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伍慧明《骨》中文化身份的空間定位

張琴

內容摘要：在美國華裔作家伍慧明的處女作《骨》中，空間書寫是作者建構華裔文化身份的手段。小說中不同世代或背景的華裔對于唐人街的不同態度，體現出他們在中美兩種文化之間所做出的選擇。就小說而言，老一輩的華裔移民寧愿固守在唐人街的狹窄空間中，體現出他們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留戀。新一代的華裔卻對唐人街有著更為復雜的情感，兩位妹妹在困境中選擇了死亡或自我流放，體現了她們對于身份的困惑。而小說的敘述者萊拉最終在出走和堅守之間做出妥協，選擇在華人社區與白人社會接壤的邊土地帶生活。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探討不同人物的空間選擇，深入剖析空間與文化身份之間的對應關系，以及邊土地帶對于華裔移民建構混雜性文化身份和主體性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伍慧明;《骨》;空間;文化身份;美國華裔文學;邊土地帶

Abstract： In the novel Bon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Fae Myenne Ng has employed the space as the major means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backgrounds take up diverse attitudes to the Chinatown， which reflect their choi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The first generation prefers to be confined to the Chinatown， which shows their attachment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econd generation， however， has more complicated feelings. Nina and Ona go to the extremes， while the narrator of Leila compromises and settles down i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Chinatown and American mainstream society. Thu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pace writings a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borderland for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American hybrid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subjectivity.

Key Words： Fae Myenne Ng; Bone; space;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orderland

美國華裔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處女作《骨》（Bone， 1993）以唐人街為故事背景，講述了一個舊金山華人家庭如何面對女兒自殺的故事。小說開始時所有的故事已然發生：敘述者萊拉是家中長女，已婚;母親與繼父利昂已分居;二妹安娜已跳樓而亡;三妹尼娜已搬至紐約。傳統意義上的敘述時間都處于完結的狀態，這使得空間成為敘事的主要維度。在這部小說中，空間不再是靜止或被動的場域，而是推動敘事發展的線索。學者們曾對小說中的空間做出過解讀，如亞裔學者駱里山（Lisa Low）在著作《移民法案》（Immigrant Acts）中，將這部小說中的“空間”列為解讀美國華裔社會生活的歷史范疇 （120）。華裔學者周曉靜在《他者的城市》（Cities of Others）一書中指出，“在某種程度上，小說《骨》中的空間是一個敘述者，見證了華裔所遭受的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97）。兩位學者均肯定了空間在小說歷史敘事中的重要作用。在這部小說中，空間書寫不僅是敘事的重要維度，而且是作者用來建構華裔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小說的故事背景主要發生在唐人街。唐人街是位于美國土地上的華人族裔社區，作為 “封閉保守的社會原型和移民飛地”（Lin 1），這里得以保留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外界的美國文化之間產生了斷裂、對峙，在空間上反映出不同世代和背景的華裔的文化身份定位。

一、閉守唐人街與早期移民的文化身份

小說通過第三代華裔女青年萊拉在唐人街的漫游，以當代人的視角重新觀察和審視早期華人移民的生活空間，從而揭示出他們的中國文化身份選擇及其背后的原因。

萊拉眼中的唐人街就是老一輩移民們的中國。她對唐人街“三藩公寓”的觀察較為典型地體現了這一觀點。早期華人在唐人街的居住地主要是位于克萊街的“三藩公寓”。早年美國的《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勞工攜帶家屬入境，一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單身漢社會由此誕生?！叭ⅰ北闶钱敃r單身勞工的棲身之所，也成為早期華人們相互幫扶的家園。繼父利昂的“契紙父親”梁爺爺臨終前的日子便是在“三藩”度過的。利昂年輕時曾生活在這里，多年后他的二女兒安娜跳樓自殺，為了逃避社會和家庭的各種矛盾，他再次搬來這里獨居。萊拉認為，在美國，“三藩”就是“我們家最具歷史的地方，是我們的起始點，是我們新的中國，”在這里，“利昂的一生似乎是畫了一個圓”（伍慧明2）。在她的眼中，這個隨著曾經的青年華人老去而成為老年公寓的“三藩公寓”是她和當下青年華人的祖居之地。梁爺爺以及其他早期移民在此相繼終老、繼父利昂重新回到年輕時居住過的三藩公寓，無不反映出老一輩移民們對華人生活圈的堅守。

