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內政成績能打多少分

唐奇芳

內政篇

內閣短命、換相頻繁，是日本政壇痼疾。僅以平成時期前23年（1989?2012年安倍二次拜相）為例，共經歷22屆政府、17位首相。能夠打破魔咒的只有兩位首相：三度拜相的小泉純一郎、四度拜相的安倍晉三。四次當選、長期執政，安倍在內政方面是成功的嗎？

如果要評估安倍執政以來的情況，內政方面的反饋可能是最為復雜的。首先，內政涵蓋廣泛的政治和社會領域，是日本公眾對政府政策感受最為直接的方面，體會可能千差萬別。其次，內政涉及修憲等日本國內政治分歧最大、爭論最多的問題，同樣會造成意見的嚴重分化。再次，內政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在落實過程中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效果與初衷之間可能會出現較大差距，也會導致截然不同的評價。因此，在日本學界和輿論界的很多調查和評估中，對安倍政權在大部分內政領域的政策及其實施結果都是臧否參半，換算成百分制的話，基本在50分上下徘徊。

財政、社保、就業

這一結果在與民生關系最密切的三個領域體現得更加突出。

第一是財政領域。對于日本財政，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說法是“寅吃卯糧”，即政府基礎財政收支赤字長期存在且愈來愈大，只能靠發行公債維持。截至2019年，公債累積總額幾乎相當于日本15年的稅收總額。安倍政權第二次上臺后， 于2013年8月發表《中期財政計劃》， 對財政健全化做出了一系列承諾，例如到2020年度實現基礎財政收支平衡。但“寅吃卯糧”是長期積累出來的問題，解決并非朝夕之功。在安倍政府的調節政策下，近年基礎財政收支情況確實有所改善， 但與其財政健全化目標仍然有較大差距。2018年6月15日， 安倍政府通過了平成時代最后一份關于財政的方針文件《經濟財政運營和結構改革的基本方針2018》，明確將實現基礎財政收支平衡的目標推遲到2025年。

日本社會發展的形勢使未來的財政壓力有增無減。去年日本18歲以下人口數量創歷史新低，國民預期壽命則不斷延長。隨著少子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保障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現在已達到1/3，而且還將增長。這個趨勢是不可逆的，以后財政方面的問題將日益加劇。盡管目前購買公債的主力是日本家庭和企業部門的剩余資金，不至于出現南歐式的“國家破產”危機，但這種模式依然不可持續，已經成為日本一大隱憂。

解決財政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通過增稅提高政府收入。其中，消費稅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2014年4月，安倍政府將消費稅從原來的5%提高到8%，今年10月將再次提高至10%。但增加消費稅同樣是一把雙刃劍，這對于高收入者構不成太大壓力，對低收入者來說則壓力相當明顯。根據此前日本的經驗，一旦增稅，很可能給政府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安倍政府對此非常清楚，所以消費稅增加的時間被一拖再拖。而且，增稅2%對整體財政改善作用有多大也無法確定。增稅是有限的，但日本教育無償化等新措施需要增加支出，軍費更是年年增長，收支平衡將愈加困難。

第二是社會保障領域。從各種輿論調查看，目前至少有一半日本公眾對個人未來態度悲觀。一方面是日益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危機，另一方面是日本并不十分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都使人感到不安。為此，安倍提出打造“全年齡層型”社會保障制度，即在謀求充實保育、護理服務，為在職人員提供便于兼顧家庭與工作的環境的基礎上，“以低收入家庭兒童為中心，使真正有需要的兒童的高等教育（高中）實現免費化”。

2019年8月8日，示威者在日本首相官邸外舉行抗議，敦促政府盡快修復日韓貿易關系并為戰爭暴行道歉。

這一政策方向得到日本公眾的廣泛認可和支持，但其細化和實施也面臨著重重挑戰。首先，日本社會情況的巨大變化挑戰社保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日本已進入超老齡社會，而且老齡化趨勢仍在加劇。戰后“嬰兒潮”時期出生的那一代人很快將進入75歲，而這一代人數量極大，也就是說大批新的“超高齡老人”在涌入。同時，日本家庭形式和工作形式都在快速變化，很多家庭夫婦雙方都在工作，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不婚不育。但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根據傳統標準日本家庭狀況設定的，即先生是正社員（正式員工），太太是專職主婦。從目前看，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更新跟不上形勢的變化。

