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李洞真墓誌》與中晚唐長安的咸宜觀

雷 聞

2015年10月，胡戟先生發給我兩張新見唐代墓誌拓片的照片，即武宗會昌二年(842)的《唐故咸宜觀主三洞法師李練師(洞真)墓誌銘》(下文簡稱《李洞真墓誌》)及其誌蓋，據稱原石出土於西安市長安區焦村北，現藏於大唐西市博物館。後來我又有緣在網上購得拓片一套，對這方墓誌有了更爲直觀的認識。此誌(圖1)爲方形，高、寬各40釐米，正書，20行，每行滿格20字。盝頂誌蓋(圖2)高、寬各28釐米，四殺爲線刻的忍冬紋圖案，篆書銘文3行9字：“大唐故李練師墓誌銘”。這方墓誌雖文字不多，但信息量頗大，對於我們認識中晚唐長安最重要的女冠觀——咸宜觀頗有助益，在此略作考釋。先録文如下：

唐故咸宜觀主三洞法師李練師墓誌銘并敘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王珩撰敘

左街道門威儀賜紫郄玄表撰銘并書

天地交感，中涵清和，萬物始化，人生其中。醨則蕩薄，清則澄明，此自然之氣也。練師姓李，洞真其名。得天之和，降居人中。束髮授道，默自契玄，始於大洞法師吳君授明威經籙，次於三洞法師劉君授上清交帶等畢籙，道始明具。會昌二年三月一日，仙化于觀之東廡下。後廿日，弟子輔超仙、韋可仙等，備本教五練法，葬於屬縣南之焦村。師以教齊其人，一歲中大化，雖貴戚近屬，無敢不率。然道機清曠，常若無事，殆所謂得天之清和者也。 威儀以珩離其俗而志於故，命纂述以納於墓云，其銘曰：

玉在山而有異，鶴處禽而不羣。道若昧而潛顯，行默修而自聞。德馨芳而早著，猶桂馥而蘭薰。弘九齋之玄科，授三清之紫紋。皎潔侔於霜雪，貞操比於松筠。游仙路之杳杳，棄塵俗之紛紛。何默然而解蛻，學徒之心若焚。靈文鎮而陰鍊，年數竟而騰雲。徒悲感而不已，哀此別而長分。傳於千秋萬古，懿淑紀於幽 墳。 天水尹仲儒刻字。

一、 墓誌的撰書者

《李洞真墓誌》的撰人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王珩”，可惜此人的事跡無考。至於書人與銘文的撰者，則是“左街道門威儀賜紫郄玄表”。作爲當時長安的道門領袖，他在李洞真的喪葬事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墓誌所云：“威儀以珩離其俗而志於故，命纂述以納於墓云?！笨梢娔拐I的撰人也是郄玄表出面邀請的?？上蹒袼恼I文過於簡略，一些基本信息如李洞真的家世與享年都沒有記録，可能是他與誌主本不相熟，而郄玄表也未能提供準確的資料。當然這只是我們的推測，具體原因已無從知曉了。

