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海峽兩岸生態文學研討會綜述

陸洵　王俊暐

第九屆海峽兩岸生態文學會議于2019年10月26—27日在國家生態園林城市蘇州舉辦。會議由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辦，《外語研究》編輯部、《鄱陽湖學刊》編輯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中華美學學會生態美學專業委員會協辦，來自海峽兩岸10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期刊編輯和青年學子等100余人出席會議。會議圍繞當前全球生態批評的熱點問題展開研討，力求在東西方生態批評的碰撞與交流中，為中國生態話語的構建探索可能的未來之路。

在會議開幕式上，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朱新福教授和臺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林耀福先生分別致辭。朱新?；仡櫫撕笾趁裆鷳B批評、物質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人文學等生態批評理論探索的新動向，指出生態批評理論呈現出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態勢，相繼衍生出生態語言學、生態符號學、生態心理學、生態現象學等多個研究分支，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生態批評理論。

現將研討會內容擇要綜述如下。

一、生態批評理論與方法

臺灣大學林耀福將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短篇小說《書記員巴特爾比：華爾街的故事》（Bartleby， the Scrivener：A Story of Wall Street）里一個反復出現的主調“我不愿意”（I Would Prefer Not To），與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反旅行話語相聯結，以美國19世紀中葉抗拒文化殖民、建構主體性的努力為借鏡，來思考今天中國知識分子西游取經（包括生態批評），欲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時可能遇到的難題與陷阱，如鸚鵡學舌和主體性喪失等。

林耀福特別注意到國內學者西游取回的西方前沿理論——新物質主義生態話語，尤其是巴拉德（Karen Barad）教授的巨著《迎向宇宙：量子物理以及物質與意義的糾結》（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巴拉德以量子物理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動能實相論”（agential realism），試圖推翻西方自笛卡兒以來心物二元對立的所有哲學范疇。舉凡物質（matter）、話語（discourse）、權力（power）、認同（identity）、主體性（subjectivity）、客體性（objectivity）、空間（space）、時間（time）、動能（agency）、踐行（performativity）、糾纏（entanglement）等等，她都認為需要重新構想營造。她的革命性理論，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西方哲學傳統的知識論本體論化。她的本體論像個無所不吞的黑洞，把一切都吸納進去，包括生產知識的器具與手段（apparatuses），并賦予這個新本體以倫理天命，建構成倫理—本體—知識（ethico-onto-epistem-ology）三論合一的新宇宙觀。她強力批判語言中介的再現論（representationalism），直指物質本體的核心，堅持物體生成（mattering）過程的“糾纏”（entanglement）和“互構”（co-constitution）本身便已包含了語言的話語功能（discursive practice），是具有意義的。在她的量子世界里，是沒有明確獨立的個體的。她認為，萬物皆是具有動能（agency）的“動元”（actant），須待各動元的交纏“內動”（intra-action）才出現輪廓比較清晰的個體（entity），但這輪廓是不穩定的，因萬物的內動交纏不停不休，一再地產生新的輪廓、新的個體。所以，她排斥語言，強調踐行（performativity）。整體而言，這心—物（人—物）互構互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許表達了比“天人合一”更徹底的后人類反人本中心主義的立場，對生態批評的意義極為重大。但巴拉德理論的一大爭議點，便在于強調共生共成的同時，也否定了獨立個體的存在，并賦予這個情境以道德優越性。生態環境的問題，至少涵蓋了政策、理論和實踐三個層面，如果過分醉心于日新月異、令人目眩神迷的外來前沿理論，也即愛默生所批判的崇外的、無根的“心靈的旅行”，不但遠水救不了近火，還可能因鸚鵡學舌傷害了文化的主體性，更何況還不能排隊誤讀誤解的可能性。

