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

楊晶　丁士軍　鄧大松

摘要 城鎮化進程中土地征收對失地農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續生計的影響一直是全社會各階層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利用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和個體相對剝奪視角，利用Kakwani指數測算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并探究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異質性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①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數處于較高剝奪區間，且呈現出自東向西遞增的空間分布特征，東、中、西部地區的指標值分別達到0.516、0.552、0.595。②失地農民人力資本越豐富，越容易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狀況好的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狀況差的失地農民低0.065個單位，由基礎教育和技術技能培訓反映的人力資本積累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效應分別為-0.034、-0.046。③不同類型社會資本與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也呈顯著負相關，失地后傳統的以血緣和親緣為核心的紐帶型社會資本在降低微觀個體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效應為-0.032。④異質性研究再次證實人力資本要素集聚和社會資本積累在縮減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中的積極作用，同時，不同失地群體個體收入不平等和影響因素在空間上受到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以組織身份衡量的連接型社會資本僅與東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呈顯著負相關，抑制效應為-0.055。在精準扶貧背景下，需要進一步通過提升失地農民人力資本水平和社會資本水平來防止群體固化和收入剝奪惡化問題，各區域應采用因地制宜的消減收入剝奪的政策措施，這對于新時代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狀況具有積極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 失地農民;家庭稟賦;生計;個體收入不平等;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F328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9）03-0148-11DOI：10.12062/cpre.20181008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結構快速轉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但在取得令世界驚嘆的成就的同時，因土地征收引發的經濟糾紛和社會沖突層出不窮。我們應該注意到，失地農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日趨嚴峻，這不僅影響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也對新時期農村土地征收和收入分配改革提出挑戰。事實上，失地沖擊加劇了福利分布的馬太效應，使農戶群體失地后的福利分布更加不均衡，進而造成排斥、剝奪[1-2]。部分失地農民由于缺乏有效的“農轉非”增收渠道，因生計不穩定逐漸排斥到社會發展的邊緣，淪落到收入分布的底端和陷入相對貧困[3]。這顯然與農村征地政策的設計初衷相悖。土地征收是致貧陷阱還是致富機遇？在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和城鎮化背景下，這種失地沖擊已經備受民眾和媒體的關注。因而迫切需要考察失地農民收入不平等問題，基于家庭資源和制度安排來幫助失地農民提高收入以及實現生計轉型。為此，本文將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和個體相對剝奪視角，探究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惡化的“能力”誘因及其收入創造和生計轉型機制，以期為政府制定合意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政策提供經驗證據。

1 文獻綜述

“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是社會學“沖突”理論的一個基本概念，Runciman[4]準確地給出了關于相對剝奪的詳細解釋。以往的研究認為，“剝奪”是指一種狀態，而不是指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剝奪，富裕群體對中低收入者的剝奪等行為。在幸福經濟學領域，廣義上“個體相對剝奪”是指被剝奪者的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即人們在與他人比較后感覺到的不公平、被侵害及不滿的矛盾心理狀態。由于個人收入與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參照組內其他成員的收入與自己的幸福感負相關，即“收入-幸?！敝i，這種現象也被稱為“攀比效應”或“相對剝奪效應”[5-6]。狹義上的收入剝奪是指客觀經濟收入上的個體相對剝奪狀態，以后的學者進一步闡釋并發展了這一理論，引入“參照群體”概念，后來“個體相對剝奪”分析框架逐漸被廣泛應用于收入分配領域，反映個體層面收入不平等的狀態[7]。阿瑪蒂亞·森[8]基于多維度貧困測量指數（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把貧困的概念從收入不足拓展至多維度的可行能力。按照阿瑪蒂亞·森的理論，個體的福利或被剝奪不能僅從消費或收入單一維度進行測量，需要從可行能力和自由等多個維度進行考察。還有學者利用剝奪指數（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MD），建立包括教育、就業、收入、住宅、基礎設施和健康六個域的結構方程模型，發現教育剝奪對就業剝奪有顯著正影響，而就業剝奪會導致收入剝奪顯著增加[9]。Saltkjel和Malmberg-Heimonen[10]研究指出，福利的普遍性減弱了物質剝奪和收入貧困的風險，進而有助于解決社會的不平等性問題。Ren和Pan[11]利用新的相對剝奪指數，更好的反映了個體相對剝奪的內涵，并利用CGSS2008農村數據檢驗了個體相對剝奪指數對極高收入更敏感，較高收入的增長使得收入剝奪更加激烈。在我國，著名學者李強[12]較早地提出了“相對剝奪”的概念，并對農民工在經濟收入、福利保障方面的絕對剝奪、相對剝奪、多階剝奪等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然而，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來看，國內大部分學者側重于整體剝奪問題研究，對個體相對剝奪的研究明顯關注不夠。并且，就方法而言，以往學者測度收入不平等時側重于使用Atkinson不平等指數、收入基尼系數、回歸分解和多維貧困等方法，遺憾的是，已有文獻這些測算方法只能從整體上，籠統地反映收入不平等狀況，所得到的“不平等”概念其實并不精準。相對于以上方法而言，收入剝奪指數（Relative Deprivation in Income）基于擬序和不平等判定，具有嚴格偏好和傳遞性，提供了一種清晰明確的排序，能在個體層面測度收入不平等狀況，從而更精準地反映收入分化背后的收入不平等微觀特征，為我們理解個體收入不平等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此外，盡管以往的一些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在微觀層面定量分析個體收入剝奪的驅動因素并尋找微觀機理，但尚沒有基于一個理論框架來闡明個體收入剝奪變量選擇的依據，因此，變量選取具有一定隨意性，總體理論性不夠，最后的政策建議針對性不夠強，對個體收入剝奪問題的分析還需進一步深化。

