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小妹資民筠

資中筠

小妹民筠離我而去已有四年。如果在世，今年該是她過八十整壽。我想起她時總是感到無限惋惜。她去世后，我陸陸續續寫下了記憶的片斷，一直沒有發表。偶然遇到她的舊友提到她，想起這篇未刊之文，或可發表聊以慰思念之情。

我是老大，兩個妹妹都已不在，獨留我在這里紀念她們。大妹資華筠是名人，如果她是時代的幸運兒的話，小妹民筠正好相反，是時代的悲劇。她與華筠出生相隔兩年，但環境迥異，正好是天津淪陷之后的1938年，先天條件就與華筠不同。母親懷她時剛經過喪母之痛，身體虛弱，她不足月就出生，先天不足。外加母親因奶水不足而必須補充奶粉，她在襁褓中因吃了劣質奶粉而大病一場，九死一生，所以幼時發育較慢，比較瘦弱，與華筠的活潑、精力充沛成鮮明對比。她是家中第三個女孩，按傳統，親友們都希望我母親生個男孩。父親怕她因而受歧視，遂加倍寵愛;母親因為她體弱，也給予特別照顧，而且一反對我和華筠的嚴加管教，對她特別放松，并且因為她身體不好，特意晚一年送她上小學。

出人意料的是她天賦聰穎過人，這不是一般的套話，而是真的絕頂聰明，雖然開蒙比我們晚一些，但是自發地學什么都舉重若輕，從上學開始，從來不需要家里操心。最近我遇到她少時同學還提到她，說是上數學課，老師在黑板上出一道難題，別人還沒弄明白題意時，她已經有了答案，而且還不止一種解法。同學們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她小學在天津東亞小學，中學在北京，好像是女一中，一直文理兼優。那時沒有“奧數”，不過也有全市數學比賽之類，她得過第三名，沒有得冠軍，頗為之遺憾了一陣。她興趣非常廣，戲曲、音樂、詩歌都愛好，在家也學了幾年鋼琴，達到相當的水平。在學校是文娛活動積極分子。她會唱許多歌，雖然嗓音沒有天賦，但背歌詞能力驚人，凡是有人哪首歌忘了詞，只要問她就行。不僅如此，她還喜歡京戲，不知什么時候，竟然把大半部《戲考》都背了下來。我過去也抱著戲考聽戲，但只能學會有限的幾折。她聽戲的機會比我少多了，卻連很少演出的折子戲的戲詞都會背。

另一方面，她“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是戴著紅領巾長大的，到年齡就入團，在高中剛滿十八歲就被發展入黨，而且是學校黨組織主動找她的。我一直納悶，似乎使我長年背上沉重包袱的家庭出身對她沒有影響。當然，她是1956年高中畢業，在那之前，對家庭出身沒有“反右”以后那么嚴酷，1956年又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最寬松的一年。根據那時的標準，她的表現也無懈可擊。她中、外什么文學作品都讀，尤其酷愛希臘神話，不過受影響最深的還是那時占主流的蘇聯文學。少年的養成教育使她頭腦中充滿紅色烏托邦。我母親經常當笑話提到一個場景：她戴著紅領巾站在鏡子前，大聲背誦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還伴以手勢，“向左，向左！”她極其單純而天真地信仰著那時的宣傳話語，努力“無私奉獻”，凡是倡導者所說的，她都身體力行，到以自苦為極的地步。同時，這也帶來榮譽，年年都被評為“紅專標兵”。但是，對于政治，她實際不懂，也不感興趣，這“紅”，只是表現在服務精神、在吃苦耐勞方面總是一馬當先，那時還沒有“學雷鋒”之說，而她的所作所為堪比后來被稱道的“活雷鋒”。在1956年以前的中小學大概“階級斗爭”的弦還沒有繃得那么緊，或者也因學校而異，與碰巧遇到的老師也有關系。

