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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魯番漢文文獻中奴婢資料的再整理

2019-08-24 08:02曾柏亮李天石
敦煌學輯刊 2019年1期
關鍵詞:上海古籍出版社漢文吐魯番

曾柏亮 李天石

(南京師范大學 歷史系,江蘇 南京 210023)

奴婢是中古良賤身份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等級,也是中古時期社會階級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注]關于中古時期的奴婢問題,學界探討者頗多,內容介紹參見胡戟等編《二十世紀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李錦繡《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正確認識奴婢問題,對理解中古時期良賤身份制度,探討這一時期社會關系,進而深入認識古代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傳世文獻中的奴婢資料,相對較少,在筆記小說中的奴婢資料又雜亂零散,這使探察奴婢問題存在較大困難。而敦煌吐魯番文獻中保存的基層社會中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奴婢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

為此筆者在1990年曾撰文對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奴婢資料做過整理與分類介紹,并論述了它們的史料價值。受當時發布資料的限制,相關工作難免有所疏漏。[注]李天石《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奴婢資料及其價值》,《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1期,第1-15頁。進入21世紀后,敦煌文獻的公布趨于完整,吐魯番文書又有新的發現。因而有必要在當年研究的基礎上,對奴婢資料再整理,以期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便利。[注]已公布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見各注文出處。

一、敦煌文獻中的奴婢資料

根據目前已公布出版的敦煌文獻統計,漢文文書中涉及奴婢的資料約有一百余件。依照文書的性質,我們把這些文書分為以下五類:1,契約類,包括含有人身典賣信息的各類契約、放良書以及涉及奴婢的遺書、分家書、放妻書等;2,籍帳類,主要包括載有奴婢信息的戶籍、手實、差科、名籍、帳歷等;3,政書類,主要包括與奴婢相關的公驗過所、牒狀敕詔及律令格式等政府公文;4,生活類,主要包括涉及奴婢的書儀齋文、愿文祝詞、社邑文書與占卜文獻等;5,文學作品類,主要包括小說、詩歌、曲子詞及變文各類俗文學等。

契約類文書共有十二件,其中賣身、典身、贖身契四件,其他契約三件,放良書兩件,放妻書兩件,遺書一件。

(1)P.3573《后梁貞明九年(923)閏四月曹留住賣奴仆契》,全文共九行。[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2頁。

(2)Дх.05299《唐天祐六年(909)洪池鄉人典男契》,全文殘存六行,內容較為費解,推測應為典身契。[注]圖版見《俄藏敦煌文獻》第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頁。該件在《俄藏敦煌文獻》中無命名,乜小紅考釋過內容并定名,但編號誤為Дх.0529,據《俄藏敦煌文獻》校正為Дх.05299。參見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0頁。

(3)Дх.01409《后梁貞明六年(920)辛奴子典腹生男胡兒契》,十三行。[注]圖版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54頁?!抖聿囟鼗臀墨I》中定名為《貞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典物契》,據乜小紅考釋,該文書內容并非典物契約,而是辛奴子將腹生男出典給押衙康富子所立下的憑證,是一件典男契,參見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第105頁。

(4)BD11994《贖小兒殘歷》,全文共四行。據殘存文字推測,是一件內容為贖回因債借貸所抵押小孩的殘契,書成于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注]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10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193頁。

(5)羽063《神沙鄉吳山子便麥契》,該文書原為李盛鐸舊藏,現藏杏雨書屋,全文共十行,推測為歸義軍時期十世紀寫本。[注]圖錄見[日]吉川忠夫編《敦煌秘笈》影片冊1,大阪:杏雨書屋,2009年,第390頁。從敦煌借貸文書整體看來,蕃占時期糧食借貸債務人多為部落百姓或寺戶,歸義軍時期糧食借貸債務人多為某鄉百姓;蕃占時期糧食借貸的債權人多為寺院都司倉、佛帳所或常住處,歸義軍時期糧食借貸債權人較多為僧正、法律、押衙等富人。該件文書借貸人為神沙鄉百姓吳山子,債權人是梁都頭,據田德新考證,都頭是主管都司倉的僧官,梁都頭相應地位較高,羽063更具備歸義軍時期糧食借貸契約的特征。參見[法]童丕著,余欣、陳建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附錄:借貸契約分析圖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87-250頁;田德新《敦煌寺院中的“都頭”》,《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第100頁。此外,另外一件以人身作質典的糧食借貸契約P.4514(3)A/V《癸未年二月十九日常住百姓張骨子便麥契》,書成于歸義軍時期,癸未年當為923或983年。該件與羽063內容形式十分相似,借貸利率都是100%,若到期未還,質典人都要充債為奴,在文書尾部也都有家庭成員的畫押憑據。諸多典身契也都是十世紀寫本,如S.1398《壬午年(982)二月廿日慈惠鄉百姓郭定成典身契》、《后梁貞明六年(920)辛奴子典腹生男胡兒契》,可見典身制在十世紀較為流行。綜上,我們推測羽063是一件歸義軍時期十世紀寫本,具體年代待考。

(6)P.4525《宋太平興國三年(983)養女契(稿)》,全文共十六行,記載了康會某把家僮康順昌的女兒收為養女事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2頁。

(7)S.2746V《辛巳年押牙王仏德買駝馬契》,該件《英藏敦煌文獻》未收錄,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4卷對此有綴合釋文,提及一典家女。[注]郝春文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4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09-210頁。

(8)Дх.03002《丁巳年(957)十一月十七日親情□□放書一件》,殘存十行,是一件奴婢放良文書。[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

