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南下！1949，新湖南的青春記憶

隨軍接管建政，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以往農民起義政權的一個顯著標識。1948年9月，毛澤東在著名的“九月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高瞻遠矚的議題，即準備好3萬至4萬名干部，以便能夠在戰爭“第四年內隨軍南下，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區的廣大地區”。一個多月后，中共中央專門下發《關于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決議》的文件，抽調大批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區政權的序幕由此拉開。

然而，軍事形勢的發展比黨中央、毛澤東預料的更快。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幅員遼闊的南方解放勝數已定。1949年2月3日，黨中央發出了《關于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干部的指示》。組織北方解放區的干部南下，正式提上日程。

南下干部作為一個群體概念，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涉及多個省份。本文所要講述的只是1949年前后南下入湘干部的故事。

組織動員：“你有沒有義務解放別個去？”

1949年的春天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中共中央華北局領導下的新解放區的土改工作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這時，黨中央作出了南下的決定。黨員干部思想覺悟高，黨叫南下就南下，但對農民干部來說，因為受到“剛剛搞完土改分了地，眼看就要過上好日子了”“老不征北，少不征南”等世俗、地域觀念的影響，不少人流露出故土難離、親情難分的情感。

按照“抽一半南下，留一半在原地”的原則，各解放區先是自愿報名，剩下的就依靠組織動員。冀中區十一地委的肅寧、饒陽、深縣、安平等縣，采取了“比一比”的方式，即用南下比長征，用現在生活比過去生活等進行啟發教育。

據南下到湖南桃源的山東恩縣籍干部李鴻茂回憶，當時他陪一位首長到一個村干部家去。這個村干部對是否南下一直態度不明確。首長先是和村干部拉家常，詢問家人、生產收入、村莊里的情況，然后就介紹當時的國內戰爭形勢以及南下的必要性和工作進展情況，問他是咋想的。對方不吭聲。首長就問：“你翻身了沒有？”“翻身了?！弊穯枺骸罢l讓你翻的身？”“八路軍?！庇肿穯枺骸鞍寺奋姀哪睦飦淼?？”想一想紅軍從江西、湖南經歷兩萬五千里長征到延安，才有八路軍，于是回答：“從南方來的?！笔组L義正辭嚴地問：“人家南方的人解放了你，不受壓迫，不受剝削，那你有沒有義務解放別個去？別個還在那里受國民黨糟蹋、欺凌、壓迫，你有沒有義務解放別個去？你講不講良心？！”村干部再也坐不住了，連說：“我去，我去?！?/p>

有的人窮怕了，很珍惜土改后自己分得的財產。面對這樣的人，首長會改變談話內容：“你分的誰的土地？”“地主的?！薄暗刂鞯暮笈_是哪個？”“國民黨、蔣介石?！薄皣顸h、蔣介石是誰趕走的？”“解放軍?！薄叭缃裎覀冞^上了好日子，國民黨、蔣介石還在南方剝削、壓迫解放軍的親人，我們這個日子過得心安嗎？”對方搖了搖頭?！拔覀儾灰还淖鳉獯虻箛顸h、蔣介石，如果他們緩過勁來了，會不會打回來？只有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你的勝利果實才能保得住，是不是這個道理？”對方恍然大悟：“是的呀，對呀。我報名南下，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p>

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決定南下的干部在作出選擇之前，仍然需要很大的勇氣！正如16歲時南下，后任湖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的楊敏之所說：“南下意味著人們剛剛結束了出生入死的游擊生活又要奔赴戰火紛飛的戰場，意味著從此將遠離養育呵護過自己的父老鄉親，意味著將割舍親情和愛情，遠離溫馨幸福的家庭……記得當時的確有個別人在南下之前害怕了，退縮了。一個區的財糧助理為了逃避南下，竟然朝自己大腿開了一槍，他本人因此受到處分，成為笑柄?！?/p>

