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那年

申志剛

十歲那一年，村里的供銷社新進了一批足球鞋，淡綠色的鞋底，雪白的帆布鞋幫，鞋幫兩邊還膠印著一個帶著火焰的足球，動感十足地飛向遠處的球網。

我無數次地想象我腳上穿上那雙足球鞋的樣子，便央求母親給我買。母親說：“小子吃不得十年閑飯，想要？自己掙去！”

我聽魁元爺爺說過，這樣一雙足球鞋需要17元錢。要知道，那時候我一個學期的學費也才10元錢呢！

為了能穿上那雙足球鞋，也為了證明我不是個吃閑飯的，我決定利用一個暑假的時間掙一雙足球鞋。

我的老家在太行山區，有一種叫蝎子的東西，尾巴倒勾著，末端有個芝麻綠豆大小的毒囊，末尾還藏著根尖尖的毒刺，要是不小心被它叮上一口，肯定夠你受的。每年夏天，村里就會涌進來一撥又一撥收購蝎子的小商販。每到夏天，捉蝎子也會很自然地成為村里人的營生。

我把一根筷子從中間劈開，中間橫著夾上一小截火柴棍，再用母親納鞋底的麻繩三捆兩捆，就做成了一個簡單的鑷子。然后，再找上一個厚實一點的塑料袋子，我就跟著村里的大人小孩出發了。

大人們捉蝎子都走到很遠的山里，我們小孩子就在離家近一些的山坡上。三個一堆，五個一群，要是有誰發現了一只，臨近的小伙伴用不著打招呼都會主動飛奔而至，有的負責掀開石頭，有的負責撐開袋子，而負責用鑷子捉蝎子的往往都是眼疾手快、技術最好的“帶頭大哥”。

山坡上的石頭很多，并不是每一塊石頭下面都有蝎子。石頭下面有的最多的是蚰蜒，就是長著很多條腿的蜈蚣，也有蛐蛐和螞蟻，還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蟲。要說最擔心的是在石頭下面遇到蛇。我就在一塊石頭下遇到過一條烏斑大蛇。那條蛇在石頭下打了個卷兒，頭和尾巴埋在石頭縫里，能看見的就只有中間的一段。它在那里一動不動，我竟然天真地以為那是一段爛柴火，還鬼使神差地想把它拿起扔在一邊。

那條蛇的身體攥在手里涼涼的，根本就不是柴火的溫度，等我反應過來的時候，它已經開始蠕動。我把它扔到一邊的同時，也從五六米高的堰頭上面一個筋斗摔了下來。我四仰八叉重重地摔在下面的一片麥子地里，胸口好像被敲過一記重錘，一口氣憋在胸腹間，堵著悶著就是上不來。

還有一次，為了抄幾步近道，我從一叢圪針窩里穿過，那種尖尖的圪針絲毫不亞于母親納鞋底的鋼針，圪針尖劃過我的皮膚，還能聽見“咝咝”的聲響。等我成功從圪針窩里穿過去的時候，我才發現我的胳臂、腿上到處都是圪針劃出的血口子。這都算不了什么，更要命的是用來裝蝎子的塑料袋子不知什么時候也底朝天了，里面的蝎子都逃之夭夭了。

那一刻，我哭了，淚水和著血水，在我的臉上肆意流淌。我第一次深深體會到生活的不易和艱辛。

大人在小商販的眼里，都是客戶，享受的待遇自然也高，給大人算錢都是無論大小一律用一桿細小的銅桿秤稱量。對我們這些小散戶，小商販都是論個兒數，大的一只一毛，小的一只才給五分。

賣的次數多了，我們這些小散戶也逐漸學會了一些討價還價的技巧。有時候實在說不攏，我們也會做出一副著急的樣子：“不賣了，不賣了，我們留著等老四來了賣給他好了！”使出這一絕招，往往奏效。

賣了錢，我便高高興興地把錢交到母親的手里，末了再問一聲：“娘，還差多少？”母親會騰出一只納鞋底的手，摸摸我的后腦勺：“快了，快了！”

整整一個暑假，我一門心思放在了捉蝎子這件事上。我固執地認為，天氣最熱的時候是蝎子最多的時候，我顧不上吃中午飯，更別說中午歇歇晌了。為了夢中的那雙足球鞋，我不管不顧，村前屋后，到處都留下了我的腳步，溝溝畔畔，我翻遍了山坡上的每一塊石頭。

一個午后，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計算著，怎么算也只有十六塊五，還差著五毛錢，怎么辦呢？

我把錢交到母親的手里，心情忐忑地問：“娘，錢夠了嗎？”

母親卻笑著說：“夠了，夠了！”

那一刻，我發現母親的笑臉和頭頂的太陽一樣刺眼，晃得我睜不開眼。我的頭好像灌了鉛，從未有過的沉重，兩只腳卻輕得像根羽毛，軟得站不住了，怎么回事？我來不及想，就歪歪趔趔地倒在母親的懷里。

等我一覺醒來，我已經躺在家里的炕上，炕沿兒邊上放著一把椅子，椅子的靠背上用母親納鞋底的麻繩綁著一根長長的棍子，棍子上面吊著一個輸液的瓶子，一根透明的塑料管滴滴答答連著我的手臂。我聽見母親在外間給醫生算藥錢，“總共二十三塊五，您收好了。 ”

等我再次睜開眼的時候，第一眼就驚喜地看見那雙朝思暮想的足球鞋正靜靜地臥在我的枕頭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