(9)Дх.11038《謹立家僮放書一道》,十三行,是一件完整的放良書樣文。[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6頁。

(10)S.6537V《文樣》中有一件《放妻書》,文書提及作為家產奴婢的析分處理。[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1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頁。

(11)P.3212V《夫妻相別書一道》,文書反映了因貧窮而賣子女的情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5頁。

(12)浙敦065《尼靈皈遺囑》,全文十四行,涉及一婢。[注]余欣認為這件文書是根據S.2199偽造而成,黃征從字體、古人習慣、文書成因等角度分析,認為偽造不易,真假存疑待考,暫且列入。參見余欣《浙敦065文書偽卷考——兼論敦煌文獻的辨偽問題》,《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41-47頁;黃征《浙藏敦煌文獻校錄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9頁。

籍帳類文書共十件,其中戶籍、受田籍、名簿八件,寺院帳歷兩件,差科簿一件。

(1)津藝060《唐咸亨二年(671)沙州胡薩坊口戶牒》,該戶牒記載了兩戶十七口,其中有奴婢二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藝術博物館編《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4頁。

(2)Дх.3676V《力皓等戶帳》,文書殘片中載有婢一人。[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頁。該殘文書在《俄藏敦煌文獻》中無命名,錄文與命名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2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復制中心,1990年,第498頁。

(3)Дх.4679《□隆年二月三日戶籍殘片》,該件存四行,記有奴二人。[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第295頁。該件文書在《俄藏敦煌文獻》中無命名,筆者據內容暫定。

(4)P.3935V《索子全戶受田籍》,記載了索子全戶有奴婢二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0頁。

(5)Дх.2163+Дх.2393背《大中六年(852)十一月女戶宋氏漢授田牒狀》,記有婢一人。[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7、181頁。

(6)Дх.2163《大中六年十一月百姓杜福勝授田牒狀》,載奴婢四人。[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9冊,第56頁。

(7)Дх.1393+1465V《佃種土地人名目》存有兩行“奴由子三畝半”“奴九兒五畝”,反映了奴婢佃種的情況。[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5頁。

(8)S.11287《征行名簿》是由多件殘片組成的軍士名籍,其中載有奴婢十八人,部曲二人,是研究奴婢參軍問題的重要材料。[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3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203頁。

(9)S.5947《宋家南宅官健十寺廝兒、十寺百姓用面歷》,記載寺屬奴婢十六人。[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9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0頁。

(10)S.2474/2《太平興國五年至七年(980-982)油面破歷》,提及索都衙的一名家僮。[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4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頁。

政書類文書共十七件,其中詔赦一件、法律文書三件、官府案卷牒狀十三件。

(1)P.2696《唐中和五年(885)三月車駕還京師大赦詔》,文書涉及賤口赦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9頁。

(2)S.1344《唐開元戶部格》,存六十九行,共有完整格文十七條,其中長安二年(702)條為禁斷男女質賣事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2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9-270頁。

(3)P.4634《唐永徽二年(651)令卷第六》,記載了戶曹參軍掌“戶圖宅、債負、過所、奴婢、田莊及戈獵之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1頁。

(4)ch.0045《捕亡律》,該斷片殘存十四行,內容為唐貞觀律文,記載了部曲、奴婢匿主的相關條文。[注]該件藏于英國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錄文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518頁。

(5)S.89V《官府審婢迎定牒》,僅存一行,年代不明,是一件奴婢偷盜的官府斷案文書。[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頁。

(6)S.389《肅州防戍都狀》,該件書成于中和元年(881)十二月中旬,是研究甘州回鶻的重要材料,提及奴、客。[注]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第179頁。書成年代參見榮新江《甘州回鶻成立史論》,《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7頁。

(7)S.619V《都虞候安懷恩處分趙奴奴兄弟諍論事牒稿》,據同號文書《曹子盈狀》曹子盈生活在公元900年左右,可大致判斷文書年代在九、十世紀之交。這件未完成的稿牒殘存五行,文意頗費解,但反映了奴婢身份繼承、放免、自贖等情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2冊,第103-104頁。

(8)S.11456《唐開元十三年(725)陳思李齊娶妻案卷》,由五個片段組成,是官府審理婚姻糾紛案件的記錄,涉及婢女。[注]《英藏敦煌文獻》中命名為《開元十三年(725)蘇先超娶妻案卷》,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3冊,第286頁。陳麗萍認為蘇先超只是訴狀后出現的證人之一,陳思和李齊才是對案公堂者,定名為《開元十三年(725)陳思李齊娶妻案卷》,這里采用陳說。參見陳麗萍《中古時期敦煌地區財婚風氣略論》,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等編《2002年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59-268頁。

(9)P.2803《唐景福二年(893)二月押衙索大力狀》,該牒狀反映了私奴婢的婚配、役使等情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8頁。

(10)BD15406《唐敦煌縣用印事目歷》,書成于公元7-8世紀,文書中“牒神泉觀為置慶婢伊勒事”“下敦煌鄉為陰嗣慶婢伊勒賣與神泉觀事”兩道反映了道觀畜養、買賣奴婢的情況。[注]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4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342頁。

(11)P.4040《后唐清泰三年(936)洪潤鄉百姓章午牒》,文書中章午之女因罪罰入北宅驅使,反映了敦煌歸義軍時期的官奴婢狀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1冊,第27頁。

(12)S.4489《宋雍熙二年(985)六月慈惠鄉百姓張再通乞判分割祖產狀》,文書中張再通曾被哥哥質賣,又自己借貸贖身,反映了典身制相關情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6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2頁。

