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佞之間

王早娟

在中國宗教史上，中央集權體制下的皇權在處理政教關系時總是掌握著絕對的主動權，統治者的態度與政策往往成為決定宗教命運的首要因素，因此，適應政治并獲得皇權認可的宗教一般都能獲得良好的發展空問，反之則會遭受擠壓甚至被徹底毀棄。當然，因為宗教在精神領域的優勢及其在民眾之中的深厚影響，特別是宗教所具有的安撫人心、和諧關系的功能，也使得一些統治者對某個或某幾個宗教情有獨鐘，甚至頻繁出現佞佛現象，試圖利用這些宗教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于是，在中國歷史上，政教關系總是在毀佞之間起伏跌宕，在毀佞之問彼此呼應，在毀佞歷程中逐漸走向一個相對穩定的形態。南北朝時期南北方各自的政教關系對佛教命運的影響便是尤為鮮明的例證。

李利安、崔峰合著的《南北朝佛教編年》（以下簡稱《編年》，引文只注頁碼）以南朝和北朝兩條線索為框架，每條線索之中又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在詳細考索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基礎上，用文獻本身的記載，逐一呈現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全部有史可證的史事，將佛教及與佛教相關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一網打盡，以編年方式完整呈現南北朝佛教的發展歷程。借助這本書，無論是考察佛教經濟，還是佛教思想，抑或是三教關系，都可以從逐年逐月編排的史事中尋找到縱向變化的清晰軌跡。從政教關系這個角度來看，由于南朝和北朝在地域特征、民族關系、文化背景、經濟基礎、政權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在佛教與政治的關系方面也有不同的發展軌跡，特別是北朝兩次慘烈的毀佛和南朝長時問的佞佛之間形成鮮明的南北對照。而具體的南北朝之內，北朝在毀佛的同時有佞佛或類似佞佛的過程，南朝在佞佛的同時也存在詆毀佛教的勢力，南北朝佛教與政治的關系就是在這種毀佞之問不斷摸索，不斷前進，逐漸走向穩定的中國化政教關系模式。

南北朝佛教“上承漢魏兩晉時期中國佛教的初期傳播，下啟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鼎盛”（前言，1頁），成為中國佛教持續上升的一個重要過渡時期，也是中國政教關系的“重要開創時期”。通過《編年》，毀佞之間的起伏變化和南北之間的遙相呼應都可以通過可靠的史料得以準確地呈現。

一、毀佛：北朝政教關系的跌宕起伏

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北方已經獲得廣闊的社火生存空間。寺院經濟與思想傳播同步發展，物質基礎和信仰力量促成佛教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存在，并與皇權之間形成微妙的關系，加之三教關系糾葛其中，政教關系的演進在這些復雜的力量的交織中不斷向前，一年又一年，歷史終于走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時期，“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滅佛事件”（19頁）。從《編年》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次事件從背景鋪陳到逐漸發酵并最終爆發，朝臣崔浩是關鍵人物。崔浩是漢代以來北方望族“清河崔氏”人，其曾祖、祖父、父親相繼官至高位，他喜歡鉆研玄理術數，二十歲左右即任著作郎。四二0年，崔浩結識嵩山道士寇謙之。太武帝拓跋燾繼位后，寇謙之自稱得到老子玄孫李譜文所授六十卷《圖篆真經》，并將其獻給朝廷。在崔浩的影響下，拓跋燾“欣然納之”，并且“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大家子弟百二十人為道士”（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冊，354頁上）。此后拓跋燾奉祀道教，并于四四0年改年號為“太平真君”，由此佛教在北方的發展便日漸艱難。

四四四年，朝廷“禁止官民私養沙門”（29頁），如有私藏者，誅殺滿門。四四五年，拓跋燾討伐西北地區的盧水胡人蓋吳及其部下，到長安后，發現佛寺藏有兵器、富人寄存的財物以及朝廷禁止使用的釀酒器具，崔浩借此勸拓跋燾滅佛，一場佛教進入中國以來最大的災難就此拉開帷幕。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三月，拓跋燾下詔：“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保ㄋ抉R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四，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3923頁）佛像被毀，佛經被燒，僧眾無論少長悉被活埋，佛教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四五0年，太武帝病重，疼痛難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冊，354頁下），加上崔浩又對當時宮廷丑事秉筆直書，彰于天下，拓跋燾一怒之下腰斬了崔浩。第一次“慘烈的滅法”到此戛然而止。四五二年，拓跋燾死后，“文成帝下詔重振佛教”（35頁）。這一中國歷史上首次滅佛事件前后歷時七年，其問大批僧眾隱入山林，在極端嚴酷的環境下度過信仰的寒冬。