1956年她高中畢業，被選拔留蘇學習，先在國內集中學一年俄文，準備第二年出國。但是一年后，留學政策改變，只派大學畢業生去進修，不再派本科生。他們這一批天之驕子可以不經考試就保送入大學，而且學校和專業都任自己挑選。她選了北大物理系，那是當時所有理科生的首選，后又進入地球物理系，并選讀當時最前沿的學科——空間物理（或稱大氣物理）。她有一次興奮地告訴我，今年（1957年）是“國際地球物理年”，這對她選專業有很大啟發，我只是茫然，不知其意義。大學時代，她依然是“又紅又?！钡哪７?，也是文體積極分子，曾任學生會文工團團長，又搞合唱，又作曲編歌，還寫劇本，十分活躍。有一陣她還寫詩，新詩、舊詩都寫，不過只留在自己的本子里，不大示人。我偶然看到過她的一篇仿古五言長詩，自述平生志，還頗有點古風，內容我已印象模糊，只記得有遨游太空、探索宇宙奧秘之意。她由于學習成績優異，也因為工作需要，在畢業前一年就提前調出任助教，邊工作邊繼續學完課程，接下來順理成章地留校任教。到此為止，她的人生可謂一帆風順，將來即使不成為大科學家，也可望在本專業領域大展宏圖，而且生活也豐富多彩。但是事有不如人意者。

我們姐妹都是不善料理生活的，但是以她為最。她的“紅”還表現在對衣食之事降到最低水平，連衣服整潔都難以做到。直到上大學，甚至成家以后，母親對她生活上還是關照有加。她的鞋子一直是家里老保姆劉奶奶做的布鞋?！按筌S進”時期她下鄉、下工廠較多，鞋子破得很快，劉奶奶做的都跟不上，有時回來鞋幫都散了，用麻繩綁著，劉奶奶看著直心疼。更嚴重的是，她的健康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摧殘。那個時期人都有點瘋狂，她想必處處帶頭苦干達于極致，有病痛肯定不會自己就醫。直到我母親發現她發育不正常，強制她去醫院檢查，最后確診，她得過婦科結核病，由于年輕，不知何時已自動鈣化，但是錯過了治療時機，永遠喪失生育能力，名醫林巧稚也無能為力。盡管后來她還是結婚成家，丈夫家里兄弟眾多，人丁興旺，申明不在乎她是否生育，但是這一缺陷對她生理和心理都不會沒有影響。

“文革”來臨，像她這樣的青年教師（陸平校長曾稱她為“我們的才女”）當然在劫難逃，初期必然受到沖擊。但是她又不甘心只做“革命對象”，而要做“革命動力”，加入了一派，認認真真地打派仗。詳情我不知道，總之又受到過更大的沖擊，曾因私下言論被告密，以“惡毒攻擊”罪被隔離批判。后來，隨學校到江西鯉魚洲“干?！?，體力付出臻于極限。我只聽說她主動與男同胞干同樣的活，包括一起扛一兩百斤的大包，這是“組織上”也不鼓勵的。卒至再一次摧毀健康，落下腰病，不過當時沒有顯示出來，而是多年后才發作，影響了后半生的命運。

“文革”結束后有一段時間她工作恢復正常，業務上有所發揮，思想比較解放，心情比較舒暢，重拾她的專業，發表科研論文，同時還從事科普和科幻小說的寫作。1979年她有機會到世界著名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原聯邦德國）做訪問學者。在此之前我還幫她突擊了英文。她第一外語當然是俄文，后來自己學了一點英文，好像還有法文、日文，但都只夠她參考專業資料用，不能算“通曉”。我一貫主張成人學外語必須學語法，給她一本最古老的英文語法，建議她不要走捷徑，老老實實一章一章弄明白，把所有的例句抄一遍，每一章的練習、問答都全做。這是一本英國人寫的語法書，我母親那一代都用過。她這次聽了我的，果然有效，應該算是“通曉”了英語，以后只需增加詞匯。這樣她出國交流以及在國外的刊物發表論文都不成問題了。

