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及其完善路徑

夏 飛，陳修謙，唐紅祥

(廣西財經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3)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2001年5月，聯合國明確提出“21世紀是海洋世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達的海洋經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支撐，要讓海洋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的新增長點，提高海洋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努力使海洋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告中連續提出“建設海洋強國”“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等戰略舉措。2018年我國海洋生產總值達到8.3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9.3%，吸納涉海就業人員3684萬人，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藍色引擎。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考察時提出打造“向海經濟”的要求。向海經濟，即沿海地區面向海洋要資源，科學統籌海陸生產要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向海經濟以海洋經濟為基礎，是海洋經濟的延伸和拓展，強調海洋的基礎地位及面向海洋發展的主動性，體現了突破資源約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要依托。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打造好向海經濟”指示以來，學界對向海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闡釋和作用意義的定性研究，如王波等(2018)[1]分析了向海經濟理論內涵、特征、關鍵點與演進過程。鑒于海洋經濟的重要戰略地位，越來越多文獻聚焦于海洋經濟的發展?，F有研究主要分布于以下幾方面：一是對海洋經濟及其構成要素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2-4]；二是測算評價海洋經濟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5-9]；三是定量分析海洋經濟發展時空演化格局[10-12]；四是基于經濟增長理論討論分析要素投入對海洋經濟的影響[13-15]。其中，要素投入對海洋經濟的影響一直是研究熱點，并呈現以下兩個顯著特征：一是單要素影響特征和效應，如Side和Jowitt(2002)[16]強調漁業資源開發的有限性，認為開發可再生海洋能源將成為海洋經濟發展主要驅動力;Roche等(2016)[17]評估新興海洋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潛在影響；喬俊果和朱堅真(2012)[14]、翟仁祥(2014)[18]采用C-D生產函數拓展模型研究海洋科技投入對海洋經濟增長的影響；王華和姚星垣(2016)[19]實證分析技術進步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同時進行區域差異性分析，王澤宇等(2017)[20]實證了我國海洋資源開發對海洋經濟增長的影響關系。二是多要素影響效應，如Collier等(2014)[13]基于生產函數模型定量分析資本、勞動和技術要素投入對商業漁業產量的影響；黃瑞芬和雷曉(2013)[15]實證檢驗資本要素、勞動要素、科技要素對我國海洋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資本要素對海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為勞動要素，科技要素的影響相對較小，但成為促進海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李帥帥等(2018)[21]基于投資、人力資本和創新要素實證研究我國海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以及我國海洋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結果表明投資、人力資本和創新均對海洋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劉桂春等(2019)[22]把海洋經濟增長的驅動要素分為資源驅動型、資本驅動型、創新驅動型、結構驅動型和制度驅動型，并測算了各驅動要素對海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以上研究主要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生產函數)及其拓展模型證實了海洋資源、資本、勞動力和科技單個要素或要素組合對實現海洋經濟增長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資源、資本、勞動力和科技要素投入共同驅動海洋經濟的機制和效應分析；二是大部分實證研究中回歸分析內生性考慮缺失；三是較少考慮到要素驅動海洋經濟發展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向海經濟是海洋經濟的延伸發展，本文將從以下方面進行拓展：一是根據向海經濟發展的內涵，以資源、資本、勞動力和科技要素投入為基礎，構建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系統，進行要素驅動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理論分析；二是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分析工具，構建向海經濟發展動力的回歸模型，并在實證研究中考慮內生性問題；三是在我國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實證分析中，充分考慮我國沿海地區發展的差異性以及由此引發的向海經濟動力區域異質性問題；四是根據實證結果歸納我國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的完善路徑，以期為向海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決策參考。

二、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分析

(一)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系統架構

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自然資源、物質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系統動力學的視角看，向海經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創新構建，不僅體現了向海新興產業的發展與集聚，也表現為資源稟賦、資本、人力以及科技等要素的集聚配置，是各種經濟要素不斷正向強化綜合配置效率的最終成果。以向海資源稟賦、向海資本、向海人才以及向?？萍家赝度牒团渲脼榛A，構建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系統，如圖1所示。

在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系統中，資源稟賦、資本、人力、科技要素促進向海經濟發展的動力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向海資源稟賦是向海經濟發展的基礎動力

