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融合的人本性與當代文化自信

李 偉

文學創作及其相關研究在根本上受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影響和制約，文學藝術領域的經典作品則是對一個民族文化精神本質特征的藝術化呈現，兩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這是古往今來一直被不斷驗證的普遍規律。具體到我國古代的文學創作情形，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體現得最為深刻，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儒學文化精神。不論是“詩圣”杜甫深沉廣闊的憂國憂民的情懷，還是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批判意義，抑或是韓愈“原道”思想中飽含的形上文化思索，無不彰顯出儒學思想精髓對我國古代文人及其創作的文化影響。有關古代文學價值內涵的整體性判斷的研究已成為近年來的熱點，如蔣寅先生的《鏡與燈：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是從我國的民族精神史角度深刻透視古典文學的價值意義；羅小東的《古典文學與傳統文化精神》(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則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挖掘古代文學經典作家和作品的文化意蘊。這些研究都對深入認識古典文學的客觀價值有所裨益，但大多缺乏立足當代文化的價值立場繼承發揚古典精髓的宏觀思考。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發展時期，我們更有必要從古代文學領域出發，深入考察古代文化精神如何深刻影響古人的心靈世界，進而作用于他們的創作行為，這其中儒學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尤具代表意義。同時，怎樣汲取傳統文化資源，為當代文化自信建設找到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途徑和方法，也是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一、儒學文化與古代文學的“人本精神”

儒學產生于齊魯大地，以其禮樂精神與仁和思想自立于先秦的諸子百家爭鳴時代，其中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對“文”的追求、人際倫理關系的建構和獨具特色的人本主義精神。如《論語·鄉黨》中馬廄失火的故事，孔子聽說此事后，問了一句話就是“傷人乎”。馬廄著火的過程中，估計房子、財物和馬匹都會有損失，但孔子首先問的卻是有沒有傷人，這展現出孔子和儒學關注的核心價值就是“人”，而且是發自人的本性根源。如果說孔子的人本精神在《論語》中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發自內心地關注“人”的價值，那么孟子則是借助歷史人物來表達這一思想，如《孟子·滕文公上》對大禹治水的描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硎杈藕?，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贝笥碜鳛槲覈鴼v史神話中的重要人物，與西方古典神話中的人物相對照，這分明是一位出自人間且心懷天下的英雄人物，他有自己的家庭、親人和子女，但為了拯救沉陷洪水泛濫的人間世，不得不舍棄自己的小家而把全部心力傾注到治水的工作中，這是何等的犧牲和精神境界！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華人文精神能夠在我國兩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根源。

儒學歷經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清代考據學等學術發展階段。雖然在不同的時代，儒學研究和對民眾教化的影響深淺不一、側重各異，但均彰顯出對“人”的價值的重視。

南京大學中文系莫礪鋒教授曾多次撰文指出“人本精神”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底蘊和根本。他在《論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主要特征》(《文藝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大致歸納了我國古代文學的五大特點，即獨特的地理和民族背景使它既豐富多彩，又具有強烈的趨同性和凝固力；二是具有強烈的人本精神；三是社會教化和個體抒情并重的多重功能；四是與時俱進和海納百川的自我革新能力；五是尚中貴和與氣韻生動的審美趣尚。最近，他又在《名作欣賞》中刊發新文《人本精神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底蘊》(《名作欣賞》2018年第10期)，鮮明地標示出我國古代文學的核心價值即“人本精神”。

古代文學創作中“人本精神”的價值與儒學文化在我國文明延續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密切聯系，作為深刻且鮮活地反映文人心靈世界的文學作品，儒學文化對“人”價值的重視，自然會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轉化為古代文學創作中“人本精神”的底蘊。

二、“文”“儒”融合與中國古代文人歷史嬗變及其轉化之功

儒學文化關注“人”的價值如何轉化為文學作品中“人本精神”的底蘊？這一過程是借助何種因素，在哪些方面實現了這種創造性轉化？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國古代最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就曾提供了一種思路，《文心雕龍·原道》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边@就是從“道”“文”“圣”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上厘清了我國古代文學作品文化品格的淵源及其轉化過程。