(13)BD15438《道深為與弟惠晏分割債負上神亳牒》,書成于10世紀五、六十年代,該文書提及奴仆,對了解僧人財產、家庭關系有一定價值。[注]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43冊,第369頁。

(14)S.528V《三界寺僧智德狀》,此件為歸義軍時期寫本,存十行,是認識僧尼畜養奴婢的重要材料。[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2冊,第7頁。

(15)P.2942《河西節度使判集》,書成于唐永泰元年(765)至大歷元年(766)間,其中《朱都護請放家口向西并勒男及女婿送》一事涉及奴婢。[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

(16)Дх.1335《歸義軍都虞候司奉判令追勘押衙康文達牒》,十世紀寫本,記載了康文達自小畜養一仆名茍奴在家勞作。[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第101頁。

(17)Дх.1400+Дх.2148+Дх.6069《于闐天壽二年(964)九月弱婢員嬢祐定牒》,提及于闐國公主的兩位侍婢。[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第145頁;參見張廣達、榮新江《十世紀于闐國的天壽年號及其相關問題》,《歐亞學刊》1999年第1期,第181-192頁。

生活類文書共六十五件,其中書儀齋文七件、愿文祝詞九件、具注歷三件、回向疏一件、社邑轉帖四件、占卜文獻四十一件。

(1)S.329《書儀鏡》中有兩件與奴婢相關的書信文書:《奉馬口奴婢書》兩行,是贈送奴婢的附函;《四海奴婢亡書》兩行,是給亡失奴婢主人的安慰信。[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第130、131頁。

(2)S.5643《失名書儀》有一篇《謝奴婢偷盜放罪語》,全文共兩行。[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7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頁。

(3)S.5637《文樣(諸雜篇第六)》中有兩篇贊美奴婢的文書,僮德篇存十五行,婢德篇存六行。[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7冊,第202頁。

(4)S.1522《文樣》中有一篇《亡奴婢文》,是奴婢死亡時使用的齋文,存三行。[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3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頁。

(5)P.3362V《釋門文范》有《奴婢》條,存兩行,同樣是奴婢死亡時使用的齋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0頁。

(6)上圖060《亡文》有《奴婢死》條三行、《放良》條兩行,是研究寺院奴婢的重要材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3頁。

(7)S.6417《文樣》有一篇《從良文》,字跡潦草難辨,是奴婢從良使用的齋文。[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1冊,第58頁。

(8)P.3284《新集吉兇書儀》中《嫁受函儀》《女家鋪設仗儀》,在婚禮的步驟和新婚祝愿詞中都涉及到奴婢。[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第48頁。

(9)P.2646《新集吉兇書儀上下兩卷并序》中《告婚書》,相關內容與P.3284相同。[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第89頁。

(10)S.329V《祝愿新郎文》,這篇新婚祝詞中涉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第133頁。

(11)P.2976《咒愿新女婿》,提及奴婢。[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冊,第298頁。

(12)P.3350《下女詞一本》,多處反映了奴婢役使的情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第288頁。

(13)S.5546《咒愿一本》,祝詞中涉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7冊,第246頁。

(14)S.9405V《愿文》殘片,祝詞中涉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2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4頁。

(15)BD16277+BD16278B《修營慶贊文》,修營完成的祝詞中提及奴婢。[注]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46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71-72頁。

(16)BD04064V《驅怪文》,提及奴婢。[注]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5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269頁。

(17)S.95《后周顯德三年(956)具注歷日》,涉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第45-47頁。

(18)S.276《癸巳年(933)具注歷日》,涉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第108-109頁。

(19)P.3492《唐光啟四年(888)戊申歲具注歷日》,涉及奴婢。[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2頁。

(20)P.2697《后唐清泰三年(935)九月比丘僧紹宗為亡母轉念設齋施舍放良回向疏》,內容涉及家童青衣女富來及其兒什兒的放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第291頁。

(21)P.5032《公元984年渠人轉帖》,該件是下發給渠人修理河道的通知單,要求“須得本身,不用奴”,側面反映奴婢代替主人勞作的情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0頁。

(22)P.4017《渠人轉帖抄》,要求渠人修理河道時“是須壯夫,不用廝兒女”。[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0冊,第355頁。

(23)P.3412V《壬午年(982)五月十五日渠人轉帖》,提及廝兒。[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4冊,第132頁。

(24)P.3779《徒眾轉帖》,提及廝兒。[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頁。

敦煌遺書中的占卜文獻數量龐雜,內容豐富,不少占條與奴婢相關,現將其整理如下表:[注]對占卜文獻的分類,參考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鄭炳林、陳于柱《敦煌占卜文獻敘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表中文書出處以某藏.x.x作簡略處理:如英藏.2.75指《英藏敦煌文獻》第2冊第75頁;杏藏.1.292指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第1冊第292頁;上圖.1.130指《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1冊第130頁;法藏23.240《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第240頁;俄藏.3.12指《俄藏敦煌文獻》第3冊第12頁。