過去數百年來陸地資源遭遇過度開發，許多地區因資源枯竭而面臨“資源詛咒”難題。我國262個資源型城市中已有67個面臨自然資源枯竭、經濟發展放緩、民生問題突出等發展瓶頸。我國海岸線長達1.8萬公里，居世界第四，主張的管轄海域面積接近陸地領土面積的1/3，大陸架面積居世界第五位，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礦物資源、空間資源、海水資源、旅游資源和可再生能源資源。發展向海經濟，其基礎的動力在于向海洋要資源，緩解陸地資源枯竭窘況，維系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2.向海資本是海洋經濟發展的催化動力

黃瑞芬等(2013)[15]、翟仁祥(2014)[18]的研究均表明，在資本、勞動和科技三種要素中，資本要素對海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表明向海資本一直都是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驅動力。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引導社會資本加快轉為向海資本，參與高效率的向海經濟領域資源配置。一方面，資本會向具有廣闊市場前景和利潤空間的向海新興產業加大投入，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培育；另一方面，資本和科技的結合不僅可以加快人才培養，更有力提高研發效能，以更豐富而先進的科技成果促進向海經濟要素耦合效率的提升，加快向海經濟發展。

3.向海人才培養是向海經濟發展的新生動力

向海人才對向海經濟發展的驅動是多方面的，高科技向海人才的投入激發了科技研發產出，人才和科研產出進一步催生向海新興產業的產生，向海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梢哉f，向海經濟人才培養直接為向?？萍佳邪l和向海新興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和人力資源支持。

圖1 向海經濟發展動力系統流圖

4.海洋科技進步是向海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隨著科技進步和全球化發展，向海經濟發展實現了從海洋資源直接開發的初級階段向以高新技術為支撐的高級階段的轉變。海洋科技進步提高了海洋資源勘探及開發的可能性和效率，可有力促進新興海洋產業的發展和向海經濟體系的現代化。

伴隨著經濟發展空間向近?；蛏钸h海的拓展，加速了生產要素在海陸空間的交融與集聚[1]。依托向海經濟的優勢，各種生產要素得到優化配置，形成向海新興產業集聚。向海經濟作為現代化經濟體系，其先進性較傳統經濟體系而言，是通過向海新興產業的系統化集聚，以集群的優勢克服傳統的資源約束，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有效實現有關地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社會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

(二)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的C-D函數分析

1. 經濟發展動力機制基礎模型的發展演變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函數)以Charles W Cobb等為命名[23]，自1928年發表以來，獲得了長足應用與發展，成為經濟分析不可須臾或缺的重要模型。

柯布和道格拉斯將美國制造業產值、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擬合為：

P=1.01L0.75C0.25

(1)

式(1)中，P為產值，L為勞動力，C為資本。隨后，該模型被一般化為：

P=bLαC1-α

(2)

式(2)中，b為技術進步系數，α為勞動力產出彈性，1-α為資本產出彈性。

Durand(1937)[24]將資本產出彈性用j表示，即：P=bLαCj，于是，α+j的值不再恒等于1(規模報酬不變)，可以大于1(規模報酬遞增)，亦可以小于1(規模報酬遞減)。

隨著技術進步與創新的影響不斷顯現并日漸受到重視，技術水平作為一個變量被納入模型中，Hicks(1937)[25]假定技術進步中性化，不影響各要素邊際生產率，于是模型基本形式變為：

Y=A(t)Lαkβ

(3)

式(3)中Y為產出量，A(t)為綜合技術水平，A(t)=A0eμt，μ為技術進步率，L為勞動力數量，α為勞動力產出彈性系數，K為投入的資本，β為資本產出彈性系數，勞動力、資本、技術(技術進步與創新、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等共同決定產出水平。

Tinbergen(1942)[26]充分考慮技術進步的時間效應，對C-D函數進行了改進，令A=A0(1+λ)t，當λ趨于0時，C-D函數可表示為：

Y=A0eλtLαkβ

(4)

式(4)中，A0為基期技術水平，λ為技術進步系數，t為時間變量。

此后，從索洛(Solow)增長模型[27]到Edward Denison(1985)的經濟增長因素模型[28]，C-D函數作為分析經驗數據的利器，不斷被用于解釋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成為最為廣泛應用的經濟學分析工具。

2.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模型的構建

基于C-D函數的發展形式及向海經濟投入要素的基本特點，本文將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模型的形式設為：

Y=f(A，w，u，v，z，pl，pk，ps，pst，r，L，α，K，β，S，γ，ST，δ，ε)

(5)

