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種人與環境和諧發展的新愿景

摘要：不管是傳統的政治統治，還是行政與政治的分離，抑或是技術工具治理以及硬規則的法律制度，都存在著多重治理悖論而導致的治理失敗問題?！拔幕闲灾卫怼笔菍沧R性社會問題或者政策問題解決的新思考，其并非僅僅指對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議為引領，著眼于政府組織、企業組織、社會組織以及個人資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會文化價值觀，力求在公共治理過程中尋求各種資源的最佳配置機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構建可從以下方面展開：一是多元主體平等有效互動，化解公共事務的“碎片化”問題;二是政府責任明確，處理好社會自由與市場規制的關系;三是傳播“環保正義觀”，形成可持續的建設性對話機制;四是營造“環保文化共同體”，使社會責任成為一種文化自覺。

關鍵詞：文化整合性治理;價值觀;和諧發展;環保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9）03—0003—08

一、導論：“治理”的理論脈絡及其實踐演變邏輯

治理是一種在公共服務中超越統治和行政的新方略，與統治不同，它是指一種由共同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強制力量來實現[1]（pp.5-6）。美國政治學家蓋伊·比德斯歸納出傳統政府治理模式的六個主要特征：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制度;層級制和規則;永久性和穩定性;制度化的公務員制度;內部管制;平等[2]（p.59）。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類的進步，為了提高效率、效益和效能，世界各國政府都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變革，政府治理體系和方式也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革。就政府治理的理論脈絡和實踐邏輯而言，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階段。

（一）傳統的政治統治

作為行政之“母體”，政治可以說在早期治理中是一枝獨秀，從方式上甚至可以說是霸權的統治。政治統治行為就是各方面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依據國家的強制力，通過特殊的手段和方式，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關系強加給社會的行為[3]。傳統政治統治可以分為傳統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三種統治模式，其共性是強調掌權者權威，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經濟利益和統治地位而采取行動，并將階級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依靠國家政權的強制力量強迫被統治階級接受與遵守。傳統政治統治集暴力、權威、意識形態為一體，是強調國家理性的一體化治理。此點上前兩種模式做出了精確注解，法理型統治同樣顯示或潛藏著上述特征，但稍不同之處在于：基于現代文明轉型的訴求，國家通過科層組織和科學管理的改革手段逐步取代傳統的情感政治和黨派營私;強者選擇和精英引領逐步讓位于法制約束和選票偏好，亦即向著“政治—行政二分”的技術治理轉型。

（二）“政治—行政二分”中的技術治理

伍德羅·威爾遜在就任美國總統前就提出應將政治和行政嚴格區分，他認為行政問題不是政治問題，盡管政治為行政確定任務，但它不應被允許操縱行政事務[4]。隨著弗蘭克·J·古德諾的進一步論證，“政治—行政二分”原則被確定：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政治—行政二分法本身就是將行政活動從紛繁復雜的政治環境中抽象出來并借用科學管理理論以及企業管理原則而進行的政治學與管理學相結合的解釋和分析，并由此在公共行政實踐領域中形成一系列的技術治理體系。技術治理也可以說成工具治理，強調的是政府管理過程中具體的方法和工具。但是，隨著公民意識覺醒以及社會形態日益復雜，這種強調技術理性的專業化治理在管理過程中也體現出靈活性不夠等問題。

（三）制度主義的治理以及“法制”治理

制度主義的治理是在技術治理的基礎上演化的，經由舊制度主義演化出新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理論是對傳統政治學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揚棄與超越。馬奇和奧爾森指出：由于行為主義的影響，作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組織被忽略了，而實際上組織和法律制度是政治生活的主導者;個體“表現出來的”偏好與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離的，集體決策不是個體偏好聚集的結果，而是決策規則影響的產物，而且集體決策無法還原為個體偏好[5]。他們提出用“新制度主義”觀點來看待政治生活。制度治理強調政府治理過程中的制度規范和框架，但在具體的行為過程中，制度存在著軟硬規則的區分以及彼此互動的過程，因此為規范治理體系，政府的做法是引用法律制度來對治理規則進行約束，行政功能則以秩序行政作為基本目標。但是，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深入，國家需要介入廣泛的經濟活動，由于行政理念與范圍的變化，行政與政治及其社會價值、觀念的結合也呈現多樣化的形式，技術性因素日益減少，社會性、福利性因素日益增多，因此呈現出明顯的法律性[6]（pp.45-46）。法治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國家治理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法律和制度這種硬規則的管理體系，看似從宏觀設計上能促使社會公平，也能把不利于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些因素束縛在框架之內，但實際生活中，精英階層和利益集團對制度和法律的控制導向往往大于普通公民，可能導致“大眾啞聲”的困局，因此，需要更多的能夠適時、恰當表達其各自利益和需求的平臺和聲音。