林耀福還討論了國內較少關注的美國大詩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的詩作，包括《孤獨者的地位》（“The Place of the Solitaires”）、《不是物的概念而是物的本體》（“Not Ideas about the Thing but the Thing itself”）和《重說愛情》（“Re-statement of Romance”）等等，借其凸顯在踐行知識生成時獨立個體（“solitaire”）的關鍵角色，以反思巴拉德理論的缺失。此外，他還簡單地提及或討論大家熟悉的若干重要英美作家和詩人，包括梭羅、惠特曼、華茲華斯、迪拉德（Annie Dillard），以進一步闡釋“旅行”的良性與惡性（越界入侵的反生態性質），以供中國知識分子西游取經尤其是取生態批評之經的思考。

南京大學方紅探討生態批評情動理論（Affect Theories）。她看到，環境中其他生命形態與人相遇會改變人們的認知、價值與審美，會喚醒身體理智（corporeal reason），激活沉睡的生命活力，讓人在詫異、驚喜中重獲看到未顯之物的視能，從而重構人們的價值理念，促成主體的更新與生成。她認為，情動作為他異感知，使人們得以在想象中體驗其他物種與生命形態可能的感知，催生人對其他生命的同情心、同理心;身體的情動也將我們的景觀從日常自然景觀拓展到分子層面的微觀景觀，表明激發生命感悟力的自然神奇與恐怖也是景觀審美的重要原則。她以情動理論重讀以迪拉德《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為代表的當代美國自然書寫。

杭州師范大學陳茂林思考生態批評的問題與出路。他認為，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生態批評仍主要屬于文化批判，現實性和實踐性依然欠缺，對人類的利益重視不夠，對解決危機方案的探討也不夠徹底，因而暴露出烏托邦色彩。西方馬克思主義生態批評因其人本自然觀內涵和對生態危機根源的揭示，而超越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和后殖民生態批評，實現了批評實踐中自然生態和人類社會的融合，提升了生態批評的人學品格，為生態批評開辟了廣闊的學術空間。

北京林業大學南宮梅芳對“環境人文學”這一在當前生態批評領域非?；钴S的新概念進行了概述。她認為，環境人文學具有典型的跨學科跨領域的特點，其研究領域涵蓋了哲學、歷史、文學、宗教、文化等傳統人文學科，同時又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融合其中。環境人文學在研究主體、研究客體、研究方法等方面對傳統人文學研究進行了革命性甚至顛覆性的發展，其研究主體處于“世界中”，而不是“世界上”;所研究的對象也不僅限于人文，而是更加關注自然本身，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研究方法更加趨于跨學科的多維性，通過對話與融合的方式，試圖抓住并解讀物理世界中的信息，與世界進行交流，培養全新的觀察力和想象力。環境人文學是對生態批評研究的擴展和深化。

廣州大學龍其林探討文學經典的時間差異與文明經驗。他認為，中西生態文學作品存在不同的時間觀，由此帶來作家情感態度、思想觀念等諸多差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之后，在表現未來世界的生態環境時經常出現三個主題，即資源耗竭、驚天浩劫和高度專制，這反映了他們注重現在、關心未來的時間心理。而中國長期處于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許多特征在短時間并不會消失，一些作家敏銳地記錄了自然生態在此過程中的變化，他們懷著農業文明時代的淳樸與感悟觀察著變動不居的社會與自然。

