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補之和蘇軾的結識以及最初的文學交游

◇潘守皎

元祐年間在蘇軾周圍形成的“蘇門四學士”，是宋代文化和文學中閃亮的群星，它讓宋代的文采風流留給世人無盡的遐想和追慕。林希逸在《讀黃詩》中說：“兩蘇之下秦晁張，閉門覓句陳履常。當時姓名比明月，文莫如蘇詩則黃”，著名詩僧惠洪也曾感嘆元祐間一時文物之盛乃漢唐以來未有。四學士雖號稱蘇門弟子，但實際情況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樣。黃庭堅雖然對蘇軾執弟子之禮，但結識蘇軾之前，黃庭堅詩名已著，兩人其實是共同稱雄于元豐以后詩壇，而且后來黃庭堅的詩名還呈現蓋過蘇軾之勢。張耒認識蘇軾雖然較早，但他早年實際上是蘇轍的門生。至于秦觀，和蘇軾相從的時間既短，而且蘇軾所欣賞的也主要是其詞作之才。因此，在四學士中，獨晁補之是與蘇軾私人關系最為親近的師友，是四學士中最早拜投蘇門的弟子，同時也是在蘇軾身邊侍從時間最長的弟子。

一、新城初識

晁補之和蘇軾最早結識的時間究竟在何時、何地，后人一直有不同的說法。但時間基本上可以確定在熙寧五年（1072）到熙寧七年（1074）之間，地點就在杭州或者杭州新城。

在認識蘇軾之前，晁補之一直在浙東宦游的父親晁端友身邊。晁端友結束上虞縣的職任并丁憂期滿之后，于熙寧二年（1069）改任新城令，而新城屬兩浙路杭州統轄。蘇軾則于熙寧四年（1071）秋出京擔任杭州通判，成為晁端友的上官。

筆者認為，晁補之應是在熙寧五年（1072）上書蘇軾并欲投其門下的。因為在《上蘇公書》中，晁補之明明白白地說：“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标搜a之二十歲這一年，正是熙寧五年（1072）。但晁補之第一次的上書卻沒有得到蘇軾的回應。于是，又有了《再見蘇公書》。我們推測，這中間的時間不會太長，否則，就不足以表現晁補之求見蘇軾的拳拳之意和急切之情。這種心情，在晁補之的《再見蘇公書》中就表現得非常充分：“昔者嘗有言于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相比于第一次的夸夸其談，晁補之這一次的態度也更誠懇。這兩次投書的時間，既然第一次已經可以確定為熙寧五年（1072），那么第二次投書就在此后不久，而且也應在同一年中。當然，兩次投書的具體日期很難確定。不過，應該在熙寧五年（1072）的上半年。因為在熙寧五年（1072）下半年，二十歲的晁補之曾北還參加進士考試的取解試并與杜氏完婚。

有的研究者認為，晁補之在這一年沒有時間投書謁見蘇軾，這是很值得商榷的觀點。晁補之這一年北還參加取解試的確不假，但宋朝州府取解一般在八月份進行，因此，即便是除去路上的時間，晁補之在離開新城行前，還有將近半年的時間可以投書并謁見蘇軾。再說，蘇軾是文壇上冉冉升起的一顆巨星，又是剛從京師來地方任職的朝官，臨去鄉試，再面對未來可能的禮部會試，晁補之更有理由投書謁見作為父親上司的蘇軾，以便得到他的指導和獎掖。當時士林間已經盛傳“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的歌謠，而如今蘇軾就在眼前，晁補之沒有不去投書拜見的理由。所以，以晁補之北還參加鄉試為由，認為他這一年沒有時間謁見蘇軾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而且，以上有些功利傾向的理由也不是并不存在。問題在于，晁補之這兩次投書之后，見沒見到蘇軾呢？

