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記視角下的晚清四川民教沖突

岳靜

摘要：概觀晚清四川民教沖突的相關研究，對來華西人的游記著述利用尚不充分。伊莎貝拉-伯德的在華游記于晚清四川民教沖突而言，是一部價值不容忽視的歷史文獻。其有關民教沖突的記敘基本與我們的歷史認知相吻合，且在某些細節上豐富了我們對民教沖突的認識。盡管伯德因民教沖突受到了不小的身心傷害，但她在游記中仍力求客觀評判，不時以一種游離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外的“第三者”眼光進行獨立表述。

關鍵詞：晚清四川 民教沖突 伊莎貝拉·伯德 在華游記

晚清是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中西沖突不斷加劇。伴隨著基督教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民教沖突成為這一時期常見的社會現象之一。針對晚清中國的民教沖突，迄今已有大量論考。尤其是21世紀以來，很多研究在區域上已經細化至山東、山西、福建、四川等地方。就其中四川地區而言，有如下三類研究較有代表性：一是對各起教案的個案研究，包括整理經過、分析原因等;二是民教沖突與其他社會因素的關系，諸如民間習俗、謠言輿情等;三是民教沖突中的各色人物，涉及傳教士、官員、鄉紳等。這些研究使用的史料大多是直接記錄或整理教案所形成的檔案材料，還有各類地方志，以及部分來華西人的相關著述等。其中來華西人的著述相較其他史料而言受重視程度較低，還有部分西人游記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關注。

本文以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的在華游記為分析對象，試圖從游記的視角去觀照晚清四川的民教沖突，以期解決兩方面的問題：第一，伯德游記中有關民教沖突的表述是否與我們形成的歷史認知相吻合;第二，如何認識伯德對民教沖突的評述。

一、伊莎貝拉·伯德與晚清四川

伊莎貝拉·伯德（ 1831-1904）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探險家、游記作家，全名伊莎貝拉·露西·伯德（ Isabella Lucy Bird），五十歲時嫁與約翰·畢曉普（John Bishop），又被稱為畢曉普夫人。她自青年時代開始旅行探險，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第一位女性會員。1896年前，伯德就已來過中國數次，只是游覽地多為沿海城市，尚未深入我國腹地。1896年她再次來到中國，開始了一段逆長江而上的旅程。此次旅行從上海出發，途經漢口、宜昌，自奉節起便進入晚清四川地界，萬縣、梁平、閬中、梓潼、都江堰、成都、汶川、理縣、梭磨、重慶等地都留下了伯德的足跡。伯德返回英國后，這次中國之旅被她整理成書于1899年付梓出版，在我國先后被譯作《1898： -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卓廉士、黃剛譯本，拙稿引文均出自該譯本）和《長江流域旅行記：1896年英國女旅行家在長江流域及四川西北部汶川、理縣、馬爾康梭磨旅行游記》（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紅音等編譯本）。盡管晚清時期深入四川地區的西方人士并非只有伯德，但她的考察視野沒有局限于地理風光，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當時四川的人文社會。對于晚清四川研究而言，伯德的這部游記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獻。

伯德于1896年2月7日進入巫峽，開始了她在四川的一段行程。1896年于晚清而言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時間節點。1894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于翌年4月17日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一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尤其是英美德法等國對日本的默許縱容態度，使中國人民對西方列強更加抵觸，可以說1895年“整個社會彌漫著仇洋、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四川地區概莫能外，1895年前，川東地區就相繼出現了“大足教案”“重慶教案”“酉陽教案”“黔江教案”等重大教案，1895年5月28日又發生了“成都教案”，并形成了席卷川西南的打教活動。伯德進入四川的1896年，盡管清廷采取了很多高壓措施以避免前述事件的再次發生，但民眾對洋教的敵視情緒并未改觀，后來席卷全國的義和團運動在四川得到響應和發展亦說明了四川排斥洋教的“群眾基礎”。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伯德必然會直接體驗或間接聽說晚清四川無處不在的民教沖突，她的游記則會為我們提供一個解讀當時民教沖突的新角度。

二、伯德游記中的晚清四川民教沖突

（一）民教沖突中的國人形象

針對參與打教活動的中國平民，伯德多次使用“暴民”這一稱呼，可見沖突中普通民眾的憤怒給伯德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而教民這一晚清特殊的群體也在伯德的游記中有所體現，書中就有一起法國人幫助教民贏得官司的例子。晚清教案中因外國使節教士影響而使訴訟結果偏向教民的事件屢見不鮮，這導致很多國人人教動機不純，帶有極大的功利主義色彩。游記中的這則記述顯然凸現了此類教民的形象，這與史料中一些不端教民的記載是互相印證的。