閩南師范大學唐梅花探討生態文學的悖論問題。她認為，“悖論”作為一個文學理論的專門術語，已擴展到當代西方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各個方面，卻未引起生態批評學者的足夠重視。在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中催生的生態批評，在產生之初著力于找尋作品中的生態思想無可厚非，但客觀公正地看待其中蘊含的矛盾卻是一門學科得以良性、正向發展的必須。如何看待自然與文明的關系是生態批評關注的一個根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生態文學的先驅——梭羅在生態思想和生態行為上的矛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李臻通過討論索恩伯（Thornber）《生態含混》（Ecoambiguity）對東方文學作品生態意識的揭示與誤讀，試圖探尋更加全面和辯證的跨文化生態批評視角。李臻認為，《生態含混》分析了部分東亞文學作品反映的生態意識和社會現實，論述了作品中人與自然關系的復雜性和矛盾性，批判了東亞傳統文化模糊的生態性和當地社會對生態問題的錯誤認知等問題，開拓了比較生態批評研究的新視野;但該著的評價標準也存在片面性：作者忽視了東方國家特定的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的關系，淡化了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工具理性給東方造成的生態災難，選擇性使用理想化的西方生態主義理論作為評價標準，呈現出西方中心論的色彩。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付文中倡導將“兒童自然缺失癥”融入生態批評和兒童文學研究體系中，因為“兒童與自然”是古今中外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尤其是“兒童自然缺失癥”體現在眾多的兒童文學作品中，它完全可以成為用以分析中外兒童文學作品的一個全新視角，甚至可以將其作為生態批評的一個分支理論或重要術語。這不僅有利于豐富兒童文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充實生態批評理論體系;還能促進兒童身心健康，喚起兒童回歸自然的意識，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二、生態美學理論與批評

山東大學程相占以亞裔學者高主錫的生態實踐為例，探討生態美學如何融合東西方資源。他認為，如何將東方美學資源和生態智慧融合到生態美學構建之中，是當今東西方學者共同關注的課題。高主錫發現，西方環境美學與現代環境設計存在明顯缺陷，給環境造成了消極的審美后果和生態后果。有鑒于此，高主錫試圖采用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通過哲學范式、美學概念、美學語言的理論創新，將西方環境美學轉化為適用于東西方文化語境、以生態設計理論為核心的實踐型生態美學。這種美學立足于整體、演化的生態哲學范式，具有“包容性統一”“動態平衡”“互補性”三個創造性美學原則以及“全球本土化”的景觀語言;它在強調人的創造性的同時，也關懷語境的創造性過程，目的是導向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適應性狀態。高主錫創造性地把西方現象學美學和東亞美學聯系起來，充分借鑒了雙方在處理生態問題上的優勢，嘗試著建構具有更強包容性和實踐性的生態美學，其學術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借鑒。

溫州大學楊嘉雯分析了19世紀美國作家撒克斯特（Celia Thaxter）作品中的神性自然之美。她認為，“圣愛”是撒克斯特創作中一個不容忽視的主題。撒克斯特將這份神圣之愛延伸到自然之中，以“愛鄰人”的方式與自然相處，使她在熟悉而平常的自然事物中也能發現彼岸的無限與救贖之美。撒克斯特將圣愛融入對自然之美的感悟中，不僅為基督教文化恰當地欣賞自然提供了一種可能，也為當代人正確地欣賞身邊的自然之美提供了借鑒。

三、生態倫理批評

臺灣淡江大學蔡振興通過細讀林奇（Jim Lynch）的小說《邊界之歌》（Border Songs），探討生態文學的醫療倫理問題。小說的主要人物布倫登（Brendon Vanderkool）是一位美加邊界巡警，自小患有自閉癥且有讀寫障礙，但他有富有藝術細胞，而且記憶超強，喜歡鳥類動物。正因為如此，他在學校被視為“自然的怪胎”。蔡振興通過考察布倫登的藝術創作如何受大地藝術家戈茲沃西（Andy Goldsworthy）的影響，重新整合林區的邊界論述、正常與病態以及人與非人等對立價值觀的議題，借此帶出常規之外的跨域生態倫理學的新方向。

江西社會科學院胡穎峰探討李青松散文創作中的環境倫理觀。她認為，在全球性生態危機時代，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文學創作的一個新趨向便是建立嶄新的環境倫理觀。李青松近40 年散文創作，反映了當代中國從生態危機顯現到生態恢復重建的轉變。他始終在美學、科學、道德和文化的整體視野中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其環境倫理觀主要表現為：超越人類中心論;重估自然之不可計量的價值;尊重大自然的法則;強調人對大自然的責任和擔當。他以書寫解放自然，以環境報道、生態考察、知識普及為基底，在與自然萬物的靈性溝通中看美麗的生命本質，和生活的現場、大地的細節、故土的記憶建立了基本的聯系，展現出一種與環境倫理深度相關的大地美學。