城鎮化進程中土地征收對失地農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續生計的影響一直是全社會各階層關注的熱點問題。然而，盡管在中國的土地征收和收入分配這一主題上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13-15]，但學術界對失地農民這一特殊群體“相對剝奪”問題的考察還比較缺乏。中國現階段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如何？不同類型的家庭稟賦加劇或抑制了失地農民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如何降低富裕群體對低收入失地群體的收入擠壓和剝奪，進一步遏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和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現有文獻對這些問題缺乏足夠重視。此外，大多數中國失地農民收入不平等相關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整體層面的收入分布及因素貢獻，鮮有研究基于個體相對剝奪視角準確研判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更缺乏從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收入不平等問題進行整體、系統的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嘗試引入Kakwani指數作為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測度指標，并結合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就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及其內在機理開展實證分析。本文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一是以失地農民為典型樣本，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拓展了過去對失地農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思路;二是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構建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機制路徑，為深入研究不同制度背景下農民收入分化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是對已有研究的有益補充。在控制一系列可能影響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后，本文研究結論依然穩健。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理論基礎

基于個體相對剝奪視角，建立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分析框架，考察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機制路徑。在本文中，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指失地農民收入“被剝奪”的一種狀態。一般來說，土地征收同時意味著農戶生計資本遭受破壞，喪失了維持基本生活的土地保障，直接導致農民的要素稟賦結構在失地前后發生變化。由于內生資源稟賦差異，土地被征收后農民可持續發展能力受損，失地后農民的生計資產分布可能更不規整。理論上而言，如果不平等的資源稟賦使受益在社會階層中分配不均，則會造成弱勢群體占據多數的下層群體的個體相對剝奪更加強烈。進一步地，通過收入測算和收入位序排列，就可得到失地農民個體收入剝奪狀況。在收入位置的相對分割中，一些具有明顯貧困脆弱性的個體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故而群組內其他個體對自身的收入地位的剝奪較明顯。個體收入與個體收入剝奪呈負相關，失地農民收入水平越低，所遭受的剝奪越明顯，其個體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深。

基于以往的研究[15]，我們提出了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分析框架（見圖1）。對于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而言，作為一個傳統理論意義上的基本經濟單元，土地被征收后部分農民生計方式發生變化，流動、剝奪和排斥可能打破了原有的人力資本積累，同時失地農民面臨著社會關系變遷和重組，導致其原來積累的家庭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遭受損失。失地作為一種外界沖擊，必然會導致農民原有的生計資本狀況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生計資本的流動。土地被征收前農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生計資本水平與結構，在土地被征收后農民在資產、收入和財富等方面的差異會引起農民生計策略非農化和多元化，進而導致生計結果分化，尤其是土地被征收前后農民收入結構和收入來源發生劇烈變動。從理論上而言，失地農民收入持續分化，必然會造成不同家庭稟賦的失地農民收入地位的變換，出現土地被征收后農民收入地位的競爭性排位，進而不同個體收入剝奪狀況可能存在差別。失地沖擊下農民短期經濟福利的分化及其收入位置的變化會產生“排序效應”，社會群體生計結果被逐漸分化，收入群體發生分異，進而引致失地農民收入剝奪效應。大量經驗研究的證據表明，貧困農民在失地沖擊下表現出更大的脆弱性，農民在失去穩定的土地保障后更容易陷入持續貧困，遭受處于資源稟賦富裕群體的相對剝奪。盡管在我國失地農民能夠獲得一定的征地補償，但是，這種一次性補償只是財富存量而不是收入流量，不同征地補償政策差異也會誘發收入的差異，可能加劇不同失地農民收入狀態的“分割”。從長遠角度來看，因征地導致的自然資本損失、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未來增值收益的喪失，使得失地農民在失去農業性收入來源的同時，面臨人力資本不均和社會資本損失帶來的可持續生計發展問題，成為失地農民收入分化和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持續惡化的深層次誘因。

