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方式對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與SCL-90各因子的中介作用

扶丹丹

(信陽農林學院 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河南 信陽 464000)

應對方式(coping style)是指個體為減輕困擾情境對其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做出的認知和行為努力的過程。應對方式分為消極應對和積極應對兩種。當大學生面對人際關系困擾時，他們所做出具體的行為，是消極地去逃避，還是積極地去解決問題，將會對其心理健康狀態產生不同的影響。

本研究將深入探討人際關系困擾、心理健康狀態以及應對方式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并且將SCL-90各因子分單獨作為研究對象，以期為進一步開展心理促進工作提供指導。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信陽市某所大學的學生，共發放問卷760份，回收有效問卷724份，有效率為95%。其中男生303人，約占總體42%，女生421人，約占總體58%；城鎮學生139人，約占總體19%，農村學生585人，約占總體81%；獨生子女80人，約占總體11%；非獨生子女644人，約占總體89%。

1.2 研究工具

1.2.1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選取解亞寧(1998)編制的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1]，共20個條目，內容涉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對生活事件時可能采取的不同態度和措施。問卷采用4級評分，“不采用”計0分、“偶爾采用”計1分、“有時采用”計2分、“經常采用”計3分。原量表分為積極應對和消極應對兩個維度，積極應對維度由條目1-12組成，消極應對維度由條目13-20組成，將條目分相加可得各維度分。該問卷在應用于青少年群體中時有良好的信效度[2]。本研究中整個量表的克倫巴赫ɑ系數是0.79，積極應對方式與消極應對方式兩個分量表的克倫巴赫ɑ系數分別是0.81和0.72。

1.2.2 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 選取鄭日昌(1999)編制完成的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Interpersonal Diagnosis Scale, IDS)[3]，共28個條目，包含交談、待人接物、交際和交友、與異性朋友交往4個維度，每個維度7個問題，滿分28分。0-8分之間說明有較少的人際交往困擾，9-14分之間說明存在一定程度的人際交往困擾，15-28分之間說明交往困擾較嚴重。該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整個量表的克倫巴赫ɑ系數是0.87。

1.2.3 癥狀自評量表 選取Derogatis (1975)編制的癥狀自評量表[4]，又名90項癥狀清單(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共90個條目，用于評估被試的軀體化、強迫、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精神病性、寢食狀態10個因子在指定時間內(如最近一周)的心理健康狀態。量表采用5級評分，“沒有”計1分、“很輕”計2分、“中等”計3分、“偏重”計4分、“嚴重”計5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試心理問題越嚴重，一般以因子分≥2或≥3為標準統計陽性率?？捎糜趯φＨ巳哼M行心理健康狀況的診斷。學者童輝杰在2010年提出,SCL-90 測查正常人時, 刻畫的主要是心理問題, 即亞健康狀況, 在性質上屬于正常, 而非異常[5]。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克倫巴赫ɑ系數是0.98。

1.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運用整群隨機抽樣法，以班級為單位實行團體測試?？紤]問卷信息的可靠性，要求被試匿名、獨立填寫。整個施測過程約20分鐘。主試由經過培訓的心理學專業人員擔任，測試前取得了校方及學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完成數據收集后，采用SPSS20.0進行統計分析。

2 研究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考慮到本研究數據均來自被試的自我報告，可能會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周浩等2004年推薦的Harman單因子模型法[6]檢驗偏差程度。結果顯示，有30個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個因子解釋變異的25%，本研究中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大學生的應對方式、人際關系困擾與SCL-90總分及各因子分的相關

通過雙變量相關分析發現，各變量間兩兩相關顯著。此外，大學生的消極應對方式和積極應對方式在人際關系困擾、SCL-90各因子分上分別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和負相關，詳見表1。

表1 大學生應對方式、人際關系困擾、SCL-90各因子的相關矩陣

注：＊p <0.05，＊＊p <0.01，＊＊＊p <0.001，下同。

2.2 應對方式在人際關系困擾和SCL-90之間的中介效應

圖1應對方式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三個變量之間均兩兩相關顯著，符合中介效應的檢驗條件。根據溫忠麟等于2004年推薦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7]，分別進行大學生的消極應對方式和積極應對方式在人際關系困擾和SCL-90(總分及因子分)之間是否存在中介效應的檢驗，模型如圖1。

2.2.1 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檢驗 將SCL-90各因子分作為因變量，人際關系困擾作為自變量，消極應對方式作為中介變量分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消極應對方式對人際關系困擾、SCL-90(總分及各因子分)的標準回歸系數β值均達到了顯著水平，所以消極應對方式是人際關系困擾對SCL-90影響作用的中介變量，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人際關系困擾對SCL-90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消極應對方式實現的。詳見表2。

表2 消極應對在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和scl-90(總分及各因子)之間的中介效應

注：第二步 消極應對對人際關系困擾的簡單回歸，標準化回歸方程：M=0.21X，SE=0.04，t=5.84＊＊＊

2.2.2 積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檢驗 將SCL-90各因子分作為因變量，人際關系困擾作為自變量，積極應對方式作為中介變量分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引入中介變量后，人際關系困擾對敵對、恐怖、精神病性3個因子的標準回歸系數β值明顯改變(P<0.05)，說明積極應對方式對大學生的上述各方面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詳見表3。

表3 積極應對在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和SCL-90(總分及各因子)之間的中介效應

注：第二步 積極應對對人際關系困擾的簡單回歸，標準化回歸方程：M=-0.37X，SE=0.04，t=-10.71＊＊＊

3 討論

3.1 大學生的應對方式、人際關系困擾與心理健康狀態之間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應對方式、人際關系困擾與心理健康狀態之間兩兩相關顯著。大學生的消極應對方式與其人際關系困擾、心理健康狀態呈現顯著正相關的關系，大學生的積極應對方式與其人際關系困擾、心理健康狀態呈現顯著負相關的關系。此外，在SCL-90總分及絕大多數因子分上，消極應對方式與之相關系數大于積極應對方式，說明在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態上，相對于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所產生的影響作用更大一些。這與譚平[8]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因此，在實踐教學中，注重大學生積極應對方式和正面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時, 更要加強對其克服消極應對方式方面的幫助。

3.2 大學生的應對方式在人際關系困擾和SCL-90之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困擾對其心理健康狀態有直接的預測作用，人際關系困擾對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作用有一部分是通過應對方式對心理健康狀態影響發揮作用的。消極應對方式對SCL-90總體及各因子都起到明顯的中介作用，積極應對方式主要對敵對、恐怖、精神病性等因子起到明顯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見，消極應對方式和積極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模型略有差異，但是兩種應對方式都對個體的情緒狀態(敵對、恐怖等)起到了明顯的中介作用。這與馮倩[9]等人的研究結論不謀而合。

個體的人際關系困擾和應對方式都會對心理健康狀態產生影響，大學生良好心理狀態的維護，不僅依賴于他們的人際關系水平同時受作用于他們的應對方式，當大學生面對人際困擾時若能夠克服消極應對、采取積極應對方式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心理健康狀態。本研究結果對于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很好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