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企業“走出去”中危機事件的應對策略

宋迪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674-1145（2019）6-146-02

摘 要 在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作為高科技企業的華為公司遭遇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公正待遇，企業經營遇到危機事件。本文分析華為公司從公司領導者、輿論把控、法律應訴、危機意識等層面的應對舉措，對未來我“走出去”的企業可能遭遇類似危機事件時的應對方法提出思考，認為應化解國際輿論風險的同時做好風險防控工作。

關鍵詞 企業危機 中美貿易戰 危機意識

2018年12月，加拿大當局代表美國政府扣留華為董事會成員、首席財務官孟晚舟。2019年1月，美國司法部宣布對華為公司提起13項罪名。2019年4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禁止本國企業使用華為的電信設備，將華為及其附屬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事件引發日本、新西蘭、德國、英國等表態或禁用華為5G設備。自2018年4月起，中美兩國圍繞經貿問題已進行了多輪磋商，從時間節點看，華為事件的走向背后體現著中美經貿問題談判的大環境。華為公司作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標桿性企業，在遭遇美國不公正制裁后采取了有力應對舉措，對我企業未來應對類似情況提供了有益參考。

一、“中美貿易戰”中華為公司面對的危機

（一）華為公司在多個國家商業項目受到阻撓

在華為作為最受歡迎手機品牌之一的英國，兩大移動網絡運營商EE和沃達豐宣布，他們將暫停向5G用戶提供華為手機。在日本，三大手機公司也表示重新考慮華為新系列智能手機的銷售計劃。日本電信運營商軟銀在預定2020年春季實現商用化的5G設備時，選擇了瑞典愛立信和芬蘭諾基亞的基站。日本時事通訊社指出，軟銀棄華為選北歐通信設備商的做法，表明排除華為的動向開始顯現。路透社報道稱，盡管中國華為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高調亮相，但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開的世界移動通信安全會議，與會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美國、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卻明顯地排斥了中國華為。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學者的觀點認為，美方指控將讓華為在西方市場的處境雪上加霜。

（二）華為公司可能喪失眾多海外用戶。谷歌公司宣布停用給華為的部分服務可能使華為手機的海外用戶受到影響，“用戶將無法使用Google移動服務，包括Google Play商店、Gmail、搜索、谷歌地圖、谷歌相冊，YouTube、推送通知、用戶數據云存儲等一系列明星級應用和服務，其他需要基于Google賬號的APP將無法登陸，用戶或丟失此前存儲的數據。歐洲是華為的第二大市場，可能因此受到重創”。新加坡《海峽時報》稱華為可能喪失大批用戶群體。美國《洛杉磯時報》也注意到，自華為被美國列入供應黑名單以來，越來越多的英國消費者開始買賣華為的智能手機。

（三）對華為公司上下游相關企業產生不利影響?！度毡窘洕侣劇穲蟮?，華為在美國被列入黑名單后，已減少或取消了對其智能手機和電信設備零部件主要供應商的訂單。上下游企業受到影響勢必對華為公司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二、華為公司應對美國制裁采取的策略分析

華為公司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主要采取了以下應對舉措：

（一）公司創始人積極傳播自身主張，搶占道義制高點。

一方面，華為公司任正非將自身的輿論影響力轉化為公眾對華為品牌的支持度，自華為遭遇美國不公正對待后，任正非作為華為公司的輿論領袖，密集接受國內國外主流媒體專訪，包括中央電視臺、美國CNBC、彭博社、英國廣播公司、加拿大《環球郵報》、日本《日本經濟新聞》等等眾多媒體。在這些專訪中，任正非詳盡回答了有關實體清單、華為專利費、5G、孟晚舟等熱點議題的提問。從輿論反響看，任正非的這些專訪活動普遍實現了比較好的傳播效果，華為方面的觀點得到有效傳播，外媒報道大量引述任正非有關“我們沒有做任何違法行為”、“我們不會像中興通訊那樣，在美國的要求下改變我們的管理，也不會接受監管”等言論得到多次轉述，有力塑造了華為公司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的堅定形象。美國彭博新聞社認為，“面對公司存亡關頭，任正非展現了對于美國制裁毫不屈服的態度”，評價比較正面。

（二）做好“走出去、引進來”的傳播工作，加強輿論引導

“走出去”方面，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署名文章，稱“美國搬出大炮，對華為發起了全面攻勢”，將華為描述成對西方文明的威脅，是因為美國已經意識到自己在5G上已經處于落后地位；“引進來”方面，華為集團總裁梁華在達沃斯邀請西方國家領導人到華為去參觀，以解除對華為技術被指間諜的懷疑。為了讓外媒更清晰的了解華為公司的文化和科研實力，打消正在猶豫中的潛在5G合伙人的疑慮，華為公司邀請美國媒體到華為總部參觀實驗室，并承擔往返及住宿的全部費用。其邀請信寫道，參觀在深圳的校園、最近才對媒體開放的實驗室、見到華為多位高管、參觀各種產品線，就該公司在美國面臨的各種該挑戰進行非正式的討論。

（三）公司常年積淀較強的危機意識，提前做好“第二方案”

