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與體制性改革才是媒體融合的真改革

胡正榮

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層面首次明確“結構性”“體制性”問題是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主因，中央高度強調結構性、體制性問題，意味著未來中國將加大結構性和體制性等深層次改革，從而提升和擴展增長潛力。今年以來，習總書記也多次指出，要進行結構性和體制性改革。

結構性矛盾、體制性障礙，不僅僅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其實也是制約我國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進程的最大掣肘。

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集中在存量與增量、新舊業態、供給與需求等關系的處理上。首先是存量與增量的關系。習總書記在2018年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變成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這句話其實已經指明了處理存量增量關系的基本原則，即一方面增量一定是來自互聯網的，因此，要大力發展基于互聯網的所有可能的業務，形成事業發展的最大動能和最大增長空間;另一方面增量也一定是在壓縮傳統存量的基礎上才可能釋放的，將傳統的人財物資源存量配置到基于互聯網的增量業務上。這樣才能夠轉化為新動力與新業態。

其次是新舊業態關系，習總書記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要堅持移動優先策略，建設好自己的移動傳播平臺”。舊有業態其實要大力壓縮，如傳統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的業態戰線過長，效益低下，需要大力布局和盡早盡快建設自有移動平臺建設。同時，從單一運營模式，即廣告向多元化運營模式轉化和升級，從政務、商務和服務中拓展業態分布，增強造血機能，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結構性矛盾最為突出的就是供給與需求的脫節。用戶為中心的互聯網思維還沒有真正影響到傳統媒體的媒體融合中。大量供給仍然是以傳者為中心的產品，習總書記說過：“我多次說過，正能量是總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現在還要加一條，用得好是真本事?！惫┙o側要用得好，就說明需求側得到了滿足，這樣才能叫“用得好”。特別可喜的是看到了天津海河傳媒中心大刀闊斧地進行的這種結構性改革。傳統子報子刊、電視頻道、廣播頻率都可以進行存量改革，乃至網站和客戶端都可以縮減;大量布局新業態，壓縮傳統經營業態;集中資源配置到供給側有效供給上，乃至進行了體制性改革，如人力資源配置等。

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過程中的體制性障礙，主要集中在人事薪酬、事業與企業、平臺再造、流程優化等方面。首先是人事與薪酬體制，這個是關鍵。事業都是人干出來的，特別都是人才干出來。如何改革事業單位的薪酬體制，留住并且激勵人才，是很多地方媒體融合發展的當務之急。

其次是事業與企業的關系，越到基層，媒體越是純粹的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隨著媒體融合推進，全媒體建設越加需要大量的新服務、新業態，必然會有事業單位的治理局限，導致很多業務無法開展，比如內容與產品、服務無法打通經營，線上線下無法共享用戶與市場等。習總書記要求，“主流媒體必須緊跟時代，大膽運用新技術、新機制、新模式”，事業如何創新機制，企業如何創新模式，是很多媒體融合中繼續突破但又非常難以跨越的障礙。

再次是平臺再造、流程優化，這個就需要真正的體制性改革。最近，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組建的新聞中心已經能夠看出這種大刀闊斧的體制性改革，它整合了原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和新聞頻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中心和中國之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新聞中心部分和環球資訊頻率等，既是流程優化與增效，更是徹底的平臺再造與打通?？上驳氖堑胤降拿襟w融合與全媒體建設也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深層次的體制性改革，如浙江紹興市將報紙與廣播電視臺進行化學融合，結構重組，體系再造，流程優化，平臺打通。

期待著省、市、縣的媒體融合都能夠探索并創新出適用于自身的結構性和體制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