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朔小說語言的京味

摘 要：對于北京的地域書寫，王朔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雖然他的小說內容和價值取向存在著較大爭議，但是他機智幽默的語言文字，通過熟悉語言的陌生化和奇異語言的通俗化兩種方式的改造，卻受到了學界的普遍好評。

關鍵詞：王朔；京味；語言

作者簡介：任宗雷，南昌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6-0-01

評論界對于王朔的人物形象具有極大爭議，甚至針鋒相對，支持者稱之為反傳統、反權威，反對者抨擊其為“痞子”“流氓”，但對于其機智幽默的語言描寫卻大都持積極評價。毫無疑問，從文學本身來講，王朔的人物存在著嚴重的類型化的傾向，韓少功評價說：“王朔小說的人物生動，但卻太單一，男女老少都貧，一貧到底?！钡?，“他的語言鮮活上口，絕對地大白話，絕對地沒有洋八股黨八股與書生氣?！盵1]因此也就消除了語言的沉重和嚴肅，使之變得輕盈和歡快，既加快了語言的節奏，也增加了閱讀的快感，更加適合一個正在進入快節奏的市場化國家的讀者。

王朔的語言機智幽默，新鮮活潑，處處透露出一種語言的輕逸，集調侃和風趣于一體，十分符合一般小市民的閱讀期待。實際上就是“使熟悉的語言奇異化和把奇異的語言通俗化”[2]因此，他的語言特色甚至比他的類型化的人物形象更吸引著讀者。這些調侃以帶痞氣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嚴肅話題與俚語、土語混合在一起達到反諷的效果，在青年與市民階層中引起共鳴。權力文化與精英文化中的一些人，有時為自己過去一向視為神圣的東西，被踩在腳下，還吐上唾沫，感到其厚顏無恥，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有時也偶爾為其中某些淋漓盡致、帶有徹悟的調侃感到痛快。

“使熟悉的語言奇異化”就是把日常生活中的用語進行改造，使之煥然一新，獲得一種新鮮感和刺激感，因此王朔常常把政治領域里的用語強行引入到日?？谡Z交流中，把高大上的、嚴肅的、崇高的話語進行奇怪的組合。例如，他常常把國家的方針政策、毛澤東語錄、革命話語以異常輕松或者假正經的方式說出來?！啊厝ジ銈兝畹禽x說，馬青沖臺灣女士交代，‘好好在島上過日子吧，別老想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統一了有什么好呵？十億人都找你要飯吃，你有那么大的飯鍋嗎？‘不服就讓國民黨來試試———嚇死他！我信哪個？中國這塊土地誰敢來改變顏色？誰來就讓誰遺臭萬年。別人不了解中國，咱還不解中國？混多少年了？”北京長期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北京人對政治的格外關注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世代流傳下來，再加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各個領域的高度政治化，每個人對政治活動和國家政策都非常熟悉，因此像三民主義、李登輝、改變顏色（顏色革命）等之類的政治詞匯早已爛熟于心。這也隱約透露出當時90年代中國的面臨的部分政治現實，國外由資本主義國家暗中策劃的旨在推翻社會主義政權的顏色革命的爆發，臺灣又在臺獨分子李登輝的帶領下積極籌劃獨立等等，然而由一群不務正業的人口中說出，不知不覺地就解構了這種嚴肅性，充滿了對對話者的鄙視和嘲諷。

“奇異的語言通俗化”，具體表現為鋪陳渲染，以大量的詞匯和句子表達語意，即使是意義相同的不同詞匯也要傾瀉而出，體現出語言的快感。王朔談起自己的小說語言時說：“當代北京話，城市流行語。這種種所謂以‘調侃冠之的語言風格和態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車售票員街頭瞎混的小痞子，打撲克打麻將的賭棍，飯館里喝酒聊天的侃爺們集體創造的?！盵3]這也說明雖然王朔的語言不是一種北京的大眾語，但確實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城市的邊緣人，他的小說語言和精神內核都更符合這些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特征。例如在《永失我愛》中，男主人公在結婚前夕突然患了絕癥，為了不連累未婚妻，他采取了一系列違心的行動，結果引起未婚妻的誤解。為了瞞過未婚妻，他只得先強忍悲痛，強顏歡笑，強耍貧嘴以掩飾內心悲傷：“何雷，你這個人怎么就能紅一陣兒白一陣兒，說狠就狠，翻臉不認人，什么揍的？”“變色龍揍的?！蔽姨撔恼\懇地說：“親者痛仇者快，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朝花夕拾，連我自己也覺得特沒勁?！辉趺凑f正人先正己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本人這樣兒怎么還能嚴格要全部求你像個正人君子夕”。待未婚妻表情有所緩和，他又得寸進尺地“貧”道：“窮寇勿追，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就別非逼我當三孫子了，殺人不過頭點地，我也算奴顏脾膝了”。試想在生活中，誰也不會為了表達一個意思連珠炮一樣的進行語言轟炸，更何況這些語言之間有時壓根沒有什么邏輯性，甚至意義互相矛盾，但是為了追求語言的刺激，被王朔羅列到一起，其中雖然不乏靈氣，但卻有過于油滑的嫌疑。

每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和人口構成都是復雜多變的，每個作家也都有自己獨特的人文視角和生命體驗。老舍筆下的北京是二十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的老北京，是一個鄉土中國在走向現代化、城市化的一個縮影，他筆下的北京市民還帶有極大的鄉土性和保守性，北京也仍然是茶館、四合院、天橋等傳統人文景觀所構成。而王朔筆下的北京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是一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北京，在這里傳統的倫理道德已遭到徹底地摧毀，興起的是一種反傳統、反崇高、反權威的叛逆文化，咖啡館、歌廳、電影院等現代化建筑也成為了新北京的名片。而在此中文化景觀中，產生的“京味”語言，也不再穩健沉重，反而充滿了對社會的嘲諷和戲謔，這也正是社會普遍性焦慮的一種反應。反映出一部分新北京人的文化心理和生存狀態，這也是王朔對于當代文壇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注釋：

[1]王蒙《躲避崇高》粵海風[J].1993年第1期.

[2]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王朔《我是王朔》[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