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與國家發展

賀之杲

社會福利政策不僅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主要領域，而且是國之重器，需要全面地考慮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平衡。西方福利制度的形成與演變機制是什么？西方福利國家的類型區別是什么？歐洲福利國家與歐洲一體化的關系是相互促進還是相互抵消？進入21世紀，全球金融危機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是什么？西方國家出臺了何種政策以應對福利緊縮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主動積極地探索實踐多種類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措施，走向一個人人享有保障的社會，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經歷了什么樣的變遷過程？中國建設共享制度的內涵是什么？本刊特約記者就上述問題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中國歐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成員、全國人大代表周弘研究員。

福利國家的形成與演變

《領導文萃》：福利國家被稱為人類社會一項重要的制度文明成果。福利制度往往與經濟聯系在一起，但福利制度也是政治運作的結果。那么福利制度是通過何種機制而形成的？

周弘：福利國家作為一種社會調節力量，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彌補經濟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風險，將社會公平的因素嵌入到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中，在特定的時期平抑了勞資之間的矛盾，形成了暫時的政治和經濟平衡。主權國家的發展、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促成了福利國家的發展。傳統福利國家包含兩種基本模式：機制模式和補救模式，它們都起源于歐洲。二者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承認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同時都采用財政轉移支付的方法進行社會保護。機制模式通常要求個人供款，而補救模式則由政府撥款。機制模式中體現的社會契約通常涉及政府、雇主和個人三方，而補救模式的社會契約關系僅限于政府和公民個人。隨著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這兩種模式之間的不同點日益顯現：它們不僅使用的社會再分配方式不一致， 而且觀念也不同。

西方福利制度主要存在兩個路徑，英國模式與德國模式。這背后是社會保障與社會保險的分野。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各自起源于兩種不同模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保障起源于英國，影響到美國及其他一些英語國家，也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這種模式以救助貧困者作為政府社會功能的基本出發點，進而發展到把國家的社會保護網擴大到覆蓋所有在工業社會中可能遭遇社會風險的人群。社會保險起源于德國，影響到法國等大陸歐洲國家。德國的社會保險法是一個經典案例。這種模式以制度性的階級調和作為政府社會干預的基本措施，在階級之上另外建立起一套機制，使社會各有關成員都為工業社會的風險承擔責任。英國與德國兩種模式不同的根源是英國和德國在民族主權國家發展過程中一百多年的時間差?？偟膩碚f，民族國家政權對工業化早期的社會現實做出進行社會干預的決定， 就產生了濟貧法， 對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矛盾做出進行社會干預的決策， 就產生了社會保險法。

《領導文萃》：新的時代背景如何帶來福利制度的演變？

周弘：當今的社會已經不能再簡單地用工業社會的特性來概括。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人類社會具有了許多知識社會的特征。隨著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化， 人的工作壽命延長了，工傷風險減少了;隨著產業轉型的加速，失業變成了常態，同時產業小型化、家庭化的發展明顯;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和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公共醫療計劃變得無比昂貴，難以為繼。從福利國家內部的這些發展來看，不僅由于許多勞動者變成了個體所有者，從而使國家作為企業主和勞動者之間協調人的作用正在減弱，而且社會危機的性質也改變了。由于知識匱乏而造成的社會排斥超過了工傷和疾病引起的貧困，老齡的恐懼由生活無著落變成難以支付高昂的醫療照顧費用，就業準備變得比失業保險更加重要，過度的國家保護和政府對家庭責任的替代造成了單親家庭對社會的依賴，這一切都迫使福利國家從觀念到實踐進行根本的變革。福利國家在兩個方面出現了脫節現象：一是福利所涵蓋的風險并不符合需要，二是受到福利保護的群體本不是應該受到保護的。

如果不將知識經濟創造的就業與財富合理地納入社會再分配的軌道，而依然沿用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形式， 那么就可能造成幾個方面的社會不公正：一是越來越多的人搭乘福利國家的便車，將新經濟帶來的額外收入存入個人的賬戶，而讓民族福利國家承擔社會風險;二是越來越多的人由于缺乏對新經濟社會的風險和機遇的知識，并且得不到相應的保護而蒙受損失;三是國家由于缺乏政策手段和資源，對可能出現的社會兩極分化，對知識匱乏和技能落后造成的新貧困完全束手無策。