青年萊拉在唐人街的漫游，復現出早期移民的唐人街生活空間。這里有 “大叔小吃店”、曾是有名的“剃頭街”的魏芙里街、華人餐館、興吉食品店、“大眾小吃店”等，展示了唐人街的歷史以及早期華人單身漢的生活軌跡，同時也反映出唐人街作為相對獨立的文化社區所必備的各種功能：娛樂、飲食、宗教、教育、貿易等。由此不難看出，早期移民選擇閉守在唐人街社區，不僅是出于生存的客觀需求，而且體現了主動趨向祖國文化的主觀意愿。共同的語言、興趣、飲食習慣、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經歷等將這些華人聚集在此，而背后的中國文化傳統則給這些流散在外、漂泊不定的移民們帶來了安全感和精神安慰，成為維系華人之間的重要紐帶。

在小說中，父親利昂、祖父梁爺爺等老一輩華裔移民閉守在唐人街的狹窄空間中，表現出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留戀。對于這些早期的華裔移民而言，美國只是他們前來淘金和尋找幸福的旅居地，回鄉是他們魂牽夢縈的夢想，他們希望終有一天可以衣錦還鄉，或死后將骨灰運往中國。他們帶著對中國的記憶生活在唐人街，完全復刻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語言、風俗、飲食習慣等。唐人街已經成為早期華人移民心目中中華文化原鄉的象征。

事實上，在小說中，萊拉的漫游也揭示出早期移民閉守唐人街的其他深層原因，語言和文化的隔閡、經濟上的困頓、白人社會的歧視等都使得他們無法融入美國的社會環境，不愿離開唐人街。正如美國學者杰夫·特威切爾·沃斯所說，“這些年老的移民的根從他們原來的文化土壤里被拔出來，卻沒有被允許深扎在新的國土里”（杰夫，《序言》2）。由于語言和文化的隔閡，華裔移民自覺無法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更加無法接納美國文化，他們寧愿在唐人街這個封閉的社區里相互協助謀生。小說中，無論是繼父利昂、梁爺爺或母親都無法放棄對故國的情感，卻又無法融入美國社會與文化，他們只能在狹窄擁擠的生存空間中，把日以繼夜的工作看作是唯一的宣泄途徑。

在萊拉的漫游視野里，“三藩公寓”的特征是狹窄、廉價、貧窮與孤單。這里的空間格局更像是廉價的學生公寓，“每層樓有一個洗手間，一個洗澡間，休息室是大家共用的，樓里沒有廚房”（伍慧明2）。公寓缺乏基本設施，住戶亦無從保護自己的隱私。利昂是獨居在此的廢物制造專家，他的“屋子里有一股老人的味道，到處堆的都是廢物”（3）。同時，他也是個垃圾收藏高手，家里的快餐盒、錫紙盒、罐頭盒、紙杯、吸管等堆積如山。正如萊拉所觀察到的，利昂的窗臺上，“還有幾只洋鐵罐頭盒子，一個里面裝著一團紅色的打結了的繩子，另一個里面塞滿了纏在一起的膠皮帶子。第三只盒子里裝滿了點香剩下的香灰。從這些盒子后面的窗戶看過去是遠處的科伊特塔”（3-4）。這里萊拉將利昂廢棄的罐頭盒子與遠處的科伊特塔進行了空間上的并置?？埔撂厮母呗柌毮?，更加凸顯了唐人街的困窘與默默無聞。作為美國舊金山的一座藝術性建筑，科伊特塔位于電報山山頂的先鋒公園，是美國白人權力與財富的空間象征。利昂每天從窗戶就可以看到遠處高聳入云的科伊特塔，對于他而言，這座塔便是近在眼前、卻遠在天邊的美國夢。任憑利昂在唐人街如何奮斗與掙扎，都始終擺脫不了華人勞工階級的殘酷命運。因此，作為在美國遭受剝削、無家可歸的單身漢的聚居地，“三藩公寓”是華裔移民遭到“種族閹割”的空間表現，體現了華人夢想與美國夢之間的脫節和不兼容，反映出華裔在美國本土空間被邊緣化的他者地位。

