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產業升級戰

陳榮 李瑤

城市的深度發展究竟會帶來什么？

觀察英、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新一輪城市化進程可知，深度城市化是涉及全領域、全層次、全流程、全機制的綜合變遷過程。它將在全球范圍內吸收配置資源，各類生產、生活要素和文化流動性增強并呈現加速態勢，進一步為創新發展奠定基礎。

這也意味著，就技術和產業層面而言，深度城市化將釋放巨大的市場需求，形成廣闊的投資空間。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數據，2016～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相當于每年全球增加值的3.8%，約3.3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經濟體占其中60%。

國內市場方面，據同濟大學測算，僅智慧城市建設一項，2018年市場規模就已經達到8萬億元人民幣，預計2021年可達到38.7萬億元人民幣。

在“深度城市化”調研過程中，這樣一個觀點得到普遍認同：“深度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容量，可用于拉動我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需要重點培育自主可控產業鏈和國際一流企業，撬動新一輪產業高質量發展空間。

城市建造的產業拉力

伴隨我國經濟由高速度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市經濟發展與空間利用對城市功能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進入以滿足人們“美好生活”的內涵提升與更新階段。

城市更新既包含由政府引導的制度更新、環境更新、交通更新、機構更新，也包含由市場企業主導的建筑更新、人文更新、產業更新、場景更新，蘊含巨大經濟社會效益。

最具代表性的一個領域，是地下空間的更新升級。

城市地下空間基礎設施具有巨大的投資潛力，上海市在2017年曾統計測算，地下空間開發總面積達1.1億平方米，年均增長量400萬～ 500萬平方米，年均投資達1000億元，拉動GDP和就業作用明顯。

但與發達國家大都市相比，我國地下基礎設施建設存在諸多短板，如地下管網鋪設混亂、底數不清，地上地下規劃不同步、道路反復挖掘，建設缺乏前瞻性、遠落后于城市承載力需求等，亟待系統規劃建設地下交通、地下管廊、地下物流、地下建筑、地下商業、地下科研設施等新基礎設施。

因此，以城市地下基礎設施升級為牽引，系統提升我國在地下工程領域的科研能力、管理能力與產業鏈實力，將是城市建造產業升級轉型首要任務和機遇。

具體操作上，目前有兩個突破口：

一是推進地下空間全要素開發關鍵技術攻關。

目前我國已具備對地下40～200米空間進行商業化開發利用的技術實力，接下來可考慮加快推進“200米地下空間全要素開發”所需關鍵適用技術和技術集成，開展以超深超大裝備制造為導向的重大科技攻關，形成國際領先的核心技術與產業鏈集群。

二是提升“地下城市”信息化智慧化管理能級。

其中的核心是將“地下城市”作為關鍵構成納入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臺和應用體系建設框架，依托北斗高精準定位、云計算、大數據、信息感知等，統籌協調地下消防、供電、照明、通風、排水、通信、監控、報警、標識等附屬設施的信息采集和動態更新，全面實現地下基礎設施可視化管理。

除了城市地下空間，城市地上建筑領域同樣蘊含巨大產業機遇。

公開數據顯示，我國傳統建筑耗能及建筑材料生產過程消耗，在社會總耗能中占比達到46%，對國民經濟構成沉重負擔。

如果能率先啟動“智能建造”創新研發與成果轉化，以城市建筑更新為抓手，強力推動我國在建筑新材料、新技術領域形成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將極有可能在建筑業乃至制造業中占據全球制高點、收獲巨大技術紅利。

湖北十堰，工人在地下綜合管廊施工現場作業。地下綜合管廊是將電力、通信、給水等兩種以上的管線，集中設置在同一地下空間而形成的一種現代化、科學化、集約化的城市基礎設施。

在落地階段，著眼以建筑新技術、新材料的顛覆性突破帶動城市建筑產業變革，可重點圍繞以下四個領域集中發力：

一是智能建筑設計，以計算機模擬人腦進行滿足用戶友好與特質需求的智能型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

二是智能建筑裝備，推進重載機器人、3D打印和柔性制造系統研發，實現建筑施工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

三是智能建筑與基礎設施，依托智能傳感設備、自我修復材料創新研發，實現智能家居、智能基礎設施、城市智能化運行與防災能力;

四是智能管理，憑借智能傳感、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集成與研發，實現單體建筑、城市街區、城市基礎設施的全壽命智能運維管理。

