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畢業去向意愿分布及影響因素分析

肖啟帆 李菲鈺 劉德舜 陳澤宇

摘 要：本文從當今大學生畢業困惑出發，基于預調研、后期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數據對大學生畢業去向分布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同時，從綜合因素影響下意愿分布、排除客觀因素后意愿分布及在校生意愿與畢業生實際數據差異分析三方面，為正處于未來走向選擇關鍵階段的大學生提供信息支持，旨在為在校生就業提供建設性建議。

關鍵詞：大學生;畢業去向;影響因素

一、引言

據教育部公布數據，繼2017年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高漲之后，2018年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繼續增長。2017年11月27日發布的《2017—2018年度留學白皮書》顯示，中國2016年出國留學人數相比2007年增長約74.3%;且過去十年間，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逐年上升。另外，隨著應屆畢業生基數不斷增加，研究生報名人數連年攀升，而海外研究生申請熱度持續不退，所以大學生畢業去向的每一個選擇競爭都日趨激烈。

由于畢業前期準備周期較長，精力耗費相當巨大，不同畢業選擇對于人才要求側重截然不同，這使得當今大學生畢業去向可考慮時間變短，且畢業去向決策成本變大。因此，結合現有政策和實際情況，了解當今大學生畢業去向分布及其影響因素顯得尤為重要。

陳迎明教授提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實質上是來自學生自身、家庭、學校以及社會四個維度。受到先前相關議題啟發，本文將從綜合因素影響下意愿分布、排除客觀因素后意愿分布及在校生意愿與畢業生實際數據差異三方面展開研究。

二、大學生畢業去向分布及其影響因素

在我們本次所發放的392份問卷中，男生（占比49.74%）與女生（占比50.26%）對于大學畢業后去向選擇分別為就業、國內讀研、出國以及自主創業，所占比例分別為20.15%、70.41%、8.16%和1.28%。

在本次課題研究中，小組成員將學科分為不同種類，分別為人文類、法學類、商科類、理學類、工學類、農學類、醫學類、藝術類以及軍警類，所占比例分別為11.48%、4.59%、25.51%、14.29%、37.24%、1.79%、2.55%、2.3%和0.26%。此次問卷最終填寫人數男女比接近教育部公布的往期畢業生男女的真實比例。

在對大學生畢業去向選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時，本組對以下幾個因素進行了考慮，并將它們分類為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的定義是外界環境所造成的、難以把握和控制的因素，本次課題所研究的外部因素有所擇學校、接受與自己選擇畢業去向規劃指導的頻率、家庭經濟狀況、父母對自己畢業去向的意見、相關政策扶持和生源地性質;內部因素的定義是與自身密切相關的因素，本次課題所研究的內部因素有自身學科背景、參加相關實踐頻率、學習成績和性別。

基于以上說明，對收到的392份問卷進行了數據分析，并對相應的變量因素進行賦值，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性別、學科背景以及生源地性質時，我們將這三個因素劃分為分類變量;而在研究學分績點排名和家庭月收入這兩個因素時，根據因素其內涵進行相應賦值，如在研究學分績點因素時，賦值越大表明這個同學成績越好，且本組研究這兩個因素賦值的依據是它們的組中值。

在研究父母意見、接受畢業規劃指導頻率、政策扶持力度以及參加學術研究活動頻率這四個因素時，由于對畢業去向影響不太顯著，本小組則采用描述統計來分析這四個因素。

根據以上賦值，我們建立如下計量模型，如式（1）所示。

（1）

式中，p指的學生選擇就業、讀研、出國以及自主創業的概率;相應地，1-p指的是學生不選擇就業、讀研、出國或創業的概率。這樣把因變量進行二分類，α0為截距;βi為回歸系數，表示當因素作為自變量發生變化時，大學生畢業去向選擇發生的變化;Xi為各個影響因素;ε為隨機擾動項。由于將大學畢業去向分為四類，因此所做的四次二分類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進行二分類回歸時，在第一次回歸模型中，我們將學生選擇就業賦值為1，學生不選擇就業賦值為2，其他三次的回歸模型以此類推;將顯著性水平設定在了0.05，即如果SIG.P<0.05時，認定其相關;當SIG.P>0.05時，認定其不相關。