郄玄表在傳世文獻中材料極少，惟《唐會要》記載：“大中元年(847)二月，道門威儀郄玄表賜謚通玄先生?！?1)《唐會要》卷五○《尊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18頁。管俊瑋先生曾經利用部分新出土的石刻史料，勾勒出他的傳法譜系，認爲他可能是憲宗時的道門威儀郄彝素之侄(2)管俊瑋《從興唐觀到玄真觀： 中晚唐長安一個道教師門的沉浮》，《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9卷，2017年，135—150頁。。這些石刻史料如大和三年(829)的《唐大明宮玉晨觀田法師(元素)玄室銘》，就是由郄玄表所書，其結銜曰“太清宮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兼左街道門威儀賜紫郄玄表”(3)録文見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2輯，三秦出版社，1995年，48頁；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019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92—893頁。圖版見《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第4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03頁。。又比如，開成元年(836)四月廿日立的《大唐迴元觀鍾樓銘》，由尚書左僕射令狐楚撰文、大書法家柳公權書，內稱：“大和初，今上以慈修身，以儉蒞物，永惟聖祖玄元清靜之教，吾當率天下以行之。由是道門威儀麟德殿講論大德賜紫郄玄表，沖用希聲，爲玄門領袖，抗疏上論，請加崇飾。其明日，內錫銅鐘一口?！?4)録文見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1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8頁；圖版見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陝西省文物局編《陝西碑石精華》第161號，三秦出版社，2006年，180—181頁?？梢娮钸t從文宗時期開始，郄玄表就一直擔任著左街道門威儀的要職，是長安的“玄門領袖”。管先生曾認爲“郄玄表師徒在會昌年間仿佛人間蒸發了一般，絲毫不見蹤影”，並從政治方面分析其原因： 他和令狐楚都屬於文宗一派，與仇士良所代表的宦官有對立的姿態，會昌年間仇士良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在宗教方面，他則分析説武宗雖好道，但喜歡的是趙歸真那樣的技術型道士(5)管俊瑋《從興唐觀到玄真觀： 中晚唐長安一個道教師門的沉浮》，146頁?！，F在看來，這或許有些求之過深了，至少從《李洞真墓誌》來看，他在會昌二年依然擔任著左街道門威儀一職，且對於長安道門的重要事件保持著深度參與。由於李洞真擔任觀主的咸宜觀地處街東的親仁坊，故左街威儀郄玄表出面張羅葬事並親自撰銘、書丹，就顯得順理成章了。從誌文的書法來看，楷法清嚴端正，極具功力，顯示了郄玄表很高的文化素養。與其十三年前所書的《田元素玄室銘》相比，《李洞真墓誌》的書法明顯更加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李洞真墓誌》的刻工是“天水尹仲儒”，尹氏可能是中晚唐可與邵建和、邵建初兄弟相提並論的重要刻工家族(6)關於邵氏兄弟，可參看李浩《新發現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誌整理研究》，《文獻》2018年第6期，161—169頁。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是對中國古代刻工的系統研究，可以參看。。筆者另收藏有一張咸通五年(864)的《扶風萬府君夫人李氏墓誌銘》拓片，誌主李思真與宮廷和道教均有密切關係，且亦終於咸宜觀，而這方墓誌的刻工爲“鐫玉冊官尹仲傪”(7)尹仲傪也是大中十四年(860)《李敬實墓誌》、咸通十四年(873)《賈洮墓誌》的刻工。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83、209頁。，可能正是尹仲儒的兄弟或從兄弟。能請來尹仲儒爲李洞真刻石，可能也出自郄玄表的安排。

二、 李洞真的道門譜系

與其他唐代道士、女冠墓誌的書寫有所不同，《李洞真墓誌》並未對誌主的出身有所著墨，以至於我們完全不清楚她的家庭情況，連其父、祖的名諱都一無所知。至於“洞真”，應該也只是她的法名，其本名則無從查考。這方墓誌另一個不太尋常之處，是它並未記載誌主的年壽，這都爲我們分析其生平帶來困難。一般來説，能在咸宜觀出家者，身分多不普通，《南部新書》即云：“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8)錢易《南部新書》卷戊，中華書局，2002年，67頁。李洞真能在此觀入道並最終出任觀主，應該也出自士大夫之家甚至是李唐宗室，但墓誌對此不著一字，似在有意迴避?；蛟S她出自一個破落或犯事之家，這可能也是其出家之因由，但墓誌卻無法書寫。

與其似乎來歷不明的原生家庭相比，李洞真的道門譜系就要榮耀許多。墓誌稱其“束髮授道，默自契玄，始於大洞法師吳君授明威經籙，次於三洞法師劉君授上清交帶等畢籙，道始明具”。交代了李洞真的入道年歲及道門師承。案“束髮”，通常是指男性十五歲左右的成童之年，這裏用在身爲女性的李洞真身上，可能與她入道成爲“女冠”有關，束髮而戴冠，實現了身分的轉變(9)參看楊莉《“女冠”芻議： 一種宗教、性別與象徵的解讀》，《漢學研究》2001年第1期，167—185頁。。

