稽核；再次，審計委員會聘請注冊會計師進行外部審計；最后，才由董事會批準報出。也就是說，會計人員、內審人員、獨立董事、注冊會計師各司其職，層層把關。從這種嚴絲合縫的環節上，就能夠領會年報信息的重要性。

從理論上講，會計的目標是提供有用信息給使用者（主要是外部信息使用者），便于其作出更好的決策。而年度報告則是信息的載體，是會計目標的實現工具。它最完整地講述著一家企業在一個基本會計期間發生的故事，使得即便是遠離企業現場的投資者、債權人等都能通過該故事，了解企業的運營情況。從這種神圣的使命感上，就深知年報信息的重要性。

對年報的監管，涉及內審機構、審計委員會、會計師事務所，直至行業主管部門、證交所、證監會等各監管部門。之所以“興師動眾”，是因為資本市場里流動著資本和信息。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是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前提，信息披露監管是資本市場有效運行的基礎。市場參與者能夠通過有用信息作出更好的決策，一方面使得資源得以合理配置，使投資者的權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迎合了會計的目標，使會計事業愈發舉足輕重。前者本是證監會等政府部門努力的方向；后者則是會計人的心之所向。相反，若資本市場里充斥著似是而非，甚至混淆視聽的無用信息，信息使用者將難以作出更好的決策，甚至會作出錯誤的決策。一方面，資本市場處于無序運作狀態，資源難以有效利用，甚至浪費資源，投資者權益的保障問題便無從談起。1720年的英國南海事件，1929年的美國股災都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不但達不到會計的目標，還會使會計審計工作備受質疑。

祁淵：年報信息作為上市公司的年度述職報告，為投資者對比行業內、行業間，以及區域之間不同公司的業績提供了相對客觀的依據。從企業的真實狀況到反映這一狀況的年報信息之間存在的差距，實際上是監管部門、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多方博弈的結果。在這其中，監管部門起著至關重要的主導作用。

主持人：年報的“可讀性”“有效性”“真實性”歷來是投資者的訴求；監管部門也一再強調，聚焦經營性信息的可讀性和有用性，努力滿足投資者知情權，同時緊盯財務信息披露真實性，防范重大風險。實踐中，我國上市公司年報信息披露質量如何？有何規范提升建議？

陳少華：證監會發布了一系列的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最低要求，其中第2號準則對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從格式和內容上進行了統一規范要求。應該來說，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年報信息披露質量在持續改進。當然，也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需要加強法制精神，提高企業、中介機構、監管層等的合規意識，依法治企、依法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提高違法成本。二是增加會計準則的科學性，包括準則的可理解性與合理性。三是提高企業管理層、財務人員、中介機構以及監管人員的專業素養和業務知識。四是加強對商業模式創新、業務創新、組織架構創新等的研究，對于企業出現的新模式、新問題等要及時更新有關準則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唐大鵬：我國上市公司年報無論是信息制作抑或信息披露方面，都適用于市場經濟初期階段傳統制造業的企業類型，仍然留有很多重資產、重銷量、重利潤的影子。這對現在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影響?，F在高新技術企業和現代服務業是重知識、重人才、重流量、重分享的，這種企業無法借助現在會計準則真實反映企業的經營情況，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本，并不廣泛投入在資產上，而是在人力資源上，其利潤點和經濟增長點，也并不是在銷量上，而是在流量上，其貨幣資金回款速度，大大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因此出現了很多高新企業利潤不高而現金流量巨大的情況。使用傳統年報信息制作規則，可能無法真實體現全部上市公司的真實價值。

另外，財務信息披露質量除了包括年報披露的信息在客觀上是否能夠反映企業真實經營情況，還包括一些主觀性的問題，如：進行商譽減值、大股東占款、并購重組等信息是否披露真實、準確、規范、科學；是否對重大事件進行詳細描述，披露全部相關信息，包括關聯方、契約條款細節等內容。

因此，規范和提升年報信息披露質量，最主要的方法是及時修訂會計準則體系，為阿里巴巴、騰訊、優酷、土豆等輕資產、重流量的企業制作更能反映企業經營本質的會計準則。避免出現如2017年的小米、2018年的美團等因為準則問題導致信息披露與實際經營結果大相徑庭的情況。同時，對披露質量建章立制，明確披露的信息應當包括哪些，實現上市公司全部信息披露規范、有序。但真正有難度的還是制度執行過程中的嚴格遵守和懲戒問責。