早期移民之所以選擇閉守在唐人街，經濟困窘是其主要原因，這也體現在唐人街的空間分配上。由于受到了美國勞動與資本的社會關系的制約，一房多用成為唐人街空間分配的常態。小說中，當利昂的契約父親梁爺爺病逝后，“停放梁爺爺尸體的房子像那具棺木一樣，只是暫時性的替代品。那所房子的店面面朝樸茨茅斯廣場，那些用來擋住光線的塑料條看起來就像魚店門口的老橡膠圈”（102）。當老人們去世之后，停放他們尸體的地方兼具多種功能。停尸間只是停放尸體的權宜之地，之后還“兼做盛記雜貨店的倉庫、人人書店、孔大師的北拳武館和中國人教育服務中心”（103）。唐人街居民的生活空間之狹小可見一斑，這恰是種族、階級不平等和社會邊緣化在空間上的具體表現。此外，唐人街的空間隔離與分配使得華裔勞工隨時可以處于工作狀態。工廠和家庭的空間分配使得唐人街儼然成為了聚集廉價勞動力的空間。小說中萊拉與母親曾住在制衣廠樓上的公寓里，母親在那里學會了縫紉機所有的技術。雖然唐人街的制衣廠因其苛待勞工而被稱為“血汗工廠”，但因其“工作時間較有伸縮性，制衣女工可將工作帶回家去，按件計酬”（陳依笵 309），當時仍然是大多數街坊婦女的工作首選?！拔摇钡哪赣H每天都將衣服帶回去加班，當她每天來不及把飯咽下去就坐在‘凱歌牌縫紉機前時，居住空間便已悄然轉變成了工作空間?！巴砩衔覀冧伌驳臅r候，她還在做衣服。發紅的燈光把衣服的針腳照得模糊不清。街上的嘈雜聲早已消失，而她的機器聲還一直不斷。而清晨我們還沒醒來的時候，媽就已經在工作了”（伍慧明 39）。另外，梁家后來所開的雜貨店也是活動空間與工作空間混雜的結合體?！癓.L.雜貨店就在太平洋大道上，挨著鮑威爾街，在汽車站的對面”（191）。雜貨店是萊拉一家人的活動空間。他們在店里工作、生活，體現出他們生活的困頓。尤其是萊拉的母親，在血汗工廠、在雜貨店、甚至在家里，她都是廉價勞工，她在任何一個空間里都得不到娛樂，只有付出與辛勞。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社會關系的產物。這恰好可以解釋唐人街空間的混雜性。壓縮的空間、混合的布局，是華裔移民為了適應美國的勞動和資本市場關系而不得不采用的空間生存模式，而這一模式是華裔在美國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也造就了唐人街這樣一個自我循環和自我生存的封閉社會。

二、逃離唐人街與新一代華裔的身份迷失

新一代的華裔對唐人街有著更為復雜的情感，梁家的兩位妹妹在困境中選擇了死亡或自我流放，對于異域空間的選擇體現了她們對于身份的困惑。小妹尼娜選擇徹底忘記并遠離唐人街，去往東岸的大都市紐約生活;二妹安娜采取的方式則最具毀滅性，她選擇跳樓自殺，給家人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傷痛。她們之所以遠離或放棄唐人街，背后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但都表現出在身份選擇上的困惑與迷惘。她們在美國出生長大，其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美國化，在家中不可避免地會與中國父母產生激烈的矛盾沖突。同時，她們的身體特征，如黃皮膚和黑眼睛，使她們在外無法擺脫種族歧視的陰影。這種夾縫式的生存狀態使她們不僅經歷了生理錯位，還經歷著心理錯位和身份迷失。