式(5)中，Y為向海經濟總產出，A為基期向海經濟生產效率系數(一般技術水平和管理效率)，pl為向海經濟領域勞動力占勞動力總量比重(L/LT)，pk為向海資本占總資本比重(K/KT)，ps為海洋資源稟賦(尤指自然資源)占總開發資源比重(S/ST)，pst為向?？萍颊伎萍伎偹降谋戎?ST/STT)，w、u、v、z分別為前述四種要素增量配置貢獻率，r為一般生產效率提高速度，ε為隨機干擾項，L、K、S、ST分別為向海經濟領域的勞動力、資本、海洋資源稟賦和科技水平，α、β、γ、δ分別為向海經濟勞動力、資本、海洋資源和科技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當然，這個模型充分考慮了技術進步的影響力，故而，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模型的具體形式可表示為：

Y=Ae(wpl+upk+vps+zpst)rLαkβSγSTδ

(6)

與傳統C-D函數不同的是，式(6)結合了向海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更好地展示了向海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源。一是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模型滿足C-D函數供給約束的前提假設，即經濟發展不再受制于傳統陸地資源承載力，受到海洋資源開發力度增加的驅動，突破了資源約束瓶頸，在勞動力與資本的耦合下推動產出增長；二是隨著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向海經濟產業不斷增多，導致產出的規模報酬遞增；三是將勞動力、資本、海洋資源、科技的增量資源配置貢獻率加權復合化為(wpl+upk+vps+zpst)，與一般生產效率提高速度共同決定最終的向海經濟技術發展水平，既考慮到了海洋資源開發狀況，又更客觀地表現了技術進步與創新對向海經濟發展的影響。

3.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模型的性質特點

性質1：向海經濟發展不能缺乏各類要素，A、L、K、S、ST任一項為0，則Y亦為0，說明向海經濟勞動力要素、向海經濟資本投入、向海資源稟賦、向海經濟開發技術，缺一不可。這與圖1所示相一致，如果作為流量變量的向?？萍?、資本、勞動力和資源稟賦任一項為0，則作為水平變量的向海經濟產出也將為0。

性質2：在技術非中性狀態下各類要素的生產彈性均比傳統C-D函數要大。

產出的勞動力彈性：

即單位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導致的產出增長率為rwpl+α；

即單位資本投入增長率導致的產出增長率為rupk+β；

產出的海洋資源彈性：

即單位海洋資源投入增長率導致的產出增長率為：rvps+γ。

產出的科技彈性：

即單位向?？萍纪度朐鲩L率導致產出增長率為：rzpst+δ。

由此，技術非中性狀態強調了海洋科技進步在向海經濟發展中的新生動力作用，可以使各類要素的產出彈性變大，提高向海經濟發展質量。

性質3：α+β+γ+δ+(wpl+upk+vps+zpst)r>1，即海洋資源的開發是突破原有供給約束的要素供給，在技術持續先進化的條件下組織勞動力、資本和海洋科技參與配置，必將導致產出的規模報酬遞增，各要素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規模報酬遞增狀態下，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向海經濟的發展扭轉了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規模報酬不變甚至遞減的局面，說明通過向海經濟的發展實現海洋強國戰略是行之有效的。

性質4：各類要素的產出彈性是該要素邊際產出與平均產出之比，即：

渡鴉素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來的時候，我沒打算文身或穿洞，但這兒卻緊緊勾住我的心。我很清楚，如果這么做了，那么我和家人之間的裂痕會更大，可能永遠無法補救?？墒俏乙呀浽谶@里了，如果想要繼續生活下去，這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裂痕。

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規模報酬遞增下的邊際產出MP是大于零的，在MP遞減直至為0之前，平均產量AP仍處于遞增狀態。故而，在向海資源開發面臨枯竭之前，只要保持人力資源、資本和科技的協調投入，向海經濟各要素均能維持較好的產出彈性，促進向海經濟發展。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一)模型構建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對式(6)取對數，得到向海經濟發展動力的回歸模型如下：

lnY=c+αlnL+βlnK+γlnS+δlnST+ε

(7)

進一步加入控制變量后，向海經濟發展動力回歸模型變為：

lnYit=c+αlnLit+βlnKit+γlnSit+δlnSTit+φlnControlit+ηi+λt+εit

(8)

《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指出我國已基本形成北部、東部和南部三大海洋經濟圈，其中北部海洋經濟圈包括遼寧、天津、河北、山東，東部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南部包括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以此布局為標準，構建北部、東部和南部海洋經濟圈虛擬變量考察向海經濟動力效應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回歸模型如下：

lnYit=c+αlnLit+βlnKit+γlnSit+δlnSTit+φD+ρ1DlnLit+ρ2DlnKit+ρ3DlnSit+ρ4DlnSTit+φlnControlit+ηi+λt+εit

(9)