北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孝文帝遷都洛陽，支持佛教發展。到宣武帝永平二年（五0九），洛陽城中西域來的僧人已達三千余人，永明寺專設千余問房合供外來僧人居住。到五六年之后的延昌時期，北魏計有佛寺一萬三千余所，僧人亦多達二百萬。北天竺人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五0八）攜帶大量梵文經典經西域至洛陽，受到宣武帝禮遇，敕住永寧寺，與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共同譯經。大量佛經的翻譯有力地推動了佛教在漢地的流播。到北魏孝明帝時，佛教得到來自統治階層的大力扶持。魏明帝元詡年（五一五）即位時年僅五歲，執政的胡太后大力支持佛教，開窟造像，修建佛寺佛塔，佛教盛極一時。

若仔細檢索《編年》所呈現的所有涉及政教關系演進的史事，就會發現，政教關系在短暫的親密之后，開始了又一輪疏離的過程。佛教的發展，特別是寺院經濟的過度發展逐漸引起一些政治家的擔憂和不滿。五二0年，張普惠上表，責備明帝“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于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云殿，遠邀未然之報”（魏收：《魏書》卷七十八《張普惠傳》，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1737-1738頁）。由此引發政教關系的再度緊張，到了北周武帝的時代，一個重要人物衛元嵩出現了。

衛元嵩本四川沙彌，但他不事研佛卻偏偏喜好讖緯術數，北周時還俗長安，與道士張賓交好，并“上書省寺減僧”（457頁）。當時正值北周戰爭需要人力支持，而佛教僧眾不但擁有獨立的土地，且免于兵役，因此武帝有意毀損佛道兩教，以儒教行于當世。五七三年，“周武帝宣旨日六經儒教于世為宜”（499頁）。僧人慧遠就此與武帝論爭，往來十二回合。武帝以為“真佛無像，空崇塔廟”，“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之甚，國法豈容，并令反俗，用崇孝養”（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九冊，358頁中）。于是，五七四年，“北周武帝廢佛還俗僧道二百余萬”（503頁），同年五月，“周武帝下詔罷釋道二教”（504頁）。五七七年，三十五歲的武帝宇文邕攻下齊都鄴城，盡“毀齊境經像”，一時間僧尼三百余萬還俗，北朝第二次滅法蔓延于整個北方，政教關系之緊張也再掀高潮。

隨著年代的更替，幾乎在轉眼之間就到了五七八年。這一年，“周武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511頁）。同年即位的宣帝下詔復興佛法，北朝第二次滅法歷經四年，遂告結束。

北朝的兩次“滅法”都是在佛教不斷扎根的過程中發生的歷史逆轉，這種以政教關系高度緊張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歷史事件，看似個別人的教唆和某個皇帝的所為，但實際上若仔細檢索《編年》所記的諸多史事演進序列，就會發現這其中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的一個過程。兩次前后相互呼應的滅法形成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構成北朝政教關系的主軸，為中國式政教關系的摸索與最終成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二、佞佛：南朝政教關系的復雜推進

與北朝的兩次慘烈滅法截然不同，南朝統治者卻表現出對佛教的持續支持與利用，政教關系不但沒有北朝那樣的大起大落與激烈對抗，而且呈現出和諧共榮的基本態勢，對佛教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南朝一共有宋、齊、梁、陳四個朝代。這些朝代都在前朝良好的佛教發展態勢的基礎上繼續實行支持佛教的政策。劉宋諸帝中，文帝最重視佛教，并常和慧嚴、慧觀等論究佛理，開南朝帝王倡佛之先河。蕭齊帝室之中，齊武帝力推佛教，其子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著有《凈住子凈行法門》《維摩義略》等，將佛教理論之傳播推向一個高潮。當歷史的時針指向梁武帝時，南朝佛教達到全盛。

五0二年梁代齊而立，即位之后的梁武帝蕭衍力推佛教。五0三年，剛入不惑之年的蕭衍親率道俗兩萬余人在重云殿親制發愿文，要“永棄道教”，文稱：“弟子蕭衍比經荒逆，耽事老君。累葉相承，深此邪法。今合棄奮習，歸仗正因。愿使未來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得神仙?！保畛＃骸斗鹱鏆v代通載》卷九，《大正藏》第四十九冊，544頁下）這足見蕭衍摒棄道教的決心和誓證菩提的愿力。梁武帝不只自己信佛，還要求朝臣及民眾皆奉教事。歸心佛教之后，梁武帝對佛教戒律進行變革。天監十年（五一一），他頒布《斷食酒肉文》，從自身做起，也要求所有僧尼斷絕酒肉。天監十二年（五一三）又下《斷殺絕宗廟犧牲詔》，改變了用動物進行祭祀的禮法。普通元年（五二0）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691頁），時人以為此乃梁武帝至德所感。太子蕭統亦以簡素行事，衣舊衣，斷肉食。同月，梁武帝在宮中從僧人惠約受具足戒，以一個釋子的戒律嚴格要求自己。受具足戒開啟了梁武帝此后既作為帝王又作為佛教徒的人生。

為了支持佛教的發展，梁武帝于五二七年“駕幸同泰寺舍身，改元大通”（703頁）。此后又于五二九、五四六、五四七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皆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這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帝王奉佛事件。蕭衍在位四十八年，對內以佛治國，對外以佛邦交，成為歷史上有名的“皇帝菩薩”，佞佛達到南朝之極致。