2.2 研究假設

本文理論框架建立在可持續生計框架和相對剝奪理論的基礎上，并從相關理論中歸納得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影響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機制路徑。從以往的大量研究成果來看，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對減少失地農民貧困發生率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人力資本（醫療、教育、培訓和勞動力）和社會資本（諸如親屬關系網、朋友和社團等社會關系的范圍和種類）納入到失地農民收入不平等決定模型中，但是缺乏科學歸類和系統性分析。有學者認為，健康與教育所體現的人力資本是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顯著因素，個體在技能、文化、健康等人力資本方面的分化會加劇個體收入不平等[16]。較強的社會網絡或人際關系對失地農民的職業選擇具有重要的作用，會影響農民可行動能力[3]，產生個體收入不平等效應。并且，在我國，規模龐大的失地農民福利分化和生計能力受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一方面，人力資本不僅可以通過提高農民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工資增長，而且還體現在增加勞動力的非農參與機會上。另一方面，社會資本較高有助于提升土地被征收后社會資源的可獲得性，從而拓展自身的發展空間。但是，由于失地沖擊下社會關系面臨重組，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可能產生的影響效應可能遠小于人力資本的影響效應。

2.2.1 人力資本影響個體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機理

如前所述，失地后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受損不僅會抑制人們收入的恢復，而且會壓縮個人或群體的發展空間，使其長久地陷入貧困。失地農民人力資本主要包括教育、健康和勞動技能培訓等不同類型。由于被征地后，部分處于優勢地位的失地農民可能擇優選擇性轉移就業，實現生計的順利轉型，而人力資本方面劣勢累積則不利于失地農民生計轉型，造成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失業、生計缺乏保障。盡管也有部分失地農民繼續在本地務農，但是失地后農業性收入的貢獻減弱。理論上而言，人力資本分布不均等可能通過影響失地農民擇優轉移就業機會和生產力，影響人力資本回報，導致不同人力資本水平的失地農民收入分化，最終影響個體收入不平等。理論上而言，人力資本對失地農民可能會產生非常強的促收效應，人力資本狀況越富裕的失地農民，其獲得較高收入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對個體收入不平等具有抑制作用。尤其是經濟增長較快的發達地區，相對于非熟練勞動力，熟練勞動力的回報會更高。教育、技能和健康反映失地農民的人力資本狀況分布不均勻，形成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分化，即失地農民人力資本積累呈現出了降低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效應，而貧乏的人力資本使得失地農民收入地位更容易被剝奪?；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有待驗證的假設。

H1：人力資本具有增收效應，表現為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失地農民個體不平等程度越低。

2.2.2 社會資本影響個體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機理

農民土地被征收后生計方式發生轉型已經成為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如果失地農民能夠在新的環境中構建新的社會網絡，這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流動”造成的社會資本“損失”。但是，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情況下，由于城鎮化運動中存在著狹隘的共容利益，擁有社會資本網絡或社會資本較強的失地農民，更容易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形成非正式的利益聯盟[17]。在失去土地后利用其社會網絡，更有動機和能力謀求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從而更容易實現城鎮化身份的轉換和收入創造，因此社會資本可能成為個體收入不平等的非制度誘因，尤其是對傳統地緣社會資本損失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明顯影響。此外，由于異質性資源稟賦，不同地區失地農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不均等，可能影響個體收入不平等在地區之間分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社會資本能夠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表現為社會資本越豐富，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

H3：不同類型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

3 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現狀測度

3.1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項目，該項目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負責執行，其目的是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2016年CFPS調查問卷涵蓋社會人口學基本信息、生活條件、工作和社會保障、經濟收支狀況、土地、耐用品與農業機械、金融資產和社會交往等內容，包含33 296個成年人樣本。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問題，研究樣本為2016年家庭經歷了土地征用的失地農民。文中的農民收入是指微觀層面的收入，包含農民家庭在一年內的全部進賬和現金收入，統計口徑既包括家庭農業收入，以及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政府轉移性支付收入。為簡明扼要，本文中省略關于研究所需的數據調查點、抽樣方法等內容，加之對變量的考慮和對數據質量的要求，剔除不相關和缺失的變量，最終篩選出覆蓋25個省/市/自治區的1 617個研究樣本。其中，東部地區樣本618個，占比38.22%;中部地區樣本399個，占比2467%;西部地區樣本600個，占比3711%。已結婚樣本占比859%;調查年份主要從事農業的樣本數為689個，占比4261%。此外，7415%的失地農民工作狀態為有工作，099%的樣本處于失業狀態;本省外縣工作的樣本占比427%，外省工作的樣本占比216%，也有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的工作地點不固定。從數據描述來看，研究樣本符合我國失地農民的基本特征。

