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立德樹人”觀念的變遷及其啟示

楊婕嶼 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安徽合肥 230601

現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經指出：“教師是有兩種人格的，一種是經師，一種是人師?！鳖櫭剂x，經師教人學問，人師教人行為。既能傳授知識，又能弘揚道德，兩相結合，無疑是最完美的師者。但相比較而言，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在教師群體中，往往“經師”易見，“人師”難逢。

近幾年，有許多研究生稱自己的導師為“老板”，眾所周知，“老板”是雇員對雇主的稱呼，由此可見師生關系之淡漠，難道而今教師與學生只剩下赤裸裸的雇傭關系了嗎？缺乏情感、心靈的溝通，失去對立德和樹人的追求，僅僅是技術、學業上的傳授，這般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的導向，使得原本處于象牙塔頂的大學教授淪為“煤老板”之流，令人扼腕嘆息。此情此景，也是對當下教師“立德樹人”意識缺乏的重要體現。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當我們遇到“怪現狀”時，就會想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從古至今，世人對教師教學素養與水平的思考未曾停止，在不同歷史階段也顯現出不同的特征。

一、“師者如父”，教師的全能育人時期——春秋戰國

（一）春秋戰國時期的育人特征

被后世尊奉為“至圣先師”的孔子是全能育人觀的首倡者與踐行者，他開私學，廣招生，不僅要求學生掌握禮、樂、射、御、書、術六種基本技能，更將培養有大人之學、止于至善的君子作為教育的終極目標?！墩撜Z·子罕》中，顏淵盛贊其師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币晕牟┤耸菫榱颂岣邔W生的學問，而以禮約人便是為了端正學生的品行，德才并舉方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同為儒家著名代表的“亞圣”孟子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君子最快樂的事，此胸襟令人肅然起敬。而在教育理念上，孟子也沿襲了孔子的培養思路，提出教育目的主要是培養“明人倫”的“治人”的“勞心者”。既有“治人”之才，就必須通曉政治經濟、天文軍事，上能“盡心焉耳”保家衛國，下能“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安邦濟世。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明人倫”，心懷惻隱，能辨是非，疾惡如仇，謙辭禮讓，對學生的道德提出了至高的要求，也是對自己“立德樹人”觀念的集中體現。

“此言事師如事父也?！薄秴问洗呵铩駥W》篇中一語道盡春秋戰國時期教師的崇高地位。父親是每個人心中最尊敬的人，他不僅用一言一行循循善誘，更用舉止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教會孩子為人處世、仁義禮智。春秋戰國時期的教師就如同父親一般，用他們“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的才學與“既為經師，又為人師”的德行為學生撐起一片濃蔭。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雖各有主張，所提倡的治國理念也各有側重，但不可否置的一點是：除道家外，諸子對他們的弟子寄予厚望，要求弟子德才兼備，德者為上，在教育過程中既教學問，又教做人，是一種全能型的育人理念。

（二）對“課程思政”工作開展的啟示

1. 良好的師生關系在開展“課程思政”的過程中可以收獲更好的教育效果。

“師者如父”，春秋戰國時期的師生關系值得稱道。以孔子與子路為例。子路出身貧寒，性格直爽魯莽，誰也不服。但在孔子的感教下逐漸走上君子正道，視孔子如父，并且終其一生都在貫徹夫子的理念，臨死前也不忘扶正衣冠、慷慨赴死，可謂把孔子的教育做到了極致。

現在許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興趣不濃，尤其體現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他們將在專業課上講思政視作不務正業、浪費時間，使得思政教學效率大打折扣。古人云：“親其師，信其道”。意思是說，學生對老師有好感，就樂意接受老師的教誨。如果在教學、教育過程中建立了親密、和諧、健康的師生關系，就可以大大提高學生對老師的傾向性，從而促使其情感發生合乎規律的遷移，從喜歡教師到喜歡教師所教授的知識，大大地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增強學習的興趣和學習效果。

2. 教師的育人范圍應當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限的。

201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文件，提出了“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理念，將育人要求擴展到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

先秦的諸子百家就已有了全面育人的意識。他們將立德樹人運用在學習的每個科目與每個過程中，無論是學政治、學軍事乃至學駕車，都要以德為先。育人從來不僅限于在德育課上講講大道理，而是滲透在生活實踐中，故育人也絕非只是思政課教師的事，“課程思政”在每位教師的教學、日常工作與社會實踐中，才能展現它旺盛的生命力，不斷壯大根系，為學生謀福祉。

3. 教師的育人理念應當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選賢舉能的標準歷來是統治階級思考的大事，它直接決定著教育的培養目標。有人認為才能重于一切，只要才高八斗、經天緯地，德行略有所失也是瑕不掩瑜。而有人認為德行更加重要，若是沒有內在道德的約束，再又才華也只會為他們的惡劣行徑大開方便之門，于國家、社會有害無利。顯然，這兩種說法都不夠客觀。