李洞真的入門之師“大洞法師吳君”，應該就是有“三洞法主”之稱的中唐長安道門領袖吳善經(732—814)。筆者曾利用權德輿所撰《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善經碑銘》與新出土的石刻史料，對其生平與道教事業有所考辨(10)參看拙撰《太清觀道士吳善經與中唐長安道教》，《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66—81頁。。吳善經出生於具有深厚道教傳統的縉雲仙都山，入道於唐玄宗崇道運動高峰期的天寶七載，隸籍於長安道教與國家禮制的中心太清宮，拜師於天下道門威儀使沖虛先生申甫座前，游處於權德輿、歸登、劉伯芻等第一流官僚士大夫之間，可謂生逢其時，諸事順遂?？上г跈嗟螺洝秴巧平洷匪d的傳法弟子中，並無李洞真之名，可能是因爲在吳善經仙逝之時，洞真年紀尚幼，她是在十五歲左右從吳氏受“明威經籙”的，即初入道門所受的最基礎的法籙——正一盟威籙。對於撰寫碑文的權德輿而言，他所關注的吳門弟子是如道門威儀趙常盈這樣的顯赫人物，而不是李洞真這樣剛入門的年幼弟子。不過，對於李洞真而言，能入吳善經之門墻，顯然是其道門生涯一個值得誇耀的起點。另據前引大和三年(829)內學士宋若憲撰、郗玄表書的《唐大明宮玉晨觀田法師(元素)玄室銘》稱：“元和九年夏五月，詣開元觀，依三洞法主吳君授上清真訣?！比粍t吳善經在去世當年的元和九年(814)還曾爲田元素授上清法籙，這遠高於李洞真所得到的明威籙。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出郗玄表與吳善經一系弟子們過從甚密。

至於李洞真的第二位師傅“三洞法師劉君”，我推測他可能就是爲敬宗皇帝授籙的高道劉從政(753—830)。此前筆者也曾以馮宿撰文、柳公權書寫的《唐昇玄劉先生碑銘》爲中心，結合一些新出的墓誌資料，勾勒了劉從政的生平事跡(11)參看拙撰《傳法紫宸： 敬宗之師昇玄先生劉從政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59—88頁。。劉氏比吳善經要小二十一歲，他所傳承的，是一代宗師潘師正的好友劉道合在嵩山傳下的上清別派。寶曆二年(826)八月二十九日，劉從政正式爲敬宗傳授法籙，並因此獲封“昇玄先生、檢校光祿少卿”，隱然成爲天下道門領袖。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知劉氏爲李洞真授籙的具體時間，推測可能是在寶曆元年(825)至寶曆二年十二月之間，即劉從政從洛陽來到長安的那段時間，那也是他一生事業與聲望的頂點(12)值得一提的是大和四年(830)二月的《大唐故道沖觀主三洞女真呂仙師誌銘》，誌主洛陽道沖觀主呂玄和亦係吳善經的弟子，而其墓誌則是劉從政所撰，可見劉氏對於吳門女弟子並不陌生，他繼續爲李洞真傳授上清法籙，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情理上都完全可能?！秴涡湍拐I》録文見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8輯，三秦出版社，2005年，180頁；圖版見趙君平、趙文成編《河洛墓刻拾零》第398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533頁?！度莆难a遺》將此誌的時間“大和”誤作“大中”。。事實上，《李洞真墓誌》並未直接寫出吳善經與劉從政的名諱，或許正是因爲在長安道門特定的時空語境下，“大洞法師吳君”只能是吳善經，而“三洞法師劉君”則必然指向劉從政，這與他們的身分地位是相稱的。

在此還需對劉從政爲李洞真所授之“上清交帶等畢籙”略作解釋。所謂“畢籙”，又稱“畢法”，是唐代道士修行所能獲得的最高法籙。據唐初道書《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記載，已經學習了上清經法並獲得“無上洞真法師”法位之後，再受“《上清經》總一百五十卷、上清太素交帶、上清玄都交帶、上清白紋交帶、上清紫紋交帶，一曰回車交帶，亦謂畢道券，又名元始大券”，才能獲得畢道法位，從此可稱爲“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無上三洞法師”(13)《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五《上清大洞真經目》，《道藏》第24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759—760頁。。在碑銘所反映的唐代授籙實踐中，上清法位有時是與畢道法位合授的(14)參看白照傑《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格致出版社，2018年，315—316頁。。無論如何，李洞真能獲得最高等級的畢道法位都是一種榮耀，而其墓誌所謂“道始明具”，殆非虛語。另外，《李洞真墓誌》在正一籙與畢籙之間，沒有提及她接受靈寶法籙的環節，或許是因爲傳授其靈寶法籙的導師沒有吳善經和劉從政那樣顯赫的名聲，故被墓誌作者所省略，畢竟以靈寶法籙的重要性，恐怕無法被輕易省略。