面對社會變遷，福利國家有不同政策選擇，一種是以原有的福利國家結構為基礎，按照工資稅單，緊縮社會保障開支，讓其余的人自由發展、自我保護。這是一種讓傳統的福利國家功能萎縮的辦法。另一種是重新定義社會安全網，使福利國家在新經濟時代繼續拓展新的保護領域。這是一種根據形勢的發展改換福利國家保護方式的做法。福利國家面臨雙重責任：既要從傳統的社會公正觀念出發，繼續對國內公民實施有效和必要的保護，同時又要從新的社會公正觀念出發，允許并幫助公民獲得“選擇”和“自由”的權利。西方國家政府沒有跡象放棄高度發達的社會職能，但社會功能的確出現了從普及性向選擇性、從系統性向實用性、從政府與企業的責任向個人與社區的責任轉變的趨向。

金融危機后，世界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趨勢

《領導文萃》：金融危機后，世界福利國家模式進入調整階段，作為福利國家制度的核心，歐洲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趨勢是什么？

周弘：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經歷了30多年的良性發展之后，在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過后出現了逆轉。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率先在英國開始實行大刀闊斧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而奉行嚴格勞動法規的德國則因為過高的勞工待遇和日漸降低的市場競爭力而被譏諷為“歐洲病夫”。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理論和實踐向新自由主義傾斜，德國開始對固化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艱難的改革，而以“從搖籃到墳墓”著稱的福利國家瑞典也開始對其過于慷慨的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改革。到了世紀之交，歐洲三大福利國家模式的發祥地都或快或慢、或早或晚開始了削減式改革。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高收入的歐洲國家的社會保障整體呈現出收縮趨勢。歐洲福利國家普遍采取了經濟刺激政策，并將社會保障作為重要的刺激領域，加大了社會保護性投入。從2010年起，伴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歐洲國家的政府陷入困境，歐盟整體采取經濟緊縮措施，歐洲國家用減赤字、穩財政的政策取代了先前的經濟刺激政策。歐洲社會普遍存在的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選舉政治條件下執政黨為取悅選民所做的過高社會承諾，以及福利制度的管理不善，都是造成歐洲國家養老金收支失衡的原因。福利擴張政策被福利緊縮政策取代。

首先，應對財政失衡，削赤字、穩財政、縮福利。主要有以下措施：一是嚴格社會保障待遇領取資格。如獎勵延后退休、懲罰提前退休。二是直接或間接地降低社會保障收益或待遇。例如，降低養老金替代率;將養老金與工資增長脫鉤、與物價指數掛鉤;改變養老金計算方式。三是加強監管，杜絕道德風險。例如，嚴格傷殘和醫療等補貼制度，減少或避免鉆制度漏洞。四是精簡機構，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例如，采用電子化辦公、一站式服務等技術，降低管理成本。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未來至少有14個歐洲國家的養老金水平將繼續下降，貧困和社會排斥將有所增加，帶來社會公正受損、歐洲社會模式受破壞等惡果。

其次，結構性轉型，建立多支柱的保障體系開源節流的同時，歐洲國家普遍對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保障制度進行了結構性改革。一方面，鼓勵、支持、推動發展各種非公有的社會養老資源和方式，使養老責任在國家、企業、個人和家庭等行為體之間分攤，以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使養老模式更加靈活，以適應非全職就業、兼職就業、小微就業等靈活就業方式的不斷涌現，從而更好地化解老齡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產生的各種新風險，應對新挑戰，確保養老保障的可持續。

第一支柱是公共養老金。歐洲國家采取現收現付和國民代際再分配原則，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結構、經濟景氣及其他條件的影響。隨著養老金收支的失衡，多數國家采取鼓勵并支持其他養老支柱發展的措施，公共養老金的比例相應減少。多支柱的歐洲養老金體系并沒有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各種養老金分別承受了政策風險、營運風險和市場風險。第二支柱養老金通常是企業行為，有積累退休準備金、直接保險以及其他基金方式，成為第一支柱——公共養老金的重要補充。除職業年金外，歐洲各國還出現了種類和名目繁多的個人養老計劃，統稱為養老保障的第三支柱。隨著第二和第三支柱的不斷發展壯大，第一支柱即現收現付的公共養老金在個人養老收入中的占比不斷縮小，如德國下降至73%，有些國家降至50%～60%，個別國家甚至降到20%～30%。盡管如此，各國還是保留了相當比例的公共養老金。公共養老金作為養老體系的“壓艙石”的作用沒有改變。