她在德國研究一年，收獲甚豐，在國際同行中也獲得好評。據我女兒遇到的一位與她同時在該研究所的法國同事說，中國封閉了這么多年，沒想到資民筠在這一領域的工作和了解的情況竟不落后，到了研究所很快就能進入最前沿的課題。她在國際專業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引用率較高，令他們羨慕不已。另外，她到了德國這個音樂之鄉，有機會彈鋼琴，以樂會友，還遇到一位吹長笛的，兩人常常合作，十分愉快。在衣著上她雖然比在國內整齊些，但依然不修邊幅。有一次寄回一張照片，大家發現她兩條褲腿長短不齊。她從未去過理發店，在家時由丈夫給她隨便剪剪。到了德國，她對著鏡子自己瞎剪。研究所的女秘書看不過去，硬拉著她去理發店理了一次發。研究所女性很少，那位秘書對她特別好，看她不善于料理生活，常照顧有加。她還講過一則軼事：有一次他們集體到外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科學家們可以帶夫人，會外安排與會者參觀科學展覽館，夫人們則觀看時裝表演。參會科學家中只有她一位女士，組織者誤以為是夫人，就列入觀看時裝表演的名單。她到了展覽館門口，無論怎樣解釋，守門的德國人只認名單不認人，就是不讓她進那個科學展覽館，她只好硬著頭皮跟夫人們看了一場她最不感興趣的時裝表演。

這一年大概是她最愉快、最有收獲，生活也最正常的一年?？斓狡跐M時，研究所方面挽留她留下來，或者至少再延長一年，不過當時國內這方面很嚴格，延期不歸是違規的，這也不符合她的處事原則。另外，研究所內的科研人員都稱“XX博士”，她沒有任何學位。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外人也能諒解，有人建議她申請博士學位，以她的水平，走個程序，交一篇論文，通過答辯應該不成問題，研究所領導也鼓勵她這樣做。但是她認為她現在的助手都是博士，她再去申請博士有失身份。根據她原來被灌輸的觀念，學位是虛名，不值得追求，她認為自己早已超過博士的水平，不需要這一虛名。沒有想到幾年后，時過境遷，她會因職稱問題而離開北大。

好景不長，在期滿回國的前夕她病倒了。她自干?；貋砗蠼洺Ｑ惩?，自以為是勞損，胡亂用點藥，從不就醫。這次劇烈發作，疼痛難忍，行動都有困難，那位秘書強拉她去醫院就診。檢查之后，醫生就不容分說把她留下住院，只允許平躺不動。原來她罹患骨結核已經相當長時期，有一節脊椎已經快要蛀空了，如不立即治療就會脊椎斷裂，至少導致癱瘓。醫生是對病人高度負責而又有很高權威的，病情如此，他們是絕對不會放人的。而嚴重到那個程度，只有動手術一途。但是以當時的中國國情，她一個普通學者，在國外動手術是絕對不可行的，只能回國。德國醫生堅持，如回國治療，必須先聯系好航空公司，滿足擔架上飛機的條件，有人看護;國內必須先聯系妥醫院，病人下機后直接送入病房。沒有這個保證，他們就不放人。當時幸好我們的老友楊成緒在中國駐聯邦德國使館工作，通過他得到了使館的幫助，滿足了飛機的條件。我們在國內聞訊后，全家出動，調動一切“關系”聯系醫院——那時要找到一位主刀專家，而且時間緊迫，很難通過正常渠道實現。北大方面也給予了重視，由校醫院派出救護車和擔架直達飛機舷梯下接人。她總算及時得到了應有的治療，手術大夫確實是高手，很成功，沒有留下任何后遺癥。只不過術后要穿金屬背心固定，臥床修養達兩年之久，相當長的時期內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全賴他人照料。這一關總算挺過來了。

