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恒久性——以石一楓小說中的人物為例

山西 張保弟

憑著《世間已無陳金芳》（原載《十月》雜志2014 年第3 期）和《地球之眼》（原載《十月》雜志2015 年第3 期。2016 年1 月，兩部作品合并為中篇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加起來才不過十二萬字的中篇小說，石一楓迅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僅從作品本身來追究他會“冒頭”的原因，筆者以為，故事講得好算一個，但重要的還不是故事，而是他在這兩部作品，尤其是《地球之眼》中，成功樹立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人物，安小男（《地球之眼》）這一被賦予理想之光的人物更是喚起了讀者胸中正義感與崇高感的共鳴。這兩部作品，雖然視角有所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共性和很強的連貫性。筆者順著這一思路，對他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恒久性做具體論述。

講故事就是講人物

石一楓小說的因果設置非常巧妙，前呼后應，結構渾圓，人物的行為自然連續，營造了非常真實的故事情境；情節的加強和高潮的推進，好像三步上籃，節奏清晰，矛盾集中，體現了嫻熟的敘事技巧。而且文字有痞勁，有趣味，與故事相輔相成，很好看。如果小說也有范本的話，這樣成熟的模式，可以算作一種。

之所以說他的小說情節推進像三步上籃，是因為在《世間已無陳金芳》和《地球之眼》中，主要人物陳金芳和安小男的故事都有三個節點，這三個節點一次比一次突出地體現了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征，有的還對他們各自的命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陳金芳命運的三個節點分別是：少年時與家人對抗強留在北京——稍長與情人對抗不得已離開北京——成人后神秘變身“貴族”而后“賭”輸一切；安小男的形象刻畫不斷加強的三個節點分別是：在為決定是否同意他轉系而召開的面試會議上當眾質疑、“羞辱”老師——工作后不接受領導的不良指使而失業潦倒——在同學的洗錢公司受到重用卻又將同學揭發而實現心理夙愿。這樣的設置，我們不妨將之稱為“情節三步演進法”。而且，就像推理小說一樣，這兩部作品都是到最后才揭開存在于人物身上的謎題，一個是原罪——陳金芳是怎樣“發財”的；一個是動機——安小男的道德天問從何而來？對于這種結構設置，如此解析一下，看上去似乎很是簡單，然而要真的駕馭起來，卻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除了這兩點之外，還有諸多細部的鋪排設置和思想情感的呈現需要與故事的整體結構和人物的性格命運相融洽。比如，要是換一個人寫陳金芳，很可能會讓敘述人“我”與陳金芳發生切實的兩性關系，而石一楓寫了曖昧，還寫了理想——是理想，而不是理智——在兩個人最可能“出事”，張力已達極限的時候，卻峰回路轉，以邀請名家合奏而不是獻出肉體作為陳金芳對音樂夢折的“我”的感謝，非常切合陳向往體面人生的心理和二人自少年而起的“知音”關系。然而呢，另一方面，“我”卻被這種“居高臨下”的體貼行為給激怒了。這樣的情節設置，不庸俗，又合情合理，對人物心理的探索起到了加強作用，如此也讓“我”與陳這個“詐騙者”保持了事實與道義上的距離。

所有的敘事技巧，除了增強可讀性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指向了對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凸顯，而且效果明顯?；蛘哒f，故事技巧并不是石一楓作品最關鍵的成功之處，最關鍵的是他對人物的刻畫與塑造。

《世間已無陳金芳》和《地球之眼》采取的都是批判視角，然而在對待人物的態度上又有所不同?！妒篱g已無陳金芳》通過人物身份的變化來折射時代的變遷，具有代表性，然而同時這個人物又有著非常強烈的特殊性，集中體現在其理想化到偏執的審美追求和精神追求上，為了“活得有點兒人樣”，陳金芳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然而由于其利益獲取的不正當性，使得她最后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并且殃及池魚。對于她，作者在批判的同時還抱有同情，是帶著憐憫之心的批判，所以，到最后，是命運的輪子將她碾壓了?！兜厍蛑邸分械睦钅凉庖彩且圆徽斒侄尉鹑∝敻坏姆疵嫒宋?，是作者的批判對象，對于他，作者則假手于安小男，以“復仇”的方式，給予無情的一擊，從而也給予了他罪有應得的批判。之所以會有此不同，不能排除陳金芳與敘述人“我”有因音樂而起的那一絲靈犀，而“我”也不止一次地目睹了陳金芳在倔強中所遭受的委屈，但主要原因還在于，陳金芳和李牧光所代表的人物身份，一個是平民——陳金芳是個為實現理想人生而甘于自賤也罔顧他人利益的目的與手段嚴重偏差的悲劇人物，一個是公權力的掌握者——李牧光是其父這個通過公權力來盜掘公共資源者的“洗白”代理人。因此，兩篇對比來看，從《世間已無陳金芳》到《地球之眼》，作者的批判之筆更加直接，也更加犀利。由此可見，作者對于他所關注的主題和人世的思考，是連貫的，也是全面的。