至於李洞真的弟子，據墓誌記載有輔超仙、韋可仙等，雖然無法查考，但應該也是在咸宜觀出家的女冠，且二人均以“仙”爲法名，表明晚唐道門內部已經出現了字輩的跡象，這一趨勢在五代初更加明顯，道教大師閭丘方遠的正式弟子之名均有“隱”字，如夏隱言、戴隱虞、鄭隱瑤、陸隱周、盛隱林、章隱之等(15)沈汾《續仙傳》卷下《閭丘方遠傳》，《道藏》第5冊，92—93頁。。又比如唐末“自秦入洛”的左街道門威儀程紫霄，其弟子“董道甄、董道隣、卞道化、杜道紀、竇道符”等五人的中字均爲“道”字(16)參看拙撰《新見程紫霄墓誌與唐末五代的道教》，《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5—127頁。。這種字輩現象似乎是從晚唐開始萌芽的，可能是對傳統家族中同輩排行方式的模擬。

三、 “本教五練法”與李洞真之鎮墓石

《李洞真墓誌》稱：“後廿日，弟子輔超仙、韋可仙等，備本教五練法，葬於屬縣南之焦村?！彼^“本教五練法”，係指唐代流行的以五方石來鎮墓的傳統，其理論依據是六朝靈寶系經典《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經》(17)關於五方鎮墓石的研究很多，比較深入的討論，參看劉屹《唐代的靈寶五方鎮墓石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唐李義珪五方鎮墓石”爲線索》，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7—38頁。，通常具有一定身分與財力者才能使用。目前發現的五方鎮墓石級別最高者，無疑是唐中宗、唐睿宗等帝王所使用的，而道門中能使用五方鎮墓石者，也多爲兩京道觀的觀主或大德。從誌文來看，輔超仙、韋可仙等顯然也爲其師的葬禮準備了五方鎮墓石，而郄玄表所撰銘文中“靈文鎮而陰鍊，年數竟而騰雲”一語，説的也是同樣的意思，即通過五方“靈文”的安鎮儀式，使死者能實現太陰鍊形並最終成仙的目的，其中的“陰鍊”即所謂“太陰鍊形”(18)關於太陰鍊形，參看謝世維《煉形與煉度： 六朝道教經典當中的死後修煉與亡者救度》，《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年，739—777頁；收入氏著《大梵彌羅： 中古時期道教經典中的佛教》，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71—116頁。劉屹《死後成仙： 晉唐至宋明道教的“煉度”主題》，《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225—247頁。。

