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運詩歌的三副面孔

⊙劉圣鵬 彭一家 ［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 杭州 310000］

詩人趙思運的作品，就其賴以成名的網絡詩歌風格而言，開始于2002年。這一時期的中國詩歌，被評論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稱為“金錢、騷亂與精神時代”。充滿著崇高美學的20世紀80年代詩歌風格已經遠去，而新的標桿亟須確立。趙思運的詩歌除了帶有強烈的潮流般的解構主義色彩以外，在內核上更接近老一派中國詩歌的歷史厚重感。

在本文所指出的趙思運詩歌的三副面孔中，解構主義方法是最接近同時代其他詩歌創作者的，它和身體描寫一脈相承，都意味著對傳統敘事的懷疑。而身體的發現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出現得更早一點。前三十年是一個政治統治著一切生活領域的時代，趙思運作為1976年生人，和生活在資本時代的年輕詩人相比，多了一份那個年代生活的經歷，也使得趙思運的詩歌創作有著鮮明的反抗精神。本文試圖將這種反抗精神和傷痕文學相聯系，以窺得趙思運詩歌的內在本質。

一、身體的發現

奧斯卡·王爾德說過，任何生物都和性有關，除了性還是性，性就是權力（everything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禁欲的革命年代結束以后，眾多作者中對性的過度關注和使用，都可以說有一種放縱的色彩。性，一方面是人倫日常，是庸常生活里所頻繁的，同時又是一種長期的失語。作為一種隱身的禁忌意象，性意象的強調，首先是對革命敘事的背叛，對崇高美學的消解。同時，性作為一種愉悅，帶給讀者以官能刺激，也助長文學的藝術性。早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文學類型的先驅王小波，就寫下了《黃金時代》以回應政治和人物的關系。在《黃金時代》中，警察不厭其煩地讓王二重寫檢討，實際上是為了欣賞其中的色情描寫。在以往的警察敘事里，私心是被遮蔽的，這里則被重新提出來，并結合了不合理的執法要求，使得本來具備崇高感的“龐然大物”瞬間瓦解。

趙思運的詩，如《春曉》和《論語·在沂河》中都選擇了傳統敘事里的大人物，通過對其身體的描寫，傳達該大人物對崇高美學的褻瀆。同時，把形而上的文化符號，還原成形而下的肉身之人。身體，在趙思運這里被重新發現。如《春曉》：

像一把細碎的釘子突然

撒向玻璃上的太陽

吱吱喳喳吱吱喳喳一陣又一陣清脆的碎裂聲

從一群鳥兒的深喉里

迸射而出

李冶揉了揉眼睛

想

窗外滿地凋零的

無論紅肥還是綠瘦

都一定在昨夜噙滿了粉紅瑩碩的雨滴

床上的大才子孟浩然又晨勃了

喉嚨有深度，一如人之有身體。但“從一群鳥兒的深喉里／迸射而出”，強調鳥的喉嚨，就是另外一種性暗示。李冶是和孟浩然同時期的女詩人，女道士。在唐朝女道士幾乎就是妓女的代名詞。滿地紅綠，和女性的地位，有一種暗合。這首詩的關鍵之處在于對“春曉”詩題的反叛，對中國古典文學及其現代神話的反叛，于是趙思運咬著牙寫下了“大才子”三個字，反差得擲地有聲。李冶和孟浩然，一個人生經歷過多而感到空虛，和一個失意且在人生經歷上欲求不滿的人，在一個春天的早晨，各懷心事地陷入憂郁。他們并沒有贊美自然或憂心家國，卻為這情欲在節令中的蘇醒而情緒波動。一個道德化的作為士大夫文學的詩詞傳統在這里退場了。

《論語·在沂河》也是這樣?！按禾斓囊路酱┰蕉獭?。趙思運執著于對人的身體進行描寫同類意象一個一個接踵出現，愈出現愈卑下。

《論語》里子曰“吾與點也”，在詩里卻在“遠方”和其他弟子談論禮儀和戰爭。曾點甚至唱黃詩，顯然在作者的意圖里，是試圖以身體去反抗道德，用本能去反抗被建構的文化。代表禮教的孔子，因此而站在了禮教之外的他處。這種寫法并不新鮮，更早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伊沙《車過黃河》的“只一泡尿工夫/黃河已經遠去”，或者韓東的《大雁塔》，都為這種向下、反抗崇高、肯定庸常生活的文學樹立了范本。

趙思運更值得讓人注意的一首長詩是《閹，或去勢》，描述了一個叫“豬兒”的河北人和他弟弟是怎樣“自愿”成為太監的故事。和前面兩首詩春情蕩漾般的溫情相比，趙思遠對傳統倫理的厭惡在這首詩里赤裸裸和疼痛起來。

“你是自愿凈身嗎”

“是”

“假如你反悔，現在還來得及”

“絕無后悔”

“那么你絕子絕孫與我毫無干系嗎”

“毫無干系”

“閹死你要我賠？”

“不”

然而自愿的結局是“朝廷的玉璽換了顏色和尺寸，豬兒被秘密處死，享年47歲，豬兒的母親墜井身亡”。只有“那一紙發黃的自愿閹割書，化為一縷青煙，繞梁三日，不絕”。陽具是權力和生命力的象征，是終極歡愉的具象化器官。去勢，便是人格的自我矮化?！柏i兒”的弟弟還因為和另一個太監行龍陽之好而被秘密處死。去勢，便已經失去了男性氣質，然而弟弟從無性進一步墮落成為權力結構上的女性。男女二元結構的權力關系毛細血管般存在于世界。在這樣的文化里，歡愉是一種禁忌，偷行歡愉的后果是死亡，還必須秘密處死。歡愉作為禁忌，對于太監來說并不能呈現于公共視野之中。一個把人的目的歸于先驗倫理的社會，正是適合于皇權實現對社會的絕對統治并對人的權利進行全面碾壓的社會，這正是本詩想要揭露的本質。因為，當“自愿”被簽署的時候，人區別于菅草的最后一點靈光也被磨滅了。

