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家庭中的二戰遺物

烏韋·布斯、約赫恩-馬爾汀·古馳等

| 戰時玩具 |

米夏爾·拉爾德施耐德，58歲，慕尼黑IT安全專家

孩提時的父親用膠合板、廢棄鐵皮和布料鼓搗出了他在戰爭時代看到的東西：約30輛車，包括救護車和郵車、軌道上的貨運火車，還有履帶汽車和反坦克炮。如今父親已過世，這些玩具躺在我家地下室。至今我仍對一個孩子能造出這樣的東西感到吃驚。

希特勒統治時期，我的爺爺在西門子建設部門做工程師。從圖中的這個玩具，可以看出父親在建造方面的天賦。戰后他成為一位德高望重的工程師，在德國建造了很多橋梁和街道。他是一個性格內向的技術人員，喜愛軌道，工作起來一絲不茍。他會記錄下家里的每項收支，比如“1978年6月20日，購入一個燈泡，62芬尼”。他去世后，我找到了成堆的這類文件，全部手寫。

孩提時的他肯定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混亂和無序，而這種感覺從未離開過他。在我成年很久后，他告訴我，我小時候很愛哭，有時他會因此把我甩到墻上。他常因小事發怒，我很怕他，在我有了兩個女兒之后，這種恐懼仍然如影隨形，或者說一直延續到他去世。

他去世后，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不想變成他那樣。我毀掉了他留下的筆記，卻不想丟掉這個玩具。但我也不想保留它，然而至今沒人想收到一件這樣的禮物。

| 應急儲備 |

芭芭拉·施摩爾特茲克，90歲，現居伯布林根，心理學家

我的父親是個收藏家，動手能力也超強，正因如此，我們才能順利熬過戰爭時代。我還記得1945年冬天他如何將一整個小哨所變成了木柴。圖中的這個彈藥箱也是他設法弄到的，如今被我們用來裝擦鞋工具，放在一個餅干罐旁邊。餅干罐中裝的是細繩。戰時，還是孩子的我會解開——從不剪開——系在包裹上的細繩，也會將包裝紙折疊起來收好。

戰爭始于我十歲生日的第二天。一次空襲中，我的卡爾·邁作品集被燒毀了。我還留著一本有我筆記的1945年日歷，上面連續25天標有“空襲警報”字樣。我記得我們從無安寧，不斷去往地下室避難。

我們三姐妹現在都還活著，每人都從戰時帶了點怪癖到現在的生活中，比如我至今無法坐在電影院的中間位置。我不知道我們算不算受到了創傷，我更愿意稱之為“經歷”。一個最重要的經驗是：你需要作好應急準備。我們姐妹至今仍在地下室放置應急儲備，因此被認為很奇怪，畢竟如今任何東西都可以隨時買到。更加奇怪的是，我的女兒們也是這樣做的——準備至少夠生活四周的儲備，放在密封大口玻璃瓶里。

你還可以從衣柜中衣架的相同朝向來辨認出那些戰時的孩子，因為這樣，在緊急情況下就可以迅速拿出全部衣服。那時的我們總感覺生存受到威脅：放學路上想著房子是不是還在，由于有部分猶太血統而總擔心被告發。我們幾乎出于本能就知道不能和別人談論所有事情，必須時刻注意不要太露鋒芒。我想比起對炸彈的恐懼，這一點更加深入我的骨血。

| 裙褶中的刀 |

安德莉亞·迪科爾，59歲，巴特施瓦陶銀行職員

2004年，我的母親因帕金森去世后，我又在刀具抽屜里看到了這把刀。母親告訴我，1945年春，在她16歲時，她的母親將弟弟赫爾穆特和魯迪交到她手里，此外還有家人的照片和這把刀。然后他們就被士兵分開了。

母親帶著兩個弟弟步行到了格丁尼亞，然后乘上開往哥本哈根的“蒙特·羅薩”號醫療船。他們在一家丹麥難民營生活了四年。她一個年輕姑娘整天和一群士兵相處，我無法想象他們對她做了什么，她也從未告訴我。她只和我說，那把刀一直被她藏在裙褶中。

50年代初她搬到呂貝克，和我的父親結了婚，他是一個裝配工。我還記得那些晚上，我坐在客廳讀書，母親在廚房邊洗碗邊歌唱：“飛吧，金龜子！父親上了戰場，母親在波莫瑞（編者注：曾屬德國，現大部分位于波蘭），波莫瑞被燒毀了?！?/p>