令人興奮的是，李洞真墓葬有五方鎮墓一事，也得到了考古文物方面的印證。2018年4月，韓煜疆先生在網上撰文介紹了浙江大學圖書館新近入藏的四塊鎮墓石(19)韓煜疆《浙江大學藏彩繪道教雲篆鎮墓文》，2018年4月2日發布於“道教與道術”微信公衆號，鏈接是： http： / /mp.weixin.qq.com /s?__biz=MzU2MjA3Mjk2Nw==&mid=2247484280&idx=1&sn=fe8d4259ed999629ab9a29d85f73f020&chksm=fc6e5f90cb19d68634a1c6cba2a28ef2bce20c43981575ae65310e7f 7d3b75e718ed7a5f38f9&mpshare=1&scene=1&srcid=0402WLx46wOcuBo0E42UzCYL#rd 關於這組鎮墓石的詳細研究，我們期待著韓先生的正式論文，在此只是根據這篇網文和文中刊布的圖片略作討論。，其中包括中央真文一盒，真文石與蓋俱存；東方真文蓋一塊，南方真文石一方，每塊石頭的邊長約40釐米。這組鎮墓石係以彩繪方式完成的，而不像絶大多數鎮墓石那樣以刻石的方式完成。在布局結構上，它們與大唐西市博物館所藏東明觀道士李義珪的鎮墓石基本一致，中間是雲篆文，四周則是楷書的敕告文，所不同者，其敕告文爲墨書或朱書，在敕告文與雲篆文之間則有線條隔開。有意思的是，中央真文與南方真文的顔色不同，前者是土黃地，朱書文字；後者則是紅地，內區雲篆文爲白色，外區兩圈敕告文則是墨書?？梢酝茰y，原來的五方鎮墓石一定是依據各自的方位塗上不同顔色的。韓先生公布的南方真文(圖3)雖漫漶嚴重，但其墨書敕告文依稀可辨，略曰：“(前缺)元始符命，告下南方無極世界土府神鄉諸靈﹝官﹞： 今有歿故三洞弟子李洞真，滅度五 仙……” 文字與李義珪鎮墓石上的敕告文也基本一致。我們可以確知，這組鎮墓石的主人正是本文討論的咸宜觀主李洞真。值得一提的是，《李洞真墓誌》與配套的鎮墓石大小都一樣，邊長都是40釐米。

韓先生並未透露這組鎮墓石的來源，但我們可以肯定是從陝西流出的，同組其他幾方鎮墓石究竟是已經被毀還是流散他處，已無從得知，不過，我們至少可以把浙大所藏的這四塊鎮墓石與大唐西市博物館所藏的這方《李洞真墓誌》聯繫起來了，只是同墓出土的一整套珍貴文物散藏兩處，終究令人遺憾。至於輔超仙、韋可仙等爲其師安置的鎮墓石爲何用彩繪的方式，在此只能略作推測。如墓誌所見，李洞真是在去世之後的二十天就下葬的，時間過於緊迫，而彩繪的方式無疑要比刻石便捷許多，從南方敕告文的脫字現象，也反映出這次葬事活動的匆忙。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指出，能用五方鎮墓石已經是很高規格的葬儀了(20)盛唐道士朱法滿《道士吉兇儀·送葬儀第七》曰：“若是大德名人，可依鎮經《五練生尸經》，預書五石，一依經法?！比粍t使用五方鎮墓石的，通常不會是普通道士。見氏編《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一六，《道藏》第6冊，1001頁。。

四、 中晚唐的咸宜觀

唐代長安宮觀衆多，比較有名的女冠觀就有： 大明宮內道場玉晨觀、興道坊的至德觀、長樂坊的洞靈觀、平康坊的嘉猷觀、醴泉坊的三洞觀、安業坊的唐昌觀、通義坊的九華觀、大業坊的太平觀、安邑坊的太真觀、崇業坊的新昌觀、永崇坊的華陽觀，以及輔興坊的金仙、玉真兩觀，當然還有親仁坊的咸宜觀。在這些女冠觀中，相當一部分是因公主入道而立，如太平觀、金仙觀、玉真觀、唐昌觀、新昌觀、華陽觀等，有些屬於新建，有些則是公主舍宅所立，因此規模都頗爲壯觀(21)參看布目潮渢《唐代前半期長安における公主宅の道觀化》，日本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汲古書院，1992年，203—233頁。。這些女冠觀的出現並非一時，影響力也各自有異，到了中晚唐，長安城中最重要的女冠觀無疑當屬咸宜觀。

此前一提到咸宜觀，人們都會馬上想到那位“自恨羅衣掩詩句”卻又命運多舛的才女魚玄機(22)關於魚玄機生平與詩作的研究很多，比較深入的近作是賈晉華《重讀魚玄機》，《華文文學》2016年第1期，31—41頁。她最近出版的英文專著也有專章討論魚玄機，見Jia Jinhua,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64-187.，其實，我們還是應該從玄宗之女咸宜公主説起。據《新唐書》記載：“咸宜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洄，又嫁崔嵩。薨興元時?！?23)《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玄宗二十九女傳》，中華書局，1975年，3659頁。由於其母(即武惠妃)的關係，咸宜公主在開天時期頗受恩寵，史載：

