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長安洛陽建都爭執的幾點淺顯看法

金世光

都城問題是古代中國的重要問題，在古代，建都地點是重要的論證內容，有多樣的原因。周振鶴先生在《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一文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地理這一分析視角，認為都城建設有存在穩固政權根據地的因素，以此來解釋在短暫的時期內，某一政權往往出現建都地點在兩地間徘徊轉移的情況。這是政治觀念對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投射，無論對于歷史研究抑或當代規劃，都應當予以重視。

周振鶴先生對于各個都城的具體分析都具有創造性的見解，然對于隋唐之際長安洛陽的兩地爭執，可能是介于篇幅問題，周振鶴先生在此文中有未曾展開論述的部分，因此有立論不足的地方。周振鶴先生以為，西周至于唐代，長安洛陽兩地均是適宜建都的地方，因此這一時期內，都城在長安洛陽兩地間徘徊；同時隋唐之際，經濟文化重心依然在黃河流域，加之關中本位政策的影響，長安地位不至于下降，只能用洛陽天下之中的地位來糾正長安的偏向，因此把都城局限在區位優勢突出的長安洛陽兩地。

愚以為，隋唐之際長安洛陽的爭執已經接近尾聲，長安洛陽的區位狀態此時也有不同。隋唐之際長安與洛陽并非能說成是同等地位上的建都地點，況且隋唐之際的文化中心是否在黃河流域，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此外，洛陽是否是“糾正”長安，還需要聯系當時的政治現實，用政治地理視角來予以分析。

首先分析第一點，隋唐之際長安洛陽的區位狀態。對于隋唐時期來說，長安洛陽都是傳統意義上的都城，況且兩地都有周漢兩代大的統一王朝作政治信用背書，自然對天下百姓形成向心力，因此不存在政治觀念上的偏廢之感。從這一政治觀念出發，長安洛陽屬于同等地位。當然不可忽視，隋唐兩朝貴族均處于關隴之中，長安確實接近根據地，據險固守也有此考慮，但此處用關中本位政策來簡單地劃定長安洛陽何地更勝一籌，實有不足之處。

隋唐貴族出于關隴是不爭的事實，但不代表所有的隋唐貴族還要繼續執行強化關中的政策。楊堅出于關中不假，但煬帝其人長居江南，身有明顯的南方士大夫特征，自己也有廣泛的江南情結，因此煬帝的執政特點有明顯的弱化關隴勢力，強化南北共生特征。煬帝出鎮揚州期間，視江南為文化圣地，對江南文化體現出求賢若渴的態度，收納了大量的南方文士來充盈自己的政治團體“招引才學之士……百余人以充學士”。煬帝在文化思想上貼近南方，通過“言習吳音”的方式博取江南士族的好感。而在登基之后，這些南方文人成為了煬帝打擊關隴貴族的工具，煬帝時期的“五貴”集團中已不是單純的北朝勢力主導，宇文述、蘇威為傳統的北周勛貴，裴矩身有北齊背景，虞世基、裴蘊二人則有江南一系背景?！八迨遗f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的情景證明，煬帝時朝中官員的地域更替已卓有成效。煬帝以江南勢力牽制北朝勛貴的同時，暗暗打擊北朝勢力，“魏、周官不得為蔭”。由此江南與北朝士子在為官上并無二致，開始趨向同等地位。

因此在煬帝登基之后，選擇遠離大興城（長安），遷都洛陽，并非是如周振鶴先生所說，為了穩固關隴地區這一根據地。換言之，洛陽不是對長安的糾正，而是對長安的徹底反動。特別是煬帝對江南的看法也不能為周振鶴先生的觀點提供佐證。煬帝一直將江南作為大本營來建設，開皇年間爭奪儲君地位時，煬帝曾經表示，如若事情不成，則“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實行割據之事。隋末三巡江都時，義軍蜂起，煬帝意圖“筑宮丹陽”，偏安江南。此兩件事足以證明此時的國家根據地已經不是關隴地區。即使以李唐出身關隴為反例，但也應當認識到這一問題：李唐有關隴背景，但起事源于晉陽，《唐摭言》中提及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說明李唐擢才不以軍功、郡望為限，已經打破狹隘的關隴認識。大業年間開始，直到李唐時期，緣何還以關中本位觀念來認識此時的都城建立？