3.2 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測度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個體收入不平等”由被調查樣本個體收入相對剝奪指標（RD）來反映。對于個體層面的收入不平等測度，目前比較有代表性的衡量指標包括Podder指數、Yitazhaki指數和Kakwani指數等，具體參見任國強、石玉成[7]個體收入剝奪的相關文獻。由于Kakwani指數能夠克服基尼系數不滿足加和可分解性的缺點，對群組內相對剝奪可客觀度量，因此，本文以Kakwani指數作為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測度指標。令Y代表一個群組，樣本數量為n，將群內個體按收入的升序排列，得到該參照群總體收入分布向量Y=（y1，y2，...，yn），y1≦y2≦…≦yn。第i個人的相對剝奪RD（yj，yi）意味著yj對yi的收入剝奪，把RD（yj，yi）對j求和，并除以收入均值，則個體i受到的收入剝奪（RD）為：

RD（y，yi）=1nμyΣnj=i+1（yj-yi）=γ+yi（（μ+yi+yj）/μY）

（1）

其中，μY是群組Y中所有個體的收入均值，μ+yi是群組Y中收入超過yi的其他樣本的收入均值，γ+yi是群組Y中收入超過yi的樣本數量占總樣本數量的百分比。

利用CFPS（2016）數據，通過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測算發現，全國樣本的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均值為0.556，東部和中部地區樣本個體收入不平等均值分別為0.516和0.552，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數高于全國平均值以及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標，指標值達到0.595，說明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相對更嚴重，且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呈現出由東向西遞增的空間分布特征。因此，地區異質性已經成為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表征。為便于對比分析，本文進一步將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取值劃分為5種類型。結果表明，東部地區樣本農民大多數分布在（0.4，0.6]這一個剝奪區間，占比為28.32%。東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相對較輕，且收入剝奪等級分布呈現出向左偏移的倒“U”型特征。中部和西部地區指標值集中在（0.6，0.8]、（0.4，0.6]兩個區間，其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程度更深（見表1）。測算結果表明，我國失地農民收入剝奪整體處于較高剝奪區間，且在空間上受到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

4 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影響因素模型與實證結果

4.1 計量模型設定

為探究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惡化的“能力”誘因，本文接下來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決定因素進行回歸分析?；诳沙掷m分析框架和前文理論機制分析，本文主要從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角度探究失地農民能力稟賦不均等對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將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作為被解釋變量，看各解釋因素對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效應?；鶞誓Ｐ驮O定如下：

RDi=C+αCapitali+βSociali+γXi+μi，E（μ）=0

（2）

其中，RDi為被解釋變量，代表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由Kakwani指數計算得出），Capital代表人力資本指標，Social代表社會資本指標，α、β分別表示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影響。協變量矩陣X是其他控制變量的集合，γ代表協變量的影響，μi是隨機擾動項。為穩健性起見，本文采用winsor縮尾法處理了所有連續變量的上下1%極端值。

4.1.1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強弱關系到失地農民的謀生能力和收入水平高低，進而影響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一般而言，教育、健康和技能培訓會對失地農民生計活動產生影響，有助于拓展失地農民從事非農活動的能力和非農化就業渠道，影響就業機會和經濟地位，進而使得個體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本研究將失地農民人力資本操作化為“文化性人力資本”“技能性人力資本”和“健康人力資本”?？紤]到失地農民教育狀況普遍不高，因此，本文將教育程度設置為“初中及以上=1，其他=0”兩分類變量。CFPS（2016）對“技能性人力資本”的測量是通過二分變量來實現的，問卷調查中有“參加技術技能培訓”的問題，以“是”賦值為1，否定答案賦值為0。健康也是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不健康直接形成人力資本劣勢。

4.1.2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作為本文核心解釋變量之一，其在既往研究中衡量方法各異。綜合以往研究[18-19]，社會資本區分為三種類型：①紐帶型社會資本。紐帶型社會資本是指通過血緣、種族或家庭紐帶而形成的一種緊密型社會關系。親戚給的經濟幫助能夠反映家庭與非同住親戚之間交往聯絡的頻率，是以血緣和宗族關系為代表的結構型社會資本。因此，本文以“是否獲得親戚經濟支持”指標作為紐帶型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②橋梁型社會資本。橋梁型社會資本是指通過同事、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等聯系起來的社會關系。我國是一個人情關系型社會，禮順人情是農村居民維護其社會網絡和人際關系的重要途徑，而禮順人情通常會伴隨著“人情支出”，對失地農民而言也是如此。一般來說，失地農民參加社會活動的支出越大，擁有的社會資本就越多，因此，選用“人情禮支出”作為橋梁型社會資本的替代變量。③連接型社會資本。連接型社會資本是將不同社會層次的個人和團體連接起來的具有特定組織身份的社會關系，是一種比較弱的社會關系。組織身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其社會資源狀況，因此選用“個體勞動者協會或工會成員”作為連接型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