當時許多南下干部確實面臨著很重的家庭困難和負擔。不少干部家里缺吃少穿，有的干部被債務壓得抬不起頭，有的干部，如果家里人把他平時穿的僅有的一套換洗衣服扣在屋里，那他必定出不了門。有的干部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如果一走，整個家庭就會失去主要依靠。據資料，河北雞澤縣南下干部共有50多人，得到組織特殊照顧的就超過半數以上。據雞澤縣縣委1949年的《三月份工作報告》顯示，賈新生、康日新、梁維漢、孟滿喜、王英武、王同林等6人得到了組織救濟，共救濟小米480斤。也就是說每戶才救濟80斤小米，不難想象當時該縣的經濟狀況和干部家庭的困難程度。南下湖南后，康日新任石門縣人民政府縣長，梁維漢任石門縣第一區區長，后犧牲在石門。

但是，堅決服從組織，身懷革命理想，自愿南下的干部是絕大多數。各級黨組織克服重重困難，各解放區基本上成建制地組成了地委、縣委和區委等各級南下黨政機構的班子。

就在毛澤東寫下“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豪氣詩篇的前夜，在遼闊的華北平原，“軍隊打勝仗，干部緊跟上；軍隊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的口號響徹云霄。年邁的父母送子，年幼的孩子別母，淚濕衣襟，一步三回頭的場面到處可見。河北大名縣19歲的婦女干部谷清民和丈夫朱金明雙雙南下，其女生下只有兩月，不便隨行，離別時，母親含淚喊著女兒的乳名，一聲一聲，聞者無不動容。外祖母抱著孫女，蹣跚著一路送行……

開封整編：中央調整去湖南

1949年3月29日，是“山西王”閻錫山攜帶四萬兩黃金坐飛機逃離太原，一去不復返的日子。這天，中共冀南區黨委在離邯鄲市百十公里的威縣方家營舉行歡送南下干部大會。在村外平坦的原野上，四五千人席地而坐，聚集在一座用木板葦席臨時搭建的臺前，樸素而不失隆重。

多年后，17歲時南下，后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的楊匯泉仍忘不了當時王任重代表南下干部作的一番講話：“‘我們南下干部好比出嫁的姑娘，嫁給江南人民做媳婦，到婆家要好好地伺候公婆。我們娘家還窮，既沒有陪送，也沒有車送，我們要用自己的兩條腿走進婆家去?！巧鷦有蜗蟮谋扔?，語重心長的話，使我終生難忘。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第一次聽到一些‘大人物’的講話，都是手無稿紙，開口便說，從全國形勢到南下意義，黨的政策，需要注意的問題，條理分明，入情入理，使我從內心里敬佩?！?/p>

不久，冀南區黨委召開歡送大會后，南下人員就踏上了南下的路途。進入河南新解放區后，冀南區的南下人員遭遇了南下途中最艱苦的歷程。據南下到湖南南縣的張振華回憶：“我們徒步行軍，從考城(今屬蘭考)往開封方向進發，人不停步，馬不停蹄，有時我邊走邊打瞌睡，真是又困又累，到了住地有時還找不到吃的，弄點紅高粱窩窩充饑，硬得像石頭，吃了屎都屙不出來。腸胃脹得厲害，晚上蚊子又多不能入睡。這段行軍非常辛苦，有個別人還開了小差，六中隊就有兩個跑了。但絕大多數都是勇往直前?！?/p>

1949年3月下旬，冀東南下干部總隊全體南下人員，以南下地委為單位，也從各專區陸續趕到唐山市開平鎮集中。在這里，除了時政學習和軍訓，為南下后拒腐防變，冀東區黨委還請文工團和京劇團為南下干部們演出了《李自成進京》《霸王別姬》《白毛女》等劇目。

4月中下旬，晉中南下區黨委所轄6個大隊的干部和勤雜人員，全部趕到石家莊集結，并在石家莊先后進行了為期1個多月的整編、學習和訓練。南下湖南，時年28歲，擔任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湘陰縣委書記的華國鋒，當時就在晉中區南下支隊任一地委宣傳部部長。

之后，從晉中、冀南、冀東幾個老解放區和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城市抽調南下的干部，陸續向中原局所在地河南開封匯集。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任命的南下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王首道、金明、高文華等先后抵達開封。

其間，百萬雄師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革命形勢疾速發展，南下干部去向調整迫在眉睫。在南下干部組建初期，華北局指示冀南南下支隊到南京、上海、杭州、蕪湖一帶工作。到開封后，鄧子恢就去向調整問題作了報告。他說：我們向南進軍非常迅速，勝利形勢出乎意料，京、滬、杭、蕪地區已安排華東的干部去了。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決定除部分干部和服務人員到湖北工作外，其余都到湖南去。這讓部分南下干部心理落差很大。