其實，在第二次投書之后，兩人見面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的理由是，晁補之這年既然參加鄉試，一般要取道杭州乘船北上，那么，他就可以以屬下晁端友兒子的名義登門拜訪蘇軾。況且，晁補之的叔父晁端彥還是蘇軾的同年與好友，因此，晁補之也可以以晚輩的身份登門問安。晁補之《祭端明蘇公文》中就曾說：“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贝颂幏Q“拜公錢塘”，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為晁補之在杭州拜見了蘇軾。而且，晁補之《釋求志》也說：“予始見眉山蘇公于杭?！钡搜a之并沒有具體說和蘇軾的最初見面是在杭州或者杭州新城（又名東安）。另外，不少史籍上都提到蘇軾在和晁補之見面時大談“錢塘山川風物之麗”，如果初次見面不是在杭州而是在新城，蘇軾為什么要奢談杭州的風物呢？因此，晁補之在第二次投書之后，親往杭州拜謁蘇軾，或者在北還應試途中取道杭州拜望蘇軾的可能性極大，并且存在不止一次的可能性。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晁補之在杭州見到蘇軾，并不意味著蘇軾已經將他收為弟子。在宋代，求學拜師是很嚴肅認真的一件事?！俺涕T立雪”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當時立于雪中并要拜程頤為師的楊時已經四十歲，而且早有名氣，尚且如此謙恭，更不用說那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了。因此，蘇軾將晁補之收為弟子亦必在一個十分適當的時間以及一個十分莊重的場合。而這個時間和場合，最有可能是在熙寧六年（1073）蘇軾前往新城巡查的時候。因為晁端友在新城，他完全可以借此機會給兒子舉行一個莊重的拜師儀式。而晁補之在這個時候拜在蘇軾門下，正符合他的文章以及蘇軾文章中的有關記述。晁補之在《登第謝蘇公書》中說：“蓋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強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于左右，不曾為今日名第計也?！边@段話中的“年甫冠”和“在門下二年”很值得注意，因為它說出了晁補之最初拜在蘇軾門下時的年齡，也說出了這一時期游于蘇門的時間長度。其中，“年甫冠”就是剛剛過加冠之年，“在門下二年”就是和蘇軾相從一共二年。晁補之這一年正好二十一歲，行冠禮不久。并且晁氏父子在此后第二年就離開了杭州新城，由此前推一年，時間正好是熙寧六年。所以，晁補之所說的“在門下二年”，就是熙寧六年（1073）和熙寧七年（1074）兩年。這就是說，晁補之結識蘇軾的時間是在熙寧五年（1072），而拜投在蘇軾門下執弟子之禮的時間是熙寧六年（1073），這一時期師徒相從的時間是熙寧六年（1073）和熙寧七年（1074）。

關于晁補之和蘇軾在杭州相從二年的事實，晁補之如是說，而蘇軾本人的說法卻似乎與之有些矛盾。但如果認同上面所說的事實，這個矛盾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還可以作為上述觀點的佐證。蘇軾在給晁補之的父親晁端友所作的《晁君成詩集引》中說，他在杭州和晁端友相游三年，知道晁端友是個君子，但不知道他會寫詩。蘇軾這里所說的三年，其實指的就是從熙寧五年（1072）到熙寧七年（1074）這段時間，也就是晁補之結識蘇軾到拜投到蘇軾門下這段時間。因此，“二年”和“三年”的不同只在于一個說的是投在門下的時間，一個說的是從最初見面到離開的時間。蘇軾當然也有可能因為和晁端友的政務來往而認識晁補之，也可能因為晁補之的前往拜謁而認識晁端友，當然還可能因為同年與好友晁端彥的關系而主動認識晁端友父子。但無論蘇軾是因其父而愿意交其子，還是因其子而進一步識其父，抑或還是其他，就是在這熙寧五年（1072）到熙寧七年（1074）這三年之中，而且也只能在這三年。因為蘇軾在杭州任職的時間也只有三年。雖說蘇軾是于熙寧四年（1071）抵杭任職，但他到杭州的時候已是年底，而他離開杭州的時間是在熙寧七年（1074）秋天，即在晁氏父子離開新城之后不久，如果以整年計，甚至還不到三年。