貴州師范學院周紅菊認為，人類對火的方式和態度表現出人類對科技的矛盾心態，這正是人類對自身發展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含混態度，其中揭示了人類面臨的兩難處境：認識自然的可能性與自然的廣袤，利用自然卻常常被自然征服，利用工具卻為工具驅使，等等。在一次次的矛盾和沖突中，人類只有在正確價值的引導下，才能獲得自我的解放與尊重自然的統一性。

四、動植物生態批評

臺灣師范大學梁一萍認為，植物在當代西方文化想像中與戰爭記憶有著特殊的聯結。她借用阿萊莫（Stacey Alaimo）、亞當森（Joni Adamson）、基特莉（Dawn Keetley）等人理論，分析與戰爭記憶以及植物想像有關的電影文本。她看到，與戰爭記憶最有關的植物意象是蘑菇云（mushroom clouds），二次大戰美軍丟在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變成全球對二戰歷久不衰的共同記憶，原子彈的致命毀滅性和蘑菇的植物形象結合一起，成為恐怖怪異、深入人心的戰爭記憶。二戰之后植物想象仍然和戰爭記憶糾纏不清，譬如冷戰期間美國著名的恐怖電影《天外魔花》（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和日本科幻片《蘑菇人》（Mantago）都是用植物來包裝對戰爭的恐怖記憶?！短焱饽Щā分械木G袍人（the pod people）與《蘑菇人》中的蘑菇人（the mushroom men），都是具有致命性、會復制繁衍的、又令人害怕的“植物怪物”。梁一萍從這個角度說明植物的生長特性反而變成與戰爭記憶有關的令人害怕的植物怪誕。

浙江工業大學閆建華從植物視角對英國玄學派詩人馬弗爾（Andrew Marvell）的名詩《致他嬌羞的女友》（To His Coy Mistress）所作的解讀令人耳目一新。她緊扣“植物之戀”這個歷來備受爭議的焦點意象，在英國的花園情結、植物書寫與殖民擴張語境中考察了“植物之戀”所憑依的物質世界，指出歷來對“植物之戀”的探討沒有看到“植物之戀”與植物“締國”之間的內在關聯，也沒有看到植物尤其是異域植物在大英帝國崛起的進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種被遮蔽的部分在閆建華看來才是馬弗爾“植物之戀”的深層動機所在。

南京大學孫紅衛從擬聲與賦意出發，對中英“鳥聲”詩進行了比較研究。他認為，中英詩作皆有對禽鳥鳴啼的書寫，均以語言描摹自然之聲，取徑有其相似之處，而運思又各有不同。興起于宋的中國禽言詩，以方言土語將不同的意義賦予鳥聲啾啁，多用以折射勞苦大眾的疾苦與關切，常負載田耕農事、道德訓誡、生民疾苦等社會意義。英詩中雖不乏對于鳥類聲音的摹寫，卻鮮少禽言詩的寫作，有鳥語而無禽言;鳥類鳴啼要么被虛化為“歌聲”，無異于一種浪漫化、隱喻化的指稱，從而遮蔽了鳥類鳴啼本身聲響層面的特征;或以擬人賦予鳥類人言的修辭手段，即便有對于鳥聲具體聲音特征的關涉，也多限于純粹的擬聲。