《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劃時代巨著，胡適先生曾譽之為我國為數不多具有完整體系的理論著作之一，這說明《文心雕龍》體現了劉勰對文學創作的深刻思考，凝練著劉勰對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總結性觀念。就《文心雕龍》的思想淵源而言，學界歷來有儒學、周易、老莊道家、佛教等各種認識(張少康、汪春泓、陳允鋒、陶禮天著：《文心雕龍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臺灣師范大學教授王更生先生在《劉勰是個什么家》中結合劉勰的生平、地域和時代背景等因素，對劉勰個人的思想內涵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文心雕龍研究》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不過就《文心雕龍》整體的思想傾向而言，儒學傾向應該是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結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是有匠心獨運的體系安排，其中最能體現其思想淵源的應該是“文之樞紐”的五篇，即《文心雕龍》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經》、《正緯》和《辨騷》。

在這五篇之中，第一篇的《原道》是以“道”為核心概念，由此決定劉勰文論批評的基礎。篇中的“道”，在劉勰看來，具有多元性的思想特色，自然之道、人文之道、生活之道等各個方面，兼而有之，但其中落實于文章創作的部分，則突出了儒學經典的地位。如《原道》嘗言：“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痹趧③难壑?，人文之道的現實體現就是以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及其經典文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勰才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三者關系。為了輔證這一觀念，劉勰廣之以《征圣》和《宗經》兩篇，說明儒家圣人是對“道”的內涵理解最為深刻之人，而這些深刻的理解又都被圣人記錄在儒學經典中。因此，“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被劉勰構建為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其中主要滲透的是儒學文化的思想影響?！拔闹畼屑~”的其余兩篇《正緯》和《辨騷》正是以儒學正統觀的立場為出發點，劉勰將緯書和楚辭中合于儒學正統且利于文學審美發揮的部分提取出來，予以大力表彰，為真正習文之士確立了一個既有深厚文化立場、又能圓融無礙的文章學習典范。

我們從劉勰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儒學文化的深刻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他所指出的儒學文化如何轉化成古代文學作品底蘊的途徑方法。換言之，即儒學文化在古代是通過怎樣的途徑作用于文學創作的過程，讓詩詞文賦等作品具有了一種深厚的儒學文化的色彩。這其中轉化的關鍵因素就是“人”，即劉勰所言之“圣人”。我們站在古今對比的立場上，對劉勰“圣人”觀念的理解不應該過于狹隘，而是以更為通達的眼光去看待，那就是“圣人”作為儒學經典的作者，與文學創作過程中創作主體的寫作具有同一性。在這個意義上，劉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與“文化—創作主體—文學作品”的當代文學評論有了相通的理解架構(當代文學批評中有關“創作主體”的認識，可參閱艾布拉姆斯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其批評傳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我們據此可以認為“創作主體”這一要素在劉勰文學批評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道”轉化為“文”的關鍵環節?！暗馈彼休d的是自然萬物、社會觀念、生活時尚、時代背景、歷史傳統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匯集，其具有恒定價值的部分正是“文化品格”，這在劉勰眼中自然是以儒學文化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因此，從“人”的價值意義上說，劉勰重視“創作主體”也與儒學文化中的“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道”的深刻影響下，經由創作主體的個性發揮，具有人文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文”自然順理成章地孕育而生。當然，這里的“文”就成為彰顯人文之“道”和創作主體藝術個性的載體，再經過歷史的汰洗、批評家的評論和文化的檢驗，某些“文”就可以成為文學領域的不易經典，正如劉勰在《宗經》篇中評價儒學經典所說：“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p>

在我國古代，由于對“文”的理解有時代的差異，以及具體時代文化風氣的影響，“創作主體”這一要素呈現出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在《文儒》等文章中曾對此問題有過評述，大致觀點是我國古代沒有能與西方相對應的純粹的“文人”或“作家”的文化概念和社會角色，受到“文”從屬于“儒”的思想背景的作用，我國較為典型以文章創作為晉身基礎的士大夫群體，可以稱之為“文儒”。他們的身上基本反映著我國古代以文章寫作服務政治、表達觀念和抒發性情等多重特征，文章創作是其立身之本，這體現出他們與“文”的深刻關聯，而且隨著時代文化氛圍的變遷、政治氣候的冷暖和個人際遇的沉浮，其社會角色也可隨時發生調整，反映到他們的文章創作中，則就有禮樂緣飾、政治諷喻、個體抒情等不同文學風貌的呈現(李偉：《文儒》，《光明日報》2018年1月8日第13版)。但有一點值得重視，那就是他們的身上不約而同地都打上了深刻的儒學文化的印記，其文章中透露著濃郁的儒學文化品格。因此，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儒學文化在“創作主體”這一轉化要素上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縱觀歷史上的經典作家，他們的“文儒”特征多有顯現。三國時代貴公子形象的代表曹植是具有代表性的大詩人，可就是這樣一位才子式的人物，在《與楊德祖書》中表露自己的志向時說：“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這就是說曹植不甘于僅以寫作辭賦的“文人”傳世，而是具有建功立業、縱橫政治的宏偉志向，如果在政治方面壯志未酬，他也要以“一家之言”稱于歷史。由此可見，曹植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前期的典型詩人，其觀念中顯示了深厚的儒學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

