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外軍事行動典型特征初探

康 果

內容提要：從美國歷次海外軍事行動實踐經驗看，政治上導控輿論、經濟上封鎖制裁、軍事上拉攏結盟，是戰略運籌的主要手段；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或者應東道國請求，搜尋對方違反人道主義和國際法的相關證據，宣揚自身軍事行動的正義性合法性，是進行法理斗爭的主要手段；清晰明確的政治軍事目標是行動的重要前提，并盡可能地將作戰規模、強度和時間等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以最小代價實現預定目標；“多國聯合”和“單方行動”指揮體系是兩種主要的指揮體系，綜合權衡慎重選用，以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指揮效能最大化、軍事行動一體化。

海外軍事行動利益攸關方多元，國際廣泛關注，輿論高度聚焦，什么時候打、打到什么程度、達成什么效果，需要綜合考慮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多方面因素，是典型的政治軍事仗。本文通過分析研究美國的歷次海外軍事行動，總結歸納其海外軍事行動的一些典型特征。

一、“先勝后戰”，精心組織戰略運籌

美國歷次海外軍事行動，越來越呈現出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一體戰的趨勢，更加注重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導控國際和地區局勢，引導國內外輿論，塑造有利戰略態勢。

“因勢利導”掌控輿論。美軍認為，國內外政治輿論的支持，對海外軍事行動的順利實施至關重要。危機爆發前，要有計劃、有目的地向民眾傳遞經過篩選的信息，形成壓倒性的輿論攻勢，從而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民意歸屬。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反對動武的呼聲很高。為了扭轉這種不利局面，美國迅速發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等主流新聞媒體，大肆渲染伊拉克同“基地”組織有聯系、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全球安全構成威脅等信息，使美國民眾對伊動武支持率迅速上升到70%以上，國際上支持對伊動武的國家增加到40多個。

“封鎖制裁”全力打壓。政治施壓、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歷來是美軍實施海外軍事行動慣用的“三部曲”。有時同步進行，有時交替運作，進而從整體上削弱和打擊敵方。海灣戰爭中，美國促成聯合國接連通過了12個譴責、制裁伊拉克的決議，說服100多個國家參加對伊拉克的封鎖制裁，下令凍結了伊拉克在美的所有資金，對伊拉克實施禁運政策，使伊拉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方面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阿富汗戰爭中，布什總統和美國高層官員不斷向阿富汗地方武裝力量施壓，布什總統最后拋出“要么與我們合作，要么就是我們的敵人”的強硬言論，迫使阿富汗境內的各個地方武裝力量都站到美軍一邊，為后續軍事打擊行動提供了極大便利。

“合縱連橫”爭取盟友。美國十分注重爭取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家的支持。美國甚至在作戰條令中明確：只要有可能，海外軍事行動就要盡量拉攏其他盟國共同參與。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4天時間里，布什總統就通過專用電話先后給12個國家元首打了23次電話。通過頻繁的雙邊和多邊外交斡旋，動員40多個國家參加反伊聯盟，為軍事打擊伊拉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①參見李成剛：《第一場高技術戰爭：海灣戰爭》，190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8。

二、“奉法借勢”，極力贏取法理主動

海外軍事行動涉及第三方國家領土主權，國際關注度高，制約因素多，一旦出現不利局面或行動失敗，往往需要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如何既不突破國際法有關規定，又能夠有效實現政治軍事目的，成為美國海外軍事行動中必須正視和面對的重要問題。

爭取“合法出兵”。海外軍事行動的合法性，是行動獲得國內外支持的關鍵，也是決定海外軍事行動成功與否的重要變量。為此，美國在向海外派兵前，都會積極尋求出兵的法理依據。主要有兩種方式：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或者應東道國請求。即使一些繞過聯合國發動的軍事打擊行動，也都會想方設法披上“合法外衣”。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在美國的斡旋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678號決議，授權成員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將伊軍趕出科威特，為美軍發動海灣戰爭提供了法律依據。

注重“師出有名”。海外軍事行動是典型的政治軍事仗。除了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或者應東道國請求的“合法手續”外，美國一般都會為出兵冠以“名分”，力爭“師出有名”。美國歷次海外軍事行動，都高舉“正義”大旗占領“道義”制高點。比如，為主導和控制海灣地區局勢，打著“解放科威特”和“消滅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旗號，發動了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為了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以“保護人權”、反對“種族滅絕”為由，發動了科索沃戰爭；為了進駐中南亞，高舉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旗號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在未獲聯合國批準的情況下，再次對敘利亞采取軍事行動，并宣稱是“保衛伊拉克集體自衛行動的延伸”。

強調“依法行動”。由于傳統和非傳統信息傳播手段的發展，對于普通民眾來講，軍事行動早已不是“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尤其是海外軍事行動，每一次戰斗都會引來國際關注和輿論熱議。因此，美國力爭做到依法指揮、依法行動，避免陷入被動局面。為指導海外軍事行動，美軍先后頒發了JP1-04《對軍事作戰的法律支持》、JP3-05《非常規戰爭》、JP3-07《維和作戰》、JP3-16《多國作戰》、JP3-18《聯合強行入境作戰》、JP3-29《外國人道主義援助》、JP3-33《聯軍總部》、JP4-08《支持多國作戰的后勤》等一系列條令法規，對海外軍事行動中的武力使用予以規范。指揮官在確定作戰目標和手段時，一般也會征詢法律顧問的專業意見。