晚清官員雖然在針對基督教的態度上存在分化，但大多數官員因自身的教育背景和知識體系都對基督教的傳播有天然的抵觸情緒，處于信息相對閉塞的內地四川更是如此，歷史上晚清四川官員在處理教案問題上常留下“負面”形象。如伯德在萬縣的游記中提及，在她抵達萬縣前一個月，當地官員就指責中國內地會駐萬縣傳教團“殺了小孩，以便獲取他們的眼睛”，搜查無果后指控依然沒有撤銷，并對一人動刑。不過，官員在保護傳教土方面所做的“正面”努力并未被伯德忽視，如針對1895年“成都教案”引起的打教風潮，伯德直言：“許多傳教士得以逃脫，許多人得以活命，這應歸功于衙門里的官吏給他們提供了保護?！辈氯胧駮r“成都教案”已經結束，她在萬縣更是直接體驗到了官員變化的結果。其萬縣的經歷如實反映了“成都教案”發生后四川地區較為普遍的一種現象，即地方官員由于來自中央的壓力而“善待洋人”。

士紳也在民教沖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前述萬縣官員“把傳教團謀殺小孩的事與城里的長者商量”，然而士紳階級留給伯德的印象卻是“無知”“自負”“自大”?！八麄冋J為英國女王臣屬于中國，而我們在北京的公使是來納貢的?！眰鹘y的華夷思想在這些士紳的頭腦中根深蒂固，而華夷秩序業已崩潰的殘酷現實又讓他們對西方宗教充滿了惡意想象?！爸袊庥形鍌€王國統一在一個皇帝之下，即耶穌基督，他由農民出身而崛起?！薄皞鹘淌縼淼较袢f縣和保寧這樣遙遠的地方，是為了發現中國的重大秘密和找出用魔法毀滅它的方法?！边@些看似荒誕無稽的言論客觀上卻變成了士紳排斥基督教的“有效”手段，正是由于他們在晚清社會中擁有一定“話語權”，才使得這些“中國式解讀”甚至是謠言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促使了反教輿論的形成。

（二）民教沖突中的謠傳巷語

蘇萍曾就引起晚清教案的反教謠言做過統計，發現由謠傳“采生折割”而引發的案件數量位居第一。伯德游記中屢屢可見此類謠言，如前舉萬縣官員對傳教士殺害小孩以取其眼睛的控訴。在都江堰伯德又寫道：“最特別的誹謗就是他們偷吃幼兒，或者用小兒的眼睛和心臟做藥?！背啥家嗳?，“吃小孩的故事廣為流傳……他們相信洋人非常敬重十字架，不會傷害任何穿戴十字符號的小孩”?！俺啥冀贪浮钡陌l生及其難以平息的影響與此類謠言的廣泛傳播存在直接關系。伯德后來在樂山、瀘州也依然能夠耳聞“采生折割”之事，顯而易見，此類謠言在晚清四川流傳甚廣，在民教沖突中影響深遠。

除上述較為常見的“戕害兒童”之外，伯德也記錄了內容各異的幾則謠言。如萬縣“有一口深井干涸了……因為洋人放干了水，并偷走了給城市帶來‘好運的金蟹”。這與“成都教案”發生前流傳的“母牛對道士說外國人導致久旱不雨”的謠言如出一轍，都體現了迷信的民眾深信自然災害與傳教存在必然聯系并加以傳播。又如：“綿州人說，傳教士需要房子是出于邪惡的目的，他們從房屋底下挖地道通向英國，外國兵就會由地道出來占領土地;他們需要鎖上房門，因為屋里藏著晚上在山里挖出的金雞！”晚清基督教的在華傳播，總與對華侵略戰爭、同當地百姓的經濟糾紛等問題糾纏在一起。反侵略的屢次失敗自然讓很多國人對傳教士的作用展開聯想，“還堂”等地產爭奪以及教案結束后的巨額賠款也使傳教士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趨向貪婪，加之教堂終年緊閉大門的“離奇”現象，都是此類流言產生的重要原因。

（三）民教沖突中的受害者描述

除了前面所談的國人形象、謠傳巷語之外，伯德游記中還有許多反映民教沖突的側面，不再詳述。但有些記敘細節凸現了伯德獨特的視角，比如民教沖突中的受害者描述。

民教沖突中無論哪一方無疑都是受害者，教方的財產損失、民方的經濟賠償，還有沖突中無法挽回的人員傷亡。這些切實可見的損失在各類檔案材料中大多有案可稽，陳銀昆《清季民教沖突的量化分析》一書是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與各類教案檔案不同，游記作者不以理性地敘述整理歷史事件為初衷，而是感性地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因此游記的記敘有時會呈現出一些檔案所忽略的細節。如立德夫人（立德夫人是英國商人阿綺波德·約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之妻，于1887年隨夫來到中國并生活居住有二十年之久，是1895年“成都教案”的親歷者之一）在《穿藍色長袍的國度》中對“成都教案”的描述可謂有血有肉，很多傳教士的逃生過程都被她詳細記錄下來，讓我們對“成都教案”有了一個更為感性的認識。