開封整編算得上是南下入湘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其間，南下湖南省委明確晉中南下工作團主要進入長沙、衡陽；已經確定進入湖南的冀南支隊的南下人員，重組為兩個地委建制，進入常德、益陽；原南下區黨委和行署機關的100多人進入省直機關，同時調出兩個南下縣建制的人員，調配到邵陽；冀東南下干部一部分組成一個地委，計劃進入永州專區，一部分進入省直機關，還有一部分被調配到了邵陽；豫西區南下人員主要進入邵陽，組建邵陽地委、專署，和邵陽、武岡、隆回及邵陽市黨政領導班子。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春到8月間，中央及有關部門還抽調和組建了幾支干部隊伍，隨軍南下入湘。如中央組織部從當時的東北局所轄各省市和直屬機關單位，抽調了一批湖南籍的干部先后隨軍南下湖南。這批干部多數都不成建制，但是這部分人員大都為領導骨干，如王首道、袁任遠、譚余保、劉型、毛遠耀、羅其南、楊第甫等。此外，還從中原大學、豫西行政干校、華北革大、華北大學北平總校一部等學校分批抽調了數千名畢業學員隨軍南下湖南。這批干部，除少數留在省直機關和長沙外，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地處偏僻且條件艱苦的山區。

1949年7月初的武漢，已是熱浪滾滾，這里是南下干部和勤雜人員入湘前作短暫停留的最后一站。6月下旬以來，各路南下入湘的干部有的走東線，即從開封或徐州坐火車到南京再乘船到武漢，有的走西線，即從開封經鄭州、漯河、信陽、孝感等地到武漢。還有從北平、河南等地緊急抽調的青年知識分子也陸續到達武漢。

在高溫的蒸烤下，王首道代表湖南省委向廣大南下干部詳細介紹了湖南的情況，并特別告誡：我們是為解放湖南人民，為湖南人民服務而去湖南的，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別的目的。其間，南下干部們反復學習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約法八章》及《入城守則》。

此時的湖南，正處在激烈的動蕩之中，有大戰的前兆，也有和平的契機。就在各種政治、軍事力量膠著較量的時候，各路南下入湘人馬已經隨著南下的人民解放軍向各自的目的地悄悄跟進……

原中顧委委員、長沙市委書記曹瑛，南下入湘時還參與了湖南和平起義的談判：“7月底，我們到了長沙市附近的黃花小鎮。此時，黨中央的代表正在同程潛、陳明仁談判。因此，各項工作都圍繞和平解放長沙而努力。首批隨軍南下的省委副書記金明、省委秘書長袁任遠和我也一同參加談判。通過多次與程潛、陳明仁談判，程、陳兩位將軍深明大義，于8月4日宣布和平起義?！?/p>

許多南下干部也都經歷了當年長沙的和平解放：“為慶祝長沙和平解放，歡迎人民解放軍入城，我們南下干部深入全市各單位，組織群眾把各種各樣的歡迎標語、畫報，貼滿全城。從早到晚，全城到處都可以聽到我們南下干部組織練習唱歌和排演秧歌的鑼鼓聲。在酷熱的氣候和敵機的轟炸下，我們南下的同志堅持工作，整整兩個通宵未睡?！?/p>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春到1950年年底，進入湖南的南下干部有15000人左右。他們途經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等省，跨過黃河、長江天塹，沿路遭遇國民黨軍飛機的威脅和轟炸，地方反動武裝的騷擾和侵襲，經受了饑餓與水土、氣候不適的折磨和痛苦。這又需要何等的信念和堅韌!