4.1.3 其余控制變量

已有研究表明，個體收入不平等可能受到年齡、性別和婚姻狀況以及家庭背景等變量的影響[7]。同時，經濟資本稟賦狀況較好的農民具備一定的財富積累和穩定收入來源，可能具有一定的收入慣性[15]。經濟資本越強，個體相對剝奪效應越弱。此外，部分文獻[20]還充分肯定了勞動力外流對緩解農村居民貧困的積極作用，究其緣由在于勞動力外流不僅給農村居民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而且打破了原有固化的社會階層，降低了收入不平等，優化了絕對收入狀況，進而實現社會經濟地位向上流動，防止農村居民貧困的代際傳遞性。因此，為盡可能緩解遺漏變量帶來的估計偏差，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加入“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等反映個體特征的變量，以及物質資本、經濟資本、金融資本和勞動力流動等家庭特征指標。此外，本文還納入了政府補貼、社會捐助控制變量。表2給出了變量的定義與描述統計。

4.2 模型估計結果與異質性研究

4.2.1 基本回歸結果

由表3第（4）列全樣本的OLS回歸結果可知，所有類型的人力資本變量均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了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且添加個體層面、家庭層面與社會層面的控制變量后，以上變量結果依然穩健，所有類型人力資本積累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應。因此，人力資本的提升可能是失地農民改變劣勢地位，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狀況的重要渠道。在人力資本變量中，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影響最大的是健康人力資本，健康狀況好的失地農民比健康狀況差的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65個單位。同時，本文發現由基礎教育反映的文化性人力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了顯著的負向效應，與對照組相比，文化性人力資本積累對收入剝奪指數的減弱效應為0.034個單位。參加過技術技能培訓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存在較為顯著的抑制作用，技能性人力資本的提高對收入剝奪指數的減弱效應為0.046個單位。從收入剝奪視角來看，對于生計資本已經受損的失地農民而言，由于被征地后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農民可能難以從事技術性較強以及難度較高的服務型工作，其工資性收入主要是來源于較低層次職業的勞動收入，由此導致部分失地農民的農業收入銳減的同時工資性收入提升幅度不高，進而其差距主要體現在非農收入上。文化程度偏低直接形成失地農民的人力資本劣勢，導致失地后個體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因此，堅持提升弱勢失地農民人力資本積累，特別是解決健康不平等問題和提升勞動技能水平，對于失地農民減貧促收具有較強的政策意義。

從社會資本解釋變量來看，所有類型的社會資本均能夠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同時，不同維度社會資本的抑制效應存在強弱區別。首先，從紐帶型人力資本而言，相對于沒有獲得親戚經濟支持的失地農民而言，獲得過親戚經濟支持的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32個單位。這意味著，通過血緣、家族或家庭紐帶而形成的一種緊密型社會關系，依然是影響土地征收后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變量。其次，由人情禮支出衡量的橋梁型人力資本變量也在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中也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且橋梁型社會資本每提高1個單位，失地農民個體不平等水平降低0.018個單位?？赡艿慕忉屖?，我國是一個人情關系型社會，禮順人情是中國居民維護其社會網絡和人際交往的重要途徑，而禮順人情通常會伴隨著“人情支出”，作為社會資本重要衡量指標，會通過影響失地農民的就業機會以及多元化收入渠道，從而對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影響。因此，橋梁型社會資本越強的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越弱。最后，以組織身份衡量的連接型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也較為顯著，參加了個體勞動者協會或工會的失地農民比沒有參加的失地農民的個體不平等低0.037個單位，這佐證了失地沖擊下不同類型社會資本積累對降低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發揮著重要作用。事實上，在我國，土地征收可能導致失地農民社會關系變遷和重組，傳統以地緣和血緣為中心的社會資本產生擴散效應并且可能被逐漸弱化。土地征收造成傳統的地域型社會關系被打破，以社會組織為連接工具的聯結機制，顯得尤為重要。采用不同的指標衡量社會資本，均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社會資本的提高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以上結果證實了失地農民人力資本要素集聚和社會資本提升在縮減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中的積極作用。該研究發現為培育和發揮失地沖擊背景下的農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作用，進而改進收入分配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經驗證據。

此外，與對照組相比，征地補償款數額越多、家庭實物資產越多、有存款和養老保險、農民家庭人口規模越大、收到政府補貼的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顯著更低。從這些表現顯著的稟賦來看，家庭和社會層面的經濟社會資源相關變量，都是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響變量。這可能的解釋是，失地農民實施生計多樣化的能力依賴于一定的生計資本，多元化生計資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擴展失地農民實施生計多樣化的能力[2]，從而促進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增長和個體收入不平等降低。此外，勞動力流動能夠影響失地農民收入，進而成為影響其個體收入剝奪的重要因素。但是，與傳統的研究結論“勞動力流動能夠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縮小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20]略有不同，本文進一步發現，在既定條件下，失地農民本省外縣就業能夠顯著降低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而跨省就業卻伴隨著失地農民個體不平等程度提高，意味著與省內就業失地農民相比，失地農民跨省就業和外流并不必然帶來收入地位優勢，反而可能面臨房租、尋找工作和就業歧視等轉移成本[21]，進而生計轉型不順利，這顯然會抑制失地農民收入水平提升，個體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會加深。