小妹尼娜是一位逃離者，相較于家里的其他成員，她更趨向于美國的主流社會，她對中國文化的反感最為深刻，對中國傳統的不屑與排斥表現得也最為直接。她無視父母的震驚與憤怒，毫不在意地在父母面前坦白墮胎的事實，對他們的呵斥充耳不聞。她摒棄了中式的餐具筷子，“用叉子在盤子里吃米飯，現在只用筷子插頭發”（30）。對于尼娜而言，唐人街會讓她想起幼時家中經濟的困窘，她認為那兒的“生活太苦了”，“在那兒吃飯”總感覺要“回到家里去縫褲邊兒，或者回去組裝收音機零件”（29）。同時，唐人街也會讓她想起父母關系的不睦、無法言說的傷痛以及格格不入的社會關系。因此，尼娜選擇遠離壓抑的唐人街，從西海岸的舊金山搬到遠在東海岸的紐約，成為了一名空姐?？臻g上的距離也象征著尼娜希望切斷自己與所有中國傳統文化、消解自我華裔身份、徹底融入到美國主流社會的強烈愿望。

盡管尼娜通過遺忘的方式來逃離唐人街，但她卻很難與唐人街的一切做徹底的切割。透過萊拉的觀察，作者告訴我們尼娜的這種逃離并沒能給她帶來理想的生活狀態，“我總是想，尼娜做得最好，因為她逃離了日復一日，每分每秒都要面對的一切……但這次我去紐約，卻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我看到尼娜仍在受著煎熬”（29）。萊拉還是能夠“感受到尼娜內心深處的孤獨”（135）。尼娜為自己的自我放逐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她不得不獨自忍受由于遠離家人而造成的情感上的疏離，以及自己內心中的孤獨空虛。事實上，沒有人能夠真正擺脫傳統和家庭。對于尼娜來說，她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她逃離了華裔社群，卻也不能真正地融入美國文化中，因此伴隨著她的逃離，她身份上的迷失和困惑從未消失。

二妹安娜則選擇了死亡這種最為毀滅性的方式來逃離唐人街。表面上，安娜是愛情的殉葬者。她與西班牙裔男友奧斯瓦爾的愛情遭到家人的極力反對，但她不愿意聽從父親的命令，更不愿遵照中國傳統文化去犧牲愛情、做孝順女兒，于是她離開唐人街，靠吸毒逃避現實，但最終選擇跳樓自盡。究其更深層次的原因，作為家中“中間的女兒”（165），安娜似乎陷入了所有的麻煩之中。當她面對家人時，她無法表明埋藏于心底的真實感受和愿望;但走出唐人街，她也并不感覺舒服?！凹词故呛蛫W斯瓦爾多的那幫朋友在一起，她從沒有認為自己真正融了進去”（204）?？臻g的不適感體現了她對于身份的困惑，也成為她面對外人的難言之隱。小說中作為中國性意象符號的唐人街被建構成了一個巨型的壓力網，家庭、鮭魚巷和整個唐人街的歷史與現實相互交織，摧垮了有強烈家庭意識的、生性樂觀的安娜。

安娜離開的時間和地點也具有特別的意義。安娜選擇臨近新年的時候，在伊迪斯·伊頓學校旁邊的南平園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首先，新年意味著舊的結束和新的開始。安娜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唐人街，“總是覺得自己像被卡住了，動彈不得”（165）。安娜卡在父母阻撓與自由愛情之間，卡在華裔和白人家庭之間，卡在自由獨立的美國女孩和溫順乖巧的中國式女兒之間，卡在唐人街內和唐人街外之間。于是她試圖結束這種夾縫之中的生活狀態，通過結束生命來逃離眼前的“舊”的生活。另一方面，從字面上理解，“南平園”是類似“和平花園”（15）的意思，盡管對于她的家人來說，“南園是不吉利的地方，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15）。而她選擇跳樓的樓層“十三”和她們家鄉方言里的“拾生”（to live）諧音。由此可見，安娜的縱身一躍，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重生。