接管建政：“縣長怎么也吃紅薯飯”

一般而言，南下干部到達各自的工作地區后，首先與地下黨組織會合，然后宣布成立黨委和政府各級領導班子，繼而轟轟烈烈地接管國民黨留下來的黨、政、軍、警等各類政權的舊職人員和檔案、財務。

究竟從國民黨那里接收了些什么呢?就大多數基層縣域來說，實在可憐。拿常德臨澧縣來說，國民黨在此經營22年，留下來的東西極少，縣黨部就一棟平房小院，再就是縣政府唯一的集合場所——會議室，也就是五六間平房。各科局有兩棟平房做辦公用，縣長的宿舍和辦公室是修在一起的，有三四間平房，其中一間是辦公室兼小會議室，縣長有一張辦公桌，四周擺放著十幾把小圈椅，這就是國民黨臨澧縣黨部、縣政府的全部家當。

據南下到臨澧、任縣銀行干部的李志新回憶：“財政稅收未接收什么東西，糧食方面僅接收一筆‘積谷’和‘教育基金谷’空賬，實際上一粒糧食也沒有。最有錢的單位是湖南省銀行臨澧辦事處，由馮慶章、田長修、趙志平和我接收。我們接收了行警的兩支短槍，161發子彈，兩部電話機，35箱國民黨的法幣和金圓券。除此之外，就再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p>

雖然沒有接管到多少國民黨舊政權的“資產”，但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風卻讓共產黨新政權收獲了充足的民心，也給舊職人員扎扎實實上了一課。河北玉田縣籍南下干部姜振華，南下時被任命為永州地區祁陽縣縣長。到達祁陽當晚，姜振華帶領南下干部住進祁陽縣舊縣政府院內。姜振華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抵達祁陽后他們吃的第一頓飯，就是白菜加紅薯飯?！芭f職人員看到我們吃飯，他們好像很新奇，說縣長怎么也吃紅薯飯，跟老百姓一樣，跟他的同志都是一樣的?！迸f政府留守人員詫異的目光，讓南下干部感受到人民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差異，也堅定了他們聯系群眾，建設人民政權的信心。

當然，并不是所有地區的舊政權都能順利接管。山東萊蕪籍干部李文祥于1949年10月10日南下到邵陽，當時的職務是邵陽市委書記兼邵陽市警備司令部政委。剛到邵陽不久，他們就遇到了麻煩：“住在邵陽市里只有一個政治部主任帶一個連，城里沒有解放軍，邵陽市國民黨的部隊是跑的不是打的，跑到邵陽市西邊六七華里，聽說（解放軍）只有一個連，他們想回來?！焙髞砝钗南榻o駐扎在新化的解放軍發電報，尋求增援?！暗搅讼挛鐏砹?輛汽車的解放軍，敵人一聽說來軍隊了，就跑了?！?/p>

山東夏津籍干部徐敬民，1949年隨冀南南下干部進入湖南接管建政，被任命為安鄉縣委副書記。開國大典的時候，考慮到湘西還有部分縣尚未解放，湖南省委又抽調部分南下干部支援會同地委的靖縣、綏寧、通道等縣的接管工作。于是，1950年2月，徐敬民奉命率領安鄉縣部分南下干部前往湘西區黨委駐地沅陵報到?！伴_始土匪多，進不去，后來又退到芷江，在那里幫助工作，一直到1950年10月?！贝藭r，徐敬民被任命為中共綏寧縣委書記，在人民解放軍一三六師的幫助下，開始了湘西剿匪第四階段大規模的會剿?！敖朔说臅r候我們區政府就在河這邊，土匪就在河對岸，經常打槍、放炮，我們就躲在碉堡里，停了就出來。部隊前方剿匪，我們就做土匪家屬的工作?！?/p>

湖南省原省長孫國治，南下時分配在會同專區任行署專員。在清匪肅特斗爭中，32歲的他荷槍實彈，率領飛行捕捉小組和便衣隊，經常深入湘西大山密林中捕捉匪首和散匪。湘西日報社原社長解道明曾回憶：“當年湘西的土匪多如牛毛，為了清除匪患，我們鉆山搜洞，衣不解帶，吃盡了苦頭，不少南下的同志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p>

接管基層政權后，南下干部又開始走鄉串戶，組織農民按照老解放區土改的步驟進行土地改革。湖南省政協原主席劉夫生1949年從家鄉山西隨軍南下湖南，18歲的他被分配到長沙地委組織部工作?；貞洰斈杲ㄕr的情景，劉夫生深有感觸：“當時湖南農村既沒有公路，也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翻山越嶺，爬山涉水，全靠兩條腿。但我們南下干部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農村幫助清理整頓地下黨支部。通過摸底清查，把一些老的鄉、保長換下去，又從農村中吸收一些思想進步的新生力量，建立基層新政權?？梢哉f，當時開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處處是驚心動魄，充滿血雨腥風。農村的土匪、惡霸、地主相互勾結，暗殺、偷襲等破壞活動十分囂張?！?/p>