春秋時期的教師們為這道難題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德行很重要，但有德無才只會造就庸庸碌碌的“老好人”；才能也很重要，但有才無德只會成長為善使小聰明的“投機者”，沒有廉恥、不知感恩，更為糟糕。只有德才兼備，既能胸懷丘壑，又思利國安民，才能被稱作合格的“君子”。當然兩全其美者少之又少，若是硬要在德才間分個高下，寧可要有德行的，也不能選有才華的。

我國應試教育以來的唯分數論，就有重才不重德的嫌疑。雖近年大力提倡素質教育，也是一時難以扭轉過去養成的思維方式。對于這樣的現狀，“課程思政”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調動一切力量，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教會他們人之為人該做的事，這也是對先人育人理念的積極呼應。

二、“小學而大遺”，經師漸盛，人師衰微——秦漢至唐朝中期

（一）秦漢至唐朝中期的育人特征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對思想文化的傳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此后又遭項羽一把大火，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亡于歷史舞臺。漢武帝即位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五經成為崇高的法定經典，經學盛極一時。

經學雖對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經典的恢復起著重要作用，但過分沉湎于句讀的考究與文字的釋義，反倒禁錮了讀書人的頭腦。漢代的學習和考試又以儒經為據，使得“經師”成為人之所趨，“人師”逐漸衰微?！逗鬂h紀·靈帝紀》中魏昭對答的千古名句“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也可以側面證明這一現象。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頻繁、朝代更迭更是難談“立德樹人”。九品中正的選官制度下，任人惟門第，下品寒門終其一生無法入仕。官場充斥著偽君子和真小人，有德才之士只能被逼退隱山林，與酒為伴。竹林七賢中年齡最小的王戎貪財吝嗇、勢利鄙俗，卻因出身名門、才思敏捷而享譽士林；空談誤國、自私自利的王衍也因為有好家世、好才華一路官至丞相。王戎與王衍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輕視道德，風氣敗壞的社會現狀。究其原因，教育工作者的“育人”工作沒有到位難辭其咎。

韓愈在其作品《師說》中批判當時的社會現狀：“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庇械木渥x向老師學習，有的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如此因小失大、揀芝麻丟西瓜的行為實在不是智者所為。只懂得教些句讀的“經師”受人追捧，而致力于教書育人的韓愈卻遭到上流社會的強力排擠，使人不由得感慨：“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秦漢至唐朝中期橫亙近千年，文化專制的陰影籠罩在教育工作者的心頭。社會上浮躁的風氣以及部分統治者的不良政策使得俗人爭名逐利，有品行的比不上有才華的，有操守的比不上有門第的?！敖泿煛币撕醣娨?，“人師”難逢一二，正是時代的悲哀之處。

（二）對“課程思政”工作開展的啟示

1. 寬松的文化氛圍有利于“課程思政”的開展。

秦朝的焚書坑儒與漢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質上都是文化專制的表現。專制的文化氛圍會鉗制人們思想的發展，也會使得教育變成一灘死水，只會采取填鴨式教學，死記硬背，缺乏創造力。

“課程思政”的本意是以構建全員、全程、全課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將各類課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的一種綜合教育理念。它十分靈活、多變，也對教師的業務水平及創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這一切只有在寬松的文化氛圍中才能得到保障。

2. 選拔制度與“課程思政”的實施效果高度相關。

在科舉制尚未成為封建社會正統選官制度前，察舉制與世官制是主要的人才選拔方式，它們雖然選拔出不少優秀人才，卻也導致階層固化、腐敗等不良后果。在這種顯然有失公平的選拔體制下，教育變得惟門第、惟金錢，“經師”漸盛，“人師”衰微。

選拔制度是教育發展的大方向，近20年來，在應試教育體制的影響下，許多教師將分數作為評價一個學生的唯一標準，偏袒成績優異的學生，一葉障目地以為學習好等于品行好，輕視育人，重視教學。如此環境下，連思想政治課都成為應試的工具，也不可能會有“課程思政”“教師思政”之類的概念出現了。

隨著素質教育理念不斷深入人心，教師們日益認識到立德樹人比掌握知識更重要，培養能力比空談理論更有效。有理想、有擔當的教師致力于教導學生成長成才，這使得育人意識在社會范圍內充分涌流，也極大提高了“課程思政”的實施效果。

3. 教師要廉潔公正，學高為師，身正為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對教師的職業道德進行界定，其中重要的一條便是“為人師表”。教師這個職業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過于重要，承擔著民族復興的重任，故教師也當“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在教學中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廉潔公正，不辜負學生、社會乃至國家的囑托。

