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的曠達：蘇軾元豐五年黃州詞探析

陳玲

摘 ? ?要： 與其他傳統文人一樣，蘇軾很早以詩文揚名立世。被貶黃州，蘇軾的詩詞創作到達人生的“嘉年華”時期。元豐五年，蘇軾已經從初到黃州的驚悸痛苦逐漸調適至平靜。此間詞作，可窺見其詩文中未曾見到的生命內在情懷。研讀蘇軾黃州元豐五年的詞作，可以揭示黃州對蘇軾人生和創作的意義，并理解其超越苦難的詩意的曠達。

關鍵詞： 蘇軾 ? ?黃州詞 ? ?元豐五年 ? ?曠達

一

詞是一種音樂性文體，是配合宴樂樂曲填寫的歌詩。在蘇軾以前，詞被視為一種娛樂性、消遣性的“游戲”文字，而不是功利性、意識形態性的獨立的文學體裁。嘉祐元年三月，21歲的蘇軾與其弟蘇轍同科進士及第，一時間風光無限、名滿天下：“當年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少年時期的蘇軾自信自負，自以詩文作為絕對唯一的抒懷途徑。嘉祐四年，蘇軾兄弟服喪期滿，與父親三人決定舉家遷往京城，船行六十天，父子三人途中所作詩文一百多首，編為《南行集》（又叫作《江行唱和集》），其中蘇軾詩有四十二首，這是現存蘇詩中最早的一批作品，可以看作他詩歌創作的起點，多是慷慨激昂的詩句，滿懷對未來的熱烈向往。這樣的情懷在傳統詞中自然是沒有的。

蘇軾詞的創作開始于杭州時期。詞于蘇軾，一方面出于詞的消遣娛樂之用，另一方面在熙來攘往的杭州，使其對于“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于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悟，故以詞抒發離情別緒。但這個階段的詞還處于摸索創作階段，難免有應酬之作。直至從杭州離任赴密州的時候，詞對于蘇軾由原來的歌舞作樂的工具變成回歸內在的抒情詩。這種認同表現為這一時期蘇軾孤獨寂寥的心境與詞的幽怨情懷是契合的。杭州任滿，蘇軾自請到密州赴任，主要考慮其弟蘇轍也在山東齊州任職，平日往來較為便利。但一路行來，不僅因冰河凍結無法通航未能與其弟相見，而且一路北上愈加寒冷孤獨，與杭州時候的境況不能并提，這使蘇軾的內心尤其消沉寂寥。詞逐漸成為他這一時期情懷的主要紓解途徑。

于蘇軾詞中窺見其詩文所未曾見到的生命中內在的情懷，以及對于人生苦難的詩意的超越，應該是黃州時期尤其元豐五年。初到黃州，在與眾友人的書信來往中，他還多次強調“多難畏人”“多難畏事”[2]（1752）。但對于以創作為生命第一要義的蘇軾來說，文學必定是一個情緒紓解的途徑。吳嘉敏在《元豐五年蘇軾文學研究》[2]（81-82）中統計，元豐五年，蘇軾的詩、詞、文、賦創作量約105篇，其中包括詩歌40首、詞39首、文24篇、賦2篇。元豐五年可謂詞作的豐收年，39首的數量約占到黃州時期所有詞作量的一半，與前后時間段相比，明顯出現了詞的創作高峰。元豐五年（1082年）被認為是“‘志思蓄憤‘吟詠情性，獲得詩詞文賦書畫作品井噴式全面豐收的藝術‘嘉年華”[1]（85）。葉嘉瑩先生說：“蘇東坡是在苦難之中完成了自己的一個人物?！盵3]（251）元豐五年的詞作里，蘇軾以曠達的心胸超越人生的苦痛。

初到黃州的元豐三年四年，對蘇軾來說還是一個自我調適的過程，世俗生活的盤算安頓都仰賴家長蘇軾，還有精神痛苦的排解。元豐五年，蘇軾筑“雪堂”于赤壁旁的龍王山坡，為其居住躬耕之所。如蘇軾在《哨遍》序文中所言，“人俱笑其陋”，而他反而樂在其中?！渡诒椤废缕杏校骸班?，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薄巴摇薄巴馈?，是不以世俗之得失為念，以超然的態度對待世俗之事。被貶黃州，原是責罰，但也使蘇軾遠離了機巧變詐的官場紛爭之地;蘇軾在東坡躬耕勞作，淡泊名利，不再計較世俗追逐的“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滿庭芳》）。名利是欲望、苦惱的根源。他在《雪堂記》里借“客人”的話有一番反省，以為一切災難包括烏臺詩獄都源于追求功名的欲望：“名之于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碧K軾在《哨遍》中明確表示：“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彼暗R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欲從自然山水中獲得心靈的自由釋放，寓形天地之內，縱浪大化之中。