湖南接管建政期間，南下干部身處在斗爭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級新政權的領導骨干，首當其沖地成了土匪惡霸暗害、偷襲的目標。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被土匪、特務等反革命分子殺害的干部、戰士和群眾有1000余名，其中多數為南下干部和南下入湘部隊官兵。

籌糧支前：“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仍處于繼續南下進軍的重要位置。當時，不但有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數十萬人進入湖南，還有第二野戰軍數十萬人進軍大西南，也要經過湖南。為此，湖南省委下達了1949年度全省征糧12億斤稻谷的任務。因此，南下干部在到達指定地接管政權后，一個“最突出最緊急的中心任務”，就是籌借糧草，支援前線。

當時，支前工作的重點集中在了長沙、常德、益陽等專區，各級政權都專門成立了以南下干部為骨干的支前部門?；I借糧食的原則是“多者多借，少者少借，無者不借”。

但是，在一個初來乍到、語言不通的土地上籌借大量糧草談何容易。一方面人民群眾對新生的政權半信半疑，不少舊職人員仍處于“墻上一蔸草，風吹二面倒”的觀望狀態。另一方面，受土匪、惡霸的欺騙宣傳和威脅，部分群眾不愿和不敢交糧。如盤踞在常德石門縣的土匪侯宗漢，就公開散布“凡至人民政府工作者殺，給人民政府送公糧者殺”的“十殺”條令，揚言“誰抓到一個征糧干部，賞大洋五百元”。

在相對偏遠的常德、益陽專區，在這場籌糧與反籌糧的斗爭中，南下干部和已經加入革命隊伍的本地干部們付出了血的代價。

在澧縣，土匪偷襲四區人民政府，撤退時沿路洗劫，殺害征糧干部6人、收稅員2人。

在安鄉，慣匪鄒永祥、龔壽安等組織千余人集結茶窖，發起“茶客阻糧暴動”，殺害征糧干部7名。

在石門，僅1949年下半年，土匪先后殺害籌糧干部10人。南下到石門的谷清民在1949年初秋曾親身經歷了一次土匪襲擊籌糧干部的慘痛經歷：“南下干部、縣倉庫主任兼保管員王蘭亭因要保管物資，不幸被捉，土匪硬逼著王蘭亭說出光洋下落，王蘭亭至死不說。滅絕人性的土匪把王蘭亭捆在樹上，用刀子割，活生生地把皮剝下來示眾，那個慘狀，至今還令人發悚?！?/p>

在南縣，1949年入冬后，三區的一些地主、富農在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煽動下出現了抗糧不交的情況，并提出了“反對征糧”“趕走北方人”的口號。1950年1月24日，他們在三仙湖萬福橋聚眾幾千人游行示威，打傷了前往勸阻的縣委宣傳部長萬遷，5名隨萬遷一道去的戰士也被暴徒用梭鏢刺死在稻田里，槍支也被奪走。

山東籍南下干部張振華最初南下到南縣，后調到津市。他在回憶南縣征糧經歷時說：“我籌糧的地方，土匪就指名要殺我，時刻都要防備，每晚的睡處都不能告訴別人，有時一夜要換幾個地方，入屋后還要看好出路，鞋子注意擺好，急時好穿，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p>

南下到常德縣（今鼎城區），任縣第四糧管站干部的范瑞智也親身經歷了當年籌糧支前的生死遭遇：“地方殘余土匪見我們把糧食外運調走后，便到處制造謠言：‘糧食被共產黨運走后會鬧饑荒餓肚子，共產黨是站不住腳的，蔣介石會打回來?！敕皆O法阻撓糧食運輸，甚至還放話要活捉范瑞智、殺害區干部。為安全起見，我們一般是半夜就起來，趁天不亮就把糧食提前運走。經過我們艱苦努力，終于把籌來的糧食安全運送到常德城區，確保二野大軍過境有充足的糧食補給?！?/p>

