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獻才還提到了一個死里逃生的證人。法庭作證時,證人把衣服一脫,露出了半個殘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觸目驚心。鈴木啟久當即跪下磕頭,淚流滿面,不停地念道:“我謝罪,槍斃我,我該死!”
今年92歲的潘獻才是當年審判日本戰犯的親歷者。
1956年,29歲的潘獻才在中國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擔任書記長。他見證了受害者在法庭上恨不得將殺親仇人當場手刃的憤怒,也見證了戰犯從囂張跋扈到痛哭認罪的轉變,他講述了那些塵封在記憶里的往事。
管理所“三錘子”措施感化戰犯
當年的日本戰犯都被押到東北的撫順戰犯管理所進行看押。潘獻才說:“他們來了以后,我們雖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提供各種生活設施,但這些人的對立情緒很大。為什么?他們自己知道在中國燒殺搶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想著,自己活不了了,肯定要槍斃了。都要死了,為什么要老老實實的呢?因為有這種心理,他們很不服從管理?!?/p>
為改造戰犯,管理所對戰犯采取了“三錘子”措施:第一錘,組織他們去中國各地參觀,和老百姓接觸;第二錘,準許他們和家人通信;第三錘,準許他們的親屬來探望。這對他們的觸動最大?!八麄冏约憾颊f,別的國家的戰犯,哪里會有這種待遇?!?/p>
據潘獻才回憶,當時有一個帶頭鬧的師團長,名叫藤田茂,他鬧得最兇。但住了一段時間,他慢慢緩和了。生活條件一點問題也沒有,要活動,有乒乓球室等;要吃飯,有大米飯;要看病,有醫務室。有的戰犯在臨釋放的時候痛哭流涕地問:“為什么對我們這么好?”
潘獻才表示,這些舉措促成了戰犯思想的轉變。
后來,藤田茂的老伴和兒子都來看他,陪他住在監獄。他終于覺得自己有罪了,認為自己應該死了,甚至跟兒子說:“你們回去好好過吧,我可能就死在中國了?!?/p>
戰犯在審判現場下跪求死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沈陽和太原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首次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坝捎谑堑谝淮?,國家非常重視,周總理親自抓的這件事?!迸双I才說。
潘獻才回憶起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戰犯。他是日本連隊的小干部,名叫鵜野晉太郎。他是所有日本戰犯中,講述殘殺中國人過程中細節最多的一人。他在侵華戰爭時因為會說漢語,就和中國老百姓搭話。說完了話,扭頭就抽刀把人殺了?!八褪菤⑷藲⒅?,草菅人命,殺了幾十個人?!?/p>
潘獻才說,開庭之前,我們都對證人們做過工作。他們死里逃生,恨不得將日本戰犯千刀萬剮?!拔覀儗λ麄冎v,中國人講人道主義,先不要罵,更不要動手?!?/p>
潘獻才還記得一位來到法庭當證人的教員。當時,日軍把他們村里沒跑掉的人都抓起來,關到祠堂里。之后,日軍對著人群機槍掃射。他因為個子矮,沒被子彈掃到,隨著中彈的大人們倒在地上,一動不敢動。日軍走后,他從死尸堆里爬出來,發現親人全都死了。
潘獻才還提到了一個死里逃生的證人。侵華日軍來到河北省一個村莊“掃蕩”,一些沒來得及逃離的老弱病殘被抓起來,集中到村里的打谷場。日軍強迫百姓躺在地上,然后把稻草鋪在他們身上點火。一名姓周的年輕人撿回一命,但是他的半邊身子燒得不成樣子。
日本戰犯之一、陸軍中將鈴木啟久就是當時下令放火的軍官。法庭作證時,證人把衣服一脫,露出了半個殘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觸目驚心。鈴木啟久當即跪下磕頭,淚流滿面,不停地念道:“我謝罪,槍斃我,我該死!”
在審判中,鈴木啟久說:“這些事情都是我指揮部隊干的。我該負責。但還有一個人應該負責,就是日本天皇。我們本在日本,他讓我們來到中國,做盡壞事。他沒有責任嗎?”潘獻才對此指出,此番言論一出,證明他是真心悔過,絕對不是裝樣子。
法庭上,700余名校級以下戰犯紛紛悔罪。很多戰犯還揭發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戰犯的悔罪,為軍事審判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大恩大德必須報”
審判是十分寬容的。中國政府最開始想判155個戰犯,一減再減,減到45人。中國希望和日本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當時,連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都不能理解國家的決定。有一個名叫王興的班長,負責看守戰犯。王興10歲時,親眼看著日軍殘殺了自己7個親人。如今仇人變囚徒,上級不但要求不能打,還要求態度和藹。王興氣得渾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有如此心結的工作人員不在少數。然而,中國沒有判處一個日本戰犯死刑,刑期最高的僅20年。
45名戰犯全部認罪,有的甚至求死謝罪,這在國際審判中史無前例。根據最高檢察院的決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戰犯,免予起訴的其他1000多名戰犯,分三批釋放回日本。至1964年4月,所有戰犯獲釋。
潘獻才說,釋放第二批戰犯回日本的時候,上船前,一個戰犯哭著對他講:“我在中國做盡壞事,現在不但不處理我,還放我回家。這樣的大恩大德我必須報!我報不了,我叫我的子孫后代來報!”
1957年,歸國戰犯在東京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這些原來的日本軍人到日本各地,對他們在戰爭中進行的殺戮、掠奪、強奸、放火等罪行現身說法,呼吁人們珍惜和平、反對戰爭。
當年鬧得最兇的藤田茂回國后已年過花甲,他一直積極開展中日友好、反戰和平運動,在全日本開展巡回演講。作為中歸聯會長,他經常率領代表團來訪華,并且多次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
1980年,91歲的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周恩來贈送給他的中山裝。他留下遺言:“我是中國人民的學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國老師給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為之奮斗的日中友好事業?!?/p>
周總理當年曾說過:“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比缃?,幾個20年過去了,時間也證明了牢記歷史是多么重要,而珍愛和平是多么難得。
我們用日本籍八路軍老兵小林寬澄的話作為結尾。老人去世前說:“我們沒有滿足過去所作出的一切,我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過去的歷史告訴下一代,告訴我們的子孫。讓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來之不易,要珍惜它,愛護它,切莫讓歷史的車輪倒轉?!?/p>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9.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