在式(8)和式(9)中，下標i表示我國不包括港澳臺在內的沿海11個省(市、區)，t表示時間；Yit(向海經濟產出)為被解釋變量，Lit、Kit、Sit和STit為核心解釋變量，分別代表勞動力、資本、資源稟賦和科技投入；Controlit為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對外開放水平、環境保護、交通條件、政府干預度，除了對外開放水平和政府干預度，其他控制變量取對數；D為地區(海洋經濟圈)虛擬變量，DlnLit、DlnKit、DlnSit、DlnSTit表示虛擬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的交乘項；ηi為地區非觀測個體固定效應，λt為時間非觀測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向海經濟產出。經濟產出一般用地區生產總值表示，同理，結合喬俊果等(2012)[14]、黃瑞芬等(2013)[15]、翟仁祥(2014)[18]等的做法，選取沿海省(市、區)的海洋生產總值(GOP)作為向海經濟產出的代理變量。同時，進一步選用地區人均海洋生產總值(PGOP)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模型穩健性檢驗。

2.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主要包括向海資源稟賦、資本、勞動力和科技動力要素。

(1)向海資源稟賦。海洋資源包括海洋生物資源、礦物資源、空間資源、海水資源、旅游資源和可再生能源資源，資源稟賦是向海經濟發展的基礎動力。Samonte-Tan等(2007)[29]測算出市政捕魚業是產生明顯經濟效益的重要海洋資源。根據指標數據的可得性，同時結合王澤宇等(2017)[20]和劉桂春等(2019)[22]等的指標選擇，這里選取海洋捕撈產量(fish)作為向海資源稟賦的代理變量。

(2)資本。資本是向海經濟發展的催化動力，當前統計數據無法直接獲得向海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指標，依據劉桂春等(2019)[22]的做法，通過以下公式估計沿海地區向海經濟固定資產投資(I)：

I=沿海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海洋生產總值/GDP)

(10)

資本除了當期的固定資產投資(I)，還包括往年形成的資本存量，通過永續盤存法估算向海經濟的固定資本存量，公式如下：

Kit=Kit-1(1-δ)+Iit

(11)

其中，Kit為i地區第t年的向海經濟固定資本存量，Kit-1為i地區第t-1年的向海經濟固定資本存量；δ為折舊率，借鑒張軍等(2004)[30]的測算，取值為9.6%；Iit為i地區第t年向海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旯潭ㄙY本存量根據Young(2000)[31]的算法，通過基年固定資產投資除以10%獲得，這里以1996年為測算基年。

(3)勞動力。向海人才培養是向海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參照喬俊果等(2012)[14]、黃瑞芬等(2013)[15]、翟仁祥(2014)[18]的思路，以沿海地區涉海產業就業人數(hum)測度向海經濟勞動力要素投入。

(4)科技投入。海洋科技進步是向海經濟發展的新生動力，海洋科技投入常用指標包括海洋科研機構經費收入、海洋科研機構科技課題數量、擁有海洋科技發明專利數等，根據研究期限的數據可得性，以及結合喬俊果等(2012)[14]、黃瑞芬等(2013)[15]、李帥帥等(2018)[21]的做法，選擇海洋科研機構科技課題數量(kt)作為向海經濟科技投入的代理變量。

3.控制變量

(1)經濟發展水平。從我國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的發展實踐來看，海洋經濟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對應關系，海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往往也是經濟發達地區，意味著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越有能力支持向海經濟的發展。同時，向海經濟強調陸海經濟互動融合，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作為綜合經濟變量，隱喻著存在陸域經濟對向海經濟的支持互動。這里，選擇地區生產總值(GDP)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

(2)金融發展。金融發展是海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但其對海洋經濟的作用尚不明確，安虎賁等(2014)[32]、王華等(2016)[19]的實證表明金融拉動海洋經濟發展，但俞立平(2013)[33]、孫康等(2017)[34]的研究結果則認為海洋經濟發展存在“金融抑制”現象。金融對向海經濟的發展起到的是促進或抑制作用？需要進一步實證檢驗。王華和姚星垣(2016)[19]把存貸款余額總量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的絕對指標，本文認為，相對于存款余額，貸款余額對向海經濟的影響更大，這里運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bank)來衡量金融發展。