由于選擇自主創業這個畢業去向同學基數較少，利用分析軟件所分析出來的SIG.P均大于0.05，所以對于這一個畢業去向的選擇進行描述統計分析。

通過上述所作出的二分類的回歸，我們有如下結論。

學生在選定就業時，學科背景帶來的影響更為顯著。通過將選擇就業人數與相應填寫問卷人數進行學科對比，發現各個學科之間選擇就業比率存在明顯差異，如藝術類選擇就業率高達66.67%，其他學科選擇就業率均為10%～25%。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軍警類填寫人數僅為1人，因此這一項不具備代表性意見，只能作為數據參考意見。但從總體上看，學科與就業之間確實存在顯著關系。

第二，學生在選定國內讀研時，學科背景也會產生比較顯著的影響。同上述方法，我們發現除藝術類和軍警類以外，其他學科選擇國內讀研率均在60%以上。

第三，學生在選定出國時，家庭經濟情況有顯著影響。在選擇出國的同學中，家庭月收入在10 000以上的占比高達68.75%，這與其他三個畢業去向選擇有顯著差異。

第四，由于自主創業基數不足，因此在二元分類回歸分析中，難以發現與其選擇顯著相關的影響因素，但通過觀察同學們所填寫的問卷發現，選擇自主創業同學只來自工學類和商學類兩類學科，這些同學對于父母意見的影響、政策扶持力度都持保守態度，就學術研究活動而言并不是經常參加。而通過觀察有關學分績點排名原始數據，發現學分績點排名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后臺數據顯示，選擇就業的同學學分績點排名大多分布在專業前的30%～50%，而選擇國內讀研大多分布在專業前的5%～30%，選擇出國的同學大多分布在專業前的15%～30%。

在分析同學們接受畢業規劃指導頻率、專業相關政策扶持力度、參加學術活動頻率以及父母意見這四個因素時，發現前三個因素，各個畢業去向選擇分布趨于一致;而當談及父母意見時，選擇出國留學同學一般會認為父母的意見比較重要，其中認為父母意見重要占比高達55.13%，高于選擇就業的36.71%、國內讀研的43.12%以及自主創業的20%。

接下來，對性別、學科背景、生源地性質、學分績點排名以及家庭月收入進行了一次無序多分類邏輯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總體來看，學生學科背景以及家庭月收入對于同學們畢業去向選擇有顯著影響。除了上述方法，在問卷設計時，小組成員還讓填寫者根據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重要性進行排序;通過數據可以發現，選擇自主創業的同學對于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把控理解和選擇其他畢業去向的同學大不相同;選擇自主創業的同學認為畢業規劃指導以及自己的實踐經歷更重要;而選擇其他三個畢業去向的同學一致認為學校和自己的學科背景更為重要。

三、大學生畢業去向傾向分布

我們針對本次接受調查的大學生畢業去向意愿、傾向以及影響因素作進一步處理，即探究排除客觀因素后的大學生畢業去向傾向分布。利用統計圖表對樣本資料數量特征及其分布規律進行描述，并選取樣本量較大的幾個類別進行分析，得出理想化客觀因素，各去向選擇具體變化如表4所示。

在理想化客觀因素之前，選擇國內讀研人數最多，有276人;選擇出國有32人;選擇就業有76人;選擇自主創業人數最少，只有5人。理想化客觀因素以后，選擇國內讀研人數減少了33%，由原來的276人減少至206人;選擇出國人數增加比例最高，由32人增加至88人;就業和自主創業選擇人數都有一定增長。由此可見，受到一些客觀因素限制，國內讀研在當下本科生畢業去向選擇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

最初選擇出國的群體85%以上都保留了最初的選擇，相比其他去向選擇的人，他們是受客觀因素影響程度較小的一類人。

另外，從表4中，我們選取樣本數量較多的五個類別進行分析，這五個類別分別是：X=就業，Y=國內讀研;X=就業，Y=出國;X=國內讀研，Y=就業;X=國內讀研，Y=出國;X=國內讀研，Y=自主創業。

（一）X=就業，Y=國內讀研

對于這類群體而言，家庭經濟狀況是影響畢業去向選擇的主要因素，并且他們的家庭月收入全部分布在10 000元以下;其中80%以上的人很少接受過有關就業方面的指導;50%的人非?？粗馗改敢庖?。