（四）多元融合的整體性治理

西方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過度引入工商管理經驗的價值取向，導致政府公共服務日趨碎片化，政府組織功能式微。而新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實現政府內部機構與部門的整體性運作卻要求政府部門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破碎走向整合[7]。在此背景下，西方國家積極探索針對公共部門協調與整合的運動，整體性治理理論應運而生。整體性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一個多元融合的過程，力求在多元理性的基礎上解決公共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碎片化等問題。

與此同時，作為一種以國家權力形態為主要關切對象的理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理論的興起推動了市民社會組織的逐步成長壯大，導致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結社運動”，它標志著“三足鼎立”（國家、市場與社會）時代的來臨。

前述幾種治理體系和方法在社會進步和變革中起到很好作用，但面對社會轉型中的紛繁復雜問題卻收效甚微，如環境污染、公平、公共利益、社會責任等。社會問題單靠公民個人或零散公民群體無法解決，政府財力也捉襟見肘，因而合作治理乃較優選擇。故此，本研究提出“文化整合性治理”這一構想，試圖通過文化觀念的引領，在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構建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在合作治理中架起一座軟硬規則有機結合的橋梁，達致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目標。其中，整合是整體性治理中涉及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在整體性治理的語境中，整合是指“通過為公眾提供滿足其需要的、無縫隙的公共服務，從而達致整體性治理的最高水平”[8]（p.34）。

二、文化整合性治理：價值觀對人類進步的影響

整體性治理理論是文化整合性治理的基礎架構，其形成有三個基本前提假設。第一，公眾常常有需要政府合作解決問題的訴求，政府雖然是按功能建立起來的，但并不完全按照它的功能來解決問題，而是經常需要從整體性出發解決公眾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二，政府機構不以有效的管理過程為導向，而更傾向于解決公眾最關注和擔憂的實際問題，大多數這樣的問題涉及許多部門、機構和專業，單一部門無法獨立解決，需要跨部門的合作或協商;第三，為了解決公眾提出的問題，政府必須實現內部機構、部門、專業和各層級間的協調與整合，實現政府整體性運作[9]。由此可見，整體性治理是以公眾需要為目的，強調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關注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通過協調、整合等方法促使公共服務各主體協同合作，為公眾提供無縫隙公共服務的治理模式[10]。

文化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人類在文化上邁出的每一步都是人類向自由邁進的一大步[11]。塞繆爾·亨廷頓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不同角度強調文化的重要作用?！拔拿鳑_突論”強調世界各大文化在當今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作用;“美國民族認同危機論”強調捍衛美國核心文化對于維護美國民族認同的重要性[12]（pp.111-112）。與這兩個觀點相比，“文化的重要作用”主題更加傳統一些，但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正如《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一書的副標題所說，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與社會話題。本研究提出的“文化整合性治理”基于治理文化視角，是在整體性治理理論的基礎上凝練抽象而來的?；谡w性治理的理論進路——“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破碎走向整合”，文化整合性治理力求“公共治理文化價值觀的整合”。這一構想希冀社會環境中各個主體能夠積極、主動而有效地自發合作與自覺自律，從而更少倚重國家的強制性力量，每個個體能夠自發自愿地履行環境公共責任和義務。在自我約束的同時，彼此之間構建一種良性互動和可持續的建設性對話機制。

人類的進步可以理解為走向經濟發展和物質福利、社會—經濟公正以及政治民主。這里的人類進步可以認為是社會成功的一個方面，而文化價值觀和態度是社會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說過：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對于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的說，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淪[12]（p.8）。價值觀是人類社會的目標導向，在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建構、發展與重塑中皆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價值觀可以引領社會共同體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在個人責任、社會公平和公共精神等方面能促使公眾為社會的進步而擯棄利益沖突，攜手共同努力。

無論對于個人，還是整個社會和國家，文化的地位毋庸置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13]。全會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文化開放水平[13]?！笆濉币巹潉t要求實現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廣泛弘揚，向上向善、誠信互助的社會風尚更加濃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全社會法治意識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持續擴大[14]。