此后陳代諸帝繼續效法梁武帝的奉佛國策，因梁陳交替之際侯景之亂被破壞了的寺院，絕大部分得以修復。陳武帝曾設四部無遮大會，到大莊嚴寺舍身，由群臣表請還宮。他還曾“廣流《大品》，尤敦三論”，大力倡導佛教義學。此后的文帝，仿照梁武帝之法，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并舍身，召集僧眾舉行《法華》《金光明》《大通方廣》《虛空藏》等懺，并別制《愿辭》，自稱菩薩戒弟子。宣帝仍堅持奉佛之策。而到了陳朝末際，后主繼續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并合身大赦，佛教之盛，一直走到南朝終結。

盡管在南朝也發生了諸如神滅神不滅的思想沖突以及侯景叛亂導致的佛教災難，但總體上看，南朝政教關系是在一路高歌中唱響和諧共榮的樂章?！霸谒枷敕矫?，南朝的佛經翻譯以及隨之而來的各家師說為隋唐時代的創宗立說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實踐方面，南朝佛教無論在信仰類型的多樣化，還是修行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在實際落實上，都獲得全面的展開，直接帶動了佛教思想在寺院及寺院以外各個層面的普及。在佛教管理方面，僧官的任命、寺院三官的選拔、僧籍制度的確立、佛律新規的制定，為以后歷代統治者管理佛教提供了借鑒。在佛教道場建設與寺院經濟方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成為佛教進入中國之后寺院建設突飛猛進的時代，寺院經濟也得到了高度的繁榮?！保ㄎ旱廊?、李利安：《世界佛教通史》第三卷.337頁）

三、毀佞之間：南北朝政教關系殊途同歸

如果說北朝佛教經歷兩次毀棄而呈現出類似W型的命運低回走向，盡管也有奉佛之策及佛教建設的迅速發展，但在政教關系方面，毀佛棄佛成為明顯的歷史主軸，那么，南朝佛教則經歷了類似V型的命運高亢走向，雖然也有侯景的破壞和范縝的攻擊，但在政教關系方面，佞佛奉佛成為歷史演進的主軸。

毀佛與佞佛只是從統治者的角度觀察政教關系的一個視角，而且即使在這個角度下的觀察，也可能有其他的視角，只是毀與佞這兩種極端化的歷史進程可能更有利于我們觀察南北朝時代佛教與政治關系的基本格局與基本走向。

從北朝的情況來看，自從西晉滅亡以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中國社會政治格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并在文化體系方面出現激烈的重組，這一變革的過程一直持續到北朝時期。一方面，少數民族統治者既與以儒家為主的漢文化有一定的隔閡;另一方面又必須向漢文化靠攏。在民族沖突與政權更替的過程中，這種微妙的文化關系也出現曲折的變化，表現在與佛教的關系方面，也是一種緊張狀態，雖然也出現夷人信夷教，政教親近，但在諸多歷史元素的激發下，特別是經濟利益、政治斗爭和三教關系的交織中，北朝政權與佛教之間的關系演進可以從兩次毀棄佛法的事件中得以清理出比較明晰的軌跡。這種政教關系的軌跡，既呈現出矛盾的緊張性，在激烈的沖突中踏出沉重的歷史足跡;也呈現出過程的曲折性，在親疏與分合的轉變中交織出起伏變化的脈絡;同時還呈現出結局的不可逆轉性，政教關系沖破重重迷霧，在政主教從的主體格局中走向相互呼應，并為佛教的命運走向奠定了政治的基礎，佛教在北朝的發展也獲得空前的進展。

從南朝的情況來看，自從三國時代的吳國和東晉以來，南方佛教便在文化的激烈沖突中獲得持續的發展，社會的動亂和文化格局的重組，為佛教進入南方社會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統治者絕大多數都選擇了大力支持佛教、利用佛教的國策，致使南朝佛教與政治的關系基本呈現出和諧共榮的走向，并由此導致三教之問的論爭不但沒有起到抑制佛教的作用，而且促進了人們對佛教的理解和寬容，佛教在文化優越性不斷增強的過程中，依靠政治的力量獲得巨大的發展，并在經濟基礎方面得到強勁的支撐，在信仰方面得到廣泛的普及，在文化方面形成相當的深度，佛教進入中國在南方獲得極大的成功。這一歷史的歸宿與北朝相比，可謂殊途同歸。

南北朝是佛教中國化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文化三教會通的奠基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佛教積累了處理政教關系的豐富經驗，“形成了順應政治的基本姿態以及呼應政治的智慧，基本取得了統治者的認同，奠定了后世政教關系的基本走向”（序言，3頁），并最終獲得在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政治基礎。如今我們在欣賞這一時期開創并遺留的石窟佛寺時，除了體驗佛教藝術和信仰，還應思考佛教融入中國時在佞毀兩端不斷沖撞和不斷磨合的那段歷史及其對佛教自身命運的深刻影響。

（《南北朝佛教編年》，李利安、崔峰著，三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