4.2.2 地區異質性研究

失去土地往往位于地理位置優越的郊區，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更是如此，這類失地群體本身存在非農就業機會上的高度選擇性和更多源化的收入來源。由于異質性資源稟賦，地區之間不同類型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發揮的提

高失地農民收入和降低個體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機制可能有所差異。為進一步考察土地征收沖擊下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影響的作用機制，本文接下來將樣本分為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樣本，經濟相對不發達且收入剝奪相對較嚴重的中西部地區樣本，并利用Kakwani指數重新計算出兩類樣本群組個體收入剝奪狀況，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樣本回歸。為穩健性起見，在地區異質性研究中同時引入個體層面、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控制變量，計量模型設定及其他控制變量同表3。

由表4可知：第一，在引入所有變量的情況下，由基礎教育和技術技能培訓反映的人力資本積累對中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了顯著的抑制效應，成為影響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具體來說，與對照組相比，基礎教育狀況較高的中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34個單位;與沒有參加技術技能培訓的樣本相比，參加了技術技能培訓的中西部地區失地農民樣本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低0.05個單位。并且，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技術技能培訓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對失地農民非農收入產生顯著的促增效應，而東部地區失地農民失去土地往往位于經濟發達的郊區，失地后個體收入不平等對基礎教育和培訓等人力資本稟賦分化并不敏感，因此文化性人力資本和教育性人力資本分布不均等對其個體收入不平等影響不明顯。第二，健康人力資本對所有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應非常顯著，且健康人力資本對東部地區的影響大于中西部地區。與對照組相比，東部、中西部健康狀況好的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大致減輕0.06個單位。因此，人力資本對不同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側面印證了地區之間人力資本稟賦效應差別可能成為影響各地區個體收入不平等水平的關鍵原因。

從社會資本因素來看：第一，以血緣、種族或家庭紐帶衡量的紐帶型社會資本僅對中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存在顯著影響，與對照組相比，紐帶型社會資本使中西部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降低0.051個單位?？赡艿脑蚴?，在失去土地后中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利用其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和相關的社會網絡資源更有動機尋求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因此收入的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對其紐帶型社會資本較為敏感。而地處經濟發達東部地區的失地農民本身就擁有更多元的就業途徑、多源化收入來源和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22]，東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程度對紐帶型社會資本的敏感性弱。因此，紐帶型社會資本對不同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效果呈現出異質性特征。第二，人情支出衡量的橋梁型社會資本對東部、中西部兩類區域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均極為顯著且回歸系數始終為負，再次證實在我國“禮順人情”的橋梁型社會資本因素在降低不同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第三，如表4模型（3）所示，在控制一系列特征變量后，以組織身份來衡量的連接型社會資本與東部地區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依然呈現出了顯著負相關，其抑制效應為-0.055，這進一步證實了社會資本積累在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傳統地緣社會資本損失后，那些生計資本更具有優勢的東部地區失地農民，能夠選擇性地參加個體勞動者協會和工會等社會組織，由此造成連接型社會資本的收入效應，進而對失地農民的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非常顯著的抑制效應。以上發現揭示了中國各地區收入剝奪及其影響因素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性，為人力資本要素集聚和社會資本提升在縮減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中的積極作用提供經驗證據?？紤]到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條件，不同群體居民個體收入剝奪程度在空間上受到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因此，各區域應采用因地制宜的消減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4.3 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討論

4.3.1 穩健性檢驗

盡管上述基準回歸加入個體、家庭、社會層面的控制變量，但仍可能存在遺漏重要變量導致內生性問題。為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考慮以下檢驗方式。

第一， 添加“少數民族、醫療保險、非農就業”等二分類變量作為新增控制變量。研究發現，在控制遺漏變量的偏差問題后，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及其顯著性并未發生變化，二者依然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第二，在定量分析中，對健康人力資本的測量比較困難，僅憑單一指標得出的結論往往會遭遇懷疑。為驗證模型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失地農民“過去半年是否患慢性病”指標（賦值“1=無，0=有”）衡量基準模型中的健康人力資本。理由是該指標是比較常見的生理健康臨床測量指標之一，與失地農民主觀健康指標相對。且理論上來說，失地農民“過去半年是否患慢性病”對個體經濟層面有重要影響，而對當期農村居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可能不那么敏感，可能存在滯后的反映[23]。通過采用不同的指標衡量健康人力資本，得出一致結論，即健康人力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確實存在顯著抑制作用。第三，由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數的取值范圍為[0，1]，因此，本文采用受限Tobit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到與穩健OLS估計基本類似的回歸結果。以上各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見表5模型（1）～（3）估計結果。第四，本文進一步使用“收入剝奪等級”作為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替代變量，其中，受輕微剝奪、受一定剝奪、受較強剝奪、受嚴重剝奪、受極度剝奪分別賦值“1、2、3、4、5”。由于變換數據后的被解釋變量為有序多分類變量，因此采用非線性Ordered Logistic模型進行分析較為合理（見表5第（4）欄）。與整體性檢驗結果基本一致，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仍然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關系，所有解釋變量的影響方向不變。