類別文書編號和原名奴婢相關記載文書出處卜法P.3896《卜筮書》女名僮盜賊奴婢逃亡法藏.29.110P.3782《靈棋卜法一卷》禍從下興戒慎僮仆陰謀合□法藏.28.41上圖017(812388)4.《卜筮法》姓朱王徐名當 奴藏在木下上圖.1.130上圖附9《卜筮書卷第廿三》奴婢賊主生男妨父生女妨母上圖.4.352S.813《李老君周易十二錢卜法》失財難得,奴婢逃亡,為人詃誘遠去;規求奴婢,交關稱心英藏.2.193S.2578《孔子馬頭卜法一部》占奴婢及六畜等得不英藏.4.103S.1339/2《孔子馬頭卜法》卜訴訟理奴婢錢財得否;卜論利奴婢得否英藏.2.268S.5686《占卜書》卜失物家奴婢黑人取之英藏.9.69S.6054《失名五兆卜法》奴婢離于本主急需解□求之英藏.10.60S.6167/2《失名五兆卜法》卜失物法 占奴婢及牛馬之法英藏.10.120S.8574《失名五兆卜法》妻妾奴婢牛馬生氣亡財;奴婢走失不得英藏.12.162S.11362B《失名五兆卜法》丙為中女丁為奴婢英藏.13.243Дх.10720《失名五兆卜法》占賣買生口法俄藏.15.13P.2614《占筮書》煞未納奴婢牛馬必害主法藏.16.260P.2859《五兆要決略一卷》牛馬奴婢易主兇等法藏.19.148P.2905《五兆經法要決第卅三》王是妻財相是奴婢等法藏.19.387六十甲子占S.6182《失名占書》內奴婢吉,內牛馬兇英藏.10.153S.8350《六十甲子納音》少厄資財奴婢是非英藏.12.114P.4680《占筮書》嫁娶內(納)六畜奴婢出行吉法藏.33.77羽044《占法》壬癸日男女奴婢死亡杏藏.1.292P.3281《卜筮書》內(納)奴婢三世富貴市買奴婢牛馬吉等法藏.23.19夢書S.620《解夢書》夢見騎羊,得奴婢英藏.2.106S.2222《解夢書》夢見把笏,得奴信英藏.4.47S.2222V《解夢書一卷》夢見失靴履,憂奴婢走英藏.4.49

類別文書編號和原名奴婢相關記載文書出處祿命書P.3081《七曜日吉兇推法》買奴婢六畜及歡樂兇等法藏.21.259七曜占S.1396《占命書》辰時所有奴婢六畜走失等英藏.2.11P.2693《七曜歷日一卷并十二時》得錢財奴婢六畜等十余條法藏.17.350葬書P.2831《卜葬書》升加午煞奴婢六畜法藏.19.18P.3647《葬經》葬得大吉下煞牛馬奴婢女兇法藏.26.217上圖017(812388)2.《葬經》呼木奴□木婢上圖.1.130相書P.2572《相書》此人不出年中為奴婢等法藏.16.43P.3492V《相書》踝內有黑子主大富多奴婢法藏.24.342P.2797《相書》如雷聲男妨婢女妨夫法藏.18.256宅經P.3281V《宅經》二月煞六畜及奴婢法藏.23.32S.4534V《宅經一卷》傷胎奴婢東南不利子孫英藏.5.129P.3594《宅經》避病興販買田宅□奴婢法藏.26.40P.2615《帝推五姓陰陽宅經等宅圖經一卷》倉庫在庚,奴婢在辛;倉庫在甲,奴婢在乙等法藏.16.270P.2632V《五姓宅經》買角羽家田宅、奴婢、六畜法藏.17.12天文占S.2729V《失名占書(懸象占)》P.3288《立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二》P.2632《手決一卷》P.2964《星占書》外國兵來煞人害畜粟貴奴婢賤人民流出二千石宜奴婢六畜司命等英藏.4.227法藏.23.68法藏.17.8法藏.20.272生理占P.3398-2《推十二時人命相屬法》左眼瞤,有奴婢事等法藏.24.79祿命書S.612V《失名占書》鳳凰下生男即孝,女合慈心,多居祿位,奴婢不少英藏.2.75逆刺占P.2859《逆刺占一卷》BD14636/2《逆刺占》時逢六己合主奴婢小人六畜逃亡藏匿法藏.19.156國圖.131.122

文學作品共三十余件,其中變文小說十三件,百行章一件,詩詞二十余件。

(1)S.610《啟顏錄》,有一則與奴婢買賣相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2冊,第60-70頁。

(2)S.2204《董永變文》,記載了董永“所賣當身殯耶(爺)娘”的故事。[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4冊,第41頁。

(3)P.2747《捉季布傳文》,另有P.3697等十余個寫本,故事中反映了奴婢買賣的情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8冊,第57頁。

(4)S.133V《秋胡小說》,記載了秋胡求學前后的故事,提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冊,第57頁。

(5)S.2073《廬山遠公話》,記載了慧遠被擄為奴仆,并以奴仆身份說法的故事。文中有不少關于奴婢買賣的信息。[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3冊,第265-275頁。

(6)S.6836《葉凈能詩》,反映了道觀奴婢的情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1冊,第200-209頁。

(7)S.5674《孔子項託問書》,另有羽033等十八個寫本,涉及奴婢。[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9冊,第60頁。

(8)P.3910《茶酒論》,另有P.2718等五個寫本,涉及奴婢。[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5冊,第198頁。

(9)S.6551《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有對奴婢生活細節的描述。[注]《英藏敦煌文獻》原命名為《說三皈五戒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1冊,第106-119頁?!抖鼗妥兾男Wⅰ分休d有錄文,定名為《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參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79頁。

(10)P.2633、S.4129《齖齒可新婦文》,提及奴婢。[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7冊,第16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5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8頁。

(11)S.5257《先天元年(712)九月一日敕旨京城諸寺各寫示道侵損常住物惡報靈驗記》,記載了兩件佛教靈驗故事,一為臺州某縣丞因侵損僧物而降生在園清寺為奴,一為有人因侵占寺院財產死后降生為奴婢和牛,側面反映出寺院畜養奴婢的情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7冊,第29頁。