伯德同立德夫人一樣，身為來華西人自然對民教沖突中受害的西人關注更多。她曾記錄過科馬克傳教士一家因“成都教案”而流離失所的慘狀，其中特意提到科馬克家“十三個月的嬰兒”。與此類似的受害者描述還有幾處，如海伍德·霍斯布魯格傳教士一家的遭遇，“他那幾個幼女脆弱而敏感，其中十二歲的女兒已經徹底地神經混亂……在中國西部我見過幾位女士，帶著小孩從暴民手中逃脫后，受到了同樣的影響”。再如伯德記錄的幾位外國婦女“聽到叫喊聲就心驚膽戰”，還有伯德曾護送的一位女士被描述為“神經受到嚴重刺激”。從上述受害者描述中不難發現，伯德的著眼點多在婦女兒童身上。身為女性，伯德可能不自覺地對受害者中的弱勢群體關注較多。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伯德描述出了沖突中受害婦女兒童的心理創傷，這在很多文獻中罕有提及。常見史料多是記載一些看得見的“有形損失”，諸如損毀教堂幾間，死亡教士幾人，財產損失多少等;伯德的眼光顯然較為細膩，注意到了民教沖突所帶來的“無形損失”。

三、游歷者的他者言說

除了很多有關四川民教沖突的記述外，我們也在伯德游記中讀到了一些她對沖突的理解與認識。

首先來看伯德對民眾排教的原因如何理解。伯德認識到了民教沖突中天主教與新教存在不同，從而指出天主教“日漸不受歡迎”的五個原因，除了“他們對基督徒訴訟人的援助”外尚有：干預訴訟袒護教民，索要巨額經濟賠償，威脅當地權威，與中國的文化沖突，天主教與新教傳教方式的差別。伯德作為短期游歷者，能指出這些原因可見其深入地思考了民教沖突。這些原因大多指向傳教一方而沒有指責“暴民”，足見伯德的理智與反思。盡管她多次遭受“暴民”的襲擊，但仍能寫下“可能通過一個外國人無意識的輕率舉動就會引發一場騷亂，或者像我一樣，因為坐在敞篷滑竿里旅行而冒犯習俗，引起暴動”。這樣的描述，可見一個“跨文化”的旅行者在努力表達出客觀而不偏頗的觀點。

其次來看伯德對民教沖突中中國官員的認識。官員是民教沖突中較為復雜的一類角色，很多人既抵觸洋教，成為民教沖突的助推者，又害怕處理不當，引發外交事件。尤其是地方官員，常常處于下層民眾、上級官僚以及西方教會等多種勢力的夾心位置。針對這一群體，伯德明言：“我并不是在為中國官吏的罪行辯白。我經歷了多次中國暴民的騷亂，我相信即使不是受到官僚鼓動也是受到了默許。但我幾次拒絕提出正式的投訴和為難地方官員，因為我同情他的難處?！彪m然伯德是民教沖突的直接受害者，她本人也清醒地認識到官員在沖突中所承擔的責任，但伯德竭力在理解官員的困難處境，發出與當時的西方輿論不同的聲音：“我的某些讀者和朋友會認為我在以上評述中，扮演了與羅馬教廷持不同見解的‘魔鬼吹鼓手的角色。就算這樣吧！作為扮演誠實與公平的問題，我打算‘授予魔鬼應得的評價?！辈聸]有在中國長期居住的體驗，與官員打交道的次數也并不頻繁，她對民教沖突中官員角色的認識談不上深刻，但她的言論卻表明了她有意在擺脫殖民者的話語言說方式。與其同時代的游記相比，這也是較為特殊的一種可貴認識。

四、結語

對于研究晚清四川的民教沖突而言，伊莎貝拉·伯德的中國游記是一部價值不容忽視的歷史文獻。其有關民教沖突的記敘基本與我們的歷史認知相吻合，沒有刻意夸大或妄圖粉飾的痕跡，可以說她以游記的形式忠實地再現了民教沖突中的許多側面。她的女性性別，以及民教沖突直接受害者的身份，使她能夠以較為獨特的視角去描述一些史料中不常見載的細節，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民教沖突的認識，有助于還原出更為全面生動的歷史事實。

此外，伯德對民教沖突的理解與認識同樣值得關注。盡管四川的民教沖突給伯德造成了不小的身心傷害，但她在游記中仍力求客觀評判，盡量避免個人主觀情緒的宣泄，為我們呈現出文化殖民過程中“他者的反省”。與長期留華的立德夫人不同，伯德的人川經歷是短暫的，很多信息更是依靠當地傳教士而取得，這實際上阻礙了伯德深入地了解民教沖突，但也正是這種短期游歷，使伯德同主流話語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在認知上沒有過多地受到當時西方輿論的影響。在面對晚清激烈的民教沖突時，身為游歷者的伯德沒有一味站在殖民者的立場上，而不時以一種游離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外的“第三者”眼光進行表述，形成了跳出民教二元對立這一思維樊籬的他者言說。

參考文獻：

[1]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32.

[2]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M].內部發行，1965：109.

[3]陳銀昆.清季民教沖突的量化分析[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