再次，社會保障改革的指導思想從“社會保障”轉向“社會投資”。養老概念擴展到涵蓋整個“工作生命周期”。社會投資理論主張將被動地“防范社會風險”變為積極地“進行社會投資”，變后期干預為早期介入，變“亡羊補牢”為“未雨綢繆”。歐洲國家在削減福利的同時，普遍加大了人力資源投資。一方面，通過加強職業培訓和終生學習，幫助現有的低素質勞動力更新知識和技能，如芬蘭政府通過更有效率的就業服務、教育、培訓和康復服務，促使勞動力保住工作崗位，或者積極尋找工作機會，重新就業。另一方面，通過“以兒童為中心”的社會投資戰略，為未來知識經濟準備高質量的人力資源。

最后，歐洲養老保障的轉變方向是從“社會保障”到“靈活保障”，靈活保障是基于社會保障的發展，而非替代。歐洲養老體系正在經歷一個可能是長期的轉變過程。轉變的方向是從全民社會福利轉向更加多層次的靈活保障體系，每個層次都有不同的支柱分別形成不同的組合形式。適應這種復合養老體系，過去的“社會團結”原則中也被注入了越來越多的“個人責任”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歐洲國家加大了社會保障和社會政策的改革力度，改革目標仍然是削減財政赤字、實現預算平衡，改革觸及的領域包括提高社保收費、降低福利待遇、延長繳費年限、推遲支付時間、精簡執行機構、嚴格監督管理等。除此以外，歐洲各國政府還開 始注重結構性改革，例如為靈活就業人群規定兼職就業和“迷你工作”的社保繳費，加大對企業年金的支持和鼓勵等。

全球化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化的社會保護體制之間存在著先天的錯位缺陷。歐洲國家的執政者深知他們也許能夠通過國家干預治理“國內市場失靈”，他們甚至可以通過復雜的程序走向歐盟層面的社會治理整合，但是沒有力量解決“全球市場失靈”對于國家制度的沖擊。要減輕這種沖擊，需要在全球層面上進行努力：通過在世界上推行對社會保護的認同，提高勞工標準，弱化市場惡性競爭。例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一種“自由市場+慷慨的福利國家+共識政治+工業勞動關系”的國家計劃模式，而后提倡通過外交途徑促成在國家發展規劃方面的國際合作，以便達到相互影響，進而形成趨同，以減輕歐洲福利國家的外部競爭壓力。至此，歐洲社會保障制度不僅面臨著內部結構的轉型，也將帶動國際合作政策的轉型。

《領導文萃》：全球社會保障從覆蓋面、保障水平到財政投入等都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中等、低等收入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是什么？

周弘：中等收入國家社會保障發展趨勢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以社會保障促經濟增長。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社會保障領域里的發展趨勢是福利擴張，即拓展既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在健康、教育、就業、養老、住房等領域的投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從而拉動內需、提振經濟，以社會保障建設為契機促進全面增長，促使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還有一些國家（如印度）則努力把大多數非正規就業人群，特別是鄉村地區的非正規就業者，納入正規經濟。上述種種努力使得中等收入國家的社會保障覆蓋面整體得到拓寬，很多國家建立起國家層面的最低水平的基本社會保障，確保至少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

與中、高收入國家不同，低收入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就業嚴重不足等因素的制約下，社會保障制度十分不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險等繳費型項目（即與就業相關的社會保險）只覆蓋了以公職人員為主的正規就業人口，由于這部分人往往占人口的少數，所以覆蓋率十分有限。其余人口，即構成人口大多數的沒有正規雇傭關系的人員，則主要通過零星的非繳費項目——以“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計劃”為主——來獲得一些暫時性救助，這些非繳費性項目構成了一個保障水平較低的臨時性社會安全網，這是低收入國家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普遍狀況。