(12)S.6454《十戒經》,另有羽003R等11個寫本,書成于景龍三年(709)至至德二年(757)之間,戒文中有“與奴婢言則慎于事”條。[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11冊,第88頁。

(13)P.3764《太公家教》,另有S.1163等四十余個寫本,據劉安志考證,該蒙書寫于七世紀下半葉,反映了社會意識中奴婢相關情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28頁。劉安志《〈太公家教〉成書年代新探——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3-150頁。

(14)S.1815《百行章》,另有S.1920等二十余個寫本,其中《嚴行章》第二十記載了“若家無杖,奴婢逃亡”。[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3冊,第154頁。

白話詩人王梵志的作品通俗淺顯,主題多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相關,反映了下層民眾的真實生活和心態,奴婢在他的詩中也屢屢出現。此外,敦煌其他詩詞中也有部分保存了奴婢資料?,F將其整理如下表:[注]參考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張錫厚《全敦煌詩》,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

作者、詩名文書編號詩句內容文書出處王梵志《王梵志詩》S.0778S.5474,S.1399S.0778,S.1399S.0778,S.1399S.0778,S.1399P.3211P.3826VP.3211S.5441P.3833Дх.2558P.3833P.3833P.2914養奴多養婢,伺命門前喚。錢財奴婢用,任將別經紀。英藏.2.149英藏.7.147,英藏.3.13奴事新郎君,婢逐后娘子。英藏.2.149,英藏.3.13有奴不能使,有婢不相隨。英藏.2.149,英藏.3.13無心造福田,有意事奴仆。英藏.2.149,英藏.3.13喚女作家生,將兒作奴使。法藏.22.161,法藏.28.251工匠莫學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來奴,妻亦官人婢。奴人賜酒食,恩言出美氣。法藏.22.161,英藏.7.91不是后身奴,來生作事地。法藏.28.281,俄藏.9.261錢少婢不嫁,財多奴共婚。悶遣奴吹笛,閑令婢唱歌。法藏.28.281家僮須飽暖,裝束唯麁踈。此時丈夫妾,何關曹主奴。法藏.28.281,法藏.20.51王梵志《王梵志詩》P.2914P.3418P.3724P.3418羽030R得祿奴婢食,請賜妻兒著。法藏.20.51奴富欺郎君,婢有陵娘子。仍更買奴婢,牛羊共成群。法藏.24.145法藏.27.137奴婢換曹主,馬即別人騎。法藏.24.145此則是兵奴。杏藏.1.216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Дх.1360問者即是蒼頭奴。燈前侍婢瀉玉壺。俄藏.8.116白居易《道州民》P.2492市作矮奴年進貢。號為道州任土貢。法藏.14.291周口《獻閩中十詠并序》P.3629骨肉飄零何日會,家僮星散已無依。法藏.26.152明達詩S.389阿爺買卻孩兒去。英藏.1.180

作者、詩名文書編號詩句內容文書出處《九觀想詩》P.3892親戚妾奴各自還。法藏.29.101《無住詩偈七首》P.2125你是沒價奴,到老走不得。法藏.6.146《嘆百歲詩》P.3361VS.1588V童仆朝扶暮坐看。法藏.22.347英藏.3.98白居易《鹽商婦》P.2492前呼蒼頭后呼婢。法藏.14.289《歌辭抄》①Дх.17442奴婢懃榮惣不知。俄藏.17.121

①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頁。該件在《俄藏敦煌文獻》中無命名,筆者據內容暫定。

二、吐魯番文書中的奴婢資料

對目前已公布的資料統計,此次整理涉及奴婢的吐魯番漢文文書共五十一件。根據文書內容,可分為以下幾類:1,契約類:主要是奴婢買賣契約、放良書及涉及奴婢的遺書;2,籍帳類:包括載有奴婢信息的戶籍、手實、帳歷等;3,政書類:主要包括涉及奴婢的官府文書,如公驗過所、訟辭牒文等;4,生活類:主要包括涉及奴婢的書信、占卜、墓葬文書等。

契約類文書共六件:奴婢買賣市券四件,遺書一件,放良書一件。

(1)Дх.11414V《前秦建元十三年(377)七月廿五日趙伯龍買婢契券》,存六行。[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第212頁。該件為《俄藏敦煌文獻》中混入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參見徐俊《俄藏Дх.11414V+02947前秦擬古詩殘本研究》,季羨林等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11頁。

(2)73TAM509:8/12-1(a),8/12-2(a)《唐開元十九年(731)唐榮買婢市券》,該件首尾完整,是奴婢買賣完成后契約交驗官府批準形成的市券。文書記載了婢失滿兒在西州市上賣出,年齡十二歲,價格為練十匹。據文書樣式及內容分析,這件文書是同墓文書唐謙益請過所案卷所附抄件。[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6頁。

(3)73TAM509:8/4-3(a)《唐開元二十年(732)薛十五娘買婢市券》,該件是奴婢買賣完成后契約交驗官府批準形成的市券。文書中在西州市上賣出的胡婢綠珠年齡三十歲,價格為大練四十匹。這件文書同樣是唐謙益請過所案卷所附抄件。[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29頁。

(4)97TSYM1:5《闞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共九行,記載了張祖從粟特人康阿丑處買得胡奴一人,價格為緤一百三十七匹。柳方撰文對這件文書作了介紹。[注]圖錄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5頁。柳方《吐魯番新出的一件奴隸買賣文書》,《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2-126頁。