（二）X=就業，Y=出國

該部分屬于受學校知名度、資源提供影響程度較大的一類群體，他們出國的意愿受學校和經濟因素限制。其中50%的人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間;80%的人接受過一定就業方面的指導，對畢業規劃有大致了解，并且女生出國意愿明顯比男生強。

（三）X=國內讀研，Y=就業

排除客觀因素后，放棄讀研選擇就業的人中男生占大多數，且以工科背景為主。這類人群的本科院校覆蓋了985、211以及普通院校，其中85%的人沒有或很少接受過有關考研方面的指導，家庭月收入分布在3 000元至5 000元的人數較多，不難理解男生更渴望盡早踏入社會，積累工作經驗，實現財務自由，但提升學歷和追求學術深造的壓力致使他們最終選擇了國內讀研。

（四）X=國內讀研，Y=出國

在原本選擇國內讀研改為選擇出國的人中，工科背景和商科背景比重較大，且以女生為主，這是受學校知名度和資源提供影響程度最大的一類群體，他們認為學校因素是影響他們出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學分績點排名位于5%～15%的占多數;家庭月收入分布在5 000元至10 000元的占50%;95%的人很少接受過考研方面的指導。許多女生渴望出國深造，去感受國外的學習氛圍，為履歷增色，但由于學校資源提供等原因，缺乏合適的出國交流機會，從而轉向國內讀研來提升自己的學歷或者進行學術深造。

（五）X=國內讀研，Y=自主創業

這是畢業去向選擇由國內讀研轉變為自主創業的群體，他們認為學校因素在客觀因素中影響程度最大，其中經常接受考研相關指導的人數為0;半數以上的人認為大環境下對考研的政策扶持力度一般。這類人群的家庭月收入多數分布在5 000元至10 000元。

四、在校生和畢業生實際畢業去向分布差距

目前，問卷所收集到的數據均來自在校生，而非實際畢業生，所以選擇與被調查者實際畢業時的去向有可能不同。其中，對于潛心準備的大學生而言，必然導致前期投入時間和努力，一定程度上會被浪費。因此，我們嘗試將問卷回收所得數據與從各校發布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統計而來的數據進行比對，來探究上述差異是否確實存在。

選取問卷填寫人數不小于2人，且就業質量報告信息披露完全的院校作為研究對象，共24所，總共251份有效問卷，約占問卷總數的64%。以每個院校問卷填寫人數為權重，對24所院校在報告中給出的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國內升學率以及出國（境）率加權平均，將所得結果數據組命名為“模擬實際”。問卷統計”組數據則是251份有效問卷的實際數據。處理數據時，忽略待就業情況，并將自主創業歸入就業。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

從“模擬實際”組與“問卷統計”數據對比中不難發現，“就業人數”與“國內讀研”人數懸殊明顯。從表格數據可得，在被調查人群中，超過70%的在校生計劃畢業后，選擇在國內繼續研究生深造。根據“模擬實際”數據，只有接近25%的問卷填寫者畢業后進入國內院校攻讀研究生;超過六成原計劃在國內讀研的問卷填寫者，畢業后就業或者出國。由此可以看出，在現有認識水平下，在校生對畢業去向的選擇與實際可能還存在一定偏差。

當然，如果考慮研究生入學考試考試錄取率，則這一偏差也可以理解。目前意向為國內讀研的在校生，經過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初試以及復試篩選后，只有一部分人最終能夠獲得研究生入學資格;而未獲得入學機會的在校生，如果不選擇待就業，必然最后流向就業或出國。同理，選擇出國的同學因為沒有收到合適錄信，而最終選擇就業的情況也大量存在。從以上角度理解，目前選擇與畢業實際去向差異存在是必然的。

基于以上三個問題研究發現，同學畢業去向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從研究結果來看，有相當一部分同學在排除外部因素干擾后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畢業去向。除此之外，在校生畢業去向意愿分布和畢業生實際數據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這種差異一定程度上來源于自身認知偏差以及一些外部因素影響。因此，大學生應當把握好自己的青春時光，化挑戰為機遇，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和實力。

參考文獻

[1]陳迎明.影響大學生就業因素研究十年回顧：2003-2013——基于CNKI核心期刊文獻的分析[J].現代大學教育，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