唐代，“文儒”型知識階層成為當時朝堂上以文士身份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以張說、張九齡為代表的“文儒”型士人不僅具有宰相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們兼具政治高位、學林宗伯與文壇領袖于一身，從儒學的禮樂理想出發，以文章創作近距離參與政治的文化建設，主導文壇創作的風氣，實現了士人融政治與文學于一體的理想。這一知識階層的出現影響了當時一大批文人的思想心態，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詩圣”杜甫。他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因此，杜甫的前半生都在汲汲于政治仕進之途，天寶九載冬天上《三大禮賦》，希望通過文章創作晉身政治。杜甫選擇“賦”這一具有“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文體獻給唐玄宗，背后的政治意味相當濃厚，儒學文化的家庭教育，加之以當時“文儒”型知識階層的大力提倡，使杜甫濡染了深刻的“文儒”心態，這是他在政治晉身的關鍵時刻獻《三大禮賦》的根本原因。當然，此后的杜甫在政治上并未獲得真正施展才華的機會，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詩歌創作上，其中浸潤的則是儒學文化給與他的人本精神和關心天下蒼生的政治責任感。杜甫的“詩圣”美譽是儒學文化對我國詩歌創作領域產生影響的重要表征之一。

“創作主體”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意義自不殆言，尤其是在將儒學文化的深厚傳統轉化為鮮活心靈展示的文學作品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當然這一轉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而是歷經我國悠久的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難以數計的經典作品。正如李澤厚在《孔子再評價》中所分析的孔子思想“包含多元因素的多層次交錯依存，終于在歷史上形成了一個對中國民族影響很大的文化—心理結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頁)。儒學文化對促成這一文化—心理結構無疑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文學活動中“創作主體”的創造性轉化使儒學的“人本精神”確立為我國文學作品中核心價值。當大量優秀作家和經典作品出現后，其文學影響逐漸沉淀為我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精神底蘊，又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反作用影響，亦即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這主要是以文學作品中豐富的人性展現和光輝的經典人物，其中貫注了深刻的儒學文化精神，讓每一個時代的讀者都能夠通過閱讀優秀的作品，結合自己的人生甘苦，與文學作品產生切身的心靈共鳴，進而從中汲取儒學文化的精髓，這不同于歷史領域的客觀研究和哲學領域的義理發揮，而是以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激發人們心靈深處的力量。這對儒學文化的價值擴展和社會影響也是一種有效的推動，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儒學文化的創新性發展。

三、儒學文化的當代價值與文化自信的建設路徑

我國儒學文化的精神特質、創作主體所接受的文化品格以及作品中透露出的精神底蘊，都表明“人本精神”和重視“人”的價值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

我黨在近年來特別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政治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币驗橹腥A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更因為“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

這些論述指明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國文化自信的基礎和來源，其中所具有的恒久理念和普遍價值，不僅在古代曾發揮了移風易俗、教化民眾的重要作用，而且當代的文化建設中依然可以提供積極的啟發，比如我們當前倡導的核心價值觀就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弘揚的道德觀念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我們站在當代價值觀的立場，更應懷著古為今用的積極態度，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轉化和傳承弘揚。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儒學文化一直是至為關鍵的組成部分之一，而生動鮮活地展現儒學精神的文藝形式莫過于古代的文學作品。當我們讀到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時，便會由衷激發起超越一己之私而胸懷天下的歷史責任感。當我們讀到韓愈《師說》中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時，也會自然地想起為師者的一片赤誠之心。當然還有宋代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古代士大夫的犧牲精神，這都與我國儒學文化的精神濡染密切相關。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文學家及其文學作品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更加深遠和切近人心，畢竟其中飽含著文學家的深情和個性。