如果再結合當前我國城市發展情況，則可依托長三角、京津翼等都市圈的科技創新中心，設立智能建造研發與轉化功能性平臺，實現傳統建筑業跨越式發展。

構建新型交通與物流體系

從古至今，交通方式的更新升級推動著社會資源流轉的加快。尤其在城鎮化進程中，新型交通可更快提升城市運行和資源配置效率。

隨著智慧城市建設的加速度推進，深度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可以引入更多的新型交通產品，甚至在一些城市或區域試點顛覆式交通模式，帶動我國相關產業快速創新、發展。

何為顛覆式交通模式？

近幾年最熱門的顛覆式交通模式之一，當屬“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懸浮交通系統”（俗稱“超級高鐵”）。這種交通系統可以作為對現有交通結構的有效補充，并部分顛覆現有航空交通。歐美日發達國家均在積極研發，美國加州“超級高鐵”技術公司HTT的首條超級高鐵線路預計于2022年面向公眾開放。

對標國際形勢，我國也可以啟動“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懸浮交通系統”技術攻關與建設計劃，選擇經濟條件好且具有迫切需求的城市群先行開展示范線建設，如粵港澳大灣區、滬杭等，打通大都市圈超高速交通動脈。

新能源空鐵這一懸掛式單軌交通新制式，具有節地節能、綠色環保等顯著特點，目前已通過4 萬余公里試運行。

從調研中看，我國建設超級高鐵也具備一定的國內基礎，2018年，中國工程院啟動了重大咨詢項目“低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懸浮鐵路戰略研究”，組織總體技術方案的前期論證，并同步啟動了“大灣區廣深港高速磁懸浮鐵路”預可研。該超高速交通動脈系統一旦建成，將貫穿沿線都市圈形成時空更加緊湊的大城市群。

當然，此類新型交通重大項目不能一蹴而就。目前，我國很多城市由與職能管理部門限于法規不完善等諸多原因，對新型交通的開放度不夠，不愿意將“交通場景”“物流場景”向新產品、新模式開放。

以“新能源空鐵”為例，這一懸掛式單軌交通新制式，具有節地節能、綠色環保、經濟適用、應用范圍廣、運力與通行效率高等顯著特點，是我國在全球率先綜合運用大容量動力電池技術、軌道交通技術、智能控制技術，并采用新材料新工藝集成創新的一項重大成果。目前新能源空鐵已通過4萬余公里試運行。

但據一些研發單位反映，這一新交通制式項目卻因為一些地方不敢批或審批周期長，處于“黎明前的黑暗期”。

對于技術成熟的新型交通制式項目，需要創造條件布局落地，甚至可考慮推進其成為“一帶一路”新型交通的示范性項目，帶動我國裝備制造業更好地走出去。

值得欣喜的是，目前我國的無人駕駛公交、無人停車系統已在深圳試運行，京東的智能配送機器人已試運行，順豐公司的無人機快遞已獲得國內首張無人機航空運營（試點）許可證。

此外，中國工程院正在推動“智慧車列交通系統”產業化?！爸腔圮嚵薪煌ㄏ到y”是一種基于人工智能和城市交通大數據感知的顛覆性智能交通解決方案，可以催生萬億級產業集群，改良現有城市交通方式，緩解城市交通慢、堵、亂等現狀，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

隨著城市智能化的加速進化，我國可加快推進新型交通發展規劃的制定，加快試點應用及立法，以向產業鏈創新釋放更多的“交通場景”和“物流場景”。

搶占智慧產業全球制高點

現有技術趨勢和應用成果已證明，5G通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有望在未來5～10年內，全面重塑經濟結構、社會民生、國防安全，推動城市GDP和智慧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成為掌握國際競爭制勝權的關鍵。

鑒于網絡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屬性，加速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可有效增強智慧城市的技術供給與產業化能力。當下及未來一段時間，信息技術產業升級的側重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向：

一是深入提升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能級和服務水平，打造寬帶城市升級版。

以5G、高速光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移動物聯網（NB-IoT）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加大投資建設力度。深化無線城市建設，實施傳輸網絡高速寬帶技術改造，推進智慧多功能桿建設，形成共建共享、集約高效的城市物聯感知網絡建設模式。