面對美國的芯片封鎖，華為公司的應對措施體現出還公司管理層的危機意識。5月，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發內部郵件稱，華為公司多年前進行了極限生存推演，即在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的情況下，華為如何持續為客戶服務。為解決這一極端情況，2004年10月，華為成立芯片設計公司——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從而確保更低的研發和制造成本以及更強的議價能力，同時保證了更可靠的供貨產量。這一舉動說明，對于進入成熟發展階段的企業來說，提前預判風險，做好應對布局，是地域經濟發展進入下行周期，應對外部突發不確定風險的應有之義。

（四）積極應訴，依靠法律手段維護正當權益

3月7日，華為副總裁郭平在華為深圳總部的發布會上宣布，將起訴美國政府，控告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違憲，希望判定該法對美國所有政府機構使用華為產品的禁令違反憲法，要求永久性禁止實施該限制措施。通過這種正當維權行動，可以起到多重效果，一是向外界傳達強大的自信心，二是利用起訴這一熱點事件拉高華為公司的知名度。華為公司的法務部門業務能力精湛，利用專業知識參與公司決策，相關制度文件需要律師參與確保合法合規，因此在提起訴訟前，通過掌握比較充分的證據能夠提供訴訟成功的幾率，美國復雜的司法程序可能使訴訟進程較為漫長，這也可變相為華為品牌提高國際影響力。

三、對我企業應對國際制裁產生危機的啟示

（一）歐美國家部分政治勢力對我企業“走出去”的疑慮難以消除

華為公司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恰恰是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的一個縮影。我企業在海外投資活動的關注度不斷增強，國際社會時刻關注著中國發展，而在當地的中國企業正是其透視中國發展、談論中國前景的最好窗口。中國企業正常的商業行為，在歐美一些國家不斷遭遇到某些政治勢力的反向解讀。近年來，中國企業越來越多遭受到帶有政治傾向的調查，這背后與一些政客從中實現個人政治訴求不無關系。美國政府對華為公司的不公正制裁顯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等國家經濟形勢陷入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有多抬頭。華為公司的遭遇顯示，中國企業的身份問題是持續受到國際輿論猜測和質疑的焦點之一。慣性地將中國企業的“背景”作為其思考邏輯的出發點，認為部分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并非表面的商業獲利需要，而是隱藏著中國政府的政治目的；“所有制一直以來是西方國家特別關注的問題，傳統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觀念殘留仍然使得西方不少政客乃至百姓對中國的國有企業心存疑慮，認為其行為不符合國際規則，是中國政府意志的體現，認為投資行為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和目的”。同時，中國企業正常的商業行為，在歐美一些國家不斷遭遇到某些政治勢力的反向解讀。這種情況需要我們加以應對。

（二）主動化解國際輿論風險，為企業“走出去”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在企業“走出去”前，為規避輿論風險，應當系統了解目標國家或地區對中國的整體認知、民眾對外資進入的看法，從而為下一步有針對性開展公關奠定基礎。從國家層面看，有必要逐步建立起全球（特別是重點國家和地區）投資風險評估系統，為更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輿論風險咨詢，幫助它們了解投資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潛在問題，強化對國別風險的識別與判斷，對有可能出現的輿論風險做好準備。從企業層面看，應有針對性地搜集有關所處行業的國際輿論熱點、輿論導向等信息，梳理有關國家的輿論對于企業的主要論點與評價傾向，為后續對外傳播、發布信息，應對輿論風險做好基礎性工作。許多中國企業因對國外社會的文化、法律等不甚了解，許多企業選擇回避媒體的聚光燈。我企業在與媒體的對話交流中“缺位”，出現的“信息真空”極易給某些當地或西方媒體留下的“想象”空間。應當逐漸改變行事低調、遠離輿論關注的傳統習慣，主動加強與國際媒體特別是投資所在地地方媒體的聯系，在互動中化解對方對于中國企業的陌生或猜疑，通過他們的觀察和文章向外界說明企業情況，介紹中國發展對當地經濟的益處。除了加強對媒體的公關力度外，企業還不應忽視影響輿論的另一重主體即當地民眾，在獲得利益的同時應考慮如何給被投資國家和地區帶來同樣的收益，才能收到當地社區民眾的認可，才能避免陷入被動。圍繞環保、助學、扶貧等公益性活動就是可以嘗試的選則。雖然我相關部門與企業做了大量說明、傳播工作，但是，由于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標、影響，闡述我希望公平參與國際經貿競爭與合作意愿等議題是專業性與政策性都是較強的議題，因此，在面對扭轉輿論中的負面觀點時，我們需要培養一批具有對外傳播能力、了解相關國際法律政策、掌握國內企業情況的輿論領袖，借助他們的力量主動引導輿論環境。

（三）企業要事先進行國際制裁風險評估做好應對預案

從華為公司面對國際制裁的應對舉措看，企業始終保持危機意識并利用法律武器維護正當權益是不二之舉。這啟示我們，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要對自身經營業務、投資項目涉及的域外國家的法律與相關規定進行全面梳理，可以嘗試進行“國際制裁風險評估并建立國際制裁風險框架和風險事件庫”，及時研判企業在對象國經營活動時面對的國際制裁風險，根據不同風險等級做好差異性應對預案，明確各部門在不同危機事件中的職責范圍，力爭實現資金保障充足、人員儲備到位、風險意識濃厚，從而保證企業在跨國經營遇到國際制裁時能夠從容應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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