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鬧的舊史學該降降溫了

“人民性”的薪史學關注方向，毫無疑問可以引領時代的閱讀風尚，如此，熱鬧的“舊史學”是到該降降溫的時候了。

近讀學者仇鹿鳴的新史學著作《長安與河北之間》，對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先生在序中寫到的—句話深有感會，茲照錄如下：

港臺新史學代表人物杜正勝曾在《什么是新社會史》一文中說明舊史學以王朝更替、政事興廢、人物褒貶為研究重點，新史學則應更多關注民眾生活、民族群體、思想宗教、禮儀風俗……

陳尚君冼生轉引的這個觀點，可能是一小部分有覺悟并有前瞻意識的歷史研究者的共識，它體現了新史學、或者說新社會史研究者們強烈的人民性，以及改革由讀者確定研究方向與成果產出的自覺性。要知道，以王朝更替、人物褒貶為核心的“舊歷史”研究——假如歷史研究要分新舊的話，一度是史學研究的熱門領域。大學者、小作者皆趨之若鶩，蓋因民眾愛看、市場推崇、經濟與社會雙效益突出。而走冷門路線，鉆生僻領域，很有可能曲高和寡、知音難覓。

如此，普通讀者的歷史關注風向，是否能作為歷史研究者們的努力方向？而新史學關注的方向，能否引領非歷史專業公眾的閱讀風尚？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看慣了一個朝代、—個事件、—個人物的重疊或者說重復性研究，公眾也因此對新的歷史研究成果并不報以太多的期待。陳陳相因、老調重彈甚至是因襲舊說、生搬硬套，成為“舊史學”研究顯而易見的問題。大家都住一條人多、鬧熱、熟悉的老道上走，反復給一個歷史人物涂脂抹粉，還美其名曰“新發現”“新觀點”，實質是一種史學研究的投機。于個人，當然不會有大成，于公眾的史學積累和雙念更新，也不會有大裨益。

陳尚君先生轉引杜正勝先生的觀點中，將“民眾生活”放在新史學之首，這無疑為歷史研究者們洞開了一個無限深廣的學術新路徑。其實，早在20世紀初，針對傳統史學而產生的“新史學”思想就曾孕育出了眾多文化史論著。梁啟超曾提出：善為史者，必無暇斷斷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斷斷焉褒貶一二人。一二人與萬千人，這當然不是作者的歷史視野的差別，而是歷史觀的差別。心中裝著萬千人，自然就會寫活歷史中的萬千人。

梁啟超的觀點中，還有兩個關鍵詞值得注意：“無暇”與“不肯”，這是“善為史者”應有的智識，其潛臺詞是說;善為史者，必須揭示民姓活的細微末節。黃仁宇先生的《汴京殘夢》是，上文提到的《長安與河北之間》也.是，前者寫活了北宋年都城開封的市井百態，后者卻在安史之亂的大歷史中，關注長安與河北之間的民間社會。前者固然為歷史小說，并不能當歷史看，但仍然有作者非常強烈的社會史觀;而后者則以其嚴謹標準的學術陸書寫，代表著作者起筆就關注民間社會的寫作導向。

脫胎于歷史小說《長安十二時辰》的同名電視劇之所以打動觀眾，—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品活化了盛世唐朝細微而真實的市井生活，讀者和觀眾對這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市井生活有強烈的興趣和代入感。長安一百零八坊中的貿易、餐飲、交通以及文藝、服飾、風俗等等，無不纖毫呈現在鏡頭之下。盡管，它從歷史小說演化而來，我們并不能將其當真實的歷史對待，但它為新史學的研究方向，確乎開辟了—條很好的路子。

將社會史的視覺再打開，將“民眾生活”剖得更細膩，用—二人作為歷史的帶路人，在市井生活中去觀照萬千人，這是《長安十二時辰》的動^之處，也是其歷史小說寫作的成功之處，它證明了“人民性”的新史學關注方向，毫無疑問可以引領時代的閱讀風尚。如此，熱鬧的“舊史學”是到該降降溫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