相對而言，長沙專區的籌借糧款、支前工作更注重典型突破與全面展開相結合等辦法的運用，這一點得益于南下干部們在老解放區的經驗。在長沙，絕大多數承借戶能主動上報承借任務。文藝區第六保居民凌霞新在接到通如的第一天，就將應交款的一半 (20萬元，舊幣)送交人民銀行，第二天下午就全部交清。他還到處勸說其他的承借戶按時按數上交，從而帶動了其他承借戶，掀起了爭先恐后交款熱潮。湘潭縣作為二野進軍西南的重要通道，在南下干部、時任縣長楊第甫的親自指揮部署下，3個月的時間，共籌集糧食236萬公斤，超額完成了籌糧支前任務。

不僅如此，長沙還專門成立了歡迎二野過湘委員會，以南下干部、長沙市市長閻子祥為主任。當二野大軍經過長沙時，各機關、工廠、學校團體紛紛向部隊寫慰問信，送錦旗、慰問袋等，并組織人民群眾沿行軍街道設歡迎鼓動站、茶水站。當部隊駐扎時，就組織專業劇團去駐地進行慰問演出，并組織縫紉隊為戰士們清洗和縫補衣服，極大地鼓舞了戰士們的士氣。指揮大軍過境湖南的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對湖南人民的熱情支援深表滿意。鄧小平就曾對當時直接負責支前任務的南下干部、常德行署副專員孫云英說過兩句話：一個是支前工作做得好，二是部隊休整得好，你們對于解放大西南做出了貢獻。

建設三湘：以湖南為家，奉獻青春

“新的地方政權建立起來后，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要在百業凋零、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盡快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痹陂L沙，南下干部在交通、郵電、金融、煤礦、電力等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措施。

南下干部、長沙市人民政府原市長閻子祥說：“1949年10月，市政府首先領導全市人民建起了自來水廠。這是國民黨政府喊了20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事情。我們南下干部入湘后，從1951年著手籌建，1952年投產，結束了市民多年下河挑水喝的歷史。第二是修建道路，解決交通運輸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長沙市沒有一輛公共汽車，道路很差，我們組織市民翻修馬路30.8萬平方米，新修路面41多萬平方米，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幾十年所修道路的總和。第三是開辟湘江輪渡。我們開通輪渡后，平均每天輪渡人數達8000多人次，結束了長沙市民過湘江木筏為渡的歷史。第四是整修疏浚排水溝，解決了排除污水的問題，使長沙城市衛生大大改觀。第五是抓學校建設。我們接管學校之后，迅速組織中山學校開學上課。湖南大學也相繼開學上課?！币幌盗谢謴秃桶l展生產的措施，令長沙面貌煥然一新，國民黨叫囂的“共產黨管不了城市”的狂妄預言不攻自破。

接管城市后，為培養當地干部，南下干部還積極投身籌辦了干部訓練班。如1949年八、九月間，湖南省委為創辦湖南人民革命大學，專門從南下干部中抽調地級和縣級領導骨干20多人，擔任湖南革大處、部和班等各級領導職務；又從南下知識分子以及湖南地下黨骨干中，選調200多名知識分子干部到湖南革大工作。

此外，在省內其他地市和多數縣市，南下干部也參與創辦了干部學?；蚋捎柊?，如長沙地委在岳陽縣城文廟創辦的湘北建設學院，邵陽專區的資江公學，益陽專區的益陽干校，湘西區專為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而創辦的苗族干部訓練班等。這些學校為新湖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準備了一批骨干和專門人才。

湖南解放初期，南下干部們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基層辦公條件更是簡陋。如衡山縣三區人民政府設在空徒四壁、別無他物的白蓮寺向氏宗祠。政委、區長住谷倉，樓板當床，稻草作墊。那時，全省交通不便，鄉區干部到縣開會，都要自帶被子，走幾十甚至上百里山路。干部下鄉與農民同吃同住，吃的是紅薯雜糧，菜也沒有油水，睡在木板或柴屋豬欄樓上。面對這樣的環境，絕大多數南下干部經受住了繁重工作任務和艱苦生活環境的多重考驗，以湖南為家，扎根三湘，為建設湖南奉獻了青春。

1954年，素稱“江南糧倉”的洞庭湖發生了百年罕見的特大洪水，堤垸潰崩。萬分危急時刻，中央決定暫時淹沒洞庭湖，保住大城市武漢。湖區淹沒后，150萬人受災，125萬畝農田被淹。這年冬天，為了徹底治理洞庭湖水患，湖南省調集了80多萬民工開始整修洞庭湖堤垸，一大批南下干部被派往治理洞庭湖。