(5)2006TZJI:138《麴氏高昌延和八年(609)十二月二十二日紹德遺書》,殘文共十三行,遺書中涉及奴婢。凍國棟對這件文書作了介紹。[注]圖錄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287頁。凍國棟《麴氏高昌遺言文書試析》,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8-197頁。

(6)大谷1507《奴隸解放文書》,存兩行,根據殘存文字可知為放奴文書。[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京都:法藏館,1984年,圖版131。

籍帳類文書共十五件,其中官府帳目兩件、戶籍名籍十件、差科簿一件、寺院手實、帳歷各一件。

(1)64TAM4:46/1《唐支用錢練帳一》,提及買婢。[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34頁。

(2)64TAM4:47,49,48《唐支用錢練帳二》,同樣提及了買婢。[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第436頁。

(3)2006TSYIM4:5-1《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該戶籍登有五戶三十六口,奴婢四人。該件是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現知最早的戶籍,也是古紙寫本中最早的戶籍。榮新江對這件文書作了細致的研究,張榮強更正補充了錄文。[注]圖錄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177-178頁。榮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第4期,第1-30頁;張榮強《再談〈前秦建元二十年籍〉錄文問題》,《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0-122頁。

(4)66TAM31:14《高昌昭武九姓胡人曹莫門阤等名籍》,記載了奴三人。[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19頁。

(5)64TAM35:29(b)《武周陰倉子等城作名籍》,記有奴四人。[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46頁。

(6)67TAM83:10《唐師師等名籍》,載有奴三人,其中奴尾奴又見于同墓67TAM83:12/1《唐陰行感等殘名籍》。[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8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26頁。

(7)2006TZJI:033《唐開元四年(716)后西州高昌縣寧昌鄉逃死名籍》,記載了唐長安二年至開元四年間高昌縣死、逃、沒落人口情況,其中有部曲一人,婢六人。[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328頁。

(8)大谷1042《丁男丁女斷簡》,載有奴一人。[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釋文第9頁。

(9)OR.8212/518《蒲阝豪戶口簿》,載有奴一人。[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52頁。

(10)97TSYM1:11-4《殘名籍》,載有奴德子一人。[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150頁。

(11)大谷5408[A面]《名籍斷片》,殘存三行,有奴一人。[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3卷,京都:法藏館,2003年,釋文第164頁。

(12)大谷4157《性質不明文書》,該件殘片僅存“術榮宗婢花女”一行。[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2卷,京都:法藏館,1990年,圖版93。

(13)大谷8074《安西差科簿》,載有家人五人,奴一人。[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3卷,圖版18。

(14)2006TAM607:4(a)《唐神龍三年(707)正月西州高昌縣開覺等寺手實》,該文書由兩座寺院殘手實黏連而成,屬于官府保管的檔案。文書中并未記載具體賤口情況,但反映了寺院中存在奴婢、部曲。據同墓文書與其他吐魯番出土文書推測,開覺寺為高昌縣寺院,文書書成于707年。[注]圖錄見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53頁。參見孟憲實《新出唐代寺院手實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0-179頁。

(15)60TAM80:15,16/3,16/2《高昌某寺條列糧食帳》,載有奴婢飲食資料。[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冊,第209頁。

政書類文書共二十五件,法律文書一件、官府案卷牒狀二十一件、西州事目歷三件。

(1)大谷5098[A面]+8099[A面]《賊補盜律殘片》,分別殘存兩行、三行,是有關人口買賣的法律條文。[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3卷,圖版21。

(2)66TAM62:6/2《翟彊辭為負麥被抴牛事》,涉及一奴名佛流。[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02頁。

(3)64TAM4:35(a)《唐瀵舍告死者左憧憙書為左憧憙家失銀錢事》,從文書內容看,瀵舍當為左憧憙的叔叔,被冤枉偷盜左憧憙五百文錢而向官府申辯,案件涉及了左憧憙家大小奴婢。[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第441頁。

(4)66TAM61:20(a)《唐麟德二年(665)畦海員辯辭》,是官府對畦海員租牛給鞠運貞的審問判辭,提及一婢。[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第460頁。

(5)73TAM221:62-2(a)《唐永徽三年(652)士貞辯》,辯辭中提及士貞與兩個奴婢一起種粟。[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第25頁。

(6)75TKM89:1-2《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柳婆、無半、鹽城、始昌四縣司馬主者符為檢校失奴事》,該件與同墓文書75TKM89:1-1《高昌章和十一年都官下交河郡司馬主者符為檢校失奴事》內容相同,是下發給地方尋找翟忠義失奴的公文。[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2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8-29頁。

(7)67TAM93:15(b)《武周長安二年(702)西州高昌縣順義鄉人茍仁殘辭》,提及一婢。[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第277頁。

(8)72TAM184:9(a),11(a)《唐開元十二年(724)殘文書牘》,末尾兩行有“分付家人奴子”,此處家人應為家奴。[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8冊,第291頁。

(9)64TAM35:16《唐西州高昌縣追人勘問帖》,該帖要求的審問名單中有奴三人。[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第486頁。

(10)73TAM509:196/6(b)《武周軍府帖為領死驢價錢等事》,提及一家奴。[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頁。

(11)73TAM509:8/8(a),8/14(a),8/21(a),8/15(a)《唐開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勘給過所事》,涉及奴婢二人。[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51頁。

(12)73TAM509:8/5(a)《唐西州天山縣申西州營狀為張無錫請往北庭請兄祿事》,提及奴胡子一人。[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135頁。

(13)73TAM224:080/1(a)《唐西州蒲昌縣戶曹牒為催征逋懸事》,提及一奴。[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236頁。