(3)對外開放水平。向海經濟作為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具有明顯的開放性特征[1]。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度越高，越有利于不同國家、區域、產業之間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越能激發向海經濟發展活躍度。依據劉桂春等(2019)[22]的做法，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衡量對外開放水平，用open表示。其中，進出口總額按當年人民幣兌換美元年平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4)環境保護。向海經濟以生態文明建設為保障，融合了綠色發展理念，只有堅持保護與開發并舉，才能為海洋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動力保障[1]。用海洋環境治理投資額(EN)作為環境保護的代理變量，由于缺乏直接的海洋環境治理投資額數據，同樣參照劉桂春等(2019)[22]的做法，用以下公式估算海洋環境治理投資額：

海洋環境治理投資額=環境治理投資額×(海洋生產總值/GDP)

(12)

(5)交通條件。交通對經濟增長和海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已被證實[35-36]。交通發展是海陸統籌互動以及提高向海經濟外向度的重要支撐條件，使用沿海各省區交通密度(單位公路和鐵路里程)衡量交通條件(transport)，即交通條件以沿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公路和鐵路里程之和除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積而得到。

(6)政府干預度。參照孫康等(2017)[34]、伍先福(2018)[37]等的思路，采用地方財政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zhengfu)衡量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政府干預度是市場自由度的反映，政府干預度越高，市場自由度越低。財政支出擴大一定程度上能優化資源配置，但過高的政府干預也意味著私人資本被公共部門擠占，扭曲資源合理配置[34]。政府干預度對向海經濟產生正向或負向影響，還需進一步實證檢驗。

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使數據更具可比性，以上向海經濟固定資產投資(I)、海洋生產總值(GOP)、地區生產總值(GDP)分別通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指數和GDP指數進行平減。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的是我國沿海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997—2016年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1998—2017年的《中國海洋統計年鑒》、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分省年度數據(1997—2016)，并經過相關計算得到，對于個別變量的個別缺失數據通過插值法進行補充。各變量的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向海經濟發展動力的實證結果分析

1. 動力要素回歸結果分析

面板數據可通過混合回歸(pooled OLS)、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 FE)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 RE)進行估計。固定效應模型和混合回歸之間，F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回歸。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之間，Hausman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本文最終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首先以海洋生產總值(GOP)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向海經濟發展動力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為資源稟賦、資本、勞動力和科技動力要素驅動向海經濟發展的回歸結果。為了檢驗模型1的穩健性，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得到模型2。對時間變量聯合顯著性進行檢驗，P-value值為0.0000，表明模型除了存在個體非觀測效應外，還存在顯著的時間非觀測效應，故選擇同時測度個體和時間非觀測效應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作為回歸參數估計策略，結果見模型3。模型4為加入核心解釋變量與地區虛擬變量交乘項的結果。從模型1至模型4的結果看，四個動力要素中，除了資源稟賦要素外，其他三要素均對向海經濟產生正向影響，且動力要素的驅動力在三大海洋經濟圈表現出異質性特征。

如果模型存在內生性，將導致回歸結果存在偏誤，所以需要對模型的內生性進行檢驗。運用Davidson-MacKinno檢驗進行是否存在內生性問題的檢驗以及找出模型的內生變量，結果表明模型存在內生性，內生變量包括資本存量、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環境保護和政府干預度。內生變量可能與被解釋變量(GO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即資本存量、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環境保護和政府干預度會對向海經濟發展產生正向或負向影響，反之，向海經濟也會反作用于這些變量。本文將運用工具變量法(IV)解決模型內生性，分別以資本存量、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環境保護和政府干預度變量的滯后一階作為相應內生變量的工具變量，運用IV-2SLS對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1的模型5和模型6，本文將以模型5和模型6的結果進行分析。

模型5中，資源稟賦對向海經濟產生不顯著的負向影響；其他三個動力要素起到正向驅動力效應，資本存量對向海經濟的正向效應最大，科技投入次之，勞動力投入最弱，其中資本存量和科技要素對向海經濟的影響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影響彈性系數分別為0.352和0.094，表明在控制其他要素影響條件下，資本存量和科技投入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分別引致海洋生產總值提高0.352%和0.094%。從四大動力的影響結果看：(1)資本是我國向海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要素，長期以來我國海洋經濟發展具有資本驅動的顯著特征，這與喬俊果等(2012)[14]、黃瑞芬等(2013)[15]、翟仁祥(2014)[18]、劉桂春等(2019)[22]等的研究結論一致；(2)資源稟賦的非顯著“負值”和科技投入的明顯“正值”表明，我國向海經濟發展向海洋要資源，對漁業資源的依賴逐漸降低，隨著向?？萍汲掷m注入，依托科技進步的可再生資源將是向海經濟發展的資源基礎和發展方向；向海經濟增長動力逐漸由海洋資源投入向科技投入轉變，向海經濟結構開始由依托自然資源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向以科技進步和投入為特征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向海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在保持傳統海洋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戰略性海洋新興產業是向海經濟發展的方向選擇；(3)在勞動力和科技投入作用力大小排序上，本文的結論與黃瑞芬等(2013)[15]、翟仁祥(2014)[18]的結論相異，原因可能和構建C-D函數時變量選擇以及研究時序不同相關；科技投入的顯著正向驅動效果和勞動力非顯著正向效果表明，隨著科技進步對向海經濟的正向驅動加大，涉海產業從業人數不再是勞動力的理想代理變量，可能后續研究以表征科技人才投入的指標代理更加合理。