文化整合性治理體系的構建需要合理運用政府以及社會中的軟實力，軟實力的競爭正是價值觀的較量。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具有較強的契合性，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從價值導向這一深層次上影響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取向和進展績效[15]。因此，不管是從政府層面還是從社會以及個人考慮，用價值觀引領國民素質的進步，促進公民從文化、道德、價值觀等層面的自我提升，是社會治理績效逐步提升的可選路徑。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公民對價值觀的認知認同，從而使文化整合性治理理念達到一致的社會認同。培育和踐行有效可行的價值觀，引導公民行為價值觀是一個系統工程，是衡量政府軟實力的價值結構體系和價值評價體系，它通過支配社會中各個個體的行為習慣而對政府提高公共服務效能和改善治理模式產生影響，是文化整合性治理體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龍獻忠等提出了培育政府執行文化的構想：首先，樹立以人為本的執行價值觀，培育公共精神，將公共利益內化為執行主體執行公務指導性原則;其次，樹立法治執行價值觀，通過法律強制性將法治觀念內化為執行主體行為基本準則，促進政策執行正規化、程序化、規范化;最后，樹立參與執行價值觀，政策執行中政府要增強公眾參與意識，主動接受公眾咨詢和監督，通過外部促進和內在自律形成濃厚參與氛圍，塑造良好參與執行價值觀[16]。執行價值觀決定執行主體行為選擇，因此，要樹立與治理時代主題相呼應的公平、平等、法治與參與執行價值觀，以更好引導和規范執行主體行為[17]。

文化整合性治理價值觀基于政府能力的提升，以創新政府治理模式這一構想應該引起社會和學界關注，其對于人類進步的作用可以預期：盡管法律和制度成為公共問題治理的基礎前提和強制條件，但軟規則（行為習慣和價值觀影響）可以在法規所不及的微觀瑣碎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當一種文化可以引導社會中的絕大多數“積極向善”，因復雜利益沖突導致的過度邊際損耗必然逐步降低;基于政策議程或公眾議程觸發的理性變革，國家—市場—社會“三足鼎立”局面可以變得越發協調、平等并實現實質性資源共享;借助現代信息技術革命的公共治理文化話語能量場可以舒緩公眾的緊張情緒，“信任”成為多元主體互動的“標配”;越來越多的公眾從關注社會問題本身的“盲從者”（Blind Followers）走向主動探求根源并以“治理者”（Governer）角色積極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案，并通過形式多樣的社區論壇就環保對策或行動展開建設性對話;市民每天關注環保APP已成一種新常態，治理文化認知水平漸趨一致性，并在參與環保治理實踐中自覺約束各自的行為，從低級、粗放走向高級和精細化。因此，從價值觀角度出發，構建軟規則與硬規則相結合的文化整合性治理模式，在體制機制創新層面促進社會公平，以及消除多階層文化差異、釋放社會活力、培育社區品質、復興環保精神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上，都可能發揮正向作用，這樣的價值觀也成為許多社會環保組織的核心文化。

三、文化整合性治理：在可持續發展中追求社會軟實力

可以構想這樣一個藍圖，通過治理文化的引領，社會中各個主體能夠明確自己所處的位置，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和承擔的社會責任而自覺兌現諾言。即使沒有強制性的制度和法律規定，社會成員也能夠自發自愿地為社會進步、民族富強的共同使命或愿景而努力（參見圖1）。這也是本研究建構文化整合性治理模式希冀達到的目標，即通過治理文化的建設和傳播，道德的自我約束，逐漸形成一種有效的自我控制和約束的共同價值觀，在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體之間形成一種既有自我約束又有互動的對話機制，通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認同來達致和諧共治之愿景。

當社會中存在著各種環境治理問題的阻礙和挑戰以及各種利益的糾纏牽絆時，要實現這一愿景并非易事，因此，不能忽視政府的功能。政府不管是在制度設計、政策走向方面都對“文化整合性治理”的實現與否起著重要作用。目前真正需要解決的就是要從軟環境方面對政府職能進行轉變、完善和優化，提高并且能夠有效地發揮政府的軟實力?；谇笆鏊伎?，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構思（參見圖2）。