五、生態女性主義批評

南京師范大學韋清琦以交疊性視角觀照美國非裔女作家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的寫作，認為沃克的散文隨筆明確體現了作者獨特的人權理念，這成為沃克寫作的左翼性基礎，并且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沃克通過對馬丁·路德·金等美國黑人民權思想的批判與繼承，主張將種族、性別、階級、生態問題放在一個整體框架中，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整體主義左翼寫作政治立場，并由此提倡建構一種整體性的文學—文化創作觀。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桂蔚從女性的“去社會化”與自然的過度“社會化”視角，重新解讀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代表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她認為，這部“未來小說”以反烏托邦形式，表達了對“生態”和“女性”命運的思考及擔憂。從文本分析層面看，“生育力”正是將女性命運與生態自然聯系在一起的關鍵，因為正是生態的極度惡化導致人類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才有了被剝奪一切社會地位并淪為生育工具的“使女”;而從理論建構層面看，人類社會對“生育”的焦慮導致女性的“去社會化”，而其前提恰恰對自然的過度“社會化”。究其原因，科學的還原論正是上述現象所遵循的父權制邏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林萍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解讀美國科幻作家保羅·巴奇加盧皮（Paolo Bacigalupi）的小說《水刀子》（The Water Knife）。她認為，小說創造了一個反烏托邦的美國社會：缺水、種族關系激化、戰爭頻發。女性的命運與生態相似：生態被人類肆意破壞，而女性被男性無情地侮辱。所以，不論是手握水權的凱斯女王，還是茍活的瑪利亞，或是有女性覺醒意識的露西，都逃脫不了父權制的壓迫。他們的命運是在父權制面前作出妥協，最終成為父權制下的“他者”。

臺灣臺東大學張雅蘭解讀了吳明益《復眼人》中的生態女性療傷書寫，尤其著重生態女性主義者加德（Greta Gaard）對于生態女性心理學的提倡。她認為，小說中的復眼人是大自然的化身，他以觀看但不介入的態度冷看世間的一切。吳明益在自然書寫中呈現的自然觀是中立的、不帶情感的，沒有擬人、沒有化人，這是一種該亞假說式的自然觀。她由此自然觀出發，探討阿莉思、哈凡兩位女性的療傷過程，以此觀照小說中提出的書寫療愈、動物療愈、自然療愈與生態女性主義療法的對話。

六、人類世/后殖民生態批評

臺灣中山大學黃心雅探討北美和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文本中的人類世想像，以此凸顯人類世文化論述中“原住民”的主體位置。她認為，殖民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發展造成氣候變遷、生態圈完整性喪失、土地與海洋系統變化以及食物主權爭議等，“原住民”是其中直接受害者，卻在當今蓬勃辯證的人類世論述中缺席?！霸∶瘛眰鹘y知識含納的生態系統，包括土地、海洋、大氣、冰層、人類和其他生物之間的復雜互動，為反思主流文化提供了契機。

信息工程大學洛陽外國語學院石平萍通過分析作家露絲·尾關（Ruth L. Ozeki）的小說《我的食肉之年》（My Year of Meats），認為作者通過聚焦美國養牛業非法使用乙烯雌酚等違禁藥物這一現象，探究資本主義體系下對科技的濫用、跨越國界的環境非正義以及環境正義行動主義等與當下的生態危機息息相關的問題，指出在全球化時代跨國界的生態暴力是一種新型的殖民主義，而訴諸知識啟蒙和意識提升，激發個人和社會層面的行動主義，應是抵抗資本暴力、捍衛環境正義的一條有效途徑。

臺灣金門大學吳唯邦認為，人類世生態批評充滿內在沖突，其論述在希望和恐懼之間擺蕩。無論我們稱呼所居的世界為該亞或是其他，只要我們能夠持續管理生態系統，或許能抓住宜居地球的“希望”。最深切的“恐懼”在于，我們將目睹自己的未來以及我們的下一代被火焰吞噬，而我們就是這野火燎原的罪魁禍首。這種內在的沖突在北歐神話眾神的焦慮中已有跡可循。北歐眾神活在“世界將毀于自己的世代”的焦虛中，一系列的自然災害和非自然災害事件，如洪水、大火、持久寒冬等等，其化萬物為灰燼的終點被稱為諸神的黃昏。眾神必須與無望的命運共生，即使強大的眾神也得接受厄運，親眼見證自己的世界陷入漩渦之中。