小說中的安娜和尼娜是第二、三代美國華裔移民的縮影。她們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選擇了較為極端的方式來結束生命或放逐自我，以此在唐人街傳統空間和美國其它空間中尋找出路。當大姐萊拉親眼目睹了兩位妹妹的生存困境后，她開始訴諸第三種更為理性合理的方式。

三、移居邊土與當代華裔身份定位

小說的敘述者萊拉在親眼目睹周遭人的空間境遇后，最終在出走和堅守之間做出妥協，選擇在華人社區與白人社會接壤的邊土地帶生活，體現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態度，并完成了她混雜性文化身份的建構。萊拉試圖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間中尋找契合點：一個是與家人共同生活的鮭魚巷（Salmon Alley），另一個則是男友梅森在教會區 （Mission District）的住處。鮭魚巷位于唐人街內，這里有嘈雜的街道、日夜轟鳴的制衣機器和血汗工廠，承載了萊拉所有的童年回憶。而教會區則是舊金山重要的拉丁美裔的聚集區，有少量的華裔移民也生活在此。高度混雜性的種族、語言和文化存在于教會區，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即連接唐人街和美國白人主流社區的“邊土地帶”。

美國奇卡納女性主義理論家格洛麗亞·安扎爾杜瓦（Gloria Anzaldua）在其奇卡納女性主義理論①開山之作《邊土：新混血女性》（Borderlands /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中將這種混雜之地稱為“邊土”（orderlands）。她認為，“只要兩種或多種文化并存，不同種族的人同時生活在同一地域，上、中、下不同的階層相互接觸，或者兩個人之間的距離縮小，關系逐漸親密，邊土就會出現”（Anzaldúa? 序言）。而生活在邊土地帶，也意味著身份的多樣性和流動性，人們不斷地在不同的族群中尋找歸屬感，這個過程既充滿痛苦，也滿載快樂。安扎爾杜瓦認為，“生活在邊界和邊緣地帶，保持不斷變換的、多重的身份的完整性，就像漂浮在‘相異的成分中。我感覺到我的某些能力和意識中休眠的區域被激活，復蘇了”（Anzaldúa? 序言）。事實上，邊土地帶也同時構建了一個第三空間，能夠激發人潛在意識的覺醒，讓人充滿對無盡可能性探究的欲望。安扎爾杜瓦認為，行走在不同的文化中，女性應該“培養一種對含混（ambiguity）的包容心態”（Anzaldúa? 79），即 “新混血女性意識”（New Mestiza）②。在小說中，邊土地帶不僅是實體的地理空間，更是不同種族文化相互交織作用的文化空間。萊拉和男友梅森不時往返于鮭魚巷和教會區，便是在跨越邊界、邁入不同的地理、種族和文化空間，試圖在邊土地帶為其流動性的身份定位，同時也是在解構/建構他們與唐人街及其它文化空間的關系，書寫他們的混雜身份。

小說中的教會區作為唐人街與美國白人主流社區接壤的邊土地帶，同樣也是不同話語和文化身份進行協商的混雜性空間。從地理空間意義上來說，生活在邊界上的華裔，能夠始終與唐人街保持一定的距離，進而對華裔的生存環境進行更多的理性反思。而從文化意義上來說，邊界是多種文化的雜糅、交匯之地，也是一片中介、罅隙的空間，消解了第三世界/第一世界、中國/美國、中文/英文、男性/女性等的二元對立。