從以上理論模型和實證檢驗的結論中不難發現，所有模型中的基準回歸結果、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以及受限Tobit的回歸結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無論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還是半參數模型，一系列的穩健性結果表明，本文結論人力資本積累會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同時，更高社會資本水平能夠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是穩健可靠的。

4.3.2 內生性討論

除了遺漏變量會導致內生性外，產生內生性的原因還可能是反向因果關系和樣本選擇偏差。一方面，經驗研究的證據表明，農戶收入不平等和貧困是人力資本分布不均的結果[16，21]，而收入分化也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個體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分化。在本項研究中，以禮金支出衡量的橋梁型社會資本，可能與失地農民收入水平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即收入水平越高的失地農民禮金支出越多，進而可能造成估計偏誤?？紤]到截面數據中個體收入剝奪對農村居民健康的影響并不一定在本期發生，且相關研究表明個體收入剝奪的反向影響可能存在延遲和累積[23]。因此，本文主要考慮社會資本的內生性問題。另一方面，失地農民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失去土地往往位于經濟發達的郊區，這類群體是否參加技術技能培訓、自評健康、是否參加個體勞動者協會或工會，可能存在樣本的選擇性問題，進而造成回歸結果有偏?；诖?，為修正選擇性偏差和緩解內生性問題，本文接下來結合工具變量法（IV-GMM）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進行更穩健的因果推斷。

參照已有研究[18-19]的做法，本文以“本村人均禮金支出”（村級ID匹配自2014年CFPS數據）和“與被訪者居住同一區縣的人均禮金支出”作為人情禮支出的工具變量。在工具變量檢驗中，F統計量的值大于1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IV-GMM模型的過度約束檢驗結果進一步表明，Hansens J的P值為0.788，由此認為模型設定是正確的，過度約束是合理的。引入工具變量后使用IV-GMM方法的回歸結果見表5第（5）欄，無論是在基準回歸模型中還是工具變量模型中，都可以發現所有類型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顯著抑制作用。除此之外，為緩解失地農民樣本自選擇問題可能帶來估計結果偏差，本文借助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別以失地農民的技能性人力資本、健康人力資本和連接型社會資本為識別變量，以個體、家庭和社會層面的變量作為特征變量進行近鄰匹配檢驗。結果發現，在其他因素既定前提下，修正選擇性偏差后，不同變量（技術技能培

5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通過建立實證模型考察失地沖擊下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因素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本文主要有如下幾點發現：①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指數處于較高剝奪區間，且呈現出自東向西遞增的空間分布特征，其中，東、中、西部地區的指標值分別達到0.516、0.552、0.595。②健康人力資本積累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應非常明顯，健康狀況好的失地農民比健康狀況差的失地的個體收入剝奪指數低0.065個單位;由基礎教育和技術技能培訓反映的人力資本積累對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產生的抑制效應稍弱，其中，基礎教育為初中以上、參加過技術技能培訓的失地農民收入剝奪指數分別比對照組低0.034、0.046個單位。③所有類型的社會資本變量均有助于降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且失地后以血緣和親緣為核心的紐帶型社會資本在抑制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方面依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④異質性研究還發現，失地農民個體收入剝奪程度在空間上受到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本文研究的重要結論表明，失地農民較嚴重的個體收入不平等問題可能源于人力資本不均等和失地后不同類型社會資本的損失，證實了失地農民人力資本要素集聚和社會資本提升在縮減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中的積極作用。本文發現為政府部門制定失地農民利益保障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微觀證據，對防止失地農民陷入持續貧困，保障長期收入均等與生計可持續發展有深遠意義。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具體的政策啟示有：

（1）政府應進一步提升失地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技術技能培訓水平和健康水平，開拓多源化收入渠道;促進失地農民個體的社會資本積累，提高其進入高收入行業的機會，防止群體固化和收入剝奪惡化，進而緩解個體收入不平等。同時，建立貧弱失地農民的利益保護機制，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降低貧弱失地農民的收入劣勢，推動失地農民社會資本再造和生計重建，并著重從生計能力提升上促進處于弱勢地位的失地農民生計恢復和收入的增長。

