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矛盾論》的新解讀

陳文博 陳佳靜

【摘 要】毛澤東的重要哲學著作《矛盾論》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立統一的規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石。此著作包含著豐富的哲學原理和方法論，結合當下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存在的較突出的矛盾，旨在體現《矛盾論》在解決當代社會實際矛盾中重大價值。

【關鍵詞】矛盾論；價值；哲學

《矛盾論》是毛澤東對當年的歷史現實的作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經典之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具有重要地位?！睹苷摗烦珜У拿芊治龇椒ň哂虚L久的歷史生命力，不僅指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對我們當前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具有強大的方法論啟示。

一、《矛盾論》發表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挫折，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在當時黨的思想上，在當時存在著相當嚴重的黨內的兩種錯誤傾向：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而這個時候，“矛盾論”就是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高度批判錯誤傾向的產物。自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來到1937年的連續的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加以總結，并且開創了有利于抗戰的新局面。從1936年開始，國內階級矛盾下降而民族之間的矛盾日益上升，此時此刻，為了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去研究中國社會矛盾運動的各種問題。

中國革命是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同時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革命。但是，面對一系列復雜的現實斗爭和殘酷的革命實踐使中國共產黨人清楚的認識到：想要取得革命的勝利，沒有馬列主義是不行的，有了馬列主義沒有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是不行的。這是毛澤東寫作“矛盾論”的最重要的實踐來源。

二、《矛盾論》的基本內容

第一，關于兩種宇宙觀；毛澤東在《矛盾論》第一部分就指出：“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于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奔次覀兺ǔＫf的世界觀。世界觀即我們認為這個世界是個怎樣的世界，對這個世界普遍性的問題持有一種怎么樣的觀點和看法。它的內容不僅僅包括世界本原的是物質的還是意識的，又包括世界上萬事萬物是有聯系的還是孤立的；還包括世界處在什么狀態之中，是發展的還是靜止的。

第二，關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矛盾論》中指出：人類有兩個統一的認識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另外一個是有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就是在這兩個過程中循環往復中不斷前進、不斷提高和不斷深化的。在對矛盾的同一性的分析中，一切矛盾的東西，相互聯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另外，毛澤東提出，“矛盾和斗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斗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同，”深刻地說明了解決矛盾的方法“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同”的道理。

第三，在毛澤東看來，矛盾普遍性是說客觀的事物都會有矛盾，這是一種共性，是絕對的；矛盾的特殊性是說客觀存在的事物由于受到發展階段的影響或者其各個側面的不同特點，使矛盾具有獨特的地方，這是一種個性，是相對性的。毛澤東指出：“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的場合變為特殊性。

第四，關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澤東認為，在各種各樣的事物中，必有一個矛盾對事物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稱為主要矛盾；對于這個事物中其它矛盾，稱之為次要矛盾。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變化。因此，無論是主次矛盾還是矛盾的主次方面都是相對的，都會隨著事物的發展而不斷的變化。給我們的啟示應該是：我們要善于發現和抓住主要矛盾，抓住重點，做好核心工作，從而推動全局的發展。

三、《矛盾論》對當前中國的價值

在經濟方面，伴隨著人口紅利、和平紅利以及新中國高品質、巨存量與儲量、低價位的現代國民生產要素體系逐漸減弱，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驅動越發乏力。這是我國當代和當下經濟領域最為特殊的矛盾。

為了緩和這一矛盾，中共中央根據具體的形勢，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再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這也體現出矛盾的特殊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的發展，從又快又好發展速度第一的發展要求，到又好又快發展質量第一的發展要求，到科學發展觀提出后所強調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再到中共中央根據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提出的“供給側改革”這一策略。

在政治方面，貪污腐敗是最為嚴重的問題；所以對于貪污腐敗這一政治領域的矛盾，急需解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黨中央的帶領下，查處了嚴重腐敗的“大老虎”，其有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等人。對于腐敗這一問題進行深究，不難發現“圈子”對于腐敗的催化作用，甚至成為他們腐敗的溫床。用《矛盾論》中的原理來闡述分析“圈子文化”，使我們對“圈子文化”的危害性及治理“圈子文化”的必要性、緊迫性有更清楚的認識，從而解決貪污腐敗這一政治領域最為棘手的矛盾。

在文化方面，特定時期的政治和經濟，必定會在這一時期的文化中有所反映。經濟和政治所帶來的特定問題和特殊矛盾，也會如實的反映在文化生活的特定問題中。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社會文化似乎并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尤其是在信仰和道德方面表現的非常明顯。所以，這次十九大有了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論述，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當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覺得更側重于文化建設，而美好生活不僅僅只有物質，更多的應該是和諧社會，美麗城鎮，信仰人生。

四、《矛盾論》對實現“中國夢”的啟示

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所存在著的各種各樣的矛盾的特定性質及其所處的具體條件也是客觀的。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有方方面面、各種各樣的矛盾，同一事物中的不同矛盾中的不同方面都有其存在的特定條件和環境，也都有其特殊的性質和地位，這些特定的條件和環境，特殊的性質和地位也都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因此，我們在認識和解決實現“中國夢”過程中的諸多復雜矛盾時，不能“以此代彼，也不能以彼代此”。同樣，處理矛盾的方法與方式也要依據矛盾的性質和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只有把矛盾的性質、條件、狀況和特點都搞清楚，才能真正探尋到處理該矛盾的切實可行的方式和方法。

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諸多矛盾對立面之間的相互轉化是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的，如果這些客觀條件還不夠成熟，我們要硬著頭皮去急于轉化，那也只能是主觀主義者的“一廂情愿”。主觀努力和主觀意志固然重要，盡早實現“中國夢”也是全體中華兒女最為迫切的愿望，但不能因此而夸大主觀意志的功能而置客觀條件于不顧，更不能因此而把轉化與革命劃等號，把穩定發展與不革命或反革命相聯系。在解決中國夢過程中的客觀矛盾時，我們一定要尊重事物固有的辯證法，而不是根據自身的需要主觀地運用和玩弄辯證法。當然，尊重事物固有的辯證法，并不是口頭上提提而已或無所作為屈從于辯證法，而是更仔細地研究和具體地分析事物轉化所需要具有的條件，并在實現中國夢的實踐過程中積極去營造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以有效促進和完成事物向積極方向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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