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水邊緣

彭杰

那還是在兩年多前，我剛上大學，寫一些只有引入死亡才能表現出一副深刻樣子的詩。彼時我的詩歌寫作似乎在生活層次又或者文本本身上，都顯得可有可無。前者其實并不重要，在大學前一年里，我在家鄉的一所封閉式中學復讀。中學每個月有兩天假期，每天七點早讀，十一點結束晚自習，平時禁止任何學生出門。我在那年里基本每天要寫一首詩，但從沒有發給其他人看過，寫作中因他人承認才具備的價值并不是必要的。在大學開始的一段時間里，真正讓我困擾的是怎樣讓每一次立足于文本的寫作都具備意義。

大學旁邊不遠有一個湖，也就是在后來的寫作中我很少去刻意避開的翡翠湖。翡翠湖位于合肥西南，是一個花兩小時就可以繞完的小湖。在我的許多詩中，它是一個能夠承載語言內部修辭的漣漪反復從水面上涌現、擴散并在觸及湖岸時反彈回來，并與向外的力再一次交織，產生一種向上的通道的裝置。

在學校的西門附近，有一條人不算少而又很狹窄的小道。因校區建成時間不過十余年，它的狹窄恰好促成了兩邊樹木不算茂密的葉影，能在恰當的時間遮蓋住它的全部。樹木總能帶給我在思維中一種漸變且模糊的視野，它們有著一個固定的朝向，像秩序一樣統領著它的結構與表現;同時又因為不斷向外拓展的枝杈，而擁有了更廣闊的可能。尤其是當光照格外強烈的時候，它會給人一種與波斯細密畫相類似的質感，色彩的整體結構豐富、龐雜而富有層理，呈現的效果是交雜且清晰的。

之所以要在開頭引入這些大段的、近乎獨白的文字，是因為我在兩年前還沒有認識到這種環境對于我寫作內在的沖擊與更替。我在寫作最開始就一直不斷地在更替閱讀對象，很少有人能夠被長久地讀下去，它們本身局部的細節在某些時候具備吸引力，但整體的布局、運用的語言、切入問題的角度卻始終具備天然的疏離感，時時刻刻與我正在思考的問題相排斥著，換句話說，我所始終經歷、承載著的，難以借助我閱讀的語言轉化為文本。

有兩個詩人對我在一段時間內的寫作產生過影響。我反復讀過很多遍讀特拉克爾，他在當時對于語言氣場的把握，對修辭的變革，譬如“死亡純凈的圖像在教堂窗臺邊觀望”（《林邊隱匿處》）這樣對語言中感受主體的置換，對尚未結束過嚴肅意義上現代詩歌的我而言，產生了不可抑制的去模仿的傾向;另一個我曾反復閱讀的詩人則是顧城，他與特拉克爾的語言具備共同的一種深空般灰色的氣質，譬如顧城《來源》中“泉水的臺階/鐵鏈上輕輕走過森林之馬”或者是特拉克爾《生命之魂》中“妹妹的嘴唇在黑色的枝頭輕聲輕語”至少影響了我一年時間的寫作。我對詞語的選用，對句式的掌控越來越靠近漢語語境下的特拉克爾和顧城，但當接近他之后，寫作帶來的更多的不是一種完成目標后所應有的喜悅，多數時候剩下的只是推著巨石抵達山頂后的疲憊。寫作成為一種及其簡單，甚至自動化的事情，它需要的只是紙筆，以及一下午的靜坐;另一方面，它的每一次試圖探出又極為艱難，想要躍出自身的認知，或者說語言慣性搭建的藩籬似乎沒有任何途徑。

我開始真正嘗試現在形式上的寫作，可以說是偶然，但或許也可以理解為重復到一定次數后必然會出現的例外。大學二年級初始，偶然間我讀到了復旦詩社的詩歌，他們的作品對于我當時的認知程度而言，進入仍舊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其與日常語言脫軌式的差距，修辭中隱隱可見的波光，就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盡管這種關注中仍充滿著疑惑乃至不認同。后來我結識了游太平、陳建等人。他們語言中展示出的陌生的面孔以及熟悉的氣息驅使我進一步去尋找這種寫作運行的軌跡。在一次閑談中，游太平的一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一切都是在為一首詩作準備”，寫作中的重復、單調乃至刻意錯漏百出的表述，無非是在探索另一種可能的途徑，寫作的連續性并不是出自于文本在價值意義上的成功，而更多來自于失敗的塑造。它們在詩學實踐經驗上有共同的作用，在每一次落腳點的尋找中都提供了可靠的訊息，并且，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文本向文明回溯，為個體經驗提供了一種成為公共經驗的可能。