然而，由于多年市場經濟和精神物化的影響，加上高校教師教學科研壓力普遍較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孤島”現象，即越來越集中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且與專業教育相分離。不少專業課教師育人意識淡薄，存在“只管專業，不問思想”“只管堂上，不問課下”的現象，甚至借口專業科學研究而放松對個人道德素養的修煉提升，在專業課堂上傳播消極負面的思想信息，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產生消極影響。為此，教師應該深入反思，提高實施“課程思政”的方法和能力，真正將“立德樹人”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及培養目標。

三、“傳道授業解惑”，人師復興，德育重談——唐中后期至宋朝

（一）唐中后期至宋朝的育人特征

自唐中期韓愈發起“古文運動”后，道德回歸，社會、文化風氣好轉，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與教育家，韓愈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學所以為道”，“道”即“先王之教”，主要是儒家仁義道德。他將教育的任務和內容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德育，包括仁義道德等整套儒家倫理；二是智育，有“詩、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含禮、樂、刑、政等。韓愈對教育事業有著崇高的熱情，不但努力擴建校園，爭取更多的學生能夠接受教育，還四處奔波為門人弟子積極尋找出路，除此之外，皇甫湜、牛僧孺、孟郊、賈島、李賀等人都曾得到他的指點和提攜……正是因為有韓愈等高潔之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不懈努力，道德教育再次得到讀書人的重視，一大批諸如張籍、李翱、尉遲汾等正直之士著書立說，“人師”復興勢在必行。

到宋朝后，隨著理學的發揚，忠孝節義深入人心。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朱熹將教育按深度分為小學和大學。小學的特點是以事教，即“學其事”，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及孝、悌、忠、信之事。大學的特點是以理教，“窮其理，曉之以致知格物及孝悌之理”。無論在小學還是大學階段，智育與德育都是同步進行的。雖朱熹的某些作為被人詬病，但他作為一個師者，能把教書和育人都做得為后人稱道，他的師德也是不容置疑的。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韓愈等人意識到師生并非對立性，除去封建王權加于其上的權威性、神秘性，教師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教書育人，使得教師從天上回到人間。

唐宋兩代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人才輩出。在教育方面，也汲取前代精華，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全能育人理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與之不同的是，唐宋教育家將立德樹人做的更具有體系化、哲學化，并將自己的理念上升到“道”的層次，但其中某些禁欲主義、道德至上的觀點無疑是壓抑人性的，有違先秦“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的教育方式。

（二）對“課程思政”工作開展的啟示

1. 增強教育的多層面交疊滲透的力量。

宋代理學家們廣泛地利用懷胎期教育，幼兒教育，青少年教育，成年教育的階段性與時間性，根據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修定年同教材，采取了不同的教學方式，使其教育對象在成長成熟的過程中逐漸獲得道德感，提高道德知識，深化道德信念。與此同時，他們還積極利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官私教育結合的空間場景。這不僅增強了德育的多層面交疊滲透的力量，而且還提供了廣泛的道德實踐機會。

在“課程思政”開展中，教師也應當根據學生不同階段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道德教育，如在大一、大二強調理想、自覺紀律教育，大三、大四突出愛崗敬業、民主法治教育。教師還應當協調各方面的力量，遵循德育的連貫性與一致性原則，形成多層面交疊滲透的德育體系，將德育工作落到實處。

2. 教師應當努力將“課程思政”上升到哲學的層次。

理學在吸收了佛教的精微蘊義之后，其哲學思辨性大大增強，并極大地提升了宋代教育家思考問題的深度。道德本體論的設定、禮的宇宙圖式描繪、人生的倫理與智慧境界體悟、道德實踐方法的解說、性理之義的辨析，道統傳衍的指證等等，有助于學生能從宇宙本源、客觀規律的高度理解道德的真諦，也更能提高“立德樹人”工作的說服力。

當代大學生接觸的事物比較多，獲得信息的渠道也多種多樣，他們思維獨立、追求個性，對教師的觀點不輕信與盲從，想要獲得大學生的認同，就必須從理論上說服他們，讓他們由內而外地認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高校教師在進行“課程思政”的過程中，應該借鑒宋代德育的哲學性特點，不局限于對事物及現象的簡單描述，而要深入挖掘根本與實質，在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層面高屋建瓴地進行指導。

3. 教師要注意保護學生的自然天性。

中唐文學家柳宗元在其作品《種樹郭橐駝傳》中提出“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觀點，論述了順應人的自然天性進行培養的重要性。然而宋代以后，理學家把抑制物質欲望，作為解決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十分片面地強調倫理道德教育。朱熹一再申明，理學是“為己之學”，即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的學說。他主張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學生自覺遵守傳統的道德規范，“學者學此而已”。政府也主要力圖通過這種辦法，將士人培養成順從統治秩序的順民，這無疑是對學生自然天性的扼殺。