她常輕聲唱這首歌。那時她已不再隨身攜帶這把刀，而是將它放在抽屜中，也常用它切東西。

母親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總將一個裝有干凈內衣和一件裙子的小箱子置于床下，以防突然需要去醫院。她有偏頭痛，總做噩夢，卻不會因此去看醫生。她常罵罵咧咧，從未擁我入懷，但也從沒打過我。

她很少和我談起戰爭。剛開始她說：“你還小?！焙髞碛终f：“無需經歷這些，你就慶幸吧！”但她的謹小慎微也影響到了我。我很早就從家里搬了出去，母親的聲音卻一直在我耳邊回響，比如“這件裙子太短了”或者“鄰居到底怎么想的？”

這樣說我很難過，但確實是直到她去世后我才覺得自己真正長大成人了。我把這把刀保存了起來，現在它躺在我的刀具抽屜里。

| 莫謝克蛋糕 |

克里斯提安娜·亨瑟爾，54歲，比勒費爾德養老護理員

我的父親是個壁爐工，一直希望有個女兒。我的母親懷上我時，他說：“如果是個女孩，我就不會再打你了?！比欢€是繼續打她。他自己的父親在戰爭中陣亡了，他不知該如何做一名父親。

1945年1月，我的母親和我的外婆一起逃離西普魯士。她們本想搭上一艘保護難民的納粹船，但是由于當時的大雪，她們錯過了登船時間。不久，一艘蘇聯潛艇用魚雷擊沉了這艘船，造成9000多人死亡。母親說，去往柏林的途中，一路都能看到被俄國人掛在樹上的德國人尸體。她也看到了俄國人劫掠村子、搶走女孩的過程。后來，母親逃往丹麥，進入難民營，后又到波鴻和家人會和，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父親。

我的父母都嗜酒如命，戰爭毀掉了他們。我最初和祖母一起生活，17歲時搬了出去，18歲時我也成了母親。

這個蛋糕模型是鐵鑄的，很重。它源自我的外婆，已有90年歷史，母親在逃亡中一直帶著它。我們一家用它做大理石蛋糕，并稱之為“莫謝克蛋糕”，莫謝克是母親的昵稱。

| 兒童節目時間 |

科琳娜·布施，50歲，巴黎作家

2006年，在去世的母親留給我的棕色文件夾中，我看到了外公的這張工作證。從1938年到二戰結束，外公都在維也納為國家廣播公司工作。在兒童節目時間，他還會用低沉的嗓音朗讀童話。

我的母親患有抑郁癥，她認為是偏頭痛引發的。她一直堅持為我洗頭，從不讓我自己洗，有次還把滾燙的水澆到了我的頭上，之后說是出于疏忽。我的父親是個酒鬼，18歲就成了孤兒，常常講起他戰時偷土豆填肚子的故事，然后總不忘告訴我現在的生活有多好。

十多年過去了，我才得出結論：和這樣的父母一起生活，我就沒法真正開心。去年底，我帶著自己的貓和兩個箱子搬到巴黎，也許明年我會去羅馬？我總是清楚記得外公的這張工作證在哪兒，哪怕是在大搬家的混亂中。它總是提醒我自己和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 烙印 |

克爾杜拉·赫爾-伊本瑙，61歲，佩特爾斯哈根社工

我的祖父在監禁期間雕刻了一個木匣，刻下他所待過的監獄站點，五個地名，一共三年。如今這個木匣被我放在客廳里。

一戰時，祖父在佛蘭德參戰，右手食指被擊中，最后帶著頸部彈片回了家。他通過手術取出了一個大彈片，其他小彈片則進入他的身體循環。有時他隔著皮膚摸到一個，就把它挖出來。所以可以說，戰爭已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

他對自己和別人都很嚴苛，這種性格也影響了我。我現已成年的兒子九歲時，我們在波羅的海度假，騎自行車觀光，兒子摔倒后撞傷雙膝，大哭起來。我們離露營地還有五公里遠，那時又沒有手機。我沒有安撫他，而是對他說，如果不繼續往前騎，我就把他交給陌生人。雖然我只這樣做了一次，后來卻一再想起這件事。

有段時間，我在堵車時總會陷入恐慌。我并沒有在逃亡，也沒有人朝我射擊，只是德國高速公路上一次普通的堵車，卻讓我的心跳快得可怕。

戰爭的回聲就像這樣響徹在幾代人的心頭。

[編譯自德國《明鏡周刊》]

編輯：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