從批判視角這一點來看，《世間已無陳金芳》和《地球之眼》都不是純粹的批判，而是在批判之上，樹立了正義人物，也樹立了崇高情感，而這，正是時下的文學作品所缺，而人們的心理所渴求的。

有光芒的人物能直抵人心永不褪色

石一楓作品的批判視角和對道義的擔當從《世間已無陳金芳》便開始了，但是只有到了《地球之眼》中安小男出現后，才真正地明確起來，也才有了相應的拔高。

安小男在他命運的三個節點上，表現出來的是與俗世的格格不入，他堅持人的行為不能低于道德。最終，也正是他們的堅守，成就了他們的不朽。這樣的故事，就屬于崇高敘事；這樣的人物，是散發著光芒的人物。人的情感是多種多樣的，可以給予消極、無奈的認可，也可以給予正義、崇高的共鳴，而人一旦失去了希望與期待，那便墮入了灰暗的劫難，所以，散發光芒的人物，是生命力頑強的人們所向往的。金庸筆下的英雄人物們之所以可以激蕩人心、持久發光，就是因為他們滿足了人們對于崇高感的精神渴求。石一楓塑造的安小男是俠客，有恩仇快意的江湖豪氣，“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換個角度來看，安小男是單純的信仰堅守者，信仰就是他的性格，深入骨髓，無可更改。

《地球之眼》這部作品關注的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它從市場切入，直接呈現，主角是腐敗案中的受害方——不合污者的兒子在現實中不合時宜地追問、抗爭與報復，其面對的是整個社會的痼疾。作品選取一個具體對象并在其身上實現了其價值觀念的現實勝利，是對公利的維護，對公義的堅持。人人向往光明，這也正是石一楓《地球之眼》中成功塑造安小男這一人物形象恒久性的內在原因。

屬于時代的人物如何穿越時代

“70 后”作家石一楓僅憑兩個人物就脫穎而出，登上個人寫作的一個高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能以真情動人，二是人物具有時代代表性。煽情許多作家都能做到，但抓住典型人物就難了。更難的是，在時代變遷的每一個階段都能抓住典型人物，而且，這個典型人物還具有穿越時代的永恒價值。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典型人物”的說法永不過時，因為，順應時代的人物和與時代不那么兼容的人物，是時代的兩面，這兩類人，相反相成地代表了某一時代，因而每一時代都有這一時代的典型。而在這兩類人物林林總總的萬千形象之中，各有一種，可以體現人性的兩面。他們的區別，不是聰明或愚鈍，也不是勤奮或懶惰，更不是幸運與否等，而在于他們對于人生價值的選擇截然不同。人類在長久的生存歷史中逐漸沉淀形成的一些正面的價值觀念是否仍要堅持和如何堅持，是文學作品的永恒命題。而這，在石一楓的這兩部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文學作品的永恒主題，不是愛情，而是公利與私心的矛盾與斗爭，也就是為他人還是為自己的矛盾與斗爭，即使是在愛情題材中，其矛盾的集中體現，也是更愛對方還是自己，更利對方還是自己。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但所有的主題都是形式，是變體，只有公義與私利的矛盾對立永遠貫穿其中。石一楓的這兩部作品就緊緊抓住了這個永恒主題來寫人物、寫故事，這樣的人物、故事便在任何時代都有了代表性，只不過具體矛盾的表現形式不同，具體人物身份也不同，但一直都是大眾所關心的核心利益問題。許多時候，它不只是關乎生活，而是直抵生存。如果說寫生活的小說描述的是枝葉，那涉及生存問題的小說描述的就是根，維護的也是根本的公益。石一楓的這兩部作品關注所在，也是大眾利益之根。

有些時代的代表性人物也可在其傳記中體現其時代特征與典型價值，然而與傳記所不同的是，小說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內，更自覺地設置與之相反、相輔的人物形象，更巧妙地設計針對性更強、矛盾更加集中的情節，以完整地構成這個時代的典型沖突。而且，與傳記相比，小說可以不依賴于人物的身份地位而得到更多的受眾。這，也是我們需要在小說寫作中強調“典型人物”的一個原因。

最后，說一下小說情節與人物在一部小說作品中各自不同的作用：具體事件（故事）都是千變萬化的，只有人性（通過人物來表現）是難以撼動的。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每個人物都一直在與自己斗爭或與他人斗爭。小說的可讀性在于故事，而其包含社會性和藝術性的質量則靠人物塑造。小說能不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力，主要依靠這兩點。拋開嚴肅與通俗的分野來把握其本質，什么是小說？無外乎兩類：一類是（在什么環境下的）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比如許多外國小說直接以人名為題目；一類是什么事烘托了什么人，比如金庸筆下的喬峰。故事不好凸顯不出人物，人物不立則深化不了故事。

在故事之外，對于陳金芳、安小男的人格特征是怎么形成的，深入地研究一下，似乎更有意義。尤其是后者的信仰的形成過程，對澄清當下社會的迷思，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