那年冬天氣候奇冷，電線被冰凌壓斷，水鴨被活活凍死。近百萬民工被困在工棚，總指揮長夏如愛，副總指揮長李毅之、孫國治、史杰、張勇、王治國等南下干部覺得口頭動員，不如帶頭苦干。于是，他們把大衣一甩，帶頭破冰，民工們高喊著“人爭寒氣火爭煙，寒凍壓不倒英雄漢”的口號，震撼了八百里洞庭! 經過那次治理，洞庭湖的防洪蓄水能力大大提高，同時也為開發自然資源，振興湖區經濟打下了堅實基礎。

可以說，一大批南下干部，為治理洞庭湖，根治湖南水患，修復祖國糧倉立下了汗馬功勞。洞庭湖工程副總指揮李毅之是河南新鄉籍的南下干部，由于長期操勞過度，積勞成疾，工程完工剛回來后就突發腦溢血不幸辭世。

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治理洞庭湖這項浩大工程飽蘸南下干部的血汗，那么60年代修建韶山灌區等數百處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以及包括湘鋼、漣鋼等項目的大規模工業建設，70年代的三線建設，80年代以來湖南的改革開放等，無不凝聚著廣大南下干部的智慧和心血。

為建設三湘，廣大南下干部特別重視對人才的培養。這一點，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深有體會。佟景凱是北京房山縣人，1949年隨軍南下入湘，擔任過黔陽縣（今洪江市）委書記和黔陽地區科委主任。1978年3月，佟景凱和袁隆平一起赴北京參加全國科學大會，是他特意將袁隆平培育的雜交水稻樣本和圖片送到全國科研展覽中心展出，由此引起強烈反響。

1979年全國進行職稱評審，有人對袁隆平和他的學生、助手李必湖卡這卡那。為此，佟景凱多次找上級領導匯報，最后找到山東夏津籍南下干部、時任省委組織部部長的紀照青，袁隆平的高級職稱（研究員）才得以解決。

當時，佟景凱為給科研人員提供優質的工作環境，不惜帶病四處奔波，給袁隆平所在的安江農校解決了一臺小車。后來，又因袁隆平住房改善問題，佟景凱為此還找了省科委。

1984年6月，袁隆平被任命為湖南省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來長沙前，袁隆平專程到佟景凱家辭行，面對這位南下干部，袁隆平熱淚盈眶：“你是我永遠敬重的老干部，謝謝您對我的關心?！?/p>

15000多名南下人員入湘時，大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后來除去部分返回北方原籍或因工作調離湖南外，大部分都成了建設新湖南乃至新中國的棟梁之材。據不完全統計，南下入湘干部擔任市廳以上領導干部的有560余人，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有2380多人。南下入湘人員中更是涌現了不少模范先進人物，據《南下入湘干部資料選編》不完全記述，就有李青田、高殿升、姜魁元等30余人。

同時，還有一批從優秀南下干部中成長為省級以上的高級黨政領導干部，有百多人。他們先后主政三湘，為新湖南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曾任湖南省委書記，后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為貫徹落實毛澤東關于湖南“十年建成工業省”和“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指示，做過許多積極的工作。

經歷了70年的歲月滄桑，如今大部分南下入湘干部都已離世，健在者仍在為湖南的改革和發展獻計獻策、奉獻余熱。他們子孫后代中的許多人也與他們的父輩一樣，將青春獻給了美麗而富饒的湖湘大地。

楊敏之在《鐵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中說：“長征和南下，是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兩件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薄澳舷率且环N精神?！蹦舷戮袷鞘裁?？筆者以為，它是一切聽從組織安排和一心為人民服務的高度政治覺悟；是不怕艱險、敢于犧牲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是艱苦深入，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傳統；是能官能民，甘為人梯，為建設新湖南無私奉獻的高風亮節。

在南下干部入湘70周年之際，筆者掛一漏萬地記下這段光輝歷史，既是為上萬名南下入湘者留下一份長久的紀念，更是希望他們閃光的足跡，能永遠銘刻在湖南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心中，永遠激勵著我們不斷地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