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媳婦到“女英雄”

薛冰

自五四以來，集中展現農村老一代農民與具有“新人”意味的年輕一代農民之間的矛盾以及他們各自的命運走向，成為新文學以來諸多作家關注的對象。在這其中，對農村新一代女性形象的刻畫更成為作家深入到歷史與現實糾葛當中透視農村問題的窗口。從20年代魯迅筆下毅然出走而最終生命凋零的子君，到30年代蕭紅筆下小團圓媳婦在封建迷信婆婆的“善意”拯救下而被折磨致死，再到40年代趙樹理筆下掙脫傳統觀念、努力爭取戀愛自由的小芹，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形象在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的整體流變軌跡?？v觀現代文學的發展，對女性主體意識的發掘成為彰顯新文學樣貌的一個重要支點。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既延續了五四以來對農村女性命運的關注，又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發出了對女性在社會變革中命運前景的詰問。

一

“山高皇帝遠”“山高政府遠”。在《孟祥英翻身》的開篇，作家便將作品的空間坐標定位在晉冀魯豫邊界的涉縣東南角的西峧口村。閉塞的地形環境以及人文環境直接造就了這里成為未被“啟蒙”的處女地。因而，現代文明的觸角并未蔓及這片古老的土地。在這里，仍延續著老中國的風俗民情：“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不然的話，就不像個婆婆派頭;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由人騎由人打，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丈夫打老婆是用不著問理由的?！本褪窃谶@種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宗法觀念與鄉村倫理的影響下，孟祥英從丁巖村嫁到西峧口，成為眾多“牛門孟氏”之中的一員。

這個九歲時候便沒了爹娘的女人，嫁人之后也并沒有改變悲苦的命運。原生家庭中親情的缺失，使得孟祥英從小就具有自立的品格。出嫁后丈夫與婆婆基于傳統的不合理的管制，在這個年輕的女性身上凝結了多種束縛與多種矛盾。對于丈夫和婆婆的管教與棒打，孟祥英在最初的時候是“哭不得”，也無處可哭，只能在實在忍受不了的情況下，在言語中反駁婆婆的辱罵。后來吞鴉片、上吊，兩次自殺被家里人或鄰家媳婦救下活了命，“還得受下去”。直至1942年，專署的工作員找到孟祥英的婆婆，提出讓孟祥英去做婦救會主任。婆婆在“她干不了你就干”的威懾下，便松口同意了工作員的要求。就這樣，命運多舛的孟祥英在眾人的舉薦下成為當地的基層領導干部。一個在生活的深海中苦苦掙扎著的、無法自救的人成了“婦救會主任”，這更從政治意義上確認了孟祥英得以反抗的現實基礎。

做了村干部的孟祥英，很快地適應了從家庭勞動轉入社會勞動的氛圍。在工作員的指引下，她帶著全村的婦女放腳、打柴、擔水、上地、上冬學，甚至在“斗爭會”上領導著全村人喊起口號。在連年災荒的情況下，孟祥英組織婦女采野菜、割白草，獲得群眾的認可。婆婆最終和這個“打不得，罵不得，管又管不住，賣又賣不了”的兒媳婦分了家。分家之后的孟祥英繼續擔任著一部分區婦救會的工作，繼續領導著婦女修水渠、開荒地、鋤麥子、打蝗蟲，成績多得很，在專署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上，被選舉成為“勞動英雄”。在她的影響下，婦女生產很積極，女勞動英雄特別多?！坝鍪乱v明道理，親自動手領著干，自己先來做模范”。就這樣，孟祥英在外在的社會政治層面完成了由小媳婦到女性“英雄”的“翻身”。

二

在此作品的顯文本中，趙樹理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反思并非只依賴于作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女英雄”孟祥英，還有三類女性形象的塑造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其一是舊式封建思想禁錮下的婆婆，其二是以孟祥英的姐姐和鄰家媳婦常貞為代表的沉默者，其三是代表著鄉村“權力”話語的牛差差的老婆。然而無論哪種女性形象，其實都是處于蒙昧不自知的混沌狀態。

帶有封建色彩的舊式農村婦女是趙樹理小說中最鮮活、有力的人物群像，例如《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傳家寶》中的李成娘。本文中，孟祥英的婆婆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束縛中，一直處于傳統封建禮教的被壓迫者的角色，她對于兒媳婦的期待是：“頭上梳著笤帚把，下邊兩只粽子腳，沏茶做飯、碾米磨面、端湯捧水、掃地抹桌……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鋪被子，時刻不離，喚著就到;見個生人，馬上躲開，要自己不宣傳，外人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可是她覺著媳婦總該是這樣?！痹凇岸嗄晗眿D熬成婆”后，婆婆認為自身所遭受的壓抑與束縛是理所應當的，所以這一套“老規矩”也理應施加于自己的兒媳婦身上，就連娘家窮、針線活不好、腳大都可以看作被打罵的理由。婆婆一直在想盡各種辦法制伏媳婦，使她完全受制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而后來越來越像個政治干部的孟祥英逐漸脫離了傳統農村婦女的行為規約之后，婆婆只好開始謀劃將孟祥英逐出“老規矩”統攝下的鄉土倫理圈地的計策，于是就有了婆婆與丈夫計劃賣掉孟祥英的情節。而孟祥英在工作員的出謀劃策下逃過一劫。但婆婆始終沒有認可孟祥英身份轉換的現代意義，也沒有因為她做了村干部，而試圖改善婆媳之間的關系，還是為了自保決絕地撇清與孟祥英的關系，或是想法子賣了她，或是和她分了家。

婆婆這個自私的、冥頑的、迂腐的、蒙昧的舊式農村婦女不僅聚焦著老一代農民的婚姻觀、道德觀、倫理觀，也因承襲著這種蒙昧，使老一輩農民與在新政權所發掘出的農村“新人”形象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和顯化。作為封建殘余勢力的表征，婆婆這一類人既是傳統封建禮教的捍衛者和受虐者，也是對下一代具有反抗意識的農村青年的施暴者，甚至也是扼殺者。

姐姐是文中提到的、孟祥英唯一的女性親戚。她在作品中作為一個出嫁的媳婦，完全被壓抑在自家婆婆的淫威之下。妹妹孟祥英出嫁的時候，僅是礙于自家婆婆與妹妹婆婆的矛盾，就缺席了妹妹人生中最為重要與莊嚴的儀式。當妹妹在婆家受了委屈，她唯一能夠扮演的角色便是一個傾聽者。從另一方面講，恰是血緣上的親密與行動上表現出來的生疏與隔膜，使得姐姐在妹妹悲劇式的婚姻中充當著一個“麻木的看客”。她既不能自救，也無法將妹妹從泥淖中拯救出來。鄰家媳婦常貞與孟祥英有著同樣的命運，面對家庭的壓迫始終處于不敢言、不敢怒的狀態。兩個同命相憐的女人的對哭無疑是對封建禮教的無力的控訴。其實，不光是姐姐和常貞，透過這兩個人物折射出來的是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中國農村整體性的思想落后與蒙昧。整個村子的人將打罵媳婦視為一種共識，在孟祥英遭受婆婆和丈夫的毒打時，并無一人指出事情的不合理，幾乎所有人的態度都是沉默的。只有看到孟祥英的眉上被打出了血窟窿，眾人才上前制止。此事之后，便又恢復到了沉默的、麻木的狀態。幾千年來封建傳統觀念的壓抑已經使眾人失去了質疑的理性與如何去質疑與反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