宋京津：會計學中有一個術語叫做“期望差距”，指的是會計人員和外部利益相關者對會計信息的認知及其期望很難達成一致。這里包括兩層內容：一是會計信息提供者與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關注點不同。前者的關注點在企業會計準則，認為只要按照會計準則的要求提供了信息就萬事大吉；后者對企業會計準則并不“感冒”，只關注所獲取的信息是否有助于決策。

二是會計信息提供者與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質量的理解不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2018年頒布的最新版財務報告概念框架規定，有用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包括基本質量和強化質量兩個層面。其中，基本質量包括相關性和如實反映兩個特征；強化質量包括可比性、可理解性、可驗證性和及時性四個特征。我國財政部2006年發布、2014年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提出了包括如實反映、相關、可理解、可比、實質重于形式、重要、謹慎、及時等要求?？梢?，會計人員心中的高質量信息是在概念框架或基本準則的條條框框下的高質量信息，這與投資者的信息可讀性、有效性、真實性等訴求并不合拍；與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2017年修訂）》中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公平性監管重點也不一致。

當然，除了期望差距，在實踐中，我國上市公司年報信息披露質量也并不樂觀。2016年報期間，“非標意見”的年報數量（106份）和“無法表示意見”的年報數量（10份）均創新高。2018年，上交所對滬市公司2017至2018年度信息披露質量進行分級評價，其中，A級公司占比僅為21.46%。

因此，上市公司年報信披質量的提升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多方努力，多管齊下。一是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等信息披露義務人應強化信息披露責任意識，自覺履行受托責任，規范企業運作。二是中介機構應做到形式上和實質上的獨立、勤勉盡責、恪盡職守，充分發揮專業監管的作用，維護審計師的尊嚴。三是證交所等監管部門應將促進上市公司持續健康發展和保護投資者利益作為出發點，加大監管力度。通過實施行業監管、深化分類監管、優化考核機制等長期持續性舉措，不斷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同時，監管部門也應打造高素質的專業隊伍，規范監管行為，樹立監管公信力，切實保障監管對象的正當權益。四是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資本市場的日益完善，金融方式的不斷創新，監管部門要注意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和宣傳力度。沒有成熟的投資者，不可能有成熟的市場。一個理性的投資者，應該具備風險意識和一定的專業知識，具有冷靜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

祁淵：上市公司年報中的財務報表經過了審計，并且注冊會計師也對年報中的其他信息通過閱讀來查找重大不一致，基本上對年報中的硬核數據提供了合理保證。但是，圍繞著信息披露標準，上市公司還是存在通過避重就輕、聲東擊西的表達方式，影響年報可讀性的情況。目前，對于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監管已經日趨規范；對于上市公司違規信披，未來更多需要依靠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來提升監管的效率和效果。

強化年報監管 為年報披露肅清環境

主持人：近年來，部分上市公司頻繁變更年報審計機構，個別甚至于年報披露期“臨陣換將”。上市公司變更年報審計機構的真實原因有哪些？可能存在哪些風險？

陳少華：上市公司變更年報審計機構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審計機構服務的年限較長，上市公司出于加強治理的需要進行審計機構變更；二是審計機構自身出現違規事件，上市公司為了避免受到影響對審計機構進行變更；三是上市公司與審計機構之間就信息披露無法達成“共識”，上市公司會通過變更審計機構以達成自己的目標。因此，在關注上市公司更換年報審計機構時，需要識別上市公司的真實意圖。如果變更過于頻繁，同時公司當年度業績波動較大，可能存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或信息失真的情況。

唐大鵬：排除服務到期的常規變更，那么頻繁變更審計機構的原因就只有原審計機構已經不能滿足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目標。而不能滿足年報披露目標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審計機構已經建立對企業經營情況的真實了解和信息掌握，對于企業年度報告相關信息的真實性、公允性有很強判斷、分析能力。如果變更審計機構，尤其是臨陣變更，在前后任審計師未做好充分的工作交接時，就容易出現繼任會計師無法充分了解上市公司年報披露信息與企業真實業績的差異。因此，變更審計機構的真實原因是將企業年報披露的風險更好地轉移，由審計機構承擔。而很多機構在過程中經濟利益導向非常嚴重，對于前任審計機構被更換的原因未根據審計準則的要求進行詳細了解，導致其審計意見與前任機構的審計意見差異較大，其公允性和專業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足以誤導信息使用者作出錯誤的投資決策。

