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傳記文學的發展歷程

桑逢康

新中國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間，傳記文學的基調是紅色的主旋律，這和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態有直接的關系。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詩人蕭三和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是同學，他寫了一本《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1949年由東北書店出版，1951年增訂版改名為《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這是前十七年中僅有的一本關于毛澤東的傳記，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曾被譯為英、德、日、法、印地、捷克、匈牙利等多種文字。其他寫政治人物的傳記，還有繆敏的《方志敏戰斗的一生》（工人出版社1958年出版）、楊植霖和喬明甫合著的《王若飛在獄中》（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等。李建彤從1958年開始創作長篇傳記小說《劉志丹》，第1卷的部分章節1962年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刊載。

前十七年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的傳記主要有兩類：一是英雄與模范的頌歌；二是革命回憶錄。它們共同遵循的創作原則是文藝為政治服務，作品質量則參差不齊。

新中國成立后，英雄和模范人物大量涌現，為他們立傳是時代的呼喚、社會的要求。1953年，集體編著的《志愿軍英雄傳》、周而復的《白求恩大夫》、黃鋼的《革命母親夏娘娘》、陳廣生的《雷鋒小傳》、黃慶云的《不朽的向秀麗》等，就屬于這一類。革命回憶錄中受到讀者歡迎的不少，比如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和陶承的《我的一家》，前者使吳運鐸被人們譽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后者由夏衍改編成電影《革命家庭》，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廣大青少年從周蓮一家身上看到（了）前赴后繼的革命傳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我黨我軍斗爭歷史的大型叢書《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缎腔鹆窃饭灿?0卷，所收文章陸續刊發，直到60年代中期編纂完成；《紅旗飄飄》從1957年至1962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第1—16輯。兩套叢書的作者中不乏開國元勛和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現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星火燎原》和《紅旗飄飄》仍是很好的教材。

在作家傳記方面，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與評價，但由于學識欠缺、思想局限、資料不足等原因，稱得上皇皇巨著的魯迅傳一時難以產生。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正的《魯迅傳略》，該書名符其實，過于簡略；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士菁的《魯迅傳》，也只是一本適合青年人閱讀的通俗讀物?！遏斞赶壬墓适隆肥囚斞秆芯繉＜姨茝|獻給孩子們的禮物，1957年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受到少年兒童、包括一些成年人的喜愛。還有幾本關于魯迅的回憶錄，如馮雪峰的《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出版）、許廣平的《欣慰的紀念》（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出版）、《關于魯迅的生活》（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出版）、《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這幾本回憶錄著重點有所不同，對魯迅的認知也略有差別，但對讀者了解魯迅都有一定的幫助。當年曾和魯迅“鬧翻”了的周作人也寫了兩本回憶長兄的書：《魯迅的青年時代》和《魯迅的故家》，對研究魯迅提供了一些史料。

1960年，電影《魯迅傳》開始編制，編、導、演陣容豪華，在國內均屬一流。原擬拍攝上、下兩集，電影文學劇本（上集）在《人民文學》1961年1月號和2月號上發表。196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文藝界和廣大觀眾對這部新中國的傳記巨片寄予了高度的關注與厚望，可惜電影《魯迅傳》最終不了了之。如果當時按計劃攝制完成并公映，也許能帶動新一輪魯迅研究熱和傳記創作熱。

前十七年中，仍然健在并活躍于文壇的現代作家里面，詩人兼翻譯家馮至寫了一本《杜甫傳》，“用一個現代人的虔誠的心與虔誠的手描繪出一個唐代的杜甫”，1951年1—6月在《新觀察》雜志上連載，毛澤東看后曾握住馮至的手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稄埦诱髠鳌返淖髡?、傳記文學研究家朱東潤，1960年又推出了新作《陸游傳》。曾經寫過四部自傳的郭沫若，在1958年《人民文學》第7-10期上重新發表了《洪波曲——抗日戰爭回憶錄》；其所著《李白與杜甫》197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雖然后來飽受爭議，但在“文革”期間百花凋零的嚴酷日子里，有這樣大部頭的著作問世誠屬難能可貴，它至少說明“傳記并未死亡，學術研究仍在艱難爬行”。

從識字班中脫穎而出并成長為部隊作家的高玉寶，其自傳《高玉寶》中的名篇《半夜雞叫》，幾乎家喻戶曉。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由群眾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由于作者從末代皇帝轉變為一個自食其力者的特殊經歷，贏得了眾多的讀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政策調整，改革開放帶來了可喜的社會變化，中國的傳記文學呈現出了相當活躍的局面。從事傳記寫作的人愈來愈多，傳記作家們的觀念得到了更新，視野不斷擴大，敘述的角度也愈來愈多樣化。各種傳記作品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受讀者歡迎的程度愈來愈高，成為最受歡迎的圖書品種之一。我們完全可以用“中國傳記的復興”來概括新時期的傳記文學。

（一）以作家為傳主的傳記，帶有濃厚的“重寫文學史”的性質。首先表現在面的擴大，入傳作家大幅度地增加，不同主張、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作家傳記各呈異彩，不僅更能反映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且從“反思”的角度深入探討了中國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與回歸，具有“思想史”的意義。

（二）政治類傳記，主要包括領袖人物和中共黨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這一類傳記適應了在政治上“撥亂反正”的需要，具有明顯的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反思歷史的性質。從事秘密工作、外交工作、高科技工作的傳主，過去處于保密的狀態，鮮為人知，其生平業績一經披露，很快引起了讀者的興趣。統戰人物，包括前國民黨軍政要員，也有回憶錄或記述他們的傳記面世。多種多樣的政治人物的傳記，有助于讀者了解歷史，認知過去。

（三）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個體經濟與民營企業迅速發展，有許多企業家傳記出版，一個時期內竟至在社會上形成了熱點。傳記作家們在為企業家立傳的時候，拋棄了舊有的在兩面性上作文章的思維模式與寫作模式，著重表現他們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能給讀者尤其是企業界人士以深刻的教育和啟迪。

（四）不少演藝界人士和影視節目主持人紛紛撰寫自傳或回憶錄，由于具有明星效應，這一類的傳記或準傳記雖然一時暢銷，但由于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與思想內涵，所以大都比較膚淺、單薄。明星傳記主要是滿足以中學生為主體的“追星族”們的需要，也有的讀者把它們當作閑暇時的一種消遣，可以視為“休閑文化”的一部分。它們的興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今社會的寬容和文化的多元化，人們回歸到普通的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狀態。

（五）外國傳記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介紹到國內，幾乎所有的世界名人，如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政治家、科學家都有關于他們的傳記在中國出版，成為了新時期傳記文學一道靚麗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