2.區域異質性特征分析

以北部海洋經濟圈為基準組，考察動力要素驅動向海經濟的區域異質性特征，Chow test表明動力要素的驅動效應在不同經濟圈存在顯著差異，結果如模型6所示。IV-2SLS回歸后，地區虛擬變量本身被自動忽略，表明區域差異不會對模型的截距項產生影響。資源稟賦方面，北部、東部和南部經濟圈資源稟賦對向海經濟影響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126、-0.157、0.237，南部海洋經濟圈的正向驅動效應最大，其次為北部，東部為負向效應；資本存量方面，北部、東部和南部經濟圈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604、0.628、0.602，東部經濟圈資本存量的正向影響最強，北部和南部差異不大；勞動力方面，東部的促進效應最大，其次分別為北部和南部，東部、北部和南部經濟圈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145、0.029、0.016；科技投入方面，南部的驅動力最顯著(0.126)，其次是北部(0.052)，東部科技動力略顯弱勢(0.021)。

3.控制變量分析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保護均對向海經濟產生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有能力支撐向海經濟發展，以陸帶海，隨著向海經濟騰飛，最終實現以海促陸發展，海陸融合，最終實現沿海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對海洋環境治理投資越大，開發和保護并舉，越有利于實現向海經濟可持續發展。對外開放水平和交通條件對向海經濟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仍需進一步擴大沿海地區的開放度加速向海經濟要素優化配置；交通對向海經濟的支持應是水運、鐵路、公路、航空“四位一體”全方位支持，但受統計數據所限，僅以鐵路和公路數據表征交通條件，存在一定局限性，也表明需加大鐵路公路建設投入以實現海陸交通一體化。金融發展和政府干預度均對向海經濟產生不顯著的負向影響，我國向海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金融抑制”現象，需進一步釋放金融支持向海經濟的活力；在保證政府財政支出支持前提下，進一步提高市場自由度，鼓勵更多私有資本進入向海經濟領域。

(二)穩健性檢驗

通過以下兩種方式進行模型穩健性檢驗。一是以地區人均海洋生產總值(PGOP)指標替代地區海洋生產總值(GOP)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模型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至模型6的結果大體上和表2結果相似，表明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效應及其區域異質性模型具有良好穩健性。二是在模型存在內生性基礎上，通過運用IV-GMM方法代替IV-2SLS進行回歸，結果見表2和表3的模型7，模型7和模型5相比，除了回歸系數標準誤和個別系數顯著性略有差異外，回歸系數值和方向均一致，也證明了運用IV-2SLS得出的結果是穩健可信的。

五、結論和討論

(一)主要結論

本文構建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模型，以我國沿海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997—2016年面板數據為基礎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表2 核心動力因素對向海經濟影響的回歸結果(以GOP為被解釋變量)

注：模型中括號數值為標準誤差。***、**、*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

第一，在四大動力要素中，資本對向海經濟的正向促進作用最顯著，資本仍然是我國向海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要素；科技要素對向海經濟的驅動效應較明顯，逐漸成為向海經濟的新生動力；勞動力的正向驅動效應不顯著，隨著科技投入加大，向海經濟發展不取決于涉海產業勞動力數量，更依賴于科技人才的培養投入；漁業資源對向海經濟的影響為負，雖不顯著，仍然表明資源稟賦作為基礎動力，在科技助推下，未來應以可再生資源為主要驅動力。

第二，動力要素對我國向海經濟發展的驅動效應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南部海洋經濟圈在漁業資源、資本投入以及科技投入等方面影響系數較大，三大動力要素是該區域向海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北部海洋經濟圈以資本投入為主，漁業資源、勞動力和科技投入的驅動力在逐漸加強；東部海洋經濟圈資本和勞動力動力效應最強，但漁業資源劣勢明顯，科技驅動有待強化。

