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地球儀”：安倍看到了什么

盧昊

外交篇

外交是政治的延續。安倍的外交政策與日本國內政治大環境密切關聯。如果給安倍外交打分，可能會略高于內政。這是因為，相對而言，民眾對內政是有實感證明的，而外交在很多方面更有形式性，甚至可以被外交機構和政府所渲染，安倍就特別擅長制造“劇場效應”。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儀”外交，也有形式和內容兩層含義，七年下來，成果逐漸顯現，但也在“露怯”，民眾的評價也是毀譽參半。

“俯瞰地球儀”外交的特征

“俯瞰地球儀”可視為安倍外交的形式，即所謂“全球視野”和活躍狀態;而安倍外交的實質則是“戰略性外交”，即具有更強的戰略自主性、針對性與延續性的外交。日本同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從外部對日本施加了結構性壓力。同時日本國內也有著要求經濟、社會乃至政治變革的內在性動力。

盡管所得評價褒貶不一，但相比以往，安倍的“俯瞰地球儀外交”，特別是其首腦外交，體現出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是形式特征。一是安倍出訪次數多、總里程長，創歷代首相之最。安倍在其第二次擔任首相期間，迄今共出訪77次，訪問80個國家，飛行距離約150萬公里，相對于繞地球赤道37圈多。

二是外交對象得到拓展。一方面，安倍努力開辟新的外交領域，更多地出席各種國際會議，除聯合國大會、APEC、東盟系列峰會等外，還出席了聯合國氣候大會、核安全峰會、經合組織理事會、東方經濟論壇等，反映出積極參與國際多邊外交的強烈意識;另一方面，更積極地對外國進行專程國事訪問，且經常利用一段集中時間一次性走訪多國。如2014年安倍用11天時間訪問了歐洲六國，打破小泉純一郎2004年用10天訪問拉美五國的記錄。

2019年8月21日，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在仰光郊外的蒂拉瓦經濟特區參觀鈴木蒂拉瓦汽車有限公司。東南亞是日本外交的重點區域之一。

三是外交活動遍及五大洲，實現對全球主要地緣區域的全覆蓋，以及重點區域內對所有國家的全覆蓋。如安倍再任首相后的第一年（2013年）即實現對東盟國家的“遍訪”。2015年，安倍一次性完成了對五個中亞國家的遍訪。當然，安倍外交對各地區的覆蓋并非平均性的。安倍外訪的“熱區”首先是美國、西歐及東南亞，其次是兩大新興經濟體俄羅斯和印度。這也反映了“俯瞰地球儀外交”的重點所在。

四是“時隔多年再度訪問”。安倍之前，日本首相甚至外相對一些日本外交的“邊疆地區”，如拉美、非洲甚至俄羅斯相當忽視，而安倍則重新激活了日本在這些地方的外交活動。2013年安倍首訪俄羅斯，這是時隔10年日本首相再次訪俄。2014年安倍訪問拉美，是時隔10年日本首相再訪拉美;2015年訪問中亞，則是時隔九年日本首相再訪中亞。通過這些訪問，日本將外交傳統上的一些次重點、非重點地區重新納入了外交視野。

其次是內容特征?？蓺w納為“五個核心組件+一個配套組件”。五個核心組件即大國外交、地緣政治外交、經濟資源外交、價值觀外交和安保外交，配套組件就是對外政策的體制建設。

大國外交。大國外交在安倍外交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其構造包括三個圈層：第一層是對美、中，即中美日“大三邊”的互動，這是日本大國外交的根本出發點;第二層是對印太大國（集團）如俄羅斯、印度和東盟，作為其大國外交的主要支持面;第三層是全球范圍內其他區域的大國（集團），作為其大國外交的外圍和延伸?？梢哉f，“俯瞰地球儀外交”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大國外交的進展和效果。

地緣政治外交。安倍外交重新強化了地緣政治因素，將其作為政策的主要驅動力。其表現包括：日本成為所謂“印太戰略”（盡管這個概念非日本首創）的集大成且發揚光大者;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積極填補“空白區域”;在外交和安全戰略上對海洋因素予以強化，賦予其更多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內容，等等。

經濟資源外交。安倍外交重視對外經濟、能源合作所產生的短期現實利益和中長期潛在收益，在其外交中，經濟資源既是目標（如對新興市場資源型國家），也是手段（如對大國），在兩者間靈活轉換。除積極運用外交資源推進日本海外經濟影響力、確保資源供應地之外，日本還積極參與乃至主導區域乃至全球貿易機制的新建和重組，即所謂“戰略性貿易外交”，大力建設CPTPP、RCEP和與各國的EPA/FTA體制，尤其日益注重在經貿規則構建方面發揮影響力。

價值觀外交。安倍相當強調其外交的“價值觀屬性”，其對外倡導的價值觀內容豐富，如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政治上的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安全上的“積極和平主義”“海洋法治”等，且具有價值觀輸出的強烈色彩。價值觀外交一方面提升了日本外交的國際形象，改善了其外交政策的直接效果;另一方面也具有影響國際秩序、國際社會價值觀的中長線意圖和效果。