教導學生為人處世從不意味著把學生培養成無欲無求的木偶，“課程思政”更不是洗腦和控制，發揚人性中善的一面并促使其發展壯大，才是立德樹人的應有之意。

四、“八股取士”、“文字獄”下的“人師”閃光——元明清時期

（一）元明清時期的育人特征

元朝是蒙古人的政權，百年間對外擴張，對內提倡蒙古至上主義，士大夫文化式微，傳統社會秩序崩潰，教育也長期停滯。

明清時期鄉試、會試頭場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決于八股文的優劣。所以，一般讀書人往往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做題目，只能依照題義闡述其中的義理；措詞要用古人語氣，即所謂代圣賢立言；結構有一定程式，字數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對偶。這無疑是給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條緊箍，將對教育的要求僅限于通曉四書五經，不講道德也不講才學。范進中舉的故事婦孺皆知，范進為人怯懦，參加科舉也只是為了自己發達，毫無利國利民之意。他是當時儒林的一個縮影，也是教育界極度缺乏立德樹人意識的映照。培養一些只會讀死書的庸人，實在荒唐可笑。

清朝的文字獄更是令人膽寒，讀書人如履薄冰，有才德的士子被扣上“誣枉君上，蠱惑民心”的大帽子，搞得整個社會風聲鶴唳。

元明清的文化專政雖到達封建社會的頂峰，對教育造成很多不好的影響，但其中也不乏致力于教書育人的好老師。如康熙的帝師陳廷敬、乾隆的老師徐士林等都為人耿直、德才兼備，很受學生的尊敬。徐士林更被乾隆皇帝譽為“忠孝性成”的楷模。這說明師者對傳授“仁、義、禮、智”是有做到位的。

王陽明、顧炎武等大儒也都是當時以身報國、言傳身教的典范人物。王陽明以弘揚“圣學”為己任，一生講學不輟。他要求學生“不以聰慧警捷為事，而以勤確謙抑為上”，提倡諸生勤學，不僅指讀書，也包括個人的思想品德。顧炎武在其著作《亭林詩集》中闡述了教師的特點：“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苯處熯@個職業不煊赫，甚至很渺小，但每個教師都應該心懷四海，肩負起培養后代的重任。明清時期儒家文化的繼任者普遍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對自己的責任也有很清晰的認識，他們始終奮斗在立德樹人的第一線，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二）對“課程思政”工作開展的啟示

1. 構建“課程思政”評價體系，將工作落到實處。

自“課程思政”這個概念提出以來，不少高校在建設專業課教師講思政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專業課教師的育人意識也有了質的提升。然而單方面地體現為教師的努力是不足夠的，若是沒有一個完善的評價體系，學生也只會把“課程思政”當做可以敷衍的“形式主義”，甚至覺得專業課教師在課程中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是對講授專業課時間的浪費。

王陽明針對明朝世人空談義理，終身從事繁詞虛文而不篤行的社會風氣，提出“知行合一”思想來糾偏時弊，號召世人既要真知也要真行，生活實踐特別是道德實踐重在心性的體悟和心上自得。大學生思想政治評價環節作為承擔著衡量學生價值觀及其行為正確與否重要任務，充分發揮著監督、激勵和引導的作用，應當以全面協調、實事求是作為評價原則，完善學生思想政治考核評價體系。

2. 教師在進行“課程思政”時要思維靈活，視野寬廣。

教師在進行“課程思政”時不能局限于事件本身，為了講思政而講思政?！罢n程思政”其實更強調的是一種意識，即教師在涉及某個專業領域的問題時，能有意識地將思政元素帶入，啟發學生思考。如經濟學教師引用范冰冰偷稅漏稅的案例時，可以強調法律意識、誠實守信；航空航天學教師在介紹領域最新研究成果時，可以講授航天精神、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明清時期的教師很懂得因勢利導，運用生活中的點滴小事教育學生，教會他們人生哲理，如王陽明運用燭火啟示徐樾，光明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而是多種多樣的，有生命力的，需要專業課教師積極創造、靈活地將思政理念運用在課堂教學中。

“立德樹人” 是教育工作者最高的價值取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特點，但在總體基調上是教書、育人雙線并舉，立德、樹人同步推進的。當代教師應當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學習先人在教育教學中的優良精神以及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優秀經驗，秉持一份對學生人格培養與成長成才的責任感，以及為時代輸送有德人才的不懈追求，仰不愧于天，俯無疚于人，奮力譜寫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