晁補之初拜蘇門之下的時間之所以出現差錯或者爭議，主要是因為《宋史》的記載有誤造成的?！端问贰吩谟浭鲫搜a之初投蘇門的時候，曾經這樣說：“（晁補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擱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币苍S是為了顯示晁補之十七歲便著文壓倒蘇軾的非凡才能，《宋史》把晁補之謁見蘇軾的時間至少提前了三年，這顯然是錯誤的。不少人已經指出了《宋史》中關于晁補之和蘇軾見面的時間錯誤，因為晁補之十七歲那年，蘇軾根本不在杭州任職。而且，他于熙寧二年（1069）春天剛剛丁父憂畢回到朝廷，除殿中丞直史館、兼判官告院，又兼判尚書祠部，轉任開封府推官，其間也沒有時間往杭州公干或游歷。

二、《七述》擱筆

《宋史》對晁補之初見蘇軾的時間記載雖然有誤，但《宋史》中所提到的晁補之著《七述》令蘇軾擱筆的事并不是無中生有。而且，晁補之第一次見蘇軾時曾袖文《七述》作為見面禮，也完全有這種可能性，張耒的《晁太史補之墓志銘》中便記載了這件事。他說，當時的士子都十分景仰蘇軾的大名，往往欲求一言以自重，紛紛趨之若鶩。而晁補之作《七述》居然令蘇軾嘆為不及，并屈尊與之結交，因此，讓晁補之的名聲一時在士大夫之間廣為傳播。張耒在他寫給晁補之的詩中也為此稱贊過他：

晁侯再作班與揚，正始故在何曾亡。

江湖十年愿飽償，夜成七發光出囊。

蘇公后出長卿鄉，為君吳都無一行。(《次韻奉酬無咎兼呈慎思天啟》)

張耒說，晁補之的文筆堪比漢代的班固與揚雄，自然比之曹植等正始諸人也毫不遜色。他隨父親南北宦游，十年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山川在胸而下筆如風。一夜之間，撰成像枚乘的《七發》那樣光彩耀目的華章。蘇公是司馬相如的同鄉，當代文章圣手，在讀到晁補之的《七述》之后，也只能擱筆感嘆。

被人們目為可超班、揚的《七述》，實際上晁補之呈給蘇軾的是一篇洋洋灑灑三千言的大賦。賦的開頭說，這篇賦之所以名之為《七述》，意在將蘇公給自己講述的杭州山川的壯麗記錄下來，并不是自己有意作文。后來之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這篇賦不是晁補之第一次見蘇軾時所作，就是因為《七述》開頭的這段話。實際上，這是賦家慣用的筆法。其實，晁補之完全可以在沒有和蘇軾見過面，亦即蘇軾從未給他講述過杭州山川風物的情況之下，虛構這樣的情節。因此，這篇賦非但有可能是晁補之第一次拜見蘇軾時所作，而且完全有可能是為第一次拜見蘇軾而作。這篇賦共有七段，通過眉山先生和潁川孺子的對話，主要通過蘇公的講述，向人們描述了杭州的山川風物之盛，這大概是這篇賦名曰《七述》的原因。當然，這也是這類賦體的基本格式。這篇賦的第一部分說：

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沈于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于是，潁川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帷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待于下風?！毕壬侨惑@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我保，則戶外之屐滿焉，將命歟？吾無所逃此。雖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冶，長而屢窮，遭先生乎齟齬之涂，陪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為樂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嘗無以樂者，順也。羈旅于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為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賦中所寫的眉山先生和潁川孺子都是不合時宜之人。無論眉山先生的“懷道含光而陸沉”，還是潁川孺子的“幼而多冶”“長而屢窮”，總是與世事相齟齬。這樣兩人就有了感情和思想基礎，就有了成為忘年之交的條件，于是才可以高談闊論。其實晁補之的這些話，和以后蘇軾的侍妾朝云所說的“先生一肚皮不合時宜”的話一樣，都讓蘇軾有知音難覓的感覺，這可能是蘇軾因此獎掖晁補之的原因。當然，蘇軾最欣賞的應該還是晁補之所抒發的隱逸之志，因為這契合了蘇軾此時的思想狀態。這種仕與隱的矛盾心情，在蘇軾此番來杭州上任的途中就已經顯露無遺了。他在鎮江所留下的《游金山寺》這首詩中，曾經明明白白地發誓：“有田不歸如江水”。原來他不能歸隱的原因僅僅是沒有川資。晁補之可能早就洞悉了蘇軾這時的思想，因此才得以賦《七述》而贏取蘇軾的褒獎。所以，在這篇賦中，晁補之借眉山先生之口說出了蘇軾此時的想法，那就是湖深可以寄形，山幽可以藏拙,可以與鷗鳥同居，也可以與麋鹿同游，只要遠離喧囂的塵世就好。因為他本來就是為躲避災禍而主動要求離開汴京的。這篇賦的結尾部分化用了陸機的兩句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保ā稙轭檹┫荣泲D》）而此次離開京師的蘇軾，不正是因為擔心汴京的“風塵”把自己的“素衣”染黑嗎？因此，這篇賦在盡述杭州的山川、風土以及人物之后，就用隱逸之樂作結：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鹿豕游，漁蓑山屐，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萍綠芰，紫栢青蘿。反裘坐釣，散發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茫洋以為栁溪；盤旋以為李谷。巻軻辯乎三尺之喙，擴夷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蔵器于身，待時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w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后義。隱之所尚，得全于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再拜受教?！?/p>