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并不那么清晰，但至少給予我新的寫作方向和動力。對我而言，寫作不再是一件在個人的認知中不斷循環、打磨，繼而謀求其表達趨勢更加圓滿的過程，它更類似于一個工程，每個寫作者都在熟稔既有的限制的基礎上，充實它并為它添上新的邊界，在前人的經驗基礎上不斷去避開所有的成功與錯誤所有這些已經被我們熟知的表現方式。搭建這個工程的材料，因為人的局限性，我們只能使用和別人看似相同的東西，又希冀體現出每一個個體棱角的環境。譬如翡翠湖，另一位居住在翡翠湖邊詩人陳先發也很早就已經寫出過“這些被湖岸困住的湖水”，這是從水和岸的沖突方面來分析的，像橫梁和立柱抵住，形成一首詩的建筑形式，結合整首詩的文本進一步邁向了闡釋文明中既有的與不斷出現的矛盾的可能性;我則寫過“湖水詮釋陸地的缺陷”，試圖從湖水與陸地的共存面著手，它們在這首詩中就是一個平面上共同承受著力的鋼筋。

遵循這種顯然多有疏漏的寫作方式，我一直在試圖朝著自己認為更開闊、更具有可能性的作品而謹慎到近乎保守的方向前進。好友葉丹曾經就和我提過，我的部分作品“遮去姓名，完全就可以標上十九世紀的日期”。事實上，這也正是我對自身寫作長久以來的憂患，它是不是因為過多思維的束縛，某些時候過于求新，超出了自我認知和語言所能負載的蘊義，某些時候又過于偏倚被灰塵覆滿，逐漸被遺忘的詩歌形式，脫離了這個時代的文化背景？直到我后來和啞石談起這個問題。他向我表述，一個詩人的作品最終目的仍是要固執地與這個時代的文明背景對話，盡管文明多數時候是沒有任何回聲的。詩歌對我而言由此從不斷向高處搭建的建筑，更多地轉化成為追隨著文明軌跡的道路。

當然，在日常生活中，多數人只是游離在這個時代文明背景的表層的部分，像水面歸屬于湖水，它很難在湖水更近一步，擁有進入深層的體驗。同樣，一層薄薄的水面同樣也很難遠離它所存在的這個文明背景。哪怕是再刻意地去掙脫，這樣的文明背景仍可以在我的寫作中留下我或疏離、或靠近，或刻意探索的印記。在合肥生活兩年多，我習慣于向來客們介紹，合肥是一座缺乏特色的城市，它似乎什么都具備一些，譬如東南西北的吃食，途經的人群和天氣。它的境內只有一座海拔兩百多米，相對高度一百多米，勉強可稱之為山的小丘陵，一如這個城市本身平淡的城市印象。很難說清合肥影響了我多少，但它的性格，確實在諸多方面成為了我的性格。

在整個文明背景的層次上，今天的文明相較于一百年前，又或者更久之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這個時代很難去系統完整總結出來，尤其是當文明每一天都可能要面臨一些新的問題，又或者舊問題的不同形式。新的語言形式，如同格里耶所說，文體變化的根本性目的是為了不斷地去適應這個時代的文明背景。而如何去與文明背景對話，怎樣解決文明中不斷出現的問題，更多依托于自身對文明背景的整體認知與個體的洞察，具體到我身上，唯一的途徑只能是寫作，寫作中出現的問題只有在寫作中解決。我想在這里我也必須要為自己辯護，我的早期寫作是真摯又拙劣的，它們無意識地遵循某種既有的秩序，還原了一個宏觀意義上古老的村莊與兒時生態，它們多依賴于一種圖像式的語言，當面對我正在經歷的生活時顯得極為笨拙;我現在的寫作則更嘗試于分析我自己的問題，進而在某種程度上展現一個普通個體的生存狀態，以期能夠匯入這個時代眾多探索、剖析的聲音之中，盡管現在的寫作往往難以被看作真誠。

最后還是提一下翡翠湖。去年末我印制了一本很小的冊子，題目就是《在湖水邊緣》，“湖水邊緣”與我或許有著共同性的關系，是整片翡翠湖中最能吸引我的部分，它并不是指河岸，而是翡翠湖旁邊一條很小的河，我將之理解為“湖水的邊緣就是湖岸，再邊緣就是注入它的河流”。大多數詩歌中，我提到的水面都是翡翠湖的水面。但在現實中的情況是，我幾乎很少去湖邊，它太過普通，只需一下午的觀覽，就可以在記憶中重構出一片湖水，并根據氣候、人群等因素的轉換，在思維中像不斷疊加的漆器一樣，模擬出這片湖水在不同情況下所可能展露出來的語意，并不斷朝著更豐富、也更精準的方向遞進。

說到底，它不過是一個極為尋常的物象，但有成為一臺面向不同景別的攝影機的潛質，一直以來我通過它水面之上不斷擴散的波紋，和水面之下可能隱藏的語義，去不斷嘗試抵達、發掘生活中許多或可記錄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