（2）以失地農民內源要素為依托，設計引導不同稟賦特征的失地農民生計轉型和收入創造的公共政策。大力推動農村產業融合，促進失地農民收入結構升級和多樣化;為失地農民就近就業提供更優質的機會，同時防范失地農民“進城”引致的個體收入不平等加劇問題;堅持就業支持與社會保障兩手抓，增加外出務工的失地農民的就業機會和穩定的收入來源，并且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全覆蓋;實施差異化安置措施，積極引導失地農民積累資產。

（3）鑒于失地農民個體收入不平等效應的區域異質性，針對中西部地區失地農民，可著重從強化勞動技能培訓、提高其教育和健康水平，充分發揮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社會資本的作用等幾個方面著手，抑制個體收入不平等較深的問題;東部地區著重于促進失地農民健康人力資本積累，充分利用同事、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組織身份等社會資源，推動實現貧弱失地農民的生計轉型。

參考文獻

[1]周義， 李夢玄.失地沖擊下農民福利的改變和分化[J].農業技術經濟， 2014（1）：73-80.

[2]丁士軍， 張銀銀， 馬志雄.被征地農戶生計能力變化研究——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的改進[J].農業經濟問題， 2016， 37（6）：25-34.

[3]馬志雄， 張銀銀， 丁士軍.失地農戶生計策略多樣化研究[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15（3）：54-62.

[4]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5]CLARK A E， FRIJTERS P， SHIELDS M 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1）：95-144.

[6]ATSUSHI I， KENJI K， HIROSHI H. A paradox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2014， 38（4）：269-284.

[7]任國強， 石玉成.我國農村居民個體收入剝奪的決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數據的實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 2016（1）：48-59.

[8]SEN A K. From income inequality to economic inequality[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97， 64 （2）：384-401.

[9]RODERO-COSANO M L， GARCIA-ALONSO C R， SALINAS-PREZZ J A. A deprivation analysis for andalusia （Spain）： an approach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4，115 （2）：751-765.

[10]SALTKJEL T， MALMBERG-HEIMONEN I. Welfare generosity in europe： a multi-level study of material deprivation and income poverty among disadvantaged groups[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7， 51（7）.

[11]REN G.， PAN X. An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index and its curve considering income scop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6 （3）：935-953.

[12]李強.社會學的“剝奪”理論與我國農民工問題[J].學術界， 2004（4）：7-22.

[13]HAIJUN B， PENG Y. Effe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land-lost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3：342-349.

[14]崔寶玉， 謝煜， 徐英婷.土地征用的農戶收入效應——基于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實估計[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2）：111-118.

[15]丁士軍， 楊晶， 陳玉萍.基于流動性視角的失地農戶收入變化分析——來自襄陽和昆明的證據[J].中國農村觀察， 2017（1）：29-40.

[16]程名望， JIN Yanhong， 蓋慶恩， 等. 農村減貧：應該更關注教育還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長和差距縮小雙重視角的實證[J].經濟研究， 2014， 49（11）：130-144.

[17]李云新.制度模糊性下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沖突[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6）：1-8.

[18]劉一偉， 汪潤泉.收入差距、社會資本與居民貧困[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17， 34（9）：75-92.

[19]楊汝岱，陳斌開，朱詩娥.基于社會網絡視角的農戶民間借貸需求行為研究[J].經濟研究，2011， 46（11）：116-129.

[20]劉一偉.勞動力流動、收入差距與農村居民貧困[J].財貿研究，2018，29（5）：54-63.

[21]匡遠鳳. 選擇性轉移、人力資本不均等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J].農業經濟問題， 2018（4）：23-35.

[22]史清華，晉洪濤，卓建偉.征地一定降低農民收入嗎：上海7村調查——兼論現行征地制度的缺陷與改革[J].管理世界，2011（3）：77-82.

[23]任國強，王福珍，羅玉輝. 收入、個體收入剝奪對城鄉居民健康的影響──基于CGSS2010數據的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6（6）：3-22.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YANG Jing1 DING Shi-jun2 DENG Da-song1

（1.The Center for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issue of concern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d the 2016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and the Kakwani index to measure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an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The income deprivation index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as in a high deprivation interval， and presented a diminish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from east to west China. Moreover， the index values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were 0.516， 0.552 and 0.595 respectively. ②The richer the human capital， the easier it is to reduce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income deprivation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ith good health condition was 0.065 units lower than that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ith poor health status. ③The suppression effect of cultural human capital and skilled human capital reflected by basic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skills training on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were -0.034，-0.046 respectively. ④Heterogeneity research confirmed the positive rol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reducing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spatially affected by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the social capital measured by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ts suppression effect was -0.055. In the context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avoid group solidification and income deprivation by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level and social capital level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ll regions should adopt policy measures to reduce income deprivation of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hich has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reducing the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nd-expropriated farmer; family endowment; livelihood; individual income inequality; influencing f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