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朝鮮李朝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演進過程

劉璇

摘 要：李朝時期，朝鮮文人在閱讀中國通俗小說及本國漢文小說后，常以序跋形式抒發其閱讀感受，它們便成為集中展示朝鮮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重要材料。朝鮮文人最初對中國通俗小說的認識，在中國通俗小說觀念與本國儒學觀念的雙重影響下，呈現出頗為矛盾的面貌。李朝中期，朝鮮讀者逐漸形成以道德勸誡價值、社會實際作用為評價標準的小說觀念，并開始探討小說類別、虛構性質等問題。發展至李朝后期，朝鮮文人的小說觀念進一步成熟，逐漸摒棄了僅以道德訓誡作為通俗小說唯一評價標準的舊有觀念，開始對通俗小說的創作目的、文體特質等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在此過程中，朝鮮文人逐漸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重視通俗小說的創作與批評，形成了具有本國特色的通俗小說觀念。

關鍵詞：李朝文人;通俗小說;漢文小說;朝鮮;序跋;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9）4-0099-07

朝鮮李朝（1392-1910年）與中國明、清兩朝幾乎同時，李朝太祖李成桂稱王時便與明朝建立了宗藩關系，入清后李朝繼續成為清朝的藩屬國。在此過程中，兩國一直保持著往來聘使的關系，自16世紀開始，中國的通俗小說也借由貿易、出使等交往活動流傳至朝鮮半島。受到中國通俗小說影響，許多朝鮮文人也開始模仿中國通俗小說寫作同類作品，學術界一般將此種創作形式稱為漢文小說。朝鮮文人在閱讀中國通俗小說、本國漢文小說后，常以序跋形式抒發其閱讀感受，這些序跋便成為集中展示朝鮮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重要材料。通過對這些材料進行梳理與分析，便可了解到16至19世紀朝鮮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發展演進過程。

一、李朝早期文人面對通俗

小說的矛盾心態

目前可見最早的由朝鮮文人撰寫的通俗小說序跋是許筠（1569-1618）的《西游錄跋》，收錄于其文集《惺所覆瓿稿》中。此書成書于李朝光海君三年（1611），相當于明萬歷三十九年，跋文當作于此時之前。許筠因文采出眾，曾3次任遠接使從事官接待明朝使臣，并以朝鮮使臣身份兩次出訪中國，其所收藏的《西游記》應該是其在出訪明朝時購入的。他在跋文中說：

余得戲家說數十種，除《三國》《隋唐》外，而《兩漢》齬，《齊魏》拙，《五代殘唐》率，《北宋》略，《水滸》則奸騙機巧，皆不足訓，而著于一人手，宜羅氏之三世啞也。有《西游記》，云出于宗藩，即玄奘取經記而衍之者。其事蓋略見于釋譜及神僧傳，在疑信之間。而今其書特假修煉之旨。如猴王坐禪，即煉己也;老祖宮偷丹，即吞桼珠也;大鬧天宮，即煉念也;侍師西行，即搬運河車也?；鹧咨郊t孩，即火侯也。黑水河通天河，即退符侯也。至西而東還，即西虎交東龍也。一日而回西天十萬路，即攢簇周天數于一時也。雖離支漫衍，其辭不為莊語，種種皆假丹訣而立言也，固不可廢哉。余特存之，修真之暇卷，則以攻睡魔焉。①

有學者認為，許筠此跋受世德堂本《西游記》卷首陳元之序影響頗深，文中幾處文字及象征比喻皆從陳序中化出，且文中提到“宜羅氏之三世啞”的觀點也很可能襲自王圻《續文獻通考》中抄錄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的相關觀點②。通過許筠跋文可以了解到當時明朝與朝鮮李朝之間圖書流通的情況，也能體現出中國通俗小說批評觀念對朝鮮讀者的影響。

朝鮮文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文學創作也深受儒家觀念影響。中國通俗小說傳入朝鮮后，一方面受到了部分文人及王室、兩班女性家眷的喜愛，另一方面許多持正統觀念的文人，對通俗小說中的虛構情節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如李朝文人齊大升（1527-1572）向宣祖進言認為：