其次，對于周振鶴先生所言隋統一后文化中心還在北方，認為洛陽是對長安地理偏向的“糾正”，愚以為此看法不妥。北朝彼此間戰亂頻繁，關隴集團因軍功立身，在執政方式上也有先軍政治的傳統。軍功集團把控朝政，使得北朝往往重視軍功而不重視文教事業。戰爭較少的南方因此文化更盛，江南作為當時的文化中心，是“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南方文化在此時是有流行于全國趨勢的。而周宣帝時期軍事壓力減輕，政治模式由軍功立威轉化文官政治的趨向開始凸顯，且周宣帝本人的政治親信團體中鄭譯、劉昉等人均具有更強的文人屬性，這使得周宣帝為了加強君權，需要更加主動地提升文人勢力，因而周宣帝集團與北周武夫有著完全不同的路線之爭。這說明此時北朝統治者已經開始利用江南文化來改善政治模式。而從周宣帝到隋煬帝這一段時間線來看，政治模式已經有了打破關隴而全國共生的趨向，南方文化的抬頭在其中做了引導者而非追隨者，南北共生以北方向南方轉化為發展契機，足以證明此時南方文化的主導地位。洛陽“糾偏”長安一說的前提是長安仍舊是全國的主流核心地區，但此時的政治形勢證明，統治者在施政方案中重視南北共生趨勢，并把南方作為兩條線中更為主導的一條線來處理，說明洛陽在統治者心目中已經占據了主流的政治核心。洛陽既是核心，長安此時則是對南北共生的阻礙，統治者避之尤不及，怎么能夠去糾正偏離了核心的長安？故周振鶴先生認為北方為文化中心，洛陽有糾正之用的看法并不妥當。

愚見以為，隋唐兩地的定都不能簡單的用政治地理眼光分析。大興城定都一則受到了當時舊的長安城“水皆咸鹵”的影響，二來與文帝個人的一些事件有關?！端逄萍卧挕份d，“隋文帝夢洪水沒城，因惡之，乃移都大興”。雖然此書刻意附會洪水為高祖李淵，但也說明此時文帝并不屬意舊的城池。況且此時長安地區并非如周振鶴先生所言是農業重鎮，其糧食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直到隋文帝修建廣通渠之前，長安地區的糧食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死結，開皇年間多大旱，一有大旱，往往文帝率領百官去洛陽“就食”，開皇末年文帝放關中百姓去洛陽“逐糧”，說明長安地區的環境承載力已經超過了極限。且不說大興城，楊素修建仁壽宮大肆征發民役，也用了一年時間才修成，這等浩大的宮城需要大肆毀壞樹木，這加速了環境承載力的破壞。煬帝時期即使愿意留在大興城，何以解決環境問題？

然上文提及，李唐擢才不以郡望、軍功為限，打破狹隘的關隴認識，且李唐起事中關東人才眾多，何以不在洛陽建都？這與隋末的戰爭有關。隋末戰爭開始之后，煬帝本人當時居住在江都，晉陽起兵后李淵迅速占領了長安城。在此之后，長安一直被作為李淵集團一個穩定的后方，并未經歷過大的戰亂。與此同時，河東地區先后有竇建德、劉武周、王世充等人起事，李唐與這幾股勢力長期戰爭，導致關東地區成為主戰場，這使得關東地區遭受破壞，李唐即使有定都關外的意愿，客觀條件也不能容許其定都于此。更何況長期戰亂下人口減少，在洛陽營建新都缺乏人口支持。大業五年隋戶口鼎盛，共計人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人，而歷經戰亂之后，“戶口太半為復”，直到中唐的天寶十一載，人口達到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人，此時才大致恢復到與大業五年人口數相當的水平。人口達至某一水平需要長期累積，即使考慮到隱戶這一情況的干擾，不能得出唐初的具體人數，但兩相對比，足以佐證唐初人口銳減一事。李唐想要征發民役，一則無民可征，二則隋末不惜人力而敗亡的結局正在眼前，稍有政治眼光的統治者都不敢重蹈覆轍。長安此時還有舊的大興城可以使用，且兩地之間有廣通渠溝通漕運，定都洛陽一事反而并非急切之舉。

以上是關于周振鶴先生文章的一點愚見。愚以為，周振鶴先生在隋唐之際長安洛陽的定都爭執分析中，在客觀條件上，忽視了當時長安城本身的弱勢情況與唐初人口不足以定都洛陽的現狀；在政治地理視角下，對北方文化中心論缺乏史實支撐。同時愚以為，關隴集團下限何時，這是需要論述的問題，周振鶴先生應用某一種論斷，認為隋唐定都長安是受到關隴根源的影響，本無可厚非。但周振鶴先生忽視了北周末年周宣帝開始對北朝軍事貴族政治的反動情緒，忽視了隋煬帝時期政權南方勢力抬頭，南北共生局面逐步形成的現狀。而這一史實與周振鶴先生政治視角的立論出發點緊密相連，緣何視而不見？況且從這一角度而言，隋煬帝并非守成之君，而是進一步開拓進取，從政治上建立新的國家的創業之君，因此周振鶴先生所言“王朝進取定都長安，王朝守成定都洛陽”的論斷并不準確。事實上，王朝的政治態勢只與統治者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有關，而不與都城所在何處有所關聯。決定定都地點的是城市的區位優勢與政治條件是否成熟。長安洛陽被固化為進取守成的標準，是過于機械的論斷，更無法解釋隋唐兩度并存的政治狀態。故愚姑妄言之，認為周振鶴先生在隋唐之際的分析有不妥當之處。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