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喝的“無事酒”沉重的人情債

本刊編輯部 樵夫

隨著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這些年來，廣大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朋友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村容村貌村風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漸漸富裕起來的農村，一些陋習也在沉渣泛起，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比如攀比之風、鋪張浪費之風等等，在這些不良風氣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泛濫成災的“無事酒”。

“無事酒”是何時盛行起來的，恐怕很難說得清楚，但這幾年愈演愈烈卻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從一開始“無事酒”就廣受詬病，但鄉親們爭相辦“無事酒”的熱情卻絲毫未減。有人分析認為，消費主義與傳統鄉俗的相互激蕩，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村財富的迅速積累，誘導著農民尋找全新的消費出口。隨著“先富起來的農村家庭”開始越來越多地擺酒，由此便形成了一種強力的示范效應。于是，這種“很有臉面”的生活方式，這種貌似有利可圖的“賺錢模式”，很快就在鄉土世界被效仿和放大，終于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演變成全民整酒。

“無事酒”：想說愛你不容易

早就聽到很多人在不斷抱怨“無事酒”，而且不少人在各種媒體上對“無事酒”進行口誅筆伐。但因為筆者離開鄉村數十年，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都是來去匆匆，對當下農村盛行的“無事酒”究竟泛濫到何種地步，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對網上流傳的“一年要參加數十次乃至上百次‘無事酒酒宴，送出份子錢數萬元”的說法持懷疑態度，直到今年春節才算是眼見為實。

因為外甥女農歷年底結婚，按照鄉下習俗，作為舅舅，筆者必須趕回去參加其婚禮。于是，年假和春節長假在老家連著休了十余天，在這十余天里，筆者才真正感受到了農村舉辦“無事酒”的風氣有多濃烈。

筆者的老家在永新縣一個小山村，全村只有百余戶人家，人口不到500人。春節前后這半個月時間里，全村共有20多戶人家以不同的名目置辦了酒席，“盛情難卻”之下，筆者也參加了其中4場酒宴。

一場是堂弟的“喬遷酒”。堂弟是一名鄉村教師，去年把老宅拆了，建了一棟四層小洋樓，春節前挑了個“黃道吉日”喬遷新居，當地人叫“過火”。在筆者的記憶中，過去搬新房子一般不會大張旗鼓辦酒席的，至多也就是請兄弟姐妹在一起吃頓飯樂一樂?，F在不同了，“過火”不僅要辦酒，而且越辦越隆重，少則十多桌，多的二三十桌。堂弟長年在家鄉教書育人，人緣關系和口碑都很好，辦酒的那天，村上的鄉鄰鄉親和各路朋友共幾百號人齊聚一堂，共擺了酒席三十來桌，花費兩萬余元，當然，那天收到的份子錢遠遠不止這個數。

一場是一位發小為其孫子舉辦的滿月酒。那位發小是一位泥水匠，早些年跟著別人走南闖北在各個建筑工地上打工，雖然收入不算低，但很辛苦，而且還經常會遇到工資被拖欠的堵心事。這些年來，隨著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農村幾乎每家每戶都在建新房，他的手藝有了用武之地，在家鄉就有做不完的活，再也不用背井離鄉去討生活了，在家門口一年掙個八萬十萬是很輕松的事。他說，如今經濟條件好了，去年年底又添了個大胖孫子，得好好慶賀一下。本來也不想把場面搞得很大，但老伴卻堅持要把滿月酒搞得隆重一點。那天，他家共擺酒席20桌，每桌16道菜，而且還上了螃蟹和甲魚，見人發一包中檔香煙。

另一場是一位高中同學為其兒子辦的“洗心革面酒”。當年高考落榜后，筆者這位同學先做了幾年的代課教師，后來跟著打工大軍南下，在深圳一家外資企業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第一代打工仔中，高中畢業的他算是一個文化人，再加上其腦子靈光，做事踏實，深得老板器重，不久便被提拔為主管，工資也大幅提高。幾年后，積累了一定資金的他便決定單干，自己開了一家貿易公司，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后來便順理成章地成了富甲一方的老板。然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事業有成的他卻有兩個不靠譜的兒子，兩個兒子高中畢業后都未考取大學，長期在社會上瞎混，自恃自己是“富二代”，老爸有的是錢，整日呼朋喚友，花天酒地。一次，大兒子在娛樂城為爭小姐對他人大打出手，導致對方重傷一級，后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2018年6月刑滿出獄后，當年二十出頭的毛頭小伙已到而立之年了，也許8年的牢獄生活讓他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他表示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其父出資為他注冊了一家公司，運營幾個月來，一切正常。于是，春節期間為他在老家辦酒慶賀，大家都調侃道，這叫“洗心革面酒”。本來，筆者不準備去赴宴的，但架不住其三番五次地盛邀，最后不得不去捧場。