因此，年輕的晁補之對蘇軾不僅是文學上的仰慕，還有對其思想和人格的認知。這里之所以認為該賦是為蘇軾而作，是因為此前一年，也就是在晁補之十九歲時，他曾上書杭州教官呂穆仲而求知，在信中表達了其奮發蹈厲的用世思想。他說：“三代以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于畎畝之間，攜奇策以干時君，曳長裾而游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于世?！彼踔劣谠跁姓f，那些不獲知于當時而退隱于山林的人，都是當時的無能之輩。而此番袖文謁見蘇軾，他大談山林之幽、隱逸之樂，可見確有投蘇軾所好之意。

三、詩歌唱酬

蘇軾作杭州通判三年，至少來過新城兩三次。晁補之在初拜蘇門的兩年里，也常常相伴左右。關于蘇軾當年往返新城的路線，今天的地方文史學者已考察出東西兩路。東路，走驛道經富陽入新城縣境；西路，經臨安折入葛溪古道，再入新城縣境。即：杭州——臨安——南新——萬市——洞橋——三溪口——湘溪——湘主——譚山頭——塔山——新城。蘇軾是一個鐘情于山水的人，因而他每次到新城巡縣，常常是東路往而西路返，或者是西路往而東路返，而且過往從不匆忙。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往返于葛溪古道，并常常駐足吟詩。著名詩作《新城道中》二首，就是描寫葛溪古道的山野景色。

由于晁補之已經拜在蘇軾門下，因此，蘇軾往來杭州和新城，自然與晁補之多有過從。在“蘇門四學士”中，蘇軾與晁補之也最早開始交游及詩歌唱和。有一次，蘇軾游新城塔山的時候，興致勃發，于醉中作《塔山對雨圖》，晁補之為之題下了《塔山對雨》二首：

竹枝草履步蒼苔，山上孤亭四牖開。

煙雨蒙蒙溪又急，小篷時轉碧灘來。

山外圓天一鏡開，山頭云起似浮埃。

松吟竹舞水紋亂，坐見溪南風雨來。

蘇軾在新城作《南新道中二首》，晁補之于是便和作兩首：

山園芙容開，寂莫歲云晚。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寒飆吟空林，白日下重巘。興盡還獨歸，挑燈古囊滿。

讀公棲鴉詩，歲月傷晼晚。公胡不念世，蠟屐行避遠。羈鳥翔別林，歸云抱孤巘。我才不及古，嘆息襟淚滿。（《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二首》）

晁補之的詩里寫道：山園中的芙蓉花開了，然而它卻開在寂寞的深秋。在這樣的時候，蘇公獨自來了，我知道，他是為了慰藉我的思念。我們在木葉盡落、寒風呼嘯的山林中吟詩，靜靜地看著蒼白的落日走下山巔。在詩興闌珊的時候，他又獨自歸去，陪伴他的只有滿囊的書卷以及孤館的青燈。在第二首詩里，晁補之感嘆蘇軾不能用世，只能像陶淵明那樣遁跡山林，而自己卻沒有古人的高逸之氣，經世之才，難以追陪高士，只能徒然嘆息。應該說，雖然此時的晁補之剛剛步入成人，但他于蘇軾當時落寞的心緒，復雜的情感，還是能夠相通和體認的。