開元新制： 長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爲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爲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稟殆不給車服。後咸宜以母愛益封至千戶，諸主皆增，自是著於令。(24)《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玄宗二十九女傳》，3658頁。

同樣因其母的關係，咸宜公主也曾經卷入宮中的政治鬥爭，武惠妃圖謀使玄宗改立其子壽王李瑁爲儲，遂指使咸宜的駙馬楊洄構陷太子李瑛與鄂王瑤、光王琚等謀反，導致三人被廢殺，是爲“三庶人之禍”(25)事見《舊唐書》卷一○七《玄宗諸子·李瑛傳》，中華書局，1975年，3259頁。參看任士英《唐玄宗時期“三庶”之禍發微》，《雲夢學刊》2004年第1期，53—56頁。。隨著武惠妃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壽王立儲之事自然擱置，不過玄宗依然寵愛咸宜公主，還在次年五月親幸其第(26)《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210頁。據宋敏求《長安志》卷七記載，咸宜公主宅在長安靖安坊，見《長安志·長安志圖》，三秦出版社，2013年，266頁。。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史之亂唐軍收復長安後，玄宗從劍南返回長安，但很快受到李輔國打擊：“俄而流〔王〕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玉真]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27)《新唐書》卷二○八《宦者下·李輔國傳》，5881頁?？梢娤桃斯鬟€是唐玄宗晚年身邊僅有的兩位親人之一。寶應元年(762)，咸宜公主入道，史料中並未記載其入道因緣，推測可能與玄宗、肅宗在這一年先後駕崩有關，她入道或許是爲了替父兄祈福。興元元年(784)咸宜公主去世，其碑文由時任鄜坊節度掌書記的武元衡撰，蘇州常熟縣令袁中孚書，李陽冰篆額(28)《寶刻叢編》卷八“唐咸宜公主碑”條，《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24)，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18228頁。下文又稱“公主，玄宗之第十八女，降秘書監崔嵩”，可惜我們不知道咸宜公主改嫁崔嵩的具體時間，故無法確知在其入道之前還是之後。。

不過，咸宜公主在寶應元年入道時，並未新建一座道觀，因爲咸宜觀是由太真觀改額而成，其觀址則移至盛唐著名的肅明觀原址。據《長安志》卷八親仁坊咸宜女冠觀條下載： 其觀本睿宗在藩之第，初爲儀坤廟，開元二十一年改爲肅明道士觀，“寶應元年，咸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29)《長安志》卷八“親仁坊”條，281頁?！皟x坤廟”，本書誤作“儀神廟”，失校。。而同卷安邑坊太真觀條則曰：“天寶五載(746)，貴妃姊裴氏請捨宅置太真女冠觀，寶應元年，與肅明觀換名焉?！?30)《長安志》卷八“安邑坊”條，292頁。這兩段記載頗爲含混，辛德勇先生認爲其含義是： 在寶應元年，肅明觀從親仁坊遷至安邑坊原太真觀；同時，太真觀則從安邑坊遷至親仁坊肅明觀，並更名爲咸宜觀(31)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第28條“肅明觀與咸宜女冠觀”，三秦出版社，1991年，68頁。。從“太真”改名“咸宜”，不僅是爲了適應咸宜公主入道的現實，可能也與安史之亂後朝廷要消除楊貴妃的影響有一定關係，畢竟咸宜之母正是楊貴妃之前玄宗最爲寵愛的武惠妃(32)參看拙撰《盛唐長安肅明觀考論》，《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64—178頁。。如果咸宜公主入道之後一直居住於本觀，則其時間長達二十二年之久。