她兩年后再恢復正?；顒?，以后短短幾年內也還有所建樹，在國內外雜志發表過幾十篇專業論文，其中還有論文得過國家教委的科學進步獎;寫了不少科普著作和科幻小說，科普作品進入中學生的補充讀物，科幻小說也得過獎。但是她性格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比較活躍，有不少跨專業的朋友，后來變得越來越內向，越來越少與人交流。一個原因當然是與她長時間臥病有關，有些熟人逐漸疏離，所謂“多病故人疏”。但我認為主要是她難以適應改革開放以后在市場經濟大潮下人際關系和某些辦事規程的變化。她過去真誠相信的一些為人處事的準則似乎無效了，集體主義讓位于自我實現，理想讓位于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她在“文革”之前的十幾年中由于處境特殊，實際上精神是在象牙之塔內的。如今原來高壓下被抑制的人欲忽然爆發出來，使她驚愕，不知如何應對。舉一個小例子：有一次她帶隊與幾名師生一同到外地出差，回程火車票極為難買，一般做法是通過當地接待單位，總是有辦法弄到“關系”票的。但是民筠認為這是不正當的，她堅持自己帶一名男學生，冒著冷風半夜到火車站去排隊買票。這是我聽別人說的，至于是否買到了不得而知。此舉當然不會再得到贊賞，而是招來一片埋怨。后來她的堅持原則越來越行不通。

對她一次較大的挫折是開始評職稱，這是長年停止職稱后的第一次，她屬于副教授候選人。原來大家都甘當“布衣”，忽然有了“功名”之說，而且這“功名”關系到個人價值是否得到承認。她本來認為職稱要自己申請就不應該，客觀成績擺在那里，應該由評審機構評定，主動授予（她還是相信“組織”）。另外，她一向業務突出，自以為如果公平投票，一定是首選。但是結果卻讓另外一人捷足先登，而那位老師恰好是她從業務到為人都看不上的?？赡苣菚r“文革”遺留的“派性”在他們系的人際關系中還有一定影響。她如果在德國“屈尊”得了博士，自然職稱不成問題，當時不屑一顧，現在卻憤憤不平，甚至認為受辱。從此心情總是郁悶，交往圈進一步縮小，最后竟決心離開北大，脫離了她的專業，調到了文化部藝術研究院“比較藝術研究所”，與華筠到了同一個單位，當然這與華筠的“關系”不無關系。她仍然有足夠的自信，想另外開辟藝術和科學之間的跨學科研究，并且以音樂為切入點。這也不是事出無因。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發現有一本得普利策獎的書，題為《哥德爾、艾舍爾、巴赫——一條永恒的黃金辮帶》（Go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哥德爾是數學家，艾舍爾是建筑學家，把他們和音樂家巴赫編在一條辮子里，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心，勾起我青年時期曾癡迷的柏拉圖名言：音樂與數學是美的最高境界，就買來一讀。但是以我的數學程度，讀來如天書一般。想起民筠可能感興趣，回去就把這本書送給了她。果然引起她很大的興趣。也許這也對她想做這方面的研究不無影響。

關于這本天書，還有一個巧合的插曲：不久以前我在網上偶然發現此書的中譯本，而碰巧主持翻譯的馬希文的名字我有印象，因為有一度民筠與他交往較多，曾聽她提起過。馬希文是北大數學力學系的，據說十五歲就考入北大，有數學神童之稱，而且也是多才多藝，有跨學科的興趣，是民筠欽佩的少數人之一?！拔母铩焙笃?，從干?；鼐┖?，他們兩人都不能回各自的系里工作，卻同時被調到北大“文藝宣傳隊”，馬希文任樂隊指揮，資民筠作曲、配音。連我大妹華筠也認識馬，因為華筠從干?；鼐┖筚x閑在家，被民筠拉去當顧問?？茖W人才被剝奪從事科研教學的權利，去搞吹拉彈唱;而專業演員卻被趕下舞臺，遠離文藝。從我的兩個妹妹這段遭遇也可見荒唐歲月之荒唐。馬希文改革開放以后去了美國，不幸英年早逝。這本天書般的著作于199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到2013年我發現時竟然已出到第七版。此時民筠已去世，雖然中文本我仍然啃不動，還是買下來留作紀念。在寫完此段文字后，北大袁明告訴我，有一位美國人莫大偉（David Moser），現任北大燕京學堂的美方主任，是此書作者侯世達（Douglas Hofsdtader）的學生，因為這本書比較艱深，而莫大偉曾在中國留學，懂中文，因此被派來與譯者溝通，協助翻譯。他說見過資民筠。但是本書的序言中列舉的譯者名字中沒有資民筠。后來具體情況如何，已經死無對證了。