對于萊拉而言，邊土地帶為萊拉化解中美空間沖突提供了緩沖，她努力使唐人街所代表的“中國性”和其他空間所代表的“美國性”實現融合。萊拉決定從鮭魚巷搬到男友在教會區的家，一方面是她渴望逃離父母婚姻不幸給家里制造的緊張壓力，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她想要自由獨立、不受約束的愿望。這種逃離唐人街的強烈欲望，也讓她寄希望于遠在澳大利亞的生父，盼望利昂出?；貋砗蟆澳軒Щ匚腋赣H的一些消息：一句話、一張照片、一個表示，一些能把媽、鮭魚巷和唐人街和我分開的東西”（伍慧明 218）。當然，利昂并沒有給她帶來所期盼的消息，而萊拉在成年后也終于離開了鮭魚巷。她的離開并沒有切斷她與唐人街的種族關聯，這種地理空間上的距離感反而拉近了她與唐人街的心理距離。 然而，當妹妹安娜跳樓自盡以后，萊拉決定暫時搬回鮭魚巷，撫慰家人，并擔有維系父母情感的重任。對于萊拉而言，從教會區搬回鮭魚巷的經歷，讓她能夠以建設性的視角來審視華裔移民的唐人街家園，從而對其父母常年的抱怨與不滿增添了一分包容，最終與自己的美國身份達成了妥協。萊拉就職于唐人街的伊迪斯·伊頓學校，擔任社區關系專家，其工作職責是搭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梁。她的大部分學生都是新近來美的移民，大多是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者，如“看墓地的、縫紉女工、洗碗工、看門人和餐館服務員”（16）。對于這些處于社會底層的華裔移民，萊拉清楚地認識到了他們生活的困境?！半s亂不堪的房間，無聊乏味的生活，這一切都在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們每天的生活除了謀生和養孩子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內容，一切都是那么艱難”（17）。萊拉同情他們的生活境遇，也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們，如幫助他們給稅務官打電話，或幫忙給失業機構寫信等。這些事情卻是萊拉以前最為憎惡的，她曾經“討厭排隊：社會保險局、殘疾人救濟會、移民局，最討厭的是替媽和利昂說話、做翻譯”（18）等。而現在，作為曾經在唐人街外生活過的“局內人”，萊拉已經在穿越邊界時克服了幼時的心理障礙，她不再為華裔女兒的身份而感到羞恥或忿恨，而是為她的同胞們協調、搭建了不同文化、語言溝通的橋梁。

萊拉的生活軌跡折射出唐人街邊界的復雜性和混雜性。萊拉經歷了與唐人街的分離和回歸，但她在回歸的過程中理解了華人移民過去的歷史，并決定帶著歷史記憶，積極構建美國華裔的新身份?！叭R拉已經懂得在她面前的選擇不是當華人還是當美國人，而是她可以帶著變化不定的混合傳統生活，它容納她的經歷和傳統的所有方面”（杰夫，《序言》 6）。萊拉所處的時代和她的中西雙重文化背景使她找到了自己混雜的身份定位，實現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有學者認為，“人在空間里最能呈現其生存的狀貌與意義，所以從空間的角度來觀察人的生活與環境，就是理解人的最好的辦法”（金明求 8）。小說《骨》將唐人街混雜的空間格局與華人移民及其后代與空間的關系一一展示出來，反映了幾代美國華裔的身份變化。小說女主人公萊拉最終打破了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在出走和堅守之間做出妥協，選擇了華人社區與主流社會接壤的邊土地帶，以一個高度雜糅的空間，消解了中國與美國、中文與英文、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二元對立。小說將邊土地帶作為隱喻，表現了萊拉所代表的當代美國華裔青年混雜的文化身份定位。

注釋【Notes】

① 奇卡納多指有政治意識的美國墨西哥裔女性。

② Mestiza原指西班牙與印第安的女性混血后代，安扎爾杜瓦在這里將墨西哥裔女性稱為New Mestiza，亦可譯為“新梅斯蒂扎”。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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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四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