還有一場是一位本家叔叔的壽宴。老爺子今年八十大壽。我們那一帶農村以前一直沒有做壽的習慣，現在生活條件好了，近幾年來，便有兒女張羅著給父母做壽，而且酒席一擺就是一二十桌。筆者那位本家叔叔生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加上孫輩和曾孫輩，自己家就有幾十號人，親戚朋友幾十人，村莊上其他人家，根據關系親疏，每戶一到三人不等參加了他的壽宴。那天的宴席共擺了28桌，熱鬧非凡，光煙花爆竹就花費了6000多元。

剩下的那十多場酒席大部分是娶媳婦嫁女的婚宴，有幾家也真誠邀請，但他們都聲明堅決不收賀禮，理由是筆者長年不在家，偶爾回家也都是來去匆匆，想請吃頓飯都沒機會，再加上筆者女兒結婚他們都沒隨禮，所以不便收筆者的賀禮。既然他們不收我的賀禮，我哪好意思空手去蹭人家一頓酒喝呢？于是，筆者便找個理由一一婉拒了。

“無事整酒”之風為何愈演愈烈

因為早年就離開了家鄉，家鄉的一些人情往來筆者可以選擇性地參與，而且不會因此招來閑話。但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兄弟卻沒有那么自由，對于有些酒席，就算你心不甘情不愿，也得硬著頭皮去參加，否則，你就會成為另類，就會受到排擠和孤立。

今年45歲的華子說，除了村上那二十多場酒席全部隨了禮外，還參加了5場外村一些親朋好友舉辦的酒席，送出去的禮金逾萬元。他家一個孩子正在上大學，一個還在讀高中，全靠他夫妻倆的打工收入維持生計，所以，每年的人情往來支出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不小的負擔。

村上也有人曾想做“出頭鳥”，不愿參與這種勞民傷財的游戲。外號叫老扁的一位中年人就是其中之一。脾氣倔強的他看到“無事整酒”的風氣越來越濃，他頗有微詞，并第一個站出來抵制，除了娶媳婦嫁女和老人過世的酒席，他一律不參加?？墒?，因為他的特立獨行，他在村莊上漸漸成了孤家寡人，說他不懂人情世故，他的家人也讓別人冷眼相看。無奈之下，老扁只好妥協隨大流。跟老扁相比，重慶市石柱縣橋頭鎮趙山村的鄉村醫生謝金華就要幸運得多。在村里從醫十多年，但經濟條件很一般的他因為不堪“份子錢”重負，2017年2月，托人寫下了一份“拒絕無事酒”告示，并將其貼在了村里通行要道上，結果將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令人欣慰的是，兩天后，謝金華所在的趙山村村委會也貼了一份《公告》，提倡簡辦婚慶喪葬，其他一律不予參加，村委會的及時表態，就是對謝醫生行動的肯定和支持。謝金華說，他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雖然當了“出頭鳥”，但不后悔，而且會將自己的承諾踐行下去。

據了解，筆者老家這一帶還不算“無事整酒”的重災區，有些地方，“無事整酒”之風更讓人嘆為觀止。很多農民朋友無奈地表示，從臘月開始，農村各種各樣的酒席便開始扎堆擺，一天一頓的酒席已司空見慣，擺酒的名目也多得數不過來，有喬遷新居的，有孩子滿月的，有老人做壽的，有孩子在學校被評為“三好學生”的，甚至什么緣由都不要，只因自己心情好而擺酒的。有時，一天會有好幾戶人家擺酒，一家人只好分頭去赴宴。如今，這些自立名目的酒席不僅越來越多，禮金也水漲船高，過去那種因為喜慶才辦的酒席，那種禮輕情意重的風尚已漸行漸遠，很多人是抱著“斂財”“攀比”“收回成本”的心態來辦酒席。這給很多并不十分富裕的農民家庭帶來了不小的經濟負擔。