其次，安倍政府社會保障政策的執行結果與預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超老齡化和家庭、工作形式的變化使老年護理問題日益突出，其重要性可能會超過醫療問題。今后老齡人口護理將越來越社會化或商業化，這就需要各種形式的保險。以前這種保險是公費（國家）自費（企業和個人）各出一半，企業部分包括健保組合（主要是財力較雄厚的大企業參加）和協會健保（主要是中小企業參加）兩個機制，國庫每年向經費困難的協會健保補助1500億日元。2017年的改革措施廢除了這筆補助，改由大企業所在的健保組合進行部分出資，剩余部分由投保者個人支付。按說這樣會減少中小企業的負擔，但是結果2019年大企業的健保組合、小企業的協會健保、個人負擔全面增加。這是因為，改革后協會健保按“總報酬量”收到的保險金減少，要報銷的金額卻在增加。所以很多人認為安倍政府在轉嫁責任。

第三是就業和收入領域。安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就業、提高收入的政策，包括延長退休時間、鼓勵女性就業、提升最低工資等。此外還采取很多細致的措施加以輔助，如制定各種培訓計劃、給予雇用正社員的企業政府補助等。由于這些政策，民眾最低工資的確有所提高，就業率也在上升。但日本輿論仍然對于政策的實際效果提出質疑。有人認為，盡管就業率上升，但其實正社員并沒有增加，增加的大都是派遣制員工，或者打零工的女性和老人，其收入非常有限。政府鼓勵就業措施也執行不力，2017年對于雇用正社員的企業補助預算為5.3億日元，但最終只支出了765萬日元。

此外，安倍在就業和收入方面的心態也遭到輿論的集中批評。日本的“就業冰河期一代”，指的是90年代泡沫經濟剛崩潰時畢業的那批人，總人數約為1700萬，其中非正式員工317萬，自由職業者52萬，徹底無業者40萬。與前輩相比，這代人正式員工比例明顯降低，收入不高、福利不高、生活負擔重，因而就可能不婚不育，加重少子老齡化，形成惡性循環。但安倍倡議將“就業冰河期一代”改為“人生再設計的一代”，被輿論質疑將國家的就業困難偷換概念成人生轉型。同樣，對于很多人努力工作卻收入不高、幸福感不強，安倍政府將之歸結為“個人責任”，并說盲目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失業率。這些疑似推卸責任和明確被經濟學家證偽的說法，不僅日本輿論予以反駁，就連彭博社這樣的外國媒體也專門撰寫社論表示疑問。

為何出現差評

從上述三個領域的情況可以看出，安倍政府清楚地認識到日本內政面臨的問題，并且針對各個問題都提出了相應政策，安倍政權的穩定化也給這些政策的連續性和執行率提供了保障。不過，這些政策的實施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有些甚至受到民眾的“差評”，背后存在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這些問題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改變起來難度很大。改革從來都沒有容易的，尤其安倍政府的很多政策要改變的是在日本實施了數十年的制度，既牽涉到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又影響著根深蒂固的行為習慣，自然更非易事。大到年金制度改革，1961年形成的國民年金“統籌制度”已經不適應日本人口減少的情況，但結構改革卻步履維艱;小到今年4月實行的加班時長控制規定，盡管可以保護勞動者健康和權益，日本企業的“加班文化”卻難以在短期破除。

另一方面，政權穩定化在一定程度上讓安倍失去了推進改革的動力。日本政治中的自民黨“一黨獨大”和自民黨內的“安倍一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這既因為在野黨和黨內挑戰者太弱，也由于安倍采取了眾多固化執政、保持優勢的措施，例如設立內閣人事局掌握官僚任命權。如此“江山穩固”的政權固然可以更好實現修憲等政治目標，但也會由于缺乏挑戰而對某些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懈怠甚至忽視。

在“民主”的語境下，對執政者政策效果的最好驗證莫過于選票。在7月21日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雖然獲勝，但此次投票率為歷史上第二低?！冻招侣劇飞缯搶⑦@一現象解讀為很多人對安倍已經失去期待?！蹲x賣新聞》也罕見地直言安倍政權沒有得到國民高度信任，并非穩如磐石，其社論的題目就是《安倍內閣再啟動，應該戒驕戒躁，直面政策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