頃日張弼武引見時，傳教內“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未見正史，聞在《三國志衍義》云。此書出來未久，小臣未見之，而或因朋輩問聞之，則甚多妄誕。如天文地理之書，則或有前隱而后著，史記則初失其傳，后難臆度，而敷衍增益，極其怪誕。臣后見其冊，定是無賴者裒集雜言，如成古談，非但雜駁無益，甚害義理。自上偶爾一見，甚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帶中詔，及赤壁之戰勝處，各以怪誕之事，衍成無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冊根本，故敢啟。非但此書，如《楚漢衍義》等書，如此類不一，無非害理之甚者也。詩文詞華，尚且不關，況《剪燈新話》《太平廣記》等書，皆足以誤人心志者乎？自上知其誣而戒之，則可以切實于學問之功也。③

齊大升勸誡宣祖，認為通俗小說中的虛構情節往往混淆史實，且多怪誕無稽之言，會產生不良影響。結合李朝文學批評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對通俗小說持否定意見的文人是當時的主流。

在許筠《西游錄跋》中，也有不少對通俗小說的批評之語，如他認為除《三國志演義》等少數小說外，其他小說皆不足觀。值得注意的是，許筠此跋因列舉多部流傳至朝鮮的中國通俗小說名目，很早便得到了學者注意，一直被認為是具有重要小說目錄學意義的跋文。然而，許筠一面列舉了多部通俗小說名目，顯示其小說閱讀量及熟稔程度，一面又對這些小說顯示出鄙棄的態度，顯得相當矛盾。不僅如此，從其對小說的批評之語“齬”“拙”“率”“略”等也可發現，其欣賞的當為情節較為符合史實的、敘事整飭詳細的、語言工整雅馴的小說。以此標準繩之，許筠應當對以虛構、神怪為主題情節的《西游記》頗為不滿，然而許筠卻在跋文中認為，雖然《西游記》“離支漫衍，其辭不為莊語”，但卻“固不可廢哉”，對小說的評價標準前后不一，同樣顯得十分矛盾。

不僅如此，萌芽時期的朝鮮漢文小說創作也呈現出了類似矛盾心態。朝鮮漢文通俗小說創作，當以鄭泰齊（1612-1669）《天君演義》為萌芽。在《天君演義》出現前，已經有鄭琦和《心史》以及鄭昌翼《天君實錄》。有學者認為《天君演義》是鄭泰齊在二書基礎上敷演而成④。這類小說將眼耳口鼻、喜怒哀樂等皆做擬人化處理，用以闡釋理學家所提出的心性之學，故學術界一般將其稱之為“心性擬人小說”，是朝鮮漢文小說的獨創形式。

《天君演義》卷首有鄭泰齊自序，題署為“時閼逢執徐季夏上澣菊堂居士鄭泰齊書”。按閼逢執徐即甲辰年，結合鄭泰齊生平可知，當指李朝顯宗五年（1664），相當于清康熙三年?！短炀萘x》在《心史》、《天君實錄》基礎上創作而成，從書名中的“演義”二字便可見其受到諸如《三國志演義》、《兩漢通俗演義》等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此外，小說全文共分31節，每節均有標題，與中國通俗小說章回體回目的設置也頗為相似，故可認為此書是在中國通俗小說影響下的漢文小說創作⑤。然而，鄭泰齊雖然在創作漢文小說時積極模仿學習中國章回小說，但卻在自序中對章回小說這一形式進行了批評：“嘗見史家諸書衍義，其立言遣辭，皆是浮夸，實虛而修之，有無而張之，分其事而別其題，未結于前尾而更起于下回。蓋欲利于引目而務于悅人也?！雹尥瑯映尸F出相當矛盾的心態。鄭泰齊身為漢文小說作者尚且如此，其他小說批評者的態度便可見一斑了。

這兩篇序跋創作的時間大致相當于中國的明清之際，此時中國通俗小說的創作、出版、批評均處于相當活躍的狀態，小說作家創作出多部質量較高、廣受歡迎的作品，評點家們也針對小說主旨、情節、人物等問題發表了許多深刻見解，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中國通俗小說批評話語系統。中國文人對通俗小說的評價，以序跋、評點等形式隨小說本文一同傳至朝鮮，朝鮮文人在閱讀小說故事的同時，自然也接受到了這些觀點，在創作小說序跋、模擬小說創作時不自覺受到了影響。