美國文學理論批評家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中將有關“文學”的活動分為四個關鍵要素：世界、藝術家、作品和讀者。前文所述基本屬于“世界、藝術家、作品”，主要圍繞文學創作活動展開。這些年有關古代文學教育如何發揮其應有的當代影響，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視。這就是從“讀者”的角度，開始注意古代文學怎樣才能對當代讀者產生文化影響，將這一問題置于“文化自信”的當代建設中，可以更加凸顯其現實意義和當代價值。

首先，儒學文化所蘊含的“人本精神”不僅深刻影響了古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學創作，更為我們指明了教育的關鍵，即“立德樹人”的終極方向。從注重學生的人格養成和品德教育入手，讓儒學文化重視“人”的價值轉化為日常教育，對古代文學經典作品研讀的價值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的潛移默化的熏陶。正如魯迅先生回憶當年聽章太炎的演講時所說：“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選自《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頁)可見，在當代文化自信建設中，應當把青年學生的人格塑造作為人文教育的核心價值和重要渠道，而這種人格熏陶和塑造離不開儒學文化指向的“人本精神”和“人”的價值。

其次，今天在我國，不論是大學或中小學的課程，加強古代文學的教育已成為學習內容的重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將古代文學教學納入“文化自信”的建設中，它可以作為“文化自信”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通過對古代經典作品的研習潛移默化地影響年輕學子的精神世界，將儒學文化中重視“人”的價值的精神資源滲透到學生的培養過程中，讓他們從小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魅力和價值理念。當然，就古代文學教學的特殊性而言，大學與中小學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大學科系眾多，在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課程設置中“古代文學”一直是重要內容，而在理工科院系中，對古代經典作品的學習只能是人文通識課程的組成部分，其學習程度就存在著深淺不一的差距。但是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袁行霈先生所言：“不管愿不愿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實生活?！?袁行霈：《國學研究》發刊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作為未來國家建設的人才儲備來源，大學生教育過程中必須重視古代文學和人文傳統的教育內容，培養全面素質的人才是“文化自信”建設在人才領域的關鍵環節。至于中小學教育中，教材建設一直是重中之重，大力加強語文教材中古代文學經典的入選比重，并在課外閱讀中適當地補充古代文學經典作品的擴展性學習，正是在青少年成長的關鍵時期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審美觀的重要路徑，這自然也是我國“文化自信”能夠在青少年一代中生根、開花、結果的必由之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百余年前，梁啟超面對積貧積弱的國勢和中西文化對比的懸殊，曾發起維新變法的改革運動。雖然最終歸于失敗，但他仍懷有信心，那就是寄希望于未來少年人才的崛起。正如他在《少年中國說》所說：“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敝挥袕哪昵嘁淮慕逃胧?，真正讓以儒學文化為主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他們身上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在他們的教育過程中大力貫徹我國“文化自信”建設的核心價值觀，大力推廣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教育，培養新一代真正堪當歷史重任的人才，實現“中國夢”的復興。

“文化自信”建設的關鍵在教育。作為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我們應自覺擔負起科學研究的重任，在古代文學的學術研究中不斷提煉具有恒久價值的思想內容和文化理念。這就需要我們反復閱讀古代文學的經典作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方法，結合我國當代社會的發展實際，把古代文學中的儒學文化精髓，特別是與當代生活密切相關且有啟發意義的部分提煉出來，作為我們中小學和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人文教育不偏離“文化自信”建設的總體方向。

清代學者彭端淑《為學》中嘗言：“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边@是一個簡單樸素卻發人深省的道理，“文化自信”建設的征途漫漫，而且我們當前又是處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等各個方面都不能離開文化建設領域。正如陳平原教授把“人文學”經典的學習看作個人素質培養的“壓艙石”一樣(陳平原：《六說文學教育》，東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206頁)，“文化自信”建設理應成為我國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壓艙石”。我們作為學術研究者，只有投身于這一歷史的洪流中，真正從經典學習中感悟文化的深刻意義，并把這些內容傳授給學生，為“文化自信”建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只有從“人”的價值出發，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恒久魅力，才是“文化自信”建設的正確路徑。

說明：本論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八至十世紀中國的文士轉型與古文變遷研究”(16CZW022)的階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國博士后特別資助項目(2017T100484)和“泰山學者工程專項經費”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