(14)2006TBM113:6-3《唐西州某縣何花辭為男女放良事》,全文共四行,殘卷中記載了放出從良的兩個奴婢。根據載有文書中人名的其他文書推測,書成年代當在顯慶三年(658)至乾封元年(666)之間。[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65頁。

(15)2004TBM207:1-4《唐儀鳳三年(678)九月西州功曹牒為檢報乖僻批正文案事》,提及略良胡,可能為專門壓良為賤販賣人口的胡人。[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78頁。

(16)2006TSYIM4:3-1背《北涼文書為偷盜事》,殘案卷中提及一婢。[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210頁。

(17)2006TSYIM4:3-18《北涼愛紀辭》,殘案卷中提及一沙彌奴相生。[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211頁。

(18)2005TST54《唐咸亨元年(670)后西州倉曹文案為公廨本錢及奴婢自贖價事》,提及奴婢自贖身事宜。[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269頁。

(19)大谷1037+1254,1256+1419,1013+2831《唐貞觀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孫氏辨》,該文書由六個殘片組成,可兩兩綴合,是關于奴俊延妻的審問記錄。[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圖版105、106。

(22)大谷1263《官廳文書》,載有“諸牧監所有尉長戶奴婢等”。[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圖版23。

(21)大谷2845《西州高昌縣佃人文書》,有奴佃作的記錄。[注][日]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圖版85。

(22)OR.8212/520《唐開元年間西州都督府諸曹符帖事目歷》,有一行“法曹符為公主寺婢逃走事”。[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55頁。

(23)64TAM2:20/2(a),16(a)《唐西州事目》(二)有“買婢患手請退事”一道。[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215頁。

(24)64TAM2:20/2(a),16(a)《唐西州事目》(五),記載了“買得婢請給糧事”“奴得伽等將練事”兩道。[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217頁。

(25)Дх.01299《等愛寺新上差科》,記載了等愛寺“奴婢不多”“家人無食”,側面反映出寺院占有人口的狀況。[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第69頁。據吐魯番出土的《唐供丁夫食料帳》中提及等愛寺,可知該件為混入《俄藏敦煌文獻》的吐魯番文書,斷代在唐時期。

生活類文書共六件,其中移文、錢物疏四件,占卜文書兩件。

(1)65TAM42:40《唐缺名隨葬衣物疏》,記載了車、牛、奴婢十具。[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第211頁。

(2)2004TMM102:4,6《吐魯番新出〈唐顯慶元年(656)宋武歡移文〉》,隨葬物品中有奴婢十具,劉安志根據主人墓志,推斷書成于公元656年。[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105頁。劉安志《跋吐魯番新出〈唐顯慶元年(656)西州宋武歡移文〉》,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第198-208頁。

(3)64TAM4:29(a)《唐咸亨四年(673)左憧憙生前功德及隨身錢物疏》,提及了左憧憙的六個奴婢。左憧憙身份為高昌縣崇化鄉前庭府衛士,家產殷厚,同墓有他放貸、買園、租地、買奴等十余件文書,對認識唐西州基層社會有重要價值。[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第402頁。

(4)64TAM29:44《唐咸亨三年(672)新婦為阿公錄在生功德疏》,提及奴婢。[注]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第71頁。

(5)97TSYM1:13-5,13-4,13-3(a)(c)(b)《古寫本易雜占》,該寫本共五十九行,有四處提及奴婢,分別為第十五行(奴婢、六畜、行作、謀事、見貴人、請謁皆可)、第三十二行(當亡財失物,奴婢、六畜死)、第四十四行(必口舌辭訟相讓,女子、奴婢逐人走)、第五十八行(扶奴婢、憂逃亡)。[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157頁。

(6)97TSYM1:13-3(c)背《古寫本甲子推雜占》,一處提及奴婢。[注]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第161頁。

三、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發現的奴婢資料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從和田、樓蘭、麻扎塔格、黑城子等地發現的一批漢文文書中,部分也含有奴婢資料,已公布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混入的黑水城文獻也有幾件涉及奴婢,現將其整理如下:

(1)OR.8212/1557《唐別奉康云漢文書》,載有奴二人。[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217頁。

(2)OR.8212/1901《殘書信》,殘存十行,涉及奴婢買賣。[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285頁。

(3)OR.8212/1930(1)《唐殘文書》,殘存七行,提及奴婢二人,內容似為出度已放良婢善女為尼事宜。[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298頁。

(4)OR.8212/716《唐家人胡子等用糧帳》,殘片提及的家人胡子應為私奴婢。[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191頁。

(5)OR.8212/719《唐果物帳》,有“家人執壁”。[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192頁。

(6)OR.8212/734《元河渠司上亦集乃路總管呈文》,是一件元代人口買賣公文。[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210頁。

(7)OR.8212/998《殘籍》,殘存一行四字,載有一婢吐子。[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33頁。

(8)OR.8212/1113《殘帳》,殘存兩行,載有家奴敏官一人。[注]沙知、吳思芳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第49頁。

(10)敦研381《元延祐三年(1316)永昌稅吏司文書》,全文共七行。[注]圖版見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等編《甘肅藏敦煌文獻》第2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頁。施萍婷曾撰文對這件文書作了介紹,認為這是元代一件有關奴婢買賣的正式紅契,見施萍婷《元祐三年買賣文書跋》,《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第61-64頁。楊際平質疑此觀點,認為這件文書只是永昌稅吏司給驅口買主的契尾,是官司給出的證明文書,并對文書重新定名,見楊際平《元代買賣奴婢手續——從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永昌稅使司文書談起》,《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65-70頁。