不過，對于朝鮮文人來說，中國通俗小說的批評觀念仍具有極大沖擊力。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小說居于九流之外，常被視作小道、末技，文學地位一直較低。而儒學傳至朝鮮半島后，經過長時間發展，又逐漸形成了自身特色。李朝時期性理學盛行，并成為國家的統治理念和指導思想。性理學重視禮治，試圖建立由家庭至朝廷的規范秩序，強調義理的實踐性。同時，性理學還認為善心、善行是實現義理的基本方法，因此對道德品行十分重視。在此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朝鮮文人，倫理道德觀念極強，格外強調培養心性對現實社會及國家生活的實用性。而在城市商業繁榮背景下蓬勃發展的通俗小說，天然具備消閑娛樂的功能，這一功能在朝鮮文人眼中既無益于學習經典，也無法修身養性，自然不值得贊揚和推廣。但是，許多中國通俗小說中序跋作者為論證通俗小說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復強調小說“羽翼信史而不違”（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以前因后果為勸懲”（無礙居士《警世通言敘》），又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朝鮮文人篤信的性理學觀念，很難不使最初接觸中國通俗小說的朝鮮文人產生矛盾與困惑。朝鮮讀者在最初閱讀到中國通俗小說及相關論述時，需要消化理解的空間，因此便不難理解中國通俗小說傳入朝鮮之初，在早期小說讀者及漢文小說作者的論述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心態了。

二、李朝中期通俗小說評價標準的確立

李朝中期，更多中國通俗小說傳入朝鮮，隨著朝鮮讀者閱讀經驗的豐富，他們對通俗小說逐漸產生了新認識，并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形成了一套評判通俗小說價值意義的標準。

隨著中國通俗小說在朝鮮的進一步傳播，女性讀者也成為其重要的閱讀群體。成書于李朝英祖三十八年（1762）的《中國小說繪模本》⑦，是朝鮮后宮成員閱讀、收藏中國通俗小說的證明?！吨袊≌f繪模本》為完山李氏⑧下令宮廷畫師金德成等人，模仿中國小說插圖創作而成的一本畫冊，卷首附有完山李氏作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的兩篇序文。

完山李氏在序一詳述了創作此畫冊的原因，言其所選擇進入畫冊的通俗小說的標準為“有可鑒可戒者，有可實可虛者”⑨，即要求選擇那些具有參照指導意義的正面故事及警示勸誡意義的反面故事，此序將教化現實意義作為揀選小說的最高標準的同時，也體現出此時讀者閱讀觀念的突破。隨著《西游記》、《封神演義》等神魔小說傳入朝鮮并受到讀者歡迎，王室讀者們也意識到通俗小說所講述的故事，既有本于史實之事，也有完全虛構之處，不需要過分強調其本事來源是否完全真實。序二則列舉多部傳入朝鮮的中國通俗小說名目，學術界一般較重視此序的文獻價值，相對忽視了此序反映出的小說觀念。此序同樣強調了入選畫冊的標準為“可鑒可戒者，可笑可愛者”⑩，并將所列小說分為“條目之大則”、“條目之小則”、“大中小帙”、“淫談怪說”四類，大約相當于歷史演義小說、人情小說（包括話本小說、才子佳人小說）、神魔小說、艷情小說四類，可以發現隨著閱讀經驗的豐富，部分讀者已經形成了較為明晰的分類意識，閱讀觀念有所成熟。

此外，在序跋中朝鮮文人還格外強調通俗小說的現實寄托，即小說所能起到的實際功用。即使是純然虛構的家庭類的漢文小說，評論者也會反復強調小說的現實教化意義。以金萬重（1637-1692）以諺文撰寫，后由其孫輩金春澤（1670-1717）譯為漢文的長篇小說《謝氏南征記》為例，全書共12回，以明嘉靖年間北京順天府宰相劉熙之子劉延壽因其妻謝貞玉無子，便納喬彩鸞為妾，但喬氏不賢，致使妻離家破，后劉延壽終于認清喬氏真面目，與謝氏團圓為內容。由于小說故事情節曲折，塑造人物生動，作者的漢文水平較高，因此有學者認為“《謝氏南征記》標志著朝鮮文學中開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是朝鮮漢文小說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吨x氏南征記》有多個版本傳世，其中韓國高麗大學藏本卷首有金春澤作于肅宗三十五年（1709）的《翻諺南征記引》，序文中說：

