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機”更需要教育“智慧應對”

許朝軍

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際工具，一些智能手機成為學生歡迎、家長和學校頭疼的“新電子病”，引起來了社會的廣泛討論，不少學校開始禁止手機進校，有些甚至采取了“當眾沒收”一系列措施來治理，但這些治理效果不明顯。今年兩會上，一些代表提出 “立法禁止手機進校園”，這成為一部分主流意見，此舉倘若能夠實施，將從法律層面有效解決學校治理智能手機影響青少年健康成長問題。

但任何措施都必然產生兩方面的結果，“立法禁止手機進校園”看似愿景美好，成效可期，但我們卻無法回避這樣一個潛在的聲音：這樣做學生愿意嗎？畢竟學生是成長的主體。倘若主體都不贊成，再具有積極意義的舉措，恐怕也難以成行。從另一個側面而言，手機畢竟只是通訊工具，而智能手機僅僅是通訊工具意義上的升級換代，倘若僅僅是為了通訊或者遵守學校紀律的語境中使用手機，教育管理也不能對學生“一概而論”制止其接觸手機。更何況在目前電子信息技術日益發達的情形下，智能手機并不僅僅是智能手機，也是電子信息技術衍生品，那么是不是還要出臺禁止智能信息技術等進校園呢？雖然智能手機的負面影響眾所周知，但我們也不能看到其作為通訊工具的一面，就像當初計算機出現時不少孩子患上“電子游戲癥”一樣，當初好多人都要求禁止孩子使用計算機和接觸計算機，但事實證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技術進步，這樣的意見是可笑的。同時我們更不能忽視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即便通過了“立法禁止智能手機進校園”，但學生在校園之外使用手機呢？

“智能手機癥”的病根不在智能手機，而是智能手機使用行為，這才是每個人每個家長每所學校都必須明白的道理。智能手機何罪之有？罪魁禍首是那些借助智能手機滋生的不良軟件以及不科學、不理性的使用行為。如果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每個學生都能正確認識智能手機的作用，都能正確對待智能手機軟件和一些網絡APP等的優劣勢，能做到科學選擇使用手機，能主動拒絕不良手機信息和手機軟件，如果學校和家庭能形成一種正確使用手機或者幫助每個孩子正確使用手機的氛圍，智能手機也不完全就是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負面影響者，即時通訊、健康的教育APP以及師生家長的微信溝通等，就會成為孩子健康成長的有益載體和幫手。毫無疑問，青少年學生如何對待手機、如何使用手機，這才是一個最值得關注而且比“禁止使用手機”更理性、更合理也更具深遠意義的大成長課題。

隨著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青少年學生面對的成長環境、社會氛圍都日新月異，面對這些我們不能簡單地給孩子們設立屏障，也不能手忙腳亂地敷衍應對，而應該充滿教育善意和教育智慧。

同時，對于活生生的個體成長而言，每個負面因素、負面影響乃至負面案例，恰恰也是正面教育的素材和樣本，這更需要我們用教育智慧去應對、引導。面對“智能手機”的擔憂，當務之急就是學校和家長靜下心來，從青少年學生的角度，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學校要積極和家長溝通，探討智能手機帶來的各種問題，聯手達成共識，在審慎為孩子購置、科學引導使用、有條件使用等方面達成一致，形成共同引導孩子理性使用智能手機的氛圍，不出現此消彼長、顧此失彼的監督管理真空。其次，學校和教師要針對“智能手機”，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教育引導，采取每學期上一次“手機課”，每周召開一次班隊會等，師生共同討論手機使用的影響，每周組織一次學生自我檢查診斷等方式，將正確、理性的手機使用觀念滲透到學生的日常行為之中。同時學校還要在充分征求家長尤其是學生意見基礎上，將“禁止手機入課堂”“禁止玩智能手機游戲”“禁止瀏覽不良信息”等條款納入班級管理規定和校規校紀中，制定切實可行的懲戒措施，并完善懲戒制度等，對違反校規校紀使用智能手機行為進行從嚴懲戒。

當然，我們還需要針對校內特殊群體開展智慧教育引導，重點對那些“智能手機依賴癥”、“手機網游癥”、“低頭族”等“癥狀”明顯的對象進行有針對性的矯治，引導他們參與班級和學校集體生活、積極參與智能手機使用大討論，并引導其參加健康有益的校園交際活動等，開展興趣轉移和集體陽光生活等，用健康積極的陽光學習生活替代頹廢、無聊、內向、自卑等心理和交際缺陷，把青少年從“低頭族”和“手機依賴癥”中拉回到正常生活軌道和學習生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