宋京津：除更換控股股東、審計機構服務年限屆滿、審計機構違規遭處罰等情況外，上市公司一般不會輕易變更年報審計機構。但近年來，部分上市公司頻繁變更年報審計機構，中注協網站顯示，截至2019年3月4日，38家事務所報備了審計機構變更信息，涉及上市公司283家。筆者認為，變更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年限原因。根據證監會、財政部《關于證券期貨審計業務簽字注冊會計師定期輪換的規定》（證監會計字〔2003〕13號），上市公司審計機構的聘期一般最多為五年。如2016年南山控股改天健為安永華明，原因之一是原會計師事務所已連續為公司服務了八年。二是并購重組原因。上市公司在并購重組完成后順勢變更了會計師事務所。如2017年宏磊股份改組為民盛金科之時，會計師事務所也由信永中和變更為中匯。三是業績原因。若公司業績不佳，又面臨再融資或避免摘牌等壓力，當事務所擬出具“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時，上市公司便利用換所，以試圖達到目的。如*ST蒙發，2014年度財務報告被時任審計機構瑞華出具了“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若2015年度財務報告仍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類型的審計報告，公司將被暫停上市?！皳Q審”之后，新任職的大華于2016年4月28日出具了“帶強調事項段的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公司暫時避免了被暫停上市的風險。四是政策原因。2004年國資委發布的《關于印發〈中央企業財務決算審計工作規則〉的通知》（國資發評價〔2004〕173號）明確規定，統一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央企年度決算進行審計。一些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在選擇下一年度的審計機構時，就將原來的會計師事務所變更成了承擔集團第三方審計的事務所。五是審計師原因。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員流動較為頻繁，當主要負責某上市公司的審計師跳槽時，也順勢帶走了他們所審計的公司。

目前正處于年報披露期，上市公司“臨陣換審”，新任事務所“臨危受命”，一方面，會使上市公司處于備受質疑的“風口浪尖”；另一方面，會使注冊會計師處于審計風險較高的“危險”境地。利益相關者質疑的是上市公司在公告的背后，到底出于何種目的變更審計機構；后任會計師事務所是否比前任審計質量更高；在尚不熟悉審計對象的情況下，是否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年報審計工作；所出具的審計報告若與前任不同是否會被同行認可，是否會對公眾投資者造成嚴重誤導……所有這些，都將損害會計審計工作的嚴肅性，也不利于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投資者利益保護更無從談起。

祁淵：不是所有的年報審計機構變更都是因為上市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存在判斷上的分歧。例如，會計師事務所更名、服務期限過長，或者出現了其他影響獨立性的情況，這些情形下變更審計機構都是合理的和合規的。而欲蓋彌彰式的變更審計機構，一方面迫使接盤的會計師事務所可能面臨著盡調不充分、審計證據不充分等壓力和風險，同時也讓投資人和監管機構對這樣的上市公司提高警惕。

主持人：據報道，一些上市公司頻頻使用“障眼法”操縱業績，嚴重誤導投資者，一些慣用伎倆如非公允交易、濫用會計判斷調節利潤等一直是監管部門的關注重點，然而年報披露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仍屢禁不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打出監管“組合拳”，為年報披露肅清環境？

陳少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屢禁不止，究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的違法收益高而違法成本低。在企業經營不確定性高、經營風險大、面對資本市場高收益等誘惑時，一些上市公司就可能通過信息披露違法以達到利益輸送、股價操縱等目的。因此，除了關注年報信息披露的事后監管，更重要的是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過程檢查，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提高監管的科學性和監管效率。例如，利用大數據技術對企業的財務信息和業務信息全面、系統地跟蹤，通過橫向、縱向交叉核對，及時發現數據異常，全過程、全方位地分析企業業務信息與財務信息的一致性。同時，必須加大對企業及相關責任主體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

唐大鵬：首先，年報披露中的違規違法行為，諸如非公允交易、濫用會計判斷調節利潤等都是因為上市公司在整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中居于強勢地位，以及對行業和交易大數據分析管理的缺失。隨著我國商品和服務交易市場的不斷完善，有特殊定價的非公允交易越來越少，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都可以在公開定價市場進行交換，我國商品經濟和服務經濟市場愈加規范和科學。因此針對企業和外部主體進行資源交換的大數據已然建立，如果企業交易行為的定價明顯高于或低于行業交易市場的平均價格并無法充分說明理由，就是明顯的年報信息披露中的違規違法。濫用會計職業判斷調節利潤，也是由于企業沒有在年報披露中對行業平均值和自己企業采用會計判斷的依據、標準進行充分披露，難以對企業提取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及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等與行業標準進行匹配和比對，甚至可能蓄意欺騙和誤導信息使用者。