熙寧七年（1074），晁端友除著作佐郎，應詔赴京師，晁補之和他的父親晁端友于是踏上了北還之路。這年四月，蘇軾也有密州之命，但他盤桓到秋天才離開杭州。新城縣西四十里有陳氏園，為唐末睦州刺史陳晟故里及墓園。北宋熙寧年間，此處尚有綠草青山、古墓方塘，可供后人憑吊。蘇軾每來新城，總是在此流連。這年秋天，蘇軾又來到陳氏園中，只見荒塘落木，滿目蕭瑟。和他一起吟詩的青年俊才，也飄然而去。想起晁補之當時的詩作，他有些失落和傷感，于是，他和作了一首《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況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見苦吟人，清尊為誰滿。

這是一座早已廢棄的園圃，雖然在寂寞的黃昏還有幽花獨放，只是很少有人前來觀賞它。因為這座山城本來已經十分窮僻，更何況這座廢園離城還有很遠的山路呢?？晌业竭@里來做什么？是為了漫步荒園，感慨世事滄桑？還是為了一洗凡塵，看看高天上的流云？蘇軾說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只是再也見不到那個苦吟的詩人了，因此，清尊注酒，為誰而滿，又為誰而飲呢？

蘇軾對晁補之的欣賞源于他的文學才能，但更多的是情感和志向上的“類己”，這從以后晁補之在文學創作上步趨蘇軾，人生觀也深受其影響中就可以看出。蘇軾在揚州的時候曾寫過一組《和陶淵明飲酒》詩，其中一首就說：

晁子天麒麟，結交未及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公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鵩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發不可恃。

晁補之與蘇軾在杭州和新城結下了最初的友誼，在四學士中也最早得到了蘇軾的指點和教育。李昭玘的《樂靜集》曾經記載，晁補之回憶當年跟隨父親在杭州的時候，拜投在蘇軾門下。無論天氣如何不好，無論晨起還是夜半，只要有問題就向蘇軾請益，總是等到指點之后再離開。而蘇軾在給他講析的時候，也總是不顧寢食，一定要等到盡興、盡意之后才結束?？梢?，晁補之奉師的態度是虔誠的，而蘇軾對晁補之的教誨也是諄諄不倦的。關于作文之法，晁補之也常常向人說起乃師心傳，由此可見晁補之散文與蘇軾散文的深刻淵源。其實，在晁補之還未拜在蘇門之前，他早期所作的《上蘇公書》《再見蘇公書》就有意仿效蘇文筆法，縱橫馳騁，才氣俊逸。但此時兩人駕馭語言的能力還無法相比，所以，總的來說，晁文艱深而蘇文平易，兩人在文風上存在較大差異。這同時也說明晁補之對蘇軾文章的學習主要不在語言方面，而是在章法結構方面。晁補之在《再見蘇公書》中評價蘇軾文章為“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便準確地說明了蘇文藝術的特點，這也正是晁補之認同和學習的地方。而從實際結果來看，在蘇軾的精心指導和自己的勤奮努力下，晁補之的散文在結構上也頗得蘇文“縈紆曲折”之妙。

晁補之能揚名北宋文壇，廁身蘇門四學士或蘇門六君子之中，雖然與其天分、才學以及后天的努力分不開，但是，蘇軾于晁補之年輕時的贊賞和獎掖，無疑是晁補之進入文壇的一個重要媒介。不過，在杭州的這幾年，僅僅是晁補之與蘇軾交往的序幕，從此，在漫漫人生途中，晁補之在文學和政治上便都和蘇軾緊密地連在一起，苦樂由之，禍福由之。

注 釋

［1］〔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宋〕晁補之《摛藻堂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雞肋集》，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版。

［3］〔元〕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2000年版。

［4］〔宋〕張耒《張右史文集》，四部叢刊景舊鈔本。

［5］〔宋〕晁補之《雞肋集》，四部叢刊景明本。

［6］〔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明成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