小說，無論《廣記》之雅麗，《西游》《水滸》之奇變宏博，《平山冷燕》何等風致，然終于無益而已。西浦（金萬重）頗多以俗諺為小說。其中所謂《南征記》者，有非等閑之比。余故翻以文字，而其引辭曰：言語文字以教人，自六經然爾，圣人既遠，作者間出，少醇多疵。至稗官小記，非荒誕則浮靡，其可以敦民彝稗世教者，惟《南征記》乎！記本我西浦先生所作，而其事則以人夫婦妻妾之間，然讀之者，無不咨嗟涕泣，豈非感于謝氏處難之節，翰林改過之懿，皆根于天、具于性而然者。

金春澤對通俗小說整體仍持批評態度，但認為由于《謝氏南征記》具有感發善心、勸誡意義，故能成為眾多通俗小說的佼佼者。實際上，金萬重創作《謝氏南征記》確實有一定的現實寄寓，當時李朝肅宗的仁顯皇后閔氏無子，肅宗寵幸庶人張氏，封其為禧嬪，打算廢黜閔氏，改立張氏為后。肅宗前朝因此分為兩派，一為南人派，支持張禧嬪;另一派為西人派，支持仁顯皇后，金萬重便屬于西人派成員。后肅宗廢黜閔氏，西人派大臣多被罷官流放?！吨x氏南征記》正是在金萬重流放南海期間所作。據趙在三《松南雜識》所言：“世傳金北軒著《九云夢》《南征記》等小說，使宮女朝夕諷誦，欲感悟圣聽，期返閔殿也。肅宗聽《南征記》而悟曰：‘無麟臾之，謝氏將焉用哉！"認為后來肅宗廢黜張氏，復立閔氏，是接受了金萬重《謝氏南征記》的勸諫。此則記載不一定完全屬實，但金萬重借小說情節影射當時后宮現狀的意味是相當明顯的，當時文人也從此角度肯定了金萬重創作通俗小說所起到的現實積極作用。

由于朝鮮長篇通俗漢文小說的作者都是深受儒家性理學影響的文人，因此他們自然會將理學所強調的道德品行、現實意義融入創作之中，因此便形成了格外強調小說實際功能的評判標準。受到金萬重《謝氏南征記》的影響，朝鮮文人還創作了多部家庭勸誡類的漢文小說，這些小說卷首序文多強調小說有助于維護社會風俗，具有現實積極意義。如李頤淳（1754-1832）模仿《謝氏南征記》而創作《一樂亭記》，講述文天祥托生為明嘉靖年間閣老徐弼之子，因納妾不賢而引發種種家庭事端，最終妾室奸計敗露，自食惡果。書前作者自序說道：“是書之作，雖出于架空構虛之說，便亦有福善禍淫底理，則此豈非罪我知我者乎？”認為此書的首要價值便是傳遞勸誡之意。雖然中國通俗小說論者最早將教化意義作為論證通俗小說存在合理性的論據之一，但中國讀者很快也意識到了通俗小說的娛樂功能，并將“娛目”與“醒心”作為通俗小說的共同評價標準。而在朝鮮文人心目中卻長期將教化意義視作小說的唯一評價標準，可見通俗小說在朝鮮有其特殊的傳播生態。

三、李朝后期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成熟

朝鮮文人的漢文小說創作在李朝后期進入繁榮期，此時出現的漢文小說在數量、篇幅、質量上均有較大突破，出現了一大批長篇漢文小說創作，如《三韓拾遺》、《漢唐遺事》、《廣寒樓記》等，涉及神魔、歷史演義、才子佳人多種小說類型。與此同時，朝鮮文人的小說觀念進一步成熟，逐漸摒棄了僅以道德訓誡作為通俗小說唯一評價標準的舊有觀念，開始對通俗小說的創作目的、文體特質等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金紹行（1765-1859）《三韓拾遺》是根據朝鮮慶尚道善山地區流傳的口頭故事“香娘說話”改編而成的漢文小說，小說成書于純祖十四年（1814），相當于清嘉慶十九年。小說講述香娘迫于父母之命，嫁于不賢之家，在受到丈夫刁難后自請離家，歸家后不久父母相繼去世，香娘守孝結束后，同郡富人迫其改嫁，香娘投水自盡之事。作者用很大篇幅描寫香娘投水自盡后，某孝廉作文祭奠香娘，香娘希望死后重生嫁予孝廉，而天庭諸神如玉皇大帝、觀音菩薩、無厭鬼王等為此展開辯論的情節，這明顯受到了《西游記》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影響，并被學者稱為“朝鮮唯一的長篇神魔小說”?！度n拾遺》卷末附有多篇序跋，其中所論觀點也頗值得注意。其中無名氏《義烈女傳序》盛贊小說中虛構神怪情節，認為小說作者乃“天下之奇才”，已經將“奇”與“異”作為評價小說的參考標準。此外，《義烈女傳序》還認為：