元豐五年（1082年）三月，與朋友春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蘇軾不覺狼狽，瀟灑徐行于雨中，作詞《定風波》記之：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厥紫騺硎捝?，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穿林打葉聲”，渲染風雨之猛烈，“同行皆狼狽”，蘇軾卻是“莫聽”，強調超然物外，莫被那風雨亂了心緒。這里的超然物外既有聽覺上的“莫聽”，又有忽略雨打在身上的感覺：“余獨不覺”，那令“同行皆狼狽”之風雨于蘇軾而言，全歸于一個“無”字，“也無風雨也無晴”?？梢哉f，這既是佛家所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又是道家之“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道”[4]（212）“坐忘”的影響，真正獲得了精神的絕對自由。

王文誥《蘇詩總案》卷21云：“元豐五年壬戌，三月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盵5]（357）在這之前蘇軾寫了兩首《寒食詩》，述懷連綿兩月的春雨無盡蕭瑟，最后發出“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寒食詩》其二）的蒼涼惆悵之感。蘇軾的自我調適能力就在于此，時隔不久出游沙湖再遇暴雨，他已能以超然于外的心態吟嘯徐行，意態瀟散。即便要再次面對人生中的“料峭春風”，蘇軾已然能夠相迎“山頭斜照”的人間溫情，能夠視困頓如尋常。這就是蘇軾說的“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風雨陰晴得失對他來說，都能以精神上超越的態度對待，這是他詩意的曠達。蘇軾于眾人不同之處在于有著“入其內出其外”的覺悟，他能夠真誠熱忱地感受，于人間“起舞弄清影”（《水調歌頭》）;亦能超然于外，做一番人生的反省。

蘇軾主觀上私淑東晉時代的大詩人陶淵明，在《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中說：“淵明吾所師，夫子仍其后?！笨梢哉f，“也無風雨也無晴”與陶淵明所說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精神有相通之處，是面對現實困境而能在精神上超越那種困境的人生境界。

一旦獲得精神上的救贖，面對人生逼仄能夠余裕從容待之，甚至那個幽默詼諧的蘇軾又回到詞中，這首先表現在對待時空變幻的態度。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中覓得心靈的歸依、生命的安頓，是蘇軾詞中無法回避的一個課題。一直到黃州元豐五年，蘇軾對時空的變幻能夠以余裕從容的態度待之，甚至幽默調侃，不復初到黃州時候的驚悸惶恐，以元豐五年春三月游蘄水清泉寺時作《浣溪沙·游蘄水清泉寺》為例，蘇軾看到蘄水清泉寺的溪水西流，慷慨道出“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的心聲。在貶謫生活中，能一反感傷遲暮的低沉之調，唱出如此催人自強的歌曲，體現出蘇軾執著生活、曠達樂觀的性格。這里指向當年的“人生有別歲月飄忽”的直面的態度。白居易在《醉歌》中唱道：“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系未穩，鏡里朱顏看已失?！泵刻炻牭诫u鳴觸目驚心，感慨時間的無情流逝。此處蘇軾反其意而用之，頗有幾分調侃的意味。

二

處世之道的真正難處是當人生處于逆境之中時，不怨天，不尤人，不氣餒，不絕望，處身塵俗之中，能夠心游萬物之表，保持內心的寧靜與愉悅，構筑“適”于自己意趣的精神王國和思想樂園。正如蘇軾在《雪堂記》中所說：“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碧K軾強調不是“逃世之事”，而是“逃世之機”。他在東坡獨自躬耕，遠離官場機巧變詐的紛爭之地，不再計較世俗追逐的虛名末利，富貴、去留、生死均超然度外，只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樂觀地享受樸實而閑淡的生活，這是所謂“閑適”的人生內涵。

蘇軾說：“西江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盵6]（79）所謂“閑”，是閑逸，心無掛礙，并不被外物，包括名利生死所牽絆。唯有如此，才能“對宇宙萬物取一種賞玩的態度”[4]（254），盡情排遣自己的悲哀憂苦。這是在憂患艱難之間的自處。元豐五年有一闋詞《西江月·照野彌彌淺浪》，序文中說因醉“解鞍曲肱，醉臥少休”，但因為心情極其放松故“及覺已曉”，意外見到仙境一般的人間美景：“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完全閑逸的心情，自然心無掛礙，無須任何準備，反而收獲不一樣的詩意。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間仙境中，蘇軾忘卻了世俗的榮辱得失和紛紛擾擾，沒有對于時間的焦慮，把身心完全融入大自然，才能發現和容納“亂山攢擁，流水鏗然”之美，才能“醉眠芳草”，這個“醉”不同于前面所說的“醉”，它是“陶醉”，天人契合，一種沉浸于美的享受，這是審美的人生境界。禪家曰：“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坦然寂靜?！盵7]（72）所謂閑逸，即“超越現實的價值體系和認知體系，心外無物，再以這種不涉利害（倫理、功利等）之心之眼靜穆地觀照自然社會人生，這便是審美的了”。

綜述，元豐五年，蘇軾的詞作中已經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詩意的曠達，有對于人生苦難超然物外的反省，也有對于時空變化的余裕從容，最終于自然山水中獲得詩意的閑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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