安保外交。安倍高舉“積極和平主義”旗號，以應對新形勢下的安全威脅與加強“國際貢獻”的名義，在對外政策中強化軍事安全議程，并將日本“國際安全合作”的網絡從周邊擴大到全球范圍，從而強化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對外輸出，為日本軍事安全政策持續“突破禁區”，擴大行動范圍權限創造了更多出口。

再后是風格特征。

首先，自我彰顯、積極主動。安倍政治的“劇場效應”在外交政策中體現得非常充分。無論對大國、鄰國外交，還是在國際多邊場合以及國內的主場外交中，日本都積極對內對外彰顯戰略自主性，樹立“大國形象”、引領角色和道義地位，其姿態和聲調較以往明顯提升，且很多時候相比達成實際議程更為重視制造形象效果，并采取了多種形式的宣傳手段作為支持。

其次，思路清晰、針對性強。相比“全盤鋪開”，安倍外交更傾向于抓主要矛盾，集中資源解決問題，且能夠在關鍵問題上“持續發力”，比如不斷投入資源打造“印太戰略”，并重點強化其經濟功能和海洋因素，以及利用特朗普個人風格鮮明、政策主張強勢的特征，集中、持續開展首腦外交來牽引日美關系，最大限度規避“特朗普沖擊”帶來的不確定性。

再次，節奏快、轉向急、有彈性。安倍經常自得地表示自己“外交身段非常柔軟”，可以根據形勢隨時靈活應變，掉頭轉向。特別是在對美、對華外交方面，在意識到現有政策路徑或關系模式難以持續時，安倍就迅速轉變方向和手段，而不受制于所謂“外交常規”乃至“面子”尊嚴的約束。

最后，有意創新，但難以突破傳統。安倍努力凸顯外交理念上的“創新”，陸續拋出了不少新概念、新提法，一些日本戰略專家也認為，日本下一步應在規則、規范、思想方面更主動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但很顯然，安倍外交的內在方針仍遵從傳統外交思想，特別是高度現實主義思維下的實力主義、大國結盟、地緣政治、博弈論下的競爭策略等。

安倍外交成效如何

首先，提升了日本外交在國際層面上的活躍程度，擴大了合作網絡，加強了國際社會與日本之間的利益與觀念交換，這確實有助于日本外交空間的拓展，以及國家利益的實現。

其次，強化了日本作為“一流強國”的內外認同。日本力圖讓國際社會認識到日本不僅仍處于國際體系“第一陣營”，且可以在新格局、新秩序的構建中發揮更大影響力。同時，安倍外交在國內也發揮了“提振士氣”的作用。特別是在此前外交接連受挫、中日國力地位逆轉等情況下，安倍著力于通過外交重樹國民自信心，取得了一定效果。

最后，推動了日本國內安全、外交機制改革進程，提升了其實際運作效果，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日本外交政策理念和實踐的活力。

安倍外交存在的問題，較為突出的也有三個方面：

首先，在大國外交方面，盡管中美日三邊當中日本正日益成為一個活躍的因素，但總體上，日本仍難以在中美之間保持一個平衡而可持續的定位。無論中美關系好壞，或者日美關系遠近，日本都有壓力和危機感。這根源于日本仍依托“與強者結盟”的外交傳統，在關系結構和策略路徑上依賴于美國，試圖以目前的戰略依附換取中長期可能的戰略自主，而面對中國崛起的“新常態”則難以實現心理調適。在當前中日關系改善背景下，日本也在嘗試改變思路，以一種相對合作性的心態摸索與中方在戰略上的對接。

其次，在周邊外交方面，所謂的“甜甜圈外交”，即“外實中空”的問題依然未能解決。安倍今年年初高調推進“戰后外交總決算”，重點攻關對俄、對朝外交，結果未能取得預定成效，而對韓關系也因歷史現實問題迅速惡化，雙方陷入“互斗”的惡性循環。歸根結底，日本的周邊外交受限于東北亞兩大冷戰遺產，即冷戰歷史結構和冷戰安全結構。由于未能與鄰國達成真正歷史和解，以及堅持強化日美同盟這一冷戰對抗式同盟關系，日本無法與以上遺產進行徹底剝離，也就無法回避它們對日本外交的掣肘和損害。

2018年10月26日，安倍晉三訪華期間在人民大會堂出席記者招待會。

最后，在國際外交層面，日本面臨著如何維持和提升實際影響力的嚴峻課題。日本具有很強的國際交往參與能力，但由于自身硬實力相對新興國家力量的下滑，盡管日本仍可以發起諸多倡議、制造輿論聲勢，但在具體推動議程、構建規制，特別是直接影響其他國家意愿方面，其實際效果時常低于預期目標。對此，日方也有相當充分的危機感，認為自己在國際組織和機制中的原有優勢“日益受到新興力量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