由於繼承了肅明觀的觀址，咸宜觀一躍成爲長安道教藝術的中心，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西京寺觀等畫壁》載：“咸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並吳畫。殿上牕間真人，吳畫。殿前東西二神，解倩畫。殿外東頭東西二神、西頭東西壁，吳生并楊廷光畫。牕間寫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圖，陳閎畫?！?33)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65頁。而朱景玄《唐朝名畫録》亦曰：“今咸宜觀內天尊殿中畫上仙，及圖當時供奉道士、庖丁等真容，皆奇絶?！?34)朱景玄《唐朝名畫録》，見於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82頁。不難看出，觀內壁畫的創作者均係吳道子、楊廷光、解倩、陳閎等盛唐第一流畫家，這自然是與肅明觀的前身——睿宗藩邸及儀坤廟的皇家背景直接相關的(35)參看前引拙撰《盛唐長安肅明觀考論》。。在某種程度上，咸宜觀所繼承的不僅是肅明觀的建築與壁畫，似乎也繼承了它的影響力。二者互換觀址之後，肅明觀在中晚唐完全不復開天之盛，而咸宜觀卻成爲長安士大夫之家女性入道的首選，影響極大。

前引《南部新書》所云“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在史料中有不少反映，如大書法家吏部侍郎彭王傅徐浩的夫人侯莫陳氏在丈夫去世後“棲身道門，徙寓於咸宜觀”(36)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第315號《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彭王傅贈太子少師會稽郡公東海徐府君夫人臨汝郡夫人河南侯莫陳氏墓誌銘》，她於貞元七年(791)六月“終於凈宇，享年卌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83頁。。著名的女冠詩人魚玄機當然更是其中的一個顯例，她原本是詩人李億的妾室，不爲大婦所容，不得已才到咸宜觀出家(37)據傅璇琮先生考證，魚玄機入咸宜觀應係李億罷河東府職之後，約在咸通六年(865)。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八《魚玄機》，中華書局，1995年，449—450頁。前引賈晉華《重讀魚玄機》則將其入道時間繫於866年。，兩三年後的咸通九年(868)因殺害侍女緑翹而被京兆尹溫璋所戮。不僅如此，咸宜觀與內廷也關係非常，文宗開成四年(830)六月，被武則天殺害的越王李貞的玄孫女道士李玄真護送父、祖靈柩回京，文宗詔曰：“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38)《舊唐書》卷一九三《列女·女道士李玄真傳》，5151頁?！短拼笤t令集》卷三九《聽越王歸葬詔》，商務印書館，1959年，181頁。有些著名的宮廷女道士也往往以咸宜觀爲本觀，如大和五年(831)三月，一度被召入大明宮玉晨觀的女道士韓自明“以疾得請，復居京城親仁里咸宜觀舊院”(39)趙立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267號《唐故內玉晨觀上清大洞三景法師賜紫大德(韓自明)仙宮銘》，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07年，687—689頁。，她來自劍南的果州，曾是中唐傳奇女冠謝自然的同門。在前引咸通五年(864)的《扶風萬府君夫人李氏墓誌銘》中，我們發現誌主李思真的長女是一位宮廷內道場女冠，文宗“詔入大內，賜名羽客”。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同樣崇奉道教的李夫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咸通四年七月廿日，終於咸宜觀”，懿宗皇帝先後兩次派中使賵贈。她雖然沒有正式入道，但因其女的原因而與內道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故能長期住在咸宜觀(40)從其姓名來看，“李思真”似與本文討論的“李洞真”、越王玄孫“李玄真”存在某種同門關係，且在咸宜觀的時間亦接近，姑置此待考。這方墓誌可能需要另文解讀，在此只提示與咸宜觀有關者。。由於咸宜觀的女道士多出自京城士大夫之家，本身就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又與宮廷關係密切，所以在此擔任觀主顯非易事，《李洞真墓誌》就説她“以教齊其人，一歲中大化，雖貴戚近屬，無敢不率。然道機清曠，常若無事，殆所謂得天之清和者也”。言外之意是咸宜觀的女冠頗多“貴戚近屬”，很難管理，而李洞真卻手段高明，處理觀中事務顯得舉重若輕。

咸宜觀可能是中晚唐長安城中最有名的女冠觀，可惜材料非常零散，而《李洞真墓誌》則是首次發現的此觀女道士的墓誌，雖然文字不多，但爲我們瞭解咸宜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畢竟，李洞真師承吳善經與劉從政這樣有著崇高威望的玄門領袖，而爲其安排葬事並親書墓誌者，更是左街道門威儀郄玄表，這不僅表明了李洞真本人在道門的地位，更體現了咸宜觀在長安宮觀網絡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