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視域下評馮驥才的《單筒望遠鏡》

⊙黃瑞鈺 ［牡丹江師范學院文學院， 黑龍江 牡丹江 157011］

一、引言

2019年初文壇大家馮驥才的長篇小說新作《單筒望遠鏡》面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馮驥才是“文革”后崛起的“傷痕文學”的代表性人物，斬獲魯迅文學獎桂冠，在中國文壇具有深遠的影響及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新出的這部獨具文學魅力的長篇小說故事背景設置在1900年特定的歷史時刻，濃縮天津這座城市的韻味，形成一定區間的歷史維度。故事編織在中西方文化交織的特定區域的歷史關系網中，在文本中，他描繪了小人物在中西文明的溝通困局中的慘烈的悲劇畫面。

二、歷史維度與地域空間的雜糅

這部長篇小說作品是著名作家馮驥才繼《神鞭》 《三寸金蓮》 《陰陽八卦》之后，傾注心血創作的對傳統文化進行當代解讀的“文化反思系列”作品，也是馮驥才先生筆下著名的“怪世奇談”四部曲的最后一部。與馮驥才先生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俗世奇人》最大的不同是不再刻意強調地域性，文本的敘事語言追求平淡論述。小說不形成地域空間文化，不夾雜天津人集體的共性，也絲毫沒有摻雜著天津話語言筆墨，但淋漓盡致地凸顯著天津這座城市的歷史厚重感，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歷史維度。天津這座老城的地域空間又反饋了歷史文化語境的重建，文學與其社會歷史語境之間具有相互交融的關系。

文本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性，馮驥才描寫的文學文本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是相互滲透的關系。馮驥才先生利用扎實的生活功底巧妙地對天津這一座老城、一個租界的歷史進行多向度全景式的直觀呈現書寫。小說扉頁題詞中有這樣深刻透徹的一句：“當代人寫歷史小說，無非是先還原為一個歷史軀殼，再裝進昔時真實的血肉，現在的視角，以及寫作人的靈魂?！彼鼘ⅠT驥才先生的創作動機都展現了出來，彰顯了小說對歷史事件和細節的還原發生了巨變，才得以展示“真實的血肉”，注入了更多寫作人的“靈魂”。小說巧妙闡述了中西文化文明沖突下的天津歷史文化、城市形態、群體人格，建構了文本的歷史性，關聯著特定歷史時代的思想觀念和歷史史實。

庚子年間，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發生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地天津，超越兩國的界限。故事發展脈絡集中在中國年輕人和法蘭西少女莎娜墜入愛河的這條線索，跨越租界和天津老城的愛情釀造了悲劇性的存在。一種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天津俗世生活，突然就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從租界里外的對峙演變到屠城悲劇。結局提到那個洋女人又喊又哭又叫，最后干脆瘋了，撕扯自己的頭發，抓自己的臉，披頭散發，樣子非常嚇人。作者筆下描寫的場景包含恐懼和殘暴，不動聲色地揭示出人類自身的內在構成因子，洋女人莎娜的美好血肉之軀與結局的悲劇性形成了鮮明對比，與男主人公歐陽覺的陰差陽錯構成了鴻溝般的文化距離。為了尋找莎娜，歐陽覺在去往租界的路上被義和團當作奸細囚禁。隨后他主動學習畫符箓，加入了義和團，隨團進攻租界，“尋求血光沖天，方能一條死路竟逼出一條生路”。將情節矛盾點聚焦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殖民主義和文化的沖突，形成極具張力的悲劇性話語色彩，揭示了文本化的歷史難辭其咎地帶有多元性、開放性和發展性，其內部將不再是嚴整、統一的。

男女主人公的悲劇結局揭示了文化碰撞的冷峻現實和在陰差陽錯悲劇時代背景下的認知差異，塑造文本人物的立體形象的同時，更展示了文本的社會歷史性特征。文本的歷史性特征突出表現在文本強調矛盾對峙林林總總的社會歷史中，延續了馮驥才先生獨特的語言風格，也描繪了斑駁的歷史場景畫面。在男女主人公的愛恨情仇與心靈線索發展脈絡中，將時代的洪流置于歷史文化語境新視角下的天津這一扇小小的窗口上。演繹時代悲劇和命運悲劇的世紀歷史維度變幻交響曲的同時，也破除地域空間話語的堅冰，為文學鮮明的意識形態化傾向求得伸張的機會。