三、“點到為止”，合理規劃行動目標

美國實施海外軍事行動，首要，是確定所要實現的政治和軍事目標，以使整個行動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和作戰終止線；其次，是所確定的目標必須符合國家全局利益，并有足夠能力和恰當方法以實現目標。

（一）目標要清晰明確

海外軍事行動遠離本土依托，戰場環境生疏復雜。而清晰明確的目標，有助于明確方向和增強信心。越南戰爭后，一份對參戰軍事指揮官的調查報告顯示，美軍許多參戰官兵對戰爭所要達成的目標時常感到困惑，在得不到上級指令時，往往無所適從。這是導致作戰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海灣戰爭中，美軍深刻吸取了這一教訓。1990年8月5日，布什總統發表《這是不能容忍的》聲明，提出了海灣戰爭中美國的國家政治目標：伊拉克軍隊立即、徹底、無條件地撤出科威特；恢復科威特的合法政府；維護沙特阿拉伯以及波斯灣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確保美國海外公民的生命安全。圍繞這一國家政治目標，美軍中央總部在第91-001號作戰命令中，明確了如下的戰區軍事目標：打擊伊拉克的政治、軍事領導人和指揮控制系統；奪取和保持制空權；切斷伊拉克的補給線；摧毀核生化武器的生產、儲存設施和投擲工具；消滅科威特戰區的共和國衛隊；解放科威特市。美國國防部在評述確立作戰目標的作用時指出：清楚明確的政治目標確保了提出同樣清楚明確的軍事目標，這是海灣戰爭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二）目標要匹配能力

海外軍事行動目標，必須與國家綜合能力相匹配。目標過高，難以有效實現，國家在政治、外交上可能陷入被動；目標太小，戰果影響輕微，導致國家喪失戰略良機，甚至留下重大隱患。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為進一步壓縮蘇聯的戰略空間，保持“冷戰”格局中的優勢地位，不顧蘇聯和中國的嚴重警告，強力介入越南事務，從一開始派遣400多人的軍事顧問團，到后來的50多萬大軍①參見解力夫：《越南戰爭實錄》，153頁、426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參戰力量不斷增加。但是，越南人民的反抗意志愈戰愈強，世界人民的反美聲浪不斷高漲。特別是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越來越強烈，不僅戰爭無果而終，連時任總統約翰遜也被迫放棄參加連任選舉，戰爭引起的后續社會問題更是持續了幾十年。

（三）目標要嚴格控制

使用有限力量實現有限目標，是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顯著特征，即使具備強大的作戰能力，也要通過各種措施將作戰規模、強度和時間等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以合適的方式早日結束戰爭，以最小代價達成預定目標?？扑魑謶馉幹?，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普遍認可僅對有限目標實施空中打擊，以迫使時任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米洛舍維奇屈服的行動方案。雖然北約一度將科索沃邊界沿線的兵力增加到接近五萬人，但始終沒有發動地面攻勢，通過11周的持續空中轟炸，最終迫使米洛舍維奇在停戰協議上簽字，成為僅通過空襲行動就達成作戰目標的經典戰例。

四、“量體裁衣”，科學構建指揮體系

海外軍事行動通常涉及多個國家、多個軍種、多個領域。只有構建合理順暢的指揮體系，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指揮效能的最大化、軍事行動的一體化。從美國歷次海外軍事行動實踐看，指揮體系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多國聯合”的指揮體系

海灣戰爭中，美軍在西方國家軍隊中就建立了“國家指揮當局（國家軍事指揮中心）—中央司令部（多國聯合指揮機構）—各國任務部隊”的指揮體系。國家軍事指揮中心代表總統和國防部長，負責國家層面的戰略決策；以美軍中央司令部為基礎組建的聯軍司令部，負責擬制作戰計劃，向各國分派作戰任務，協調聯軍行動；各國指揮官，則負責各自區域的一線指揮。

（二）“單方行動”的指揮體系

1983年，美國在爭奪巴拿馬運河管理權的“正義事業”行動中，任命陸軍上將馬克斯韋爾·瑟曼為南方司令部司令、第十八空降軍軍長卡爾·W.斯廷納為一線指揮官，建立了“國家指揮當局—南方司令部—第十八空降軍司令部”的三級指揮體系。行動以15個小時推翻諾列加政權，15天后，宣布行動結束，順利實現預期目的。① 參見頊飛、牛衛利：《反思美軍入侵巴拿馬的軍事行動》，載《輕兵器》，2010（10），49頁。 在擊斃本·拉登的“杰羅尼莫”行動中，美軍建立了“戰略指揮機構—任務部隊”的指揮體系，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希拉里、國防部長蓋茨等政府和軍方高層官員聚集在白宮作戰指揮室，通過“海豹”突擊隊的便攜式單兵視頻采集系統，實時掌握行動進展，指揮控制突襲行動。從近年來美國海外軍事行動實踐看，美軍單獨直接出兵的情況較少。即便是一些繞過聯合國的軍事行動，一般也都會拉上其他國家“組團參戰”，避免或降低“霸權主義”和非法干涉他國內政的負面影響。因此，美軍“單方行動”的指揮體系，實為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