七、物質生態批評

南京林業大學韓啟群梳理了新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社科領域的“物轉向”研究趨勢，指出近5年來西方學術界越來越傾向使用“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 / New Materialisms）這一術語來統稱人文社科領域“所有重新思考人與物質世界關系的新話語”。在論及新物質主義的生態倫理維度時，她從簡·貝內特（Jane Bennett）的“活力物質”（vibrant matter）概念入手，認為貝內特“新活力論”（neovitalism）對傳統意義上無生命物的力量的強調，有助于增強人類的“生態敏感度”（Eco-sensibilities），具有重要的生態倫理價值。

浙江農林大學暨陽學院石統文認為，新物質主義從本體論上肯定了人類和非人類的物質性，確立了萬物同源的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否定了笛卡兒以來的主客二元論哲學體系，對生態理論建構和生態保護實踐具有重大意義。然而，物質生態批評在去人類中心的同時也去掉了人文關懷，抹殺了人的特殊性，忽略了人類責任。因此，他主張在生態和人文之間折衷，一方面肯定人類和非人類的物質性基礎，另一方面又要承認人的價值、人的利益、人的欲求，從而肯定人類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國地質大學唐曉云從物質生態批評視角解讀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什（Amitav Ghosh）的《饑餓的浪潮》（The Hungry Tide，2004）。小說講述了發生在充滿異域風情的桑德爾本斯群島上的探險傳奇故事，作者用大量篇幅科學而詳細地描述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具體分析了文本的敘事和作者的生態關注如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及小說中非人類自然物質施事能力的具體體現，包括自然環境在小說中的再現、自然物質的施事能力、人類與非人類自然物質通過內在互動生成故事的能力等等。

八、藍色/綠色批評

中國農業大學鐘燕認為，地球實為水球，水球環境惡化、人水關系緊張的現實語境，使受問題驅動的生態批評進入藍色批評階段。水利至上批判是藍色批評的核心話語。人類中心主義的水利至上論大行其道，人類中心主義和現代科技手段為人類謀取水利提供了思想指導與行動武器，是水利至上論的根基。水利至上導致水體物化，并最終引發水球瀕危。人類擺正自己及萬物在水球環境中的生態位，不以自身利益為至上準則，才能真正意義上享受水利、與水共存。

山東大學（威海）梁艷對海峽兩岸的“水書寫”進行了對比。她認為，大陸作家對大江大河的觀照和書寫值得稱道，作品從體裁到內容都非常豐富;臺灣的“海洋書寫”成績斐然：從專業“討海人”的“海上全景圖”到“原住民”達悟族的獨特海洋文化，從廖鴻基海面上的風起云涌到夏曼·藍波安潛水射魚的海底世界，從逐漸沒落的海邊漁村到對臺灣海洋政策的批判，均有所涉及。大陸的河流書寫為河流受難而吶喊，以期讓河流重煥新顏，帶來更多的“綠色”;臺灣的海洋書寫則讓人們關注地球上那片蔚藍色的區域，關心海洋生態、海洋漁業以及漁民的生存，帶有明顯的“藍色”。

九、氣候書寫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張慧榮以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氣候小說《突變的飛行模式》（Flight Behaviour）作為研究文本，依據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代際正義理論，從君王蝶的突變飛行模式、對氣候異變的否定主義和維護代際正義的途徑三個層面，探討如何在氣候異變時代維護代際正義。

浙江工商大學謝超解讀當代英國詩人彼特·雷?。≒eter Reading）的長詩《-273.15》中的氣候書寫。他認為，該詩借用諾亞方舟這一《圣經》典故，深刻探索了對由氣候變化造成的物種滅絕、海平面上升以及社會不公等問題，是現實氣候危機在文學中的再現，凸顯了當代英國詩人對環境現實的介入姿態。雷丁在詩歌中通過末世的敘事框架發出警示，傳達其對當下日益嚴峻的氣候危機以及人類破壞自然行為的反思，同時還號召人們找回愛的本能，重新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友愛的關系。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李家鑾認為，氣候小說自21世紀初興起以來，描繪的是影響全世界的人類和其他所有物種的氣候變化和生態災難，批判的是當下全人類共同的消費主義文化以及全球化推動下的工業化浪潮，探尋的人類出路也是全人類甚至包括其他物種在內的所有生物的出路。所以，氣候小說天然就包括世界主義的理論維度，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的思想。