（一）多元主體平等有效互動：協作治理化解公共事務的“碎片化”問題

文化整合性治理在治理主體多元化這一要求上有著更加強烈的要求，政府在占據治理主體主要地位的過程中也要不斷發掘社會治理中其他主體的作用。目前，我國普遍存在的治理“碎片化”問題靠政府一元主體無法有效解決。積極培育社會資本，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都應該在文化整合性治理體系中發揮他們最大限度的功能。孫柏瑛曾對地方治理進行了界定，“在一定的貼近公民生活的多層次的地理空間內，依托于政府組織、民營組織、社會組織和民間組織等各種組織化的網絡體系，應對地方的公共問題，共同完成和實現公共服務和社會事務的改革與發展過程。其運作依靠在地方形成的應對公共問題的公共政策和公民參與網絡”[18]（pp.155-158）?？梢钥闯?，在地方治理中，多元主體共同合作的作用不可忽視，同時，他還特別強調公眾參與網絡對于地方治理的重要性。這需要多元主體在文化整合性治理體系中清晰定位應當扮演的角色，并且形成基于“實質性平等主體”地位上的有效互動：一方面，政府需要明確自身定位，從社會治理的“父權性”或公共服務保姆角色向積極的放權者、授權者、公共話題創造者以及利益矛盾斡旋者角色轉變，真正促動社會治理模式變革或公共服務職能轉變;另一方面，企業、社會和個人等基于環保文化價值觀熏陶重構并逐步強化各自的道德責任感，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自覺遵守政府部門制定的法律法規，將其內化于各自每一次生產生活行動背后所依仗的道德思考，使環境治理問題走向良性協作的軌道。在文化整合性治理模式中，社會中的多元治理主體實則是一個整合加以融合的過程，只有在治理過程中不斷地換位思考，使多元化的治理主體在整合的基礎上真正地發揮各自的作用，才能切實解決公共事務中的“碎片化”問題，達到文化整合性治理的要求。

（二）政府責任明確：處理好社會自由與市場規制的關系是環境治理績效的保障

治理主體之間的換位思考，并不代表政府本身就被忽視。政府自身責任的明確是社會治理有效的關鍵，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有責任處理好社會自由與市場規制的關系，要從軟規則的自發形成以及硬規則的監管方面為環境治理提供有效且可行的制度保障。在需要政府擔任某種角色的治理體系中，政府一般都應該扮演規則制定者、制度執行者和活動監管者的角色及責任[19]。而在文化整合性治理體系中，政府除了上述職責以外，還應該扮演倡導者角色，這個倡導者需要正確運用其職能，對文化整合性治理體系的健康運行進行適當調適。利伯維爾場會出現市場失靈現象，需要政府及時有效地進行社會利益協調、企業失靈規制和環保文化的“信息勸誡”，亦即公共服務提供中的混合型機制[20]（p.159）。在多元經濟繁榮發展的現代社會，“全能型政府”無法應對所有社會問題，“全能型控制”思維帶來的反而是社會經濟治理的低效率窘境，甚至不斷產生政府失靈現象。從我國十四大報告中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 “決定性作用”，中央頂層制度設計上的轉變對今后時期我國政府責任明確提供了指引方向，即政府在市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應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以及“服務型政府”轉變。缺乏約束的政府權力失控會侵害市場自由發展，而失控的市場機制又會導致市場失靈。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都已經被驗證出存在缺陷，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將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在一起。因此，政府要明確自身責任。一方面繼續加強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糾正政府職能越位、錯位和失位現象;另一方面則須加強政府部門行政執行效率，嚴格執行市場監管法律法規，切實提高行政效率，從而在總體上保證環境治理績效的逐步提升。

（三）傳播“環保正義觀”：可持續的建設性對話機制是社會進步的靈魂

“環保正義觀”不是口號，而是體現為理念認同與行動協調一致。在我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GDP主義政績觀”曾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企業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罔顧對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政府追求所治理地區的經濟發展為高污染企業大開方便之門，資本擴張邏輯的發展觀也導致了社會整體價值觀的“經濟人”化。近年新一代領導人上任以來，從頂層制度上設計了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努力方向，相繼提出可持續發展觀、生態文明建設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戰略思想。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加強，環境保護者以及環保組織不斷涌現，自然之友、綠色和平組織以及中華環保聯合會等環境保護中的第三部門正在日益壯大。此外，社會上的環境保護行動更加普遍，全國各地鄰避事件的不斷產生正是環境公民社會日益成熟的標志。因此，“環保正義觀”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伴隨環境污染的產生，社會大眾逐漸形成并廣泛傳播的環境保護主流文化。在“環保正義觀”的影響下，社會大眾能夠自覺自律地愛護環境，并能與危害社會環境的污染行為進行集體性抗爭，企業在“環保正義觀” 的影響下能夠自律（而非被迫）地平衡企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關系。故此，“環保正義觀”的形成需要在政府的主導下，各類相關社會組織、媒體、公眾和企業等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努力。就我國目前條件而言，政府的主導是形成整個社會“環保正義觀”的前提，其能夠強烈影響到社會環境保護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政府與民眾、企業等多元社會主體之間可持續的建設對話機制是整個社會“環保正義觀”健康發展的關鍵。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轉變理念，將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各級政府應當積極在環境保護行動上構建多元主體參與機制，在溝通交流上構建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便捷的傳播媒介、自由辯論的制度和開放式“公民虛擬論壇”等，為促進社會環境治理文化進步奠定基礎。