低收入國家社會保障發展趨勢呈現兩個特點，一是擴大臨時性安全網，低收入國家的社會保障呈現出“小范圍、臨時性、應急性、實驗性、水平低”等特點，缺乏普惠性和長期性，不足以為更廣泛的人群提供持續可靠的保障。在危機時期，受財力收縮的限制，這些特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二是超越臨時性網絡，建立最低限度的、可行的基本保障。在低收入國家，當務之急是要將直接減貧式的消極保障變為積極發展勞動力市場，用“授人以漁”取代“授人以魚”，從保障人們的收入安全入手，拉動消費，進而拉動經濟，為建立更加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奠定經濟基礎，實現經濟和社會的良性互動和持久發展。

總的來說，世界社會保障呈現出如下發展趨勢：一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整體擴大，中等收入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是世界社會保障發展的主要拉動力。二是各國社會保障差距依然明顯，但差距在逐漸縮小。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面對由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社會風險的全球化，要從保護和發展這兩個層面來建設社會保障制度。三是走向廣覆蓋和多樣化，逐步形成多支柱的社會保障體系。各國政府不再對社會保障大包大攬，加強各種力量的合作，逐步形成多層次多支柱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大勢所趨。

綜上所述，社會保障既是社會政策，也是經濟政策，既關乎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也關乎減貧扶貧、就業促進與維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是確保經濟和社會進入良性發展軌道和實現良性互動的必要工具。以此來實現財政平衡，從而確保福利制度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在構建基本保障線的同時，持續改善保障水平，使社會保障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與共享社會制度

《領導文萃》：中國從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出發，已逐步實現了人人享有社會保障，中國社會保障的制度變遷過程是怎樣的？

周弘：社會主義制度要求中國的發展目的是讓億萬人民共同過上富裕的生活。正是由于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所以人民群眾中才能迸發出更強烈的共創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公平合理的社會共享制度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訴求，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是先進的政黨，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百多年來的奮斗、探索和實驗的目標。

自從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保護勞動者權益”的社會理想和施政綱領以來，中國共產黨根據現實的社會條件，主動積極地探索實踐了多種類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措施。在經歷了戰爭時期的供給制、1951年的《勞動保險條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多次探索和改革之后，第一部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險法》于2010年問世，中國在養老、醫療、低保等諸多領域里繼續改革并發展。在將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社會逐步帶入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同時，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人人享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在一個處于快速發展中的國家里建立起一套能夠覆蓋13億人口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這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復雜程度上看，都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設的主要動力來自執政黨的社會理念和治國體制。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通過《共同綱領》和《憲法》宣示執政的目標，同時通過階段性措施和分層次制度，逐步落實對勞動者實施保護的承諾。隨著經濟發展和中央財政狀況好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多次通過發布各種文件和政府行政條例，指導各領域社會保障制度覆蓋范圍的擴大或者待遇的提高。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里出現了獨特的、多樣化的發展態勢。新制度建立以前，試點是必然經歷的階段?！皟山Ｊ健薄鞍鍓K模式”“布吉模式”是在中央的原則性規定下，探索適合的落實方式，而中央的原則目標是實現“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另外，人人享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實也就是一種人人負責的制度。在同一個國度中，人們彼此負責、相互保障，政府為這種保障提供制度條件，在市場規則運行的條件下，這種制度提供的是基本的保障;在社會主義制度同時運行的條件下，這種制度還肩負著通過社會再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的責任。但是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更加依賴全體人民對于制度的認同和信任。隨著社會組織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也在變化。國家先是通過就業單位向產業工人提供社會保護，通過農村集體經濟向農民提供社會保護。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不僅挑戰了這種保障方式，也挑戰了中國最傳統的家庭保障功能。單位經濟、集體經濟、家庭經濟，都難以抵御工業化和市場化帶來的社會風險，國家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保護責任。隨著市場的擴大、產業和勞動力的轉移，跨區域的社會保障制度措施不斷出臺，新的方式不斷地替代舊的方式，新邊界不斷取代老邊界，覆蓋范圍不斷擴大，制度標準不斷向統一的方向發展，國家成為最大的社會組織。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設取得了很多新的進展，其中最為突出的、也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制度性建樹：一是建立了面向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及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現了社會保障的制度性全覆蓋，開始向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發展;二是邁出了社會保障法制化的關鍵一步，結束了單靠行政命令和規范性文件指導社會保障工作的局面。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變鼓勵出口為刺激內需，把堅持擴大內需明確寫進第“十二五”規劃。針對城鄉、行業、地區之間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和儲蓄率高、消費率低等問題，逐年加大在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領域的財政投入，以提高全體國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提振民眾的消費信心和購買力，促使經濟由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拉動型。主要措施包括：通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等，持續擴大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并提高保障水平，把先前未被覆蓋的廣大農村人口悉數納入，目前中國的醫療保險覆蓋率已大幅度提升至96%;養老保險提升至近80%，并力爭實現全覆蓋。其他措施包括在保持工資持續增長的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的補助標準。在農村地區興建醫院，增加醫療設施，在改善醫療環境的同時拉動相關產業需求，促進就業。上述措施對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支持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發揮了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到：“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辈⑶?，“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p>