十、地方、風景與家園

上海財經大學譚瓊琳從“風景與記憶”出發，探討特麗·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的《心靈的慰藉》是如何通過書寫個體的經驗與情感，反思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生態困境和人倫困境。面對現實中破碎的、不連貫的乃至失落的風景，威廉斯通過記憶和想象重構時間維度上的風景，以多重記憶書寫和身體寫作方式在作品中再現自然風景和文化風景。作品呈現記憶的復調性與風景的多維性，旨在呼吁人類重新開始以原始的身體感官了解和體驗自然，了解腳下的土地，重新建立起與大地的親密關系，重新找回愛的本能，以此找到回歸人類精神家園之路。

貴州大學寧梅考察了美國當代著名詩人貝里（Wendell Berry）生態現實主義的“地方”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貝里以對現實的批判為起點，立足“地方”，對因全球化造成的“地方意識”的缺失展開嚴厲批判;建構“地方”詩學，倡導“地方意識”的現實回歸，呼喚農業改革;探尋人類理想生存范式，努力構建“地方”共同體。她認為，貝里的“地方”思想體現了他立足本土的生態情懷和現實行動，在當今美國及西方農業生產領域和環境批評領域影響深遠。

臺灣中興大學阮秀莉探討澳洲原住民“傳命路徑”的行走傳統，爬梳分散的行走論述，以行走的生態和后殖民兩個初步發展中的新面向，探索澳洲原住民行走的環境意義和能動力。她認為，行走一直是原住民重要的文化傳統，原住民經常是行走大師，在許多人類學民族志中可以看到行走已化合到原住民身體、信仰、祭儀、美學和倫理道德中。澳洲原住民“傳命路徑”的行走，對其地方感和地方生成具有樞紐作用。

十一、生態敘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姜禮福分析21世紀人類世小說的中國書寫。他認為，中國是國際氣候談判多邊進程的積極推動者和相關協議的忠實履行者，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貢獻者，但21世紀人類世小說卻在氣候敘事中呈現出褒貶不一的中國形象。人類世故事大多發生在不久的將來，歷史和未來穿越交融，現實和想象難解難分，對其中的中國書寫進行系統性研究，揭示其中的敘事陷阱，明確是非曲直，有利于更好地維護中國形象。

中國石油大學唐建南關注21世紀的能源敘事研究。她認為，能源敘事是21世紀興起的能源人文學的研究焦點，其作為一種物敘事也是環境人文學者關注的對象。聚焦文學中人類與能源關系的書寫或能源敘事建構，考察能源與政治話語、經濟政策、文化建構、環境變化等的復雜關系，可以促使人們重新思考能源在生活文化中的重要性及與社會生態問題的關聯性，思考化石能源行將枯竭與人類世生態危機等世界問題。但目前能源敘事研究也存在研究主體單一、系統研究缺乏、研究范疇狹窄等不足，有待世界多元聲音的融入，在世界文學范疇對多種能源的敘事建構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十二、中國傳統生態思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初清華通過解讀中國傳統“龍”圖騰的生態內涵，探討水循環的生物化。他著眼于探究“龍”形象生成中的上古思維，結合《易傳》《淮南子》《山海經》等典籍所載龍道、龍形變化及六位時成等描述，認為“龍”形象主要源于從事農業為主的上古先民對自然界“水循環”現象的觀察及其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是古代“氣”論哲學的產物。因此，龍文化研究離不開對于龍與“云”“氣”“汽”等關系的梳理，其中蘊含著中國古代豐富的生態思想。