除此以外，趙思運還有大量沒有直接涉及政治的情色詩。比如《觀察一個人吃香蕉》，用“一只香蕉”來形容女孩，兩性關系的權力結構，似乎發生了一種逆轉。情色詩可以不涉及政治，卻無法不涉及權力。還有如“你別碰我，你一碰我，我身體里的春光就要泄了”一類的詩，通過對性與愛的謳歌，重塑了另一種美好生活與人生意義。

二、解構的癥像

趙思運的先鋒性則是繼承了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整個民間詩歌寫作思潮，除了對庸常的刻意關注（《放屁黨》 《屁經》等詩）以外，值得一提的是，趙思運作品中有一類數量眾多的“新聞詩”，通過一些材料的節錄，重構成詩歌，不試圖把握宏大敘事的全貌，而取其瞬間，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馳的瞬間，非常具有解構主義色彩。詩人未必具有否定既有宏大敘事的沖動（其實有時候也有），只是著意于片段本身沉重的真實性。如《周杰倫粉絲致信周杰倫女友昆凌》。結婚信息公布后，周杰倫粉絲祝福來信有數萬封，這只是其中的一封，甚至很明顯是非主流的一封，唯一有價值的是看得出該粉絲是真愛而非黑粉。那么這樣的一封信和趙思運杜撰一封信有什么區別呢？顯然在于真實性。趙思運不一定是周杰倫粉絲，而周杰倫粉絲一定是周杰倫粉絲。48系的偶像都是有戀愛禁止條約的，普遍的明星雖然不至于獨身，但總是在無意中成為粉絲的性幻想對象，并且為正面且夢幻的話語所修飾。

《九·一八反日標語》其實作為一種民歌和通俗文化，這些標語在20世紀我國各個歷史場面里都有出現。它貫穿了漫長的時間，并可以切換到任何戰爭里，然而在“九·一八”的宏大符號面前，衍生了醒目的荒誕色彩?！熬拧ひ话朔慈諛苏Z”比“抗日戰爭反日標語”有更強的破壞力和穿透力。趙思運試圖再現粗鄙而本真的獸性并將之正?；?，同樣體現在此詩里。如龔自珍所講，人之有私，如天之有私，陽光也總有陰面。私心和陰面也需要被承認。

三、傷痕文學的提升

和同時代的民間詩人比，趙思運對崇高及其解構有著更執著的關注。在韓東、伊沙那里，對崇高的解構也只是江河和大雁塔，而趙思運則直面一些歷史大人物，不僅更具象，而且更大膽。我們時代的文學，如學者戴錦華所說，是一個“后革命”時代。趙思運的同時代詩人，哪怕是以同樣大膽的性愛描寫著稱的“下半身詩派”尹麗川、沈浩波，其政治也是不在場的，或者說是以幽靈的方式在場，他們談性，首先是性，然后才是隱喻。

趙思運不厭其煩地對“低俗”的關注，可能會使讀者感到文字露陰癖的味道，沉湎于解構的快感，而缺乏建構。沈從文曾經囑咐汪曾祺：“不要冷嘲?！币驗槔涑皶箤懽髡邿o情而難以有建樹，并讓讀者感到不適。在這里我們很難說趙思運是不帶有情感的嘲諷和解構，而只可能說趙思運是因為曾經受到了身心傷害，陷入了類似于祥林嫂的重復。像《我的中世紀生活》系列詩歌里頻頻出現的屎尿屁裸體，或者《春曉》《論語》里對圣賢的褻瀆，或許會使一部分讀者感到不適，而對另一部分讀者來說，強烈的冒犯感正是趙思運詩歌的脫穎而出之處，這正是趙思運想要重估的價值。趙思運想要反對的，恰恰就是不適合這些讀者及其思維的神圣感。

20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和趙思運詩歌有共通之處。如果說傷痕文學是一個短暫時代的剎那芳華，它高舉人道主義旗幟，反思了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卻缺乏更深刻的理論來迎接后來涌入國門的西方當代文學思潮；趙思運的詩歌，則正是執著于對恐怖的歷史圖景及其當代幽靈的描摹及重寫。政治諷喻寫作對于傷痕文學的質量超越，如果說在小說中，是王小波開來先河，詩歌上的后來者則只有趙思運緊緊跟上。對于政治諷喻寫作而言，如果說，北有王小波，南有趙思運，確實可以定論。對于揮之不去的封建幽靈，趙思運不幸經歷過，也就有幸于其書寫；實際上，這一幽靈至今徘徊不去。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化于當下并沒有完成，趙思運的寫作也就并非僅僅是歷史寫作，而是當代寫作。不過，就其與同時代的詩人相比而言，他也是不多的能夠沉浸于新傷舊痛的強力詩人，就像他的《飛》 （2004.10.26）所自述的一樣：

原來我會飛

飛得很快

比飛機還快

后來我長了翅膀

翅膀那么沉重

我就不愿意飛了

趙思運也寫過很多輕靈溫和的情詩，但其諷喻詩，才是他最“不愿意飛”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