在這樣的原因下，若要打出監管“組合拳”，第一，應當強化上市公司的自我信息披露，要求在年報中披露全部行業數據和相關標準，同時對相關交易事項進行細節描述。第二，監管層應當自行建立更加科學、公允、規范的行業大數據庫，對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強化信息披露并被投資者使用過程中的監管。第三，建立相關制度法規，對信息嚴重失真的上市公司進行詢問、誡勉和處罰，對于觸犯民法、刑法等法律法規的，追究法律責任。

宋京津：一些上市公司頻頻使用“障眼法”操縱業績，嚴重誤導投資者，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會計準則的原則導向。財務報告是年度報告的核心內容，會計準則指導財務報告的編制。高質量的財務報告，需要高質量的會計準則的指導。當前高質量的會計準則當屬美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而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持續性趨同。國際會計準則是建立在概念框架基礎之上的一套原則導向的準則體系?；诖?，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實際問題時，需要會計師和審計師的專業判斷；一個實務問題，原則上可能有N種備選會計政策，甚至沒有對應的準則，只有概念框架進行原則上指導。上市公司便利用“專業判斷”“備選方案”和“準則真空”，操縱業績，誤導投資者。二是上市公司的僥幸心態。對于未上市企業而言，初次上市必須有三年盈利，而一旦僥幸過關，就能在短時間內募集大量資金，這種巨大的誘惑使得不少未上市企業為了成功上市而不惜虛增業績和資產。對于上市公司而言，為了持續保住其上市資格，或符合再融資條件，往往虛增利潤、違規信披，一旦僥幸過關，又能在短時間內募集大量資金。三是審計機構的縱容行為。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是防范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一道屏障，但實際上，它們未能充分履行專業監管責任，甚至為了競爭，不惜迎合上市公司。四是處罰力度不夠嚴厲?！蹲C券法》第177條規定，如發行人未按照有關規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有重大遺漏的，由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責令改正，對發行人處以30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的罰款。處罰代價較造假成本而言，根本不足以對信披違法違規行為造成威懾。

基于此，打出監管“組合拳”，為年報披露肅清環境，要同時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強化對在崗會計人員的專業培訓、考核，不合格者堅決不允許上崗。二是滬深兩市證交所每年公示上市公司年報披露質量，連續三年C或兩年D級的，發出嚴重警告。三是對中介機構進行突擊性專項檢查，與上市公司“沆瀣一氣”的堅決重罰。四是加大對上市公司信披違規的處罰力度。美國2002年頒布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規定，上市公司的主要高管必須對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真實性負責，一旦財務報告存在違規不實之處，將按照證券欺詐罪被判處最高25年的徒刑，對犯有證券欺詐的個人和公司的罰金最高分別可達500萬美元和2500萬美元，對違法的注冊會計師可判處10年以下監禁或罰款。因此，為優化年報披露環境，對財務造假上市公司、公司負責人和審計機構的處罰力度還要加大。

祁淵：客觀地講，財務報表的一部分數據只能取決于管理層的主觀判斷，因此，這類區域往往就成了業績操縱的重災區。同時，注冊會計師在判斷交易的公允性時，即便按照審計準則的要求已經獲得了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但如果此時掌握的信息在體量和時效上差之毫厘，結論也可能謬之千里。因此，監管“組合拳”不僅僅是針對資本市場上各類玩家的嚴刑峻法，也是基于信息時代“組合”和“共享”多部門大數據平臺的一種監管手段的進化，使得缺乏客觀標準、數據不易獲得的信息障礙不再成為上市公司上演“障眼法”的道具。

主持人：2014年，國務院《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將企業年檢制度改為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去年底，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于做好2018年度市場主體年報公示工作的通知》，要求高度重視年報作用，夯實信用監管基礎，切實做好2018年度市場主體（含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年報公示工作。您對此作何解讀？您認為未來年報公示制度將在哪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如何加強對年報數據的分析運用？

唐大鵬：毋庸置疑，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作為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者，市場消費者作為需求者，形成經濟交易的循環。而在企業供給主體中，上市公司是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剩下的城市個體工商戶和農村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他中小企業和微利企業也是市場經濟當中的重要主體。在市場經濟當中，上下游企業形成一條重要的產品和服務的供應鏈和價值鏈。在這個鏈條里既有上市公司也有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業主等。上游企業的銷售就是下游企業的采購，上游企業的投資就是下游企業的籌資，因此應當將個體企業的年報信息披露作為個體企業的經濟資源配置放在更加宏觀的視角下，界定作為整個企業在資源配置中的信息披露。而在信息披露過程中，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年度報告的公示及信息披露制度則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克服了原來年檢信息不公開的局限。