時下，在農村很多地方，原本正常的人情往來已漸漸異化成了某種特殊的賭徒游戲和赤裸裸的利益算計——怎么送出的錢，就想著怎么撈回來。在農村廣為流傳的順口溜“年年整酒有搞頭，兩年整酒打平手，三年才辦冤大頭”就很形象地反映了這種心態。每一次擺酒收錢的過程，都是一次幻想以小博大、止損回本的過程。然而，真正致命的是“上船容易下船難”，沒有人能夠見好就收，同樣也沒有人會認輸退場，這就形成了“人人都對‘無事整酒頗有微詞，但個個都不甘人后參與其中”的怪圈。

然而，人們忘了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如果整酒的頻次足夠多、時間足夠長，那么，從經濟角度來講，注定所有的參與者都是輸家。事實上，近些年來，出于攀比心理，酒席上的菜肴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檔，“無事整酒”已成了農民收入的巨大消耗，也產生了巨大浪費，助長了鋪張浪費之風。

強行封禁不如合理引導

我國歷來就是一個人情社會，講究禮尚往來，廣大農村尤其如此。過去，一般每逢娶媳婦嫁女或老人過世才會辦酒請客，而且隨禮也只是象征性的，對大多數家庭而言，并不會帶來多大的經濟負擔。如今，這種原本正常的人情往來卻越來越變味了，甚至已演變成了一種敗壞社會風氣的陋習。這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和各地政府的重視。為此，各式各樣的整治措施也紛紛出臺。比如前段時間，某地方一低保戶為母親做壽，當地村干部得知他家正準備整“無事酒”，于是便前去打招呼和勸解，但該村民仍然我行我素大操大辦，于是便取消了該村民全家的低保待遇。如果說當地村干部的做法尚有合理之處的話，那么，有些地方“一刀切”的行政禁令就讓人匪夷所思了。比如，貴州綏陽縣規定，除婚喪之外的一切酒席皆屬于濫擺酒席，要沒收飯菜，對事主游街示眾;比如，貴州鳳岡縣規定復婚及再婚方也不得擺辦酒席;再比如，還有一些地方規定酒席不得超過多少桌，每桌不得超過多少錢，甚至還規定不得送多少錢以上的禮金，不得喝多少錢以上的酒，不得抽多少錢以上的煙……雖然初衷是善意的，但在民眾生活領域，“法無禁止即可為”，強制性的規定實質上是公權力對私權利的肆意侵犯。行政權力不能過度干預，不該管的堅決不能管，該管的也要講究方式方法，即使是制定鄉規民約，也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如何做到既不越位，又能有效引導社會不良風氣的轉變，是依法治國語境下必備的治理智慧。

“無事整酒”之風的危害不小，但權力任性的危害也不可小覷。法治社會建設進程中，務必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即使是善意的?！盁o事整酒”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風氣問題，政府還應該回歸到引導的道路上。民風的改變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政府多一點耐心，多一點用心，恪守權力邊界，守住“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底線。因為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人們就可以去做，盡管這些行為屬于社會不良風氣，但它沒有違法，所以只能從道德層面來進行約束，比如通過新民風建設，加強輿論宣傳，引導廣大群眾移風易俗，讓他們真正認識到“無事酒”的危害，從而主動拒絕“無事酒”。而不應該通過行政強制手段，甚至動用執法人員來強行禁止。

當然，對于少數黨員干部借辦“無事酒”斂財的行為，那就得另當別論了。

黨員干部在倡導新民風建設、踐行移風易俗等方面，應該發揮先鋒模范帶頭作用。黨員干部不僅要遵守國法，還要遵守黨紀，黨紀嚴于國法，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黨紀有明文規定禁止的，黨員就應該遵照執行，凡是違反的，用黨紀黨規來處理;對廣大人民群眾要通過宣傳引導和道德輿論的力量來約束，而不是動用權力部門來強行禁止，這樣才不會矯枉過正，才符合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