使左丘而生楚懷之世，離憂放逐而作賦，則其文必如《離騷》;使莊周而生漢武之時，掌金匱石室之策而述史，則其文必如《史記》;余數子咸然，又使此數子而生齊、梁、隋、唐之間，作駢儷對偶，則必如庾信、王勃……使之生元明之交，作小說填詞則必如羅貫中、王實甫;使之生今之世，演香娘義烈，則必如竹溪子;使之讀《香娘義烈傳》而敘之，則必如余，推是以往，舉可知矣。

序作者認為作家文學風格的形成與時代風尚有著密切關系，因此在通俗文學盛行的元明二朝，自然會產生如羅貫中、王實甫這樣優秀的小說家、戲曲家。同理在朝鮮漢文小說創作繁榮發展之時，同樣會出現如竹溪子一般優秀的漢文小說作家。雖然序作者列舉數位前代文人，主要意在夸贊竹溪子創作小說及自己評點小說之舉，但其序文展現出的觀點已頗有“一代有一代文學”說的意味，若將此觀點與李朝中前期文人將通俗小說斥責為“淫詞丑話”（丁若鏞《與猶堂全書》）、“不經之道”（洪直弼《眉山文集》）等語相比，可以明確感受到此篇序跋作者通俗小說觀念的進步。

此外，小說卷末所附另一篇題署為“臺山子序”的《三韓義烈女序》認為，文學創作應以“宣己而曉人”為最高目標，即作者要努力向讀者傳達內心所想所感，因此“簡言之不足，則繁詞以暢之;真言之不足，則假物而況之;正言之不足，則反意而悟之;繁而暢，不嫌其俚，假而況，不厭其奇;反而悟，不病其激”，從文體特征上全面肯定了通俗小說的價值與意義。此外，臺山子序也將“奇”作為通俗小說的最高評價標準，認為“吾宗竹溪子，天下之奇士也。所撰《三韓烈女傳》，天下之奇聞也”。

在中國通俗小說論者筆下，“奇”是通俗小說最大的內容特色，也是通俗小說最為重要的評價標準之一。明清通俗小說論者對于“奇”的論述不勝枚舉，如“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張無咎《三遂平妖傳敘》），“予謂稗家小史，非奇不傳”（煙水散人《賽花鈴題辭》）等。在此基礎上，還出現許多諸如《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古今奇觀》等以“奇”命名的通俗小說以及“四大奇書”等批評概念。有學者將中國通俗小說中“奇”之面貌概括為事奇、文奇和人奇，并認為尚奇論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小說的理論建構和創作實踐。類似的觀點在李朝后期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朝鮮文人的通俗小說序跋創作中，通過對此時朝鮮文人對漢文小說的相關論述進行梳理便可發現，此時已經有部分朝鮮文人正逐步擺脫傳統性理學觀念的束縛，認識到通俗小說以敘事、虛構的文體特質，并在此基礎上開始注重小說故事的趣味性，尚奇也開始成為其小說評價標準。

朝鮮李朝后期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變化，與積極學習中國通俗小說評點觀念有密切關系。此時朝鮮文人的通俗小說序跋創作，能夠巧妙借用中國評點學家所創作的意向與觀念。如樸泰錫（1835-？）所作歷史演義類漢文小說《漢唐遺事》，卷首錦溪序中說：“然書有生動處、關鍵處、照應處、起伏處，若看者昧作者之意，不可為何言，則如矮子看場，但聽人言笑而隨人言笑，人曰好，我亦曰好，人曰不好我亦曰不好，亦何有于消遣？”強調了評點者對于輔助讀者理解小說內涵的重要作用，這些意向實際上來源于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法》、毛宗崗《讀三國志法》等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序跋之中。又如韓國膾炙人口的以春香故事為題材創作的漢文小說《廣寒樓記》，從小說各版本卷首所附多篇序文的觀點和筆法也可看出，序跋作者深受金圣嘆評點《貫華堂第六才子西廂記》之影響。