第三，六個控制變量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保護對向海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較為明顯；對外開放水平和交通條件對向海經濟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金融發展和政府干預度均對向海經濟產生不顯著的負向影響。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以PGOP為被解釋變量)

注：模型中括號數值為標準誤差。***、**、*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

(二)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完善路徑

1.優化向海產業結構與布局，增強向海經濟發展核心動力

從向海經濟發展動力機制實證看，各種要素的綜合投入帶來的現代產業集聚發展是向海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因，因此，應著力推動向海產業結構與布局優化，特別是在南部海洋經濟圈(如發展相對落后的北部灣地區)要加強產業集聚和產業結構升級優化。首先，加強與世界各國進行向海產業合作，加強向海產業的全球分工與布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我國應在不同層面的合作中推進傳統向海產業改造，發展新興向海產業，推動向海產業的轉型升級。一是將國內巨大的市場空間與各國的資源優勢相結合，可以快速擴大海洋產業合作規模；二是在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可再生資源開發等新興產業領域開展局部技術輸出與合作，提升向海產業發展競爭力；三是將我國在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方面的優勢與國內先進的水產品養殖、加工、冷藏儲運技術、東盟國家的優質魚苗相結合，發展工廠化養殖、深水網箱養殖、遠洋捕攜等現代海洋漁業，拓展國內外海洋漁業市場；四是與發達國家地區構建向海產業合作平臺，重點發展先進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油氣業、先進化工、船舶及工程裝備制造業。其次，加強向海旅游業合作，構建向海旅游圈。向海旅游圈的構建，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建立簽證便捷和聯合領導機制，同時鼓勵企業開發豐富的旅游產品，配合互聯互通大通道加以推廣。同時，應加快旅游企業集聚和郵輪母港及?？垦a給港、游艇俱樂部的濱海及海洋旅游設施建設，適時推出作為高端旅游合作項目的郵輪旅游。最后，抓住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契機，重點發展向海高科技產業。我國向海產業結構已取得一定程度優化，但整體上處于粗放高消耗狀態，三大產業聯動性不強，陸海聯系度不高，產業附加值較為低下的狀態。加之在向海高端產業領域，如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先進制造與裝備、海洋金融等領域相對較低，導致向海高科技產業產值偏低。新的技術革命催生了全球產業結構調整，我國應努力為向海高科技產業企業提供足夠的政策扶持，引導高新企業集聚，增強向海經濟發展競爭力。

2.加強財政金融扶持，引導各類資本流入向海經濟領域

從區域異質性來看，各大區域向海經濟主動力各異，唯一的共同點是資本的驅動里相對強勁，說明向海經濟發展處于對資本較具吸引力的上升期，加強向海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是借助資本的力量加快向海產業發展的重要措施。首先，要加強向海經濟發展的財政金融政策傾斜。一方面，加大財政資金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引導。以稅收優惠或財政貼息等手段，提高對向海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引導能力，并成立向海經濟發展專項基金，重點支持向?？萍计髽I的發展。另一方面，鼓勵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加大對向海產業的信貸支持，尤其建立健全優惠貸款貼息制度，為向海經濟發開提供貸款優惠。其次，多渠道引入民間資本。在經濟新常態下，多渠道吸引民間資本，促進向海經濟投資主體多元化，可有力促進向海經濟發展，穩定經濟增長速度。一是打破行政障礙，降低局部領域的民營資本準入門檻，發揮民間資本在向海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二是改善民間投資的服務和審批流程，優化民間資本進入的政策環境；三是尊重企業的自主經營權，激發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再次，加快金融機構建設與發展。一是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支持，使之更好為具有比較優勢的向海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二是培養相關非銀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融資租賃和保險公司，為向海中小企業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三是加快金融綜合改革進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人民幣結算使用率，降低金融機構匯率風險。然后，完善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力度。一是推動符合條件的企業進行IPO，進行股票市場融資，對于海洋生物醫藥等領域向海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可利用新三板或股權交易市場進行直接融資；二是積極發展債券業務，鼓勵資信良好的向海企業發行公司債，利用地方債的一部分用以向海經濟領域發展支持；三是為向海企業設立產業投資基金，進一步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向海經濟發展。最后，積極引進外資。一是積極爭取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引入外資參與向海高科技產業、海洋基礎設施、向海旅游圈等領域投資；二是積極爭取國際性金融組織優惠貸款支持；三是加強向海經濟發展的國際合作，在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框架內，強化與南海各國進行技術和資金合作；四是鼓勵有條件的向海企業“走出去”，尋求國際資金支持，開發國際資源。