三、文學范式和詩學文本的彰顯

這篇長篇小說以特定的社會歷史性和獨特的文學性來書寫《單筒望遠鏡》的獨特價值所在，將追求詩學文本的藝術性推到了更深處?！秵瓮餐h鏡》中展示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就像隔著單筒望遠鏡一般，單向而不可逆。單筒望遠鏡，作為文化對視的“道具”，是莎娜和津門紙店的二少爺歐陽覺彼此提供給對方的一個窗口。在小說中，因為洋人的女兒莎娜展示望遠鏡的神奇而彼此提供給語言不通的對方一個窗口，兩個人一起用單筒望遠鏡看天津城市，也搭建了文明交流的話語橋梁。一段跨地域與文明的愛戀填平語言溝通之間的鴻溝，中西文明產生了碰撞。中國和西方世界的聯系形成了距離感的符號色彩，中國文化自身的歷史文化意蘊碰撞出前所未有的歷史變局。未知帶來的激情將他們雙方引向一條單向路，在他們的背后是中西雙方單向認知帶來的隔閡、誤讀、沖突，而炮火無情碾壓了愛情的發展。

本質上詩意化的文本，是審美或者道德的維度，而非認識的維度。比如望遠鏡在文本中第一次出現代表著中西文化碰撞，充滿好奇與欣賞。緊接著第二次亮相在結局中，在槍林彈雨的火炮陣地上，莎娜父親尸體旁邊也放著望遠鏡，這次的望遠鏡變成了作戰現場的殺戮工具，莎娜的父親作為指揮官躺在了血泊之中，望遠鏡此時則搖身一變成為歷史社會悲劇見證的道具，構成一個悲劇色彩極其濃烈的時代。

與此相類似的有文本中的意象“大槐樹”以及那棟孤獨的小白樓等。大槐樹安安靜靜，而文本中的男女主人公見面的小白樓代表純粹與純潔孤獨等意蘊交匯，塑造了莎娜和歐陽覺人物的立體形象，都成了其詩意化象征。詩意化的體現就表現在作者馮驥才利用寫意的筆法刻畫一棵見證老城歷史悠久和盤根錯節的古樹。在大樹下歐陽一家人的生活與人文具有歷史性人文象征，凝練生活的詩意，韻味十足，滋味盎然。作者巧設鋪墊詩化蒼天古樹，也是為了當最后被血光沖天破滅摧殘得淋漓盡致后，引起讀者的痛惜與惋惜。用一連串的細節和畫面，將意象疊加在讀者的感受里，給讀者一種電影蒙太奇式的視覺沖擊。

海登·懷特曾將歷史作品視為一種言辭結構，而恰恰馮驥才的《單筒望遠鏡》運用了獨特的言辭結構，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但卻并不是要還原恢復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范式。他巧妙地運用了意識形態蘊含式的貫通闡釋模式，對歷史事件進行言辭結構的虛構與詩意化。馮驥才先生曾在訪談中提到，義和團這段歷史是他內心的結。因此小說中不斷去寫那段歷史中的人和事，圍繞“義和團”寫的小人物和刻板事件作為話語實踐結果的歷史只能是一種虛構，而非客觀存在，只存在一種語言學層面的歷史敘事或者歷史修撰。作者在幾十年里的寫作中沉淀，革新視角，不斷嘗試用新的理解角度去書寫個體悲劇。在他筆下描繪的歷史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文藝的虛構性和創造性特征，作者寄予了對歷史文學詩化下人性的反思和人物間的深切關懷，小說《單筒望遠鏡》也就成了一種獨具歷史文化特色的詩學文本。

四、結語

馮驥才先生以歷史觀照現實進行意象型小說寫作，呈現出歷史詩意文化詩學的厚重面貌，他在《單筒望遠鏡》中構建了西洋文化與本土文化強烈反差的文學范式，為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將歷史視為詩學文本奠定了理論基礎；承載和傳遞了一定厚重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也書寫了馮驥才對歷史人性的透徹思考。在文本中把對人性和國民劣根性的反省推到了更深處，彰顯了獨具一格的時代背景的歷史文學意蘊。同時，也引起我們對于現當代“傷痕文學”的思想解放的升華聚焦，值得我們更深層次挖掘與思考新歷史主義視域下的文本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