在襲用中國小說評點概念之余，一些朝鮮文人還嘗試對其進行發展和創新，如云林樵客《廣寒樓記敘》開篇論及文章之法曰：

今有畫金剛山，而直畫寓萬二千峰者，非畫也;先畫東海上諸峰，或出或沒，然后次畫水、畫石、畫林間寺、畫云中庵，最后毗廬一峰，忽于千巖萬壑之間，則是真名畫也。近世小說得妙者惟《廣寒樓記》一書而已。

此序以作畫之法比擬文章之法，意指小說在描寫景物、敘述故事時不能簡單白描，須先做鋪墊，最后指出所寫主題方才精妙。類似觀點也見于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法》中，金圣嘆將此法概括為“弄引法”，但云林樵客在論述時以“朝鮮第一峰”金剛山作比喻，又將畫論引入通俗小說批評之中，便屬于個人的匠心獨創。

還有一些朝鮮文人在論述本國文人漢文小說時，既認為漢文小說的創作源自中國通俗小說，也意識到漢文小說是本國敘事文學創作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描寫“壬辰倭亂”的《壬辰錄》，是朝鮮漢文小說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此書的漢文本抄本有十幾種，其中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抄本卷首有題署為韓栗山作于李朝高宗十四年（1876）之序，序文中提及此本作者為竹史主人，曰：

古談之播在閭巷，如《蘇大成》《趙雄》《洪吉同》《田羽致》諸傳者，只以一人事跡鋟成諺書，以媚雌文者之愚眼，則或奇或誕，無過為《剪燈》一語。而至如《壬辰錄》，神宗皇帝眷顧之恩，宣祖大王興復之業，了然如睹，而臣民之為國秉悉，禪佛之與敵執盟，一一備在此諺，則真我東之寶史也。竹史主人頗好集文，《水滸》《漢演》《三國志》《西廂記》無不味玩，而以至諺冊中有可觀文，則雖閨門之秘而不借者，因緣貰來，然會一通，然后以為快心，肇賜竹下之史號，因其宜矣。今且讀書之瑕，欲究壬辰以來八年實，乃求其諺書播行者，逐條潛心，則許多人氣往往如蜀漢時諸將，故愛其跡，而翻其錄為真書一卷，群英事為與諸家譜略別無差錯，則或人看者，庶乎擊節而表其實，無向所謂《蘇大成》、《趙雄》、《洪吉同》、《田羽致》諸傳者之序，不可同日而論矣。

韓栗山認為竹史主人是在《水滸傳》、《三國志演義》等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下，將諺文本《壬辰錄》改寫成為漢文形式，而改寫成書的《壬辰錄》在人物描寫、故事結構上都遠超過《蘇大成傳》、《趙雄傳》、《洪吉童傳》、《田羽致傳》等朝鮮歷史軍談類諺文小說。需要注意的是，韓栗山在評價《壬辰錄》的文學成就時，已經將此書納入朝鮮敘事文學的評價體系之中了?？梢娫诶畛笃?，文人們在長期學習和汲取中國文學創作經驗后，已經逐漸意識到本國敘事文學創作已經發展成熟并自成體系，通俗小說觀念已趨成熟。

四、余論

綜上所述，16至19世紀朝鮮文人對通俗小說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矛盾到接受的過程。表面看來，朝鮮文人的通俗小說觀念一直深受中國通俗小說觀念的影響，但由于兩國小說傳播環境、文學思想觀念的不同，兩國通俗小說觀念的形成過程卻有著較大區別。中國通俗小說觀念隨著通俗小說創作出版繁榮一同發展，短時期內各種觀點互相交融碰撞，因此中國通俗小說批評發展成熟所經歷的時間較短，評價形態及基本觀點幾乎都在明清之際得以定型，后世評論者多是在此基礎上對此進行的解釋與補充。相較而言，朝鮮李朝文人的通俗小說觀念從萌芽到成熟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先由少部分文人提出，再逐漸被讀者接受。由于朝鮮通俗小說的作者與讀者多為兩班文人，因此要理解朝鮮李朝文人通俗小說觀念的演進，必須要從其知識體系入手。作為李朝文人思想行動指導思想的性理學使得通俗小說傳播受到許多阻礙，在如此環境中，仍有不少朝鮮文人能認識到通俗小說的虛構特質，并贊賞小說謀篇布局之章法、文備眾體之特征，顯得格外難能可貴。