（四）營造“環保文化共同體”：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一種文化自覺①

“環保文化共同體”是分散的主體基于共同的利益（多方利益協調）而形成的各種團體組織，其中既包含有諸如自然之友等實質性的社會組織，也包含基于“環保正義觀”而形成的社會環境保護意識文化的虛擬組織。信息技術和新媒體已經為種種共同體營造準備了充分的技術條件，文化條件在我國也有充分的社會基礎。營造環保文化共同體是為了彌合分散的多元利益、化解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多元主體之間的矛盾。環保文化共同體涉及文化記憶、文化理念以及文化體系等方面，因此，營造環保文化共同體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一是在環保文化理念上需要營造整個社會的環保文化共同記憶。過去的美好生態環境依然存續在整個社會記憶中，環境保護隨著經濟的發展重新得到社會共同重視，共同體的本質是成員秉持包容性精神，基于“環保正義觀”通過建設性的可持續對話機制，相互溝通合作，共同維護社會環境。二是在環保文化體系的營造上，共同體應當設計一套完整的文化體系。一方面，政府作為社會文化形成的“舵手”、“規勸者”和“導師”逐步向“引導者”、“傾聽者”和“舞臺欣賞者”角色轉變，通過環保意識宣傳和環境保護制度的完善形成“環保正義觀”;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在“環保正義觀”的影響下自覺履行環境保護責任，實現“經濟人”向“社會人”的轉變。三是培養環保文化自覺意識。一方面，環境保護是企業與生俱來的社會義務，企業應將環保意識的培養作為日常生產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府在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中逐步強化環境保護的日常監管，杜絕制度漏洞與行政惰性，通過與媒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社會責任的共同履行中創造美好環境。

四、余論：新工具逐步達致新愿景

人類社會最渴望的是一種和諧的自發自愿的自我治理狀態，也就是通過文化的引領、道德的自我約束，形成一種有效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約束的文化，在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體之間形成一種持續互動的建設性對話機制，最終形成文化整合性治理模式。它通過整個社會的環保文化價值認同普世化、行為規范內在化與美好德行普遍化，達致一種話語良性互動、階層利益有機協調與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美好愿景。通過文化的引領，環境治理中的多元主體能夠明晰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即便不倚重基于國家的強制性力量，社會各類組織或成員也能夠自發自愿地兌現自己的責任，完成推動社會向前的重大使命，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在這樣一種和諧有序的大環境下去解決社會公共事務，不僅僅政府治理會變得相對簡單而有效，而且紛繁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通過人們全面理性的認識與積極對待也能迎刃而解。因為它不單單是停留在理念轉變層面，而是通過不斷的實踐和經驗提煉，逐漸演化成參與者們都可以掌握的一種“治理新工具”。當然，工具的設計和應用既考驗政府在新常態下的治理現代化能力，又考驗作為社會共同體而存在的社會多元主體自覺自省的道德自律、文化自覺和規則共同維護的公共責任與公共精神。因此，以治理文化倡議為引領，著眼于政府組織、企業組織、社會組織以及個人資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力求在公共治理過程中尋求各種資源的最佳配置機制，為達到人與環境的和諧相處而尋求可行的實現路徑，是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最終訴求。

注釋：

①“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開辦的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首次提出的，是為了應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而提出的解決人與人關系的方法，其有三層內蘊：一是建立在對“根”的找尋與繼承上;二是建立在對“真”的批判與發展上;三是建立在對發展趨向的規律把握與持續指引上?；谘芯恐髦?，本研究將之定義為“社團組織勃興和社會自治背景下各類NGO組織在特有組織文化、社會習俗傳統承繼基礎上的文化覺醒、文化修復、文化自主與文化復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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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