(11)Дх.2957《光定十三年(1223)十月初四日殺了人口狀》,記有“楊青士戶下驅虜二人”一行。[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3-144頁。

(12)Дх.1403《皇慶元年(1312)刑房大赦令》,殘存九行,該文書中奴婢殺主不在赦令之內。[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第151頁。

(13)Дх.01348《買婢契》,文書殘存七行,據乜小紅考釋書成于元代。[注]圖版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編《俄藏敦煌文獻》第8冊,第109頁。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第117頁。

以上,本文對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奴婢資料再次進行了梳理與分類,這些資料的價值及其所揭示的相關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文后按語:

2018年6月7日,我突然收到我多年前畢業的一位學生的微信,稱陳國燦先生去世,我大吃一驚,這怎么可能呢?陳先生身體一向不是好好的嗎!頭幾個月我還與他通過電話。我馬上打電話與武大劉安志教授核實,方知此事為真。當夜,我久久難眠,不禁想起與陳先生交往的一幕一幕。

我初見陳國燦先生,是1983年我還在蘭州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時,當時我的碩士生導師齊陳駿先生為了打好我們的專業基礎,了解學術研究的前沿,專門邀請了一批著名的學者為我們上課。除了金寶祥先生、寧可先生、段文杰先生、周丕顯先生等外,陳國燦先生是當時從武漢大學專門邀請來為我們講“吐魯番文獻研究”的老師。聽課的有本系的研究生,也有部分老師。我所記得的有紀宗安、鄭炳林、郭鋒、高偉、張憲華、王冀青、我,還有其他一些研究生。授課地點在天水路老校區文科樓。課程從1983年4月14日開始(據我聽課筆記所記),先生為我們講了六個專題:一、吐魯番的歷史及其在考古學、歷史學上的地位;二、吐魯番文書在解放前的出土情況及其研究情況;三、解放后吐魯番文書的出土、整理及其內容;四、從出土文書看十六國到唐代寺院的興盛及寺院對土地的經營;五、從吐魯番出土的質庫賬看唐代的質庫制度;六、唐代的民間借貸——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借貸契券的綜合探討。

六個專題,既有總體的論述,也有精深的專題研究,多是陳先生從事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積累的心得。陳先生用他那帶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話講課,娓娓道來。雖然聲音不高,卻全身心投入,內容環環相扣,步步深入,極有吸引力。課堂上同學們聽得認真,記得仔細,思路隨著先生馳騁在敦煌、吐魯番、天山南北的絲路上,一會在西州,一會又到了杭州(講杭州的金箔怎樣到了吐魯番佛教洞窟中)。先生講課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課間也不顧休息,不厭其煩地解答同學們的問題。對于研究文書的一些基本技能,如拼接、斷代、定性等,講得特別仔細。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文書,陳先生還專門開了輔導課,耐心解答同學們的疑問。課程結束,大家都感到極有收獲??梢哉f,我們許多聽課同學后來真正開始步入吐魯番文獻學研究,就是從這兒開始的。

我的碩士畢業論文答辯,陳先生擔任答辯主席,對我的論文既給予很好的評價,又指出了存在的問題與努力方向。碩士研究生畢業以后,我到南師大歷史系任教,與先生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遇到學術上的問題我總喜歡向先生求教,先生總是不厭其煩的給我指導。先生有了新的成果,也隨時惠寄于我學習,如《唐代的經濟社會》(1999年11月贈);《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12月贈);《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1998年5月贈);《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2000年11月贈);《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2003年9月贈);《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2005年7月贈);《論吐魯番學》(2010年10月贈);《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2013年1月贈)……

據我所知,陳先生對其他晚學也同樣關心幫助。有一次,我們南京師大考古專業的教師,在甘肅臨澤開展考古發掘工作時,新發現了一批珍貴的西晉涉及土地制度、司法制度的簡牘,先生通過我向我院負責此次考古的教授索取了錄文與照片。后來我知道,他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為北京一位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青年學者索要的材料……2014年,先生不顧年事已高,身患感冒,專程前來南京參加我主持的“中國中古西域出土法律文獻比較研究”國家重點項目的開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指導。

我平時主動與外界聯系并不多,消息有時有些閉塞,2018年3、4月間,我給陳先生打過電話,時值晚飯時間,我聽他的口音含糊不清,以為他正在吃晚飯,便簡單地說了幾句,請他繼續吃晚飯。他對自己的病情竟無一言提起。我哪里知道他這時是因為生病而無法正常講話呢!

先生已逝,送別會上,看著先生的面容及那“通貫古今創吐魯番學壯志未酬華章在音容在后生齊仰望、名滿中外治晉唐史事功德卓著道業存精神永存吾儕共緬懷”的挽聯,不禁悲從中來。先生為人謙虛謹慎,待人儒雅平和,一生勤勉,以學術為生命,為吐魯番學的形成與發展嘔心瀝血,晚年仍經常奔波于武漢、吐魯番、北京等地之間,新作不斷,作為先生引導走上學術之路的晚輩,自應繼續努力,以不負先生期望!

1990年,我撰《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奴婢資料及其價值》一文時,曾得到先生指教,今與曾柏亮合撰此《再論》續文,以紀念先生。最后賦三首小詩以表懷念之情:

驚聞陳師駕鶴去,愕然啞口尚疑猜。

盼是網傳一誤語,友人報信悲方來。

憶昔金城花盛開,隴上講學展華彩。

出土文獻層層析,如喚古人日日來。

敦吐文書上千年,辨析精微屬使君。

如今先生揮手去,此學爾后少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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