《領導文萃》：“十三五”規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并且特別闡明“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您如何看待中國建設共享社會制度？

周弘：這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共享社會建設有至少三個重要的基本要素：一是通過共同創造，促進均衡發展;二是通過相互保障，實現共同享有;三是通過治理創新和財富分配達到共同富裕。具體來講，第一，中國的共享社會不接受明顯的社會不公和發展短板。也就是說，要通過社會財富的適當合理轉移、社會資本的多渠道投入，包括對教育、健康和創業的投入，補上發展短板，使7000萬人盡快脫離貧困。第二，中國的共享社會需要建立起相互保障的機制，通過合理和可持續的收入轉移機制，針對不同的勞動方式和社會需求向廣大勞動人民提供合適的社會保障，例如為流動勞動者去除享受合理社會保障的地區或行業壁壘，為老人和兒童提供更好的福利，為“去產能”離崗的工人提供再就業機會和生活保障等等。第三，需要大力改善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保障等社會事業的管理效率，投資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和創新人才的培養，并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逐步提高社會共享水平。

中國共產黨在建設共享社會制度的過程中汲取了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各種制度探索，但是中國共享社會的建設卻不同于其他任何國家迄今為止的探索和實踐。第一，中國的“共享”社會建設以人民富足為終極目的，不像有些發達國家那樣，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平穩運行而對勞動人民進行贖買。第二，與其他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要在更短的歷史時期中完成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的過渡，并建立起靈活兼容的“社會共享”制度。第三，中國幅員遼闊、發展水平很不均衡、多種發展水平和經營方式共生，就像是個小型的世界，所以不可能簡單地套用任何單個國家已有的制度。第四，我們構建社會共享制度的優越條件、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也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即強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長期穩定的政治和人民群眾的社會認同。

由于復雜而迅速變化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中國的共享社會建設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不可能是簡單劃一的，也不可能是待遇水平完全“平均主義”的，而是要在共同目標和共同方向的前提下，適應多種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在創業積極性和成果享有感之間進行能動平衡的機制。這種機制同時還需要根據不斷變化的發展形勢和不斷提高的社會需求而逐步完善，要由多種共享方案共同合成，靈活而又公平、科學而又合理、便于調整而又可持續。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照搬照抄以工業制造業為主的德國的共享模式，也不可能復制地廣人稀而產業高度信息化的北歐的共享模式，因為我們兼顧工業社會的需求、不斷現代化的農業社會的需求，特別是要照顧到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城鎮社會轉型的過程性社會需求。

中國的共享社會應當是一種共同責任的制度，是名副其實的命運共同體。在社會共享制度中，企業家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要得到保護，所有社會成員都通過創造財富和奉獻社會獲得分享成果和基本保障的權利，所有社會成員都應同屬一個大家庭而得到保護，最終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殘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大同理想。十九大報告中有很多具體方略，但從始至終貫穿著一條思想，就是牢記使命和宗旨——全黨必須牢記，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所以從很具體的社會保障目標，無論是談教育、談就業、談社保、談脫貧，還是健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都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使命。我們的出發點決定了方式，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這樣一個方式，而且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和一些具體指標，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共同體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