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中的技術性規則與自由心證的比較

張 濤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089

國際刑事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于證據的取得具有相當大的難度，因為不同于一國內國法院的刑事訴訟所以導致國際刑事法院在證據調查上都是在世界上的某一國家內部、主權范圍內進行。因而只有在《羅馬規約》融合、吸納兩大法系的內容之下，才能做到滿足在審判之中的需要。

英美法系中的證據法淵源是來自于證據規則，該證據的主要任務是為了體現出證據的主要內容，并且對證據的標準加以限制。英美法系的證據規則直接指向了該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不會造成英美法系中的陪審團先入為主、因為一定的輿論影響而做出主觀有偏向的認定。但是在二戰之前的大陸法系中，其很少限制證據能力的適用，只要是該證據可以在邏輯上得到一定的證明，那么這個證據就是可以被適用的，即是該證據是具有證據能力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德國人才開始做出了一個對整個歐洲大地上適用大陸法系國家的貢獻——“證據禁止”與“程序禁止”。英美法中的證據模式是以著附帶大量判例的成文法形式存在，其內容龐雜，數量繁多。相比于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基本上是采取訴訟法條文的形式進行歸納。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訴訟模式的不同也使得其在證據法的規則中也是大相徑庭的。

在英美法系國家形成此種類型的證據規則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因為在英美法系國家，有陪審團的存在，陪審團是一類沒有受過專業的法律知識的人組成，其判斷的標準完全是自己依據現在當前的生活經驗進行理解判斷，該行為是不是犯罪或是違不違法。繁雜、冗長的證據規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能夠解決對這些陪審員們在證據上的適用。其二是訴訟雙方的律師在證據收集與提出質證上，因為英美法在庭審中是采用的對抗形式，是由控辯上方在庭上采用激烈的對抗、辯論的形式來進行庭審過程的進行的。庭審中陪審團來認定事實并進行有罪與無罪的認定，法官也僅僅只是在陪審團認定之后才進行法律的適用，這說明在英美法上，如果律師不能將己方的意見、事實與證據清晰的表達，說服在座的陪審團中的各位，那么被認為是犯罪，也就會成為一種事實，但是這種“事實”到底是否是真的歷史上所發生過的行為，這很難得到確認。這就像是達馬斯卡所說制度性環境中的三個特征一樣：1.法院的特殊結構；2.訴訟程序的集中；3.當事人與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的作用。其中的每一個因素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①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不同是在于其堅持的是自由心證的原則，該自由心證的主要方式就是賦予庭審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去解決在證據中會出現的證據證明能力的認定、證據關聯性的認定、證據證明力的認定等。該自由心證也是有兩種學說：其一是積極的實體真實主義與職權主義；其二是消極的實體真實主義與當事人主義。此兩種自由心證一種是大陸法系職權主義訴訟，另外一種是英美法系中的當事人主義訴訟。在不相同的訴訟模式中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自由心證類型，在訴訟制度中嚴格的遵守著訴訟法的原則，從而在不同的環境模式下產生了不相同的證據規則②。早期的大陸法系中，這種職權主義表現的非常明顯，雖然這是有非常良好的作用的，但是要仍然要求法官要對于法律是完全的忠誠，這也被譽為“道德證明”

控辯雙方相互提出證據并進行質證對抗，是一直存在與英美法國家中的。在開庭前法官與陪審團全體并不了解案件，甚至是對案件除訴訟主體信息之外的情況完全不知。英美法系中，陪審團在法庭上經過控辯雙方之間的證據提出與證據駁斥進行來回抗辯，聽取其中的舉證事實、雙方得陳述來形成一個自己對案件的認識，形成一個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案件事實判斷被告人是否有罪。僅僅是依據在庭上雙方的爭論便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這必須要對證據有嚴格的控制，制定盡可能詳盡的證據規則，說明可以采信的證據、補正的證據或是絕對不得采信的證據，絕對不能讓虛假的證據或是不足采信的證據進入陪審團的認定之中，否則是對被告人權利的侵害也是對被告人的極大不公?；诖祟愂马椩诖箨懛ㄏ祰?，完全是由經受過職業培訓的法官來做出解決的，相對于此則不是非常需要繁多、冗雜的技術性證據規則約束。

總結：國際刑事法院雖然依照著英美法系制度，但是其終究是屬于一元制形式。沒有陪審團的存在，并不需要繁長、冗雜的技術性證據規則約束，并且審判中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都是由經受過長期的法學教育與實踐的法官進行，不需要進行更多的技術性規則的束縛。而且在證人出庭上，采用證人到庭對抗式的辯論還是保證案件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快速的審判完成，“羅馬規約”其實是做出了一定的妥協或是融合，即是保證了雙方對質的權利，也能夠減少資源的利用加快審判程序的推進，減輕法庭的壓力，是很有成效的。

[ 注 釋 ]

①美米爾健·達馬斯卡，李學軍，等譯.漂移的證據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5.

②陳浩然.證據學原理[M].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