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對民筠來說，需要另起爐灶，她選擇的課題是音樂和科學的關系，但是音樂作為業余愛好與專業是不能相提并論的，需要補課處甚多。她心高氣傲，想在短期內出成果談何容易。她的“跳槽”沒有征求過我的意見，即使征求了也未必聽得進我的異議。北大的同事和她幾個好朋友都認為她這一步走錯了，為之惋惜。她原來在空間物理的專業水平已經在國內領先，并已得到國際承認，在我國的尖端科技領域也十分重要。即使從最世俗的“職稱”角度來說，對她熟悉的人都認為她如留在北大，盡管有復雜的人事關系，但無論如何到退休時一定是正教授，而她在“藝研院”是以副研究員身份退休的。但是她當時似乎無法忍受本單位的氣氛，非走不可。

在新的單位她也有初步成果，發表了一些著作，還有一些新穎獨到的見解。但是健康和精神狀態卻每況愈下。她近視眼千度以上，有過幾次視網膜脫落，目力日益衰退，最后近乎失明。父母在世時我們還經常見面，母親仍然對她生活上盡量照顧。父母去世后，失掉了紐帶，住得又遠，會面日稀，每見一次都感到她的健康和精神狀況有所下降，變得日益遲鈍。電話中也講不了幾句話。后來確診為腦軟化，而且發展得比較快，最后幾年在基本失去交流能力后，只有一樣事物是最遲向她關閉的，就是鋼琴。她只要坐到鋼琴邊，還能彈她過去記得的幾個曲子，當然不一定完整，但在那種時刻顯然比較愉快。隨著病情發展，能彈的段落日益減少。她最后能記得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十一月——馬車夫之歌》，這是她原來的拿手保留節目之一，少年時在天津的電臺表演過。直到去世前幾個月，還能彈出幾小節。到最后，昏睡的時間比醒的時間越來越長，終于有一天就此長睡不醒，終年七十六歲。

她老年失智后，一位好友嘆息說資民筠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我覺得她是智商超群而情商有問題。智商基本上是先天的，情商主要是后天養成的，她是在某種特定環境的種種矛盾中扭曲了個性。她雖然早期一帆風順，沒有受家庭出身的影響，但是那時的主流環境不可能對她沒有觸動，我感到她內心深處還是有這個出身的包袱，所以要加倍證明自己，在生活上以自苦為極就與此有關，盡管不一定是有意識的。我雖然力主男女平等，但是在體力上承認差異，從不逞強，而她連這都不承認，否則健康不至于受到那樣的摧殘。從意識形態光譜來看，她實際上并不“左”，改革開放她衷心擁護，因為可以回歸常識、科學，一段時期在業務上可以放手發揮，她為“科學的春天”而興奮。她有強烈的正義感，“文革”結束，她心情舒暢，以為可以實現原來向往的清平世界。但是種種現實與她理想背道而馳，埋頭學術又常受非學術因素干擾。我常想，她若是“只專不紅”也許會好些，最多在某個“拔白旗”運動中受批判，作為自然科學而且是尖端科學的人才，不問政治是可以被容忍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在國際交流中開拓眼界，更可以大有作為。國內外不通人情世故、不事家人生產的科學家也不鮮見。在一個包容的社會環境中，她未嘗不可以做一個不食人間煙火、有成就的科學家。

嗚呼！“謝公最小偏憐女”，以少年天才始，以老年癡呆終。時也，命也！我只有深深地為我的小妹惋惜，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