浙江農林大學楊昇探討中國林業諺語中的傳統生態思想。楊昇認為，中國傳統林諺源于林區的長期勞動生產實踐，其內容涵蓋造林、育苗、撫育、利用、更新、保護等各個生產環節，既具有一定的文學性，又注入了歷代林業生產者的經驗和智慧。中國傳統林諺產生于生產力相對低下的農耕社會，反映了山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順應的心態，他們并未把山林作為征服和改造的對象，故在林諺中保留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思想，如順從天時、尊重“土宜”、遵循“時禁”、永續利用和綜合經營等，對今天提升現代林業生產品質、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值得認真加以整理和發掘。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王俊暐認為，茶對國人的生命存在和現實生活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對茶的物質性和敘事張力的審思，或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她以唐代茶散文為研究對象，指出茶的物質性在其與茶人的交互作用中得以凸顯，映射出唐代文人向內心世界轉化的自然觀;尤其是以《茶酒論》為代表的擬人化描寫，體現了茶人與茶之間強烈的共情。茶文學的文本意義不斷交融互動，茶與古代文人共同建構了茶文化的意義系統，并最終影響著整體的物質世界。

十三、生態電影

臺灣大業大學李晶菁以《決戰猩球》（Planet of the Apes）和《阿麗塔：戰斗天使》（Alita：Battle Angel）為例，關注好萊塢電影里的末世奇幻。她認為，末世奇幻作品闡述了這個世界即將面臨毀滅或者是遭遇毀滅性災難之后的荒原景象，其中內含沖突和災難，結局往往是新的開始或者更是悲慘的結束。盡管這一系列電影似乎是以較悲觀的姿態看待人類與環境以及物種之間的沖突，并且在這種沖突之下，科技也無法協助人類走出僵局;但卻的確具有警世功用，既呈現科技進展的局限，又明確指出人類必須正視以人類為中心而衍生出的災難。這無疑對現代高度發展以及以人為中心的物質科技敲響警鐘，對物種之間的共生提出無限的想象空間。

臺灣淡江大學張錫恩關注科幻電影《猩球崛起》（Rise of the Apes）中的生命政治和醫療行業。她認為，實驗室動物從邏輯上與政治犯和其他在拘留營中被關押（和殺害）的囚犯是一樣的。她根據電影中猿類的表現，將實驗室動物的狀態和條件相互聯系，并對制藥業的實驗室動物和電影中的人猿作對比分析;通過研究藥學行業和德里達藥學概念的源起及其歷史脈絡，認為人類在其他動物的身體上進行實驗以尋找治療疾病的方法時，也同時對環境產生既救治卻又造成危害的倫理沖突。

十四、拉美和印尼生態文學研究

外交學院孟夏韻探討當代哥斯達黎加生態小說中的思想意蘊與審美特征。她認為，哥斯達黎加生態文學的主題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后殖民時代外資入侵的生態罪殃;二是“鄉村與城市”“地球與外太空”等地方維度的空間之爭;三是以“愛”（愛人與愛自然）貫穿故事。這三大主題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相互照應，共同構成了當代哥斯達黎加生態文學的思想特質。

武漢大學羅花樂收集了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印尼生態主題文學作品，研究其在印尼政治變動的背景下所蘊含的生態意識。羅花樂還探討了印尼人熱愛環境哲學與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關系，以及印尼生態文學對印尼社會教育和政府政策的影響。

十五、結語

在本次研討會的閉幕式上，程相占教授回顧了過去八屆海峽兩岸生態文學會議的發展歷程：首屆海峽兩岸生態文學會議于2011年在廈門大學舉辦，之后相繼在臺灣中興大學、山東大學、臺灣中山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臺灣華梵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兩岸著名高校成功舉辦，為兩岸學者共同探討生態文學和生態文明提供了對話平臺，促進了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方紅教授和蔡振興教授均認為此次會議展現了生態批評的多樣性和創新性，并開始注重中國生態話語的建構。

責任編輯：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