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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云的“脫貧經”

2019-08-17 14:39黎宇琳
善天下 2019年3期
關鍵詞:貧困縣馬云阿里

黎宇琳

1月10日,馬云在阿里科技脫貧大會上演講時說:“脫貧光靠政府肯定不行,光靠企業更加不行,政府是左手,企業是右手,只有左右手聯合起來才有可能解決這樣的問題?!?/p>

這是阿里系自2017年末高調投入100億元作為脫貧基金以來,最高規格的對外宣講。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里,阿里以極高的速度造出了若干脫貧“樣板”,并擁有了成型的思想框架、行動理論。就像是一夜之間,一支大軍出現在公益慈善領域。

與政府共舞

按照馬云的“左右手論”邏輯,政府,尤其是縣一級的地方政府,是馬云最重視的合作伙伴。阿里的脫貧行動在國家“精準扶貧”的大框架下進行,但他們并不僅僅只是跟隨政府,做些可以交差的面子工程。按馬云的說法,“扶貧是政府的責任,但致富卻是企業家的責任?!?/p>

阿里的脫貧事業在2018年里高歌猛進:151個貧困縣:2018年1月以來,“興農扶貧”頻道與全國22省區435個縣合作,包含151個貧困縣,累計孵化特色商品2532個。

630億元:2018年,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巴巴平臺網絡銷售額超過630億元。其中,超過100個貧困縣網絡銷售額達到或超過1億元。

200萬商家、4.2億用戶:2018年,共有200萬商家、4.2億用戶通過阿里巴巴公益和螞蟻金服公益雙平臺進行公益捐贈,累計幫扶貧困人口超過774萬人次。

3億個包裹:超過3億個包裹從貧困縣進出,誕生農產品品牌超過1000個。與非營利組織,部分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在開展工作時往往與政府保持距離不同,阿里主動與政府展開合作,甚至反向整合政府資源。

比如,2018年12月,阿里與共青團中央合辦“2018脫貧攻堅公益直播盛典”。當晚,安徽碭山縣副縣長朱明春就當起了網絡主播推介當地梨膏。直播的4個小時里,吸引觀眾超千萬人次,來自50個貧困縣的102個農產品亮相,銷售農產品超過1000萬元。

這是阿里扶貧模式中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他們將之稱為“網紅+縣長(村干部)+明星”的“直播模式”,通過打造當地“新(星)農人”,幫助貧困縣把優質農產品賣出去。

在這個模式中,縣長、村干部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他們利用其公職身份,為當地的農產品,以及淘寶的直播平臺帶來了可靠的公信力背書。企業與政府聯手在一條成熟的工業流水線上打造“網紅主播”“網紅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網紅賣貨流水線”并非只在個別縣區開展,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在全國400多個縣區全面鋪開,其中“樣板縣”就有21個。

挖掘企業家精神

扶貧領域有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即如何避免養懶漢,扶貧資源撤出之后馬上返貧的問題。根據學者李小云的研究,傳統的“輸血式扶貧”還容易誘發“擠入”和“搭便車”等情況,導致道德風險和社區秩序紊亂。

目前,盡管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產業扶貧”等思路已被廣泛接受,但如果還是根據建檔立卡,人為劃定貧困戶,并任務到人,指示“必須脫貧”的思路,就會出現扭曲的現象——是你要我脫貧,而不是我想脫貧。以至于出現貧困縣“不想摘帽”,坐等幫扶的情況,建起來的“扶貧產業”也往往因為經營不善難以為繼。

阿里給出了解決方案,即通過“電商脫貧”挖掘被幫扶者的企業家精神。在阿里的脫貧模式中,最重要最有優勢的就是“電商脫貧”,而“電商脫貧”又針對貧困地區的不同情況,分別采用平臺模式、“一縣一品”模式與直播模式。

平臺模式就是通過搭建平臺機制,遴選好賣的農產品,輸入營銷資源,并進行電商培訓,教人通過電商做生意;“一縣一品”模式則通過直供直銷的模式,給予當地科技、供應鏈與品牌打造的支持,幫助貧困縣賣特產。

簡單來說,阿里只是為貧困縣提供一個使用電商賣貨的機會。但是否真能脫貧致富,還得看受幫扶者的主觀能動性。在這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假設:農民主動過來找阿里要培訓資源,要賣貨的渠道,阿里假設他是一個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只是缺乏一個市場的機會,阿里用公益的方式為他們提供一個機會,但他們還得用商業的手段自己為自己賺錢。

目前,阿里捧出了許多“網紅產品”,比如元陽紅米、鄉城蘋果、平武蜂蜜等等,這些“新名牌”不是阿里的員工自己鼓搗出來的,離不開當地農民、政府的創業精神。

大數據興農

在脫貧大會上,馬云提出了動人愿景:依靠大數據,農業可以變成一個智能化的產業,而農民也能真正成為“碼農”。

他認為,用新的技術重新塑造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要改變農業,改變農民,改變農村。以前農村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解決了土地上種東西歸誰的問題,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要解決的是這塊土地上的東西應該賣給誰的問題。未來農民要面朝屏幕背靠計算,靠數據來吃飯,用大數據來預判、決策。

為了讓更多人相信這一愿景,阿里正在各地打造“樣板”。比如,在重慶市奉節縣,阿里就落足本錢地打造“奉節臍橙”。目前,奉節臍橙正在示范基地里全面引入數字化的技術,如水肥一體化、農業物聯網和植保飛防等技術,種植人員在后臺就可以進行操作。據阿里數據,近4年來,奉節臍橙在阿里平臺上的銷售增長了20多倍。

值得關注的是,少數幾個投入重金的“樣板”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中國的農村大且復雜,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個極為艱巨的工程,但其“大數據興農”的前景令人向往,特別是以公益的方式來推行,這創造了許多新的可能性。

公益界本有一套小眾而自治的邏輯,比如,社會需要“多方共治”,其中包括各個社會主體,如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分別處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各自的界限在哪里。但在近年商業向善的潮流中,許多有實力的企業打破了公益與商業的邊界,他們不事空談,強調“做到”。

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是,商業,尤其是新經濟已經成了中國社會創新運動的領導力量。人民群眾需要的是解決問題,而不會在意這是哪個部門干的。 【責編/秦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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