3.加大海洋科技研發投入和成果轉化力度，提升向海經濟發展質量

我國向海產業科技含量整體較低，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從實證研究的結果看，東部和北部海洋經濟圈科技驅動效應相對較弱，說明向海經濟高質量發展亟待科技的支撐，科技成果高效轉化應有力支持向海產業結構升級。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看，技術效率的提高是向高端價值鏈嵌入及促進國際經貿合作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38]?？萍寂d海，加大向海產業科技投入和成果轉化力度，是提升我國向海經濟競爭力，增加向海經濟發展效益的必要手段。第一，要強化海洋科技人才培育力度。建設高水平的涉海大學，扶持向海學科發展，對向海專業、課程注入海洋科技，重點發展向海新興、高科技產業相關專業，推行產學研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提高涉海教育水平，加強向海產業發展的創新型和應用型人才支撐。依靠向海高科技產業園區、海洋科技實驗室，建立健全科技人才考核評價體系和科技創新管理模式，大力培育優秀涉?？萍既瞬?。第二，加強科技基礎建設力度。加強科技基礎建設，設立涉?？茖W研究試驗基地、海洋科學基地和高規格海洋科學實驗室，成立海洋科技研發機構，建設向海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海洋科技發展提供先進設施和環境。第三，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力度。一方面，積極參與海洋數據共享，通過數據共享平臺提高海洋科技資源使用率；另一方面，引導企業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開展合作，使企業的科技需求與研發主體無縫對接。此外，加快涉?？萍贾薪榉瞻l展，提高向海新產品研發和新技術推廣速度。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研成果向企業轉移，增強企業發展獲利，促使經濟發展模式向集約型轉變。

4.推進向海經濟發展的區域合作與海陸一體化

從傳統三大海洋經濟圈的異質性來看，南部海洋經濟圈發展不均衡，局部后發地區要素耦合效率較高，驅動力較強；北部海洋經濟圈漁業資源等要素驅動力在逐漸增強，東部海洋經濟圈對資本和勞動力的吸引力也行對較大。綜合來看，各經濟圈之間的區域統籌協作以及經濟圈內部的海陸一體化推進是加快我國向海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一方面，加強區域向海產業區域發展合作。向海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區域產業協調，不僅要實現區域內產業結構和布局的優化，也要在大范圍內實現區域的合理分工。比如，向海旅游圈和郵輪產業的發展，尤其需要進行區域協調，包括旅游線路的規劃和旅游產品的創設、區域旅游企業的合作等，在對外開拓市場的同時，對內互動合作開發市場有效需求，實現共贏發展。此外，隨著國際貿易和物流業發展，港口網絡的專業化分工和整合成為必然，形成高度協調統一的集疏運網絡。另一方面，加強海陸一體化規劃發展。根據向海產業的發展延伸以及區域產業布局規劃，制定統一的海陸一體化發展戰略。首先，在資源開發上，將海陸視為整體，加強優勢互補，注重維護資源環境承載力；其次，綜合海陸區域發展重點，綜合考慮生態文明建設，加強海陸生態保護；再次，明確海陸產業鏈形成和產業聯動機制，制定科學合理的產業發展規劃；最后，在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強化海洋國土和海洋經濟區的規劃，強化海洋國土和向海經濟發展意識。

5.大力完善向海經濟基礎設施體系，暢通資源流動配置途徑

發展向海經濟，不僅是向海洋要資源、要財富，而且要海陸聯動，協調互促，以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作為支撐和保障。首先，建立健全高效穩定的港口合作機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港口起到了鏈接海陸，承啟國內外的重要作用，提升國內外港口合作水平，共同打造“一帶一路”沿線港口合作圈，為臨港產業發展提供重要基礎。其次，完善水運、鐵路、公路、航空“四位一體”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是實現港口與內陸聯接，內河與外海聯動的重要依托，其功能完善與效率提升是發展向海經濟的內在要求。最后，建設“一帶一路”信息港?；谕ㄐ判畔⒌幕A性和先導性，信息產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地位尤為突出，信息港成為向海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站在“一帶一路”的高度，擴大信息港的輻射范圍，提高信息港建設水平，同時，加快北斗導航、大數據技術、互聯網金融、物聯網、智慧城市、電子商務等信息技術產業的注入，為向海經濟發展提供先進的信息支持。特別要指出的是，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蓬勃興起為我國西南、西北地區，特別是北部灣地區營造開放發展新格局提供了良好契機，也為更廣闊范圍內的海陸經濟協調與向海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好的動力支持，其高水平建設發展應獲得國家層面更多的關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