因此，未來的年報公示制度，將類似金稅三期工程，將所有企業采購、生產、銷售等經營全過程，連成價值鏈、產品鏈和服務鏈，通過公開更好地監管整個市場資源配置的結果。同時我們應該加強對年報數據的分析運用，建立中小企業、微利企業、個體工商戶等的大數據信息管理平臺，以金稅三期系統作為參照的模板，甚至系統建設的基礎，以學習強國軟件先進的數據運行規則作為信息披露的程序，強化對非上市公司的全部經濟活動和年報信息的監管，與上市公司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這也有利于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實、準確，避免其通過非上市的關聯方企業、個體工商業主進行非公允交易等不規范的企業行為。

在信息披露過程中，不論是會計進行披露抑或審計進行監管的依據，不能僅是會計準則和個人職業判斷，類似于出租車司機憑經驗判斷擁堵的成功率，遠遠不及百度地圖、高德地圖等時時更新的大數據平臺。因此，對會計準則的遵照和職業判斷的依據，應當大量融入和借鑒行業大數據標準，這有利于促進會計信息更加真實、公允、科學。

宋京津：年報公示制度之前，只是公眾公司需要公開財務數據；年報公示制度之后，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個體工商戶或農民專業合作社都要公開財務數據。

因為要對外報送，所以公眾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的年報是最為規范的。上市公司的年報除了規范，信息質量也要求較高，為此，必須經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相比之下，非公眾公司特別是個體工商戶的會計資料就很不規范。而年報公示，將各類會計主體都放在同一制度之下，有助于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其重要作用體現在：

年報編制者方面，年報由企業編制，企業對信息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并接受來自各方的監督。年報公示制度，從編制者的報告責任倒逼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履行，這將有助于各類市場主體會計體系的規范，進而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科學管理觀念的深入人心。

社會信用方面，企業在規定的期限內，通過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工商機關報送年度報告，并向社會公示，任何單位和個人均可查詢。這將有助于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市場機制方面，隨著財務數據的不斷公開，信息透明度的逐步提升，市場作用機制將得以充分發揮，將推動名存實亡的市場主體特別是個體工商戶退出市場，這將有助于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政府監管方面，年報公示使監管部門的工作重心由行政監督過渡到信用監管。若發現企業年報隱瞞實情、弄虛作假等現象，工商機關依法予以處罰，并將企業及其負責人等信息通報公安、海關、稅務等相關部門，這將有助于政府監管的有效性和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化。

年報使用者方面，投資者、審計師、分析師、銀行等債權人、供應商、客戶等上下游企業等信息使用者能夠通過非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年報公示制度之前，這種信息很難獲?。?，與上市公司控制人信息、關聯交易信息、債務擔保信息、重組并購信息等進行比對，進而作出更好的決策；同時，非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公開，也迫使上市公司不斷提高信息透明度，從而進一步提升其年報質量。

國家宏觀決策方面，通過年報數據的年度比對，為國家和地方的產業升級、轉型等重大決策，國家投資方向選擇、政府采購等工作規劃，提供信息支持。

總之，年度公示制度是企業深化改革的必然，是資本市場成熟的標志，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體現，是社會公平誠信的信號，響應了信息時代、數據社會的召喚。

對于如何加強對年報數據的分析運用，我認為：首先，各類市場主體要重視會計工作，規范會計制度，建立完整的會計資料，科學設置會計崗位，選拔合格會計人才，加強對在崗會計人員的培訓，從而保證年報信息的有用性。其次，分析師、審計師等專業人士要利用非上市公司信息，加強對上市公司的關聯交易信息、債務擔保信息、重組并購信息等的分析和鑒證，從而提升預測和審計質量。同時，工商、稅務、證交所、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也應培育高素質的監管隊伍，通過年報公示和信息共享制度，依托大數據分析技術，確定監管重點，實施有效監管。此外，年報公示也需要相關技術部門的配合。因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社會公眾開放，所以，要做好系統維護和數據存儲工作。

祁淵：這種轉變可以說是一種質變。此前的市場監督方式是政府在后臺獨自進行監督，現在則是在公開平臺上接受所有參與者的監督，強化了市場主體自治與行業自律，促進了社會監督和政府監管的有機融合。更進一步，基于年報的數據分析客觀上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了管理工具。管理部門對于市場運行的宏觀把控能夠更加精確，企業在進行運營決策時的依據更加充分。不過，要想享受年報數據分析的紅利，還需要首先保證年報數據的質量，例如，數據規范與數據驗證都是以市場相關部門實現數據共通共享為前提，那么數據平臺的架構建設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上，數據分析才有可能服務于個人和企業征信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