朝鮮李朝文人對通俗小說認識的演進，既受到中國通俗小說批評觀念的影響，更是在其閱讀、創作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自覺意識。在這一過程中，早期對通俗小說的輕視態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轉。因此有學者對此過程總結認為，中國通俗小說逐漸在朝鮮傳播開來，使得朝鮮文人開始以中國通俗小說批評話語為藍本進行創作，“以金圣嘆的‘慟哭古人‘留贈后人為其創作張目，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朝鮮時期傳統的視小說為‘小道，或僅以‘消閑看待小說的觀念，使小說創作和批評也可成為一種留給后人的‘名山事業?！背r文人的通俗小說觀念便是在較為保守的文化氛圍下，逐漸向中國通俗小說批評觀念靠攏，并在此過程中產生了自覺的批評意識，因而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與價值。

① [朝]許筠：《西游錄跋》，《惺所覆瓿稿》，《韓國文集叢刊》（卷74），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249頁。

② 漆瑗、陳大康：《許筠與中國明代小說》，《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李朝實錄·宣祖實錄》（第一），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版，第40頁。

④ 呂凱：《韓國漢文小說——天君演義之正心懲欲思想》，《韓國學報》第十一期。

⑤ 李小龍：《中國古典小說回目對朝鮮漢文小說的影響》，《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5期。

⑥ 鄭泰齊：《天君演義自序》，陳文新、閔寬東《韓國所見古代小說史料》，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⑦ 《中國小說繪模本》由韓國學者曹喜雄于1973年發現，此書原題為“支那歷史繪模本”，但朝鮮李朝作為明、清兩朝的附屬國，絕不會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因此，據樸在淵《關于萬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一文推測，“支那歷史繪模本”這一書名當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統治韓國時，由日本司書改裝并改題的，故將此書定名為“中國小說繪模本”較為妥當（見《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開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頁）。

⑧ 有關完山李氏的身份，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為暎嬪李氏，樸在淵認為《中國小說繪模本》卷首兩篇序文分別寫于藏春閣、麗暉閣，這兩處宮殿都為朝鮮后宮的居所，在英祖時唯一的李姓后宮只有思悼世子之母暎嬪，故而可知此書當為暎嬪下令宮廷畫師所作（見《關于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開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496頁）。二、為思悼世子李煊，鄭炳說和全胄賢認為藏春閣和麗暉閣屬于思悼世子李煊的屬殿，且思悼世子文集中有與《中國小說繪模本序》非常相似的文章，故而認定《中國小說繪模本》當為思悼世子命朝廷畫師所作（見《朝鮮王朝時代〈中國小說繪模本〉中的〈水滸〉插圖考察》，《中國學研究》（第15輯），濟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頁）。

⑨ [朝]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序一》，《中國小說繪模本》，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1頁。

⑩ [朝]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序二》，《中國小說繪模本》，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版，第3頁。

O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oncepts of Popular

Fiction by Men of Letters in the Ly Dynasty in Korea，

with the Focus 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Liu Xuan

Abstract： In the Ly Dynasty， when men of letters in Korea read popular Chinese novels and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in their own country， theyd often express their feelings in the form of a preface or a postscript， thus becoming important material displaying concepts of popular fiction by Korean men of letters. In the beginning， under the doubl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ncepts of popular fiction and the Confucian concepts in Korea， knowledge of popular Chinese fiction by Korean men of letters appeared to be contradictory. By the middle Ly Dynasty， Korean readers began forming the fictional view in which moral values and social utility served as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and they began discussing issues like genres and nature of fictionalization. By the late Ly Dynasty， the Korean views of fiction grew further mature as they gradually gave up evaluating fiction with moral values as the only standard and began on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ings like purpose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 In the process， Korean men of letters gradually broke with the confinements of traditional views as they emphasized th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popular fiction， forming views of popular fiction of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en of letters in the Ly Dynasty， popular fiction， Chinese-language fiction， Korea，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