二是加快培育我國自主網絡信息設備產業鏈和企業。

夯實集成電路、高端軟件、新型顯示等基礎產業支撐作用，在此基礎上，重點圍繞終端設備、基站系統、網絡架構、應用場景四個領域扶持相關產業鏈和企業發展。通過產業升級反哺城市發展，力爭用3年左右時間將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等建成世界級信息網絡都市圈。

三是支持產學研合力建設5G產業聯盟。

聚焦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醫療、工業能源、視頻娛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等8個新技術領域應用，共同開展5G創新應用孵化工作，通過建立試驗場、試點站、示范區等方式，著力培育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5G垂直行業應用。

如果說通信技術是智慧城市的基礎，那么大數據就是實現城市智慧化的關鍵支撐，為各個領域提供強大的決策支持。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深度發展和廣泛應用，巨大信息流背后產生的海量、異構、多源城市數據已經成為亟待提取、管理、分析、挖掘及有效利用的寶藏。

從這個角度出發，要想加快實現城市智慧化，搶占全球智慧產業制高點，有必要采用引進與培育相結合的模式，圍繞大數據采集、存儲、加工、交易四個核心環節，打造基于都市圈發展的大數據全產業鏈。

相對于網絡通信、大數據等，人工智能更能整合散落的計算資源、數據資源和平臺資源，培育出一系列人工智能上下游企業。

未來，立足都市圈，建設高質量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驅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帶動全國構筑智能化產業生態系統，將成為一大趨勢。

人工智能涉及的技術和建設要求復雜多樣，就城市發展而言，首先是需要深度整合數據、智力和算力等稀缺基礎資源。

各大城市可以與國內外頭部芯片公司、超算公司和云計算平臺合作，增強算力供給;與人工智能海內外頂尖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推動實驗室技術商業化，實現智力資源“跨境追蹤”;與大數據行業標桿企業合作，聯合挖掘數據價值，開發數據應用。

其次，需要搭建底層技術基礎平臺支撐“AI+”在各行業落地。加快布局協同人工智能的5G技術、高精度導航定位網絡、物聯網核心技術等的研發及應用，建設提供底層支撐和基礎設施的人工智能技術云平臺，覆蓋各領域、各場景應用層服務的人工智能行業應用服務云平臺等，促進人工智能在金融、安防、交通、零售、教育等行業落地。

再次，需要組建大都市圈人工智能產業資源共享發展戰略合作聯盟。吸納相關人工智能標桿企業加入，制定資源建設和管理規劃，確定資源開放共享程度，并對基礎資源、特色資源和免費服務、收費服務進行界定，公開、規范地管理共享平臺。

最后，依托該平臺構建智能化產業生態系統。帶動電信、交通、物流、云計算等領域推動由點及面的產業整體規劃，推動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建造、智能醫療等產業變革，打通人工智能在各行業應用的產業鏈，最終實現智能生態全行業覆蓋，為產業升級、政府戰略決策、城市精細化管理提供強大技術支持。

nor-latin'>在頂層設計、體制機制的保障下，緊扣“智慧、生態、人文”深度城市化題眼，編制新的投資與產業目錄，成為當務之急。在這方面，“深度城市化”存在廣闊的產業發展空間與大量的就業機會。

總體而言，從內部看，深度城市化是重塑我國城市發展模式的關鍵，一方面能提高城市集聚效應，帶動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另一方面也能顯著增加就業機會，穩步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量級的增加。

從外部看，全球化競爭加劇形成的倒逼態勢，要求我國進一步提升投資與生產效率，推進經濟的效率革命與質量提升。

如此形勢下，能否形成四五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都市圈，能否形成十多個世界級城市群，是決定我國下一步城鎮化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

放眼當下與未來，在充分借鑒日本、韓國、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世界級都市圈的發展規律、路徑與經驗的基礎上，要想把握好深度城市化的契機，必須著力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和政策潛力，結合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和新型城鎮化規劃，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和城市規模結構。

在這一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尊重城市發展的自然規律，集中精力和資源，以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為投資和建設載體，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都市圈。

（“深度城市化”課題組組長由同濟大學伍江教授擔任，參與調查研究的專家包括吳亮、莊少勤、史育龍、胡本鋼、許元榮、韓傳峰、尹稚、李曉江、趙燕青、杜歡政、彭震偉、張泰、辛仁周、謝雄耀、何斌、婁永琪、莊宇、張小寧、陳泳、蘇運升、仇瑜峰、王信、王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