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童蒙教育的發展及其特色*

蔡春娟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童蒙教育一方面呈現出少數民族特色，一方面繼承前代童蒙教育的制度和內容，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

一、 官立童蒙教育體系的建構

古代學制分小學、大學兩個階段，元代規定兒童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十五歲以下都屬於童蒙教育時期。相較於前代，元代童蒙教育的特色之一即是在全國建構起童蒙教育體系，不僅中央國子學中包含著童蒙教育，地方基層社會的童蒙教育更是全面展開。

元代中央國子學中雖沒有專門設立小學，但也包含小學教學。至元八年(1271)許衡爲國子祭酒，“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1)《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中華書局，1976年，3727頁。；其爲教，大致是“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羣經以達諸用，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遊息以養其中”(2)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七《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中華書局，1997年，102頁。。這裏的《小學》，指朱熹從《禮記》等典籍中節録編寫的用於兒童小學階段的書目，主旨在於培養兒童道德行爲規範，世人將之視爲兒童學習入門書。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國學條例，規定國子生年齡十歲以上，伴讀十五歲以上(3)王頲《廟學典禮》卷二《左丞葉李奏立太學設提舉司及路教遷轉格例儒戶免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29頁。，讀書先《孝經》、《小學》、“四書”，次及《詩》《書》《禮記》等經書(4)《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29頁。。仁宗時國子學教學分六齋，下兩齋學習誦書、講説《小學》、屬對，以初學者居之；中兩齋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學詩者居之(5)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130頁；《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30頁。。這幾齋教學都屬於小學階段?？梢?，元代國子學雖未像金代國子學中明確附設小學，但從至元初設立起，一直包含著小學階段教育。

元政府於地方社會設立的童蒙教學機構有儒學小學、小學書塾、社學(6)有關小學、小學書塾、社學的敍述除《元史》《廟學典禮》《元典章》等基本史料外，其他不出注，詳細參見拙稿《元代官立童蒙教育初探》，《人文雜誌》2018年第6期，95—101頁。。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政府下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7)《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32頁。。這是政府於地方儒學中普遍設立小學的開始，然只在江南原南宋統治地區推行。詔令發布後，江南各地路、府、州、縣儒學中相繼建立了小學。如慶元路、鎮江路、太平路、紹興路在至元二十八年設立小學，廣州路至元三十一年設小學齋。州學如慶元路昌國州於元貞元年(1295)建育德堂以爲訓蒙之所，建康路溧陽州於大德五年設小學齋，淮安路海寧州地處偏遠，也在延祐四年(1317)創建了小學?？h學如閩縣於元貞二年設小學，鄞縣於泰定年間(1324—1327)立小學師二人。政府規定小學教學內容：“諸生所講讀書，合用朱文公《小學》書爲先，次及《孝經》《論語》。早晨合先講《小學》書，午後隨長幼敏鈍分授他書?！缎⒔洝泛嫌梦墓`本，《語》《孟》用文公集注，《詩》《書》用文公集傳訂定傳本講説。諸生所習字，合用唐顔尚書字樣，寫大小兩樣?！?8)《廟學典禮》卷五《行臺坐下憲司講究學校便宜》，101頁。歸納起來即是讀書習字，讀書有《小學》書、《孝經》、“四書”、《詩經》等，此外還要學習作詩、屬對，讀《資治通鑑》。教師資質要求“老成之士”“才堪模範者”，若不稱職或生員學業不過關，教師都要受到相應的處罰(9)《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32頁；《越中金石記》卷七《至元壬辰重定學式》，清道光十年 刻本。。小學生員數量不多，至元三十一年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議擬上路設立小學生三十名，下路二十名。延祐四年，海寧州小學建成後，“集官子弟四十餘生而授教”。泰定年間，鄞縣學立小學師二人，“增弟子員凡五 十人”。

大德四年(1300)，建康路總管廉希哲提出了設立小學書塾的設想，即“在城八隅各設小學書塾一處，訓習生徒，作養後進。在塾生員，晨昏便於修讀；或能擔簦負笈，不遠千里而來者，皆所不拘。若夫束脩，如其父兄有樂教子弟之心，隨宜多寡供送，各從其便。爲師尊者，常體教不厭、誨不倦之意，如遇朔望，令各塾師儒率領諸生前詣學、院觀禮，使知學校規繩，期成遠大之器。其餘州、縣，擬於各鄉每都依上創設立小學書塾，近者每月赴學，鄉村遠者不須赴學”(10)《廟學典禮》卷六《成宗設立小學書塾》，135頁。。儒學小學數量有限，難以滿足江南社會對小學教學的需求，參照書院將儒學教育延伸到先賢經行之地及偏遠地區的做法，他建議建立小學書塾，以擴大小學教育的基礎。廉希哲出身元代畏吾兒族世家——廉氏家族，乃布魯海牙之子，“廉孟子”廉希憲之弟，他崇尚漢文化，尊重保護儒士，是一個有作爲的地方官。他的建議得到江浙儒學提舉司、江浙行省以及江南行臺的同意。但從現有史料看，小學書塾只在建康路推行過，未普及到江南地區甚至全國。

社學是隨著社制的推行在全國設立的學校，其教學程度大致相當於小學階段教育。至元七年(1270)元朝頒布立社條畫十五款，其中與社學相關的一款爲：“今後毎社設立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分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孟》、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依鄉原例出辦束脩。自願立長學者，聽。若積久學問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驗?！?11)《元典章》卷二三《戶部九·農?！ち⑸纭贰皠褶r立社事理”條，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920頁。社學教學面向農村農民子弟，以傳授知識技能和孝悌忠信觀念爲主，政府設立社學的主要目的亦在化民成俗，穩固地方統治，這一點與路府州縣儒學以培養人才爲主要目的不同。政府規定的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典爲主，實際上許多社學師係粗識文字之人，教學中往往讀《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枉誤後人，因而政府曾規定先對社學師進行培訓，然後上崗教學。社學這一創舉，將童蒙教育推廣到鄉村偏遠地區，真正實現了童蒙教育的普及。就實際推行狀況看，各地社學發展不平衡，或興盛或荒廢，與地方官是否重視文教有直接關係。社學一般比較簡陋，有一些係地方士人捐資興建或由當地義塾轉變而來的社學條件相對較好，除講堂外，還有學田和祭祀場所，已經脫離了農閑學校的低級模式。

如此，國子學、儒學小學、小學書塾、社學等童蒙教育機構，面向不同階層的兒童，建構起從中央到地方社會的童蒙教育體系，使上至官員子弟、下至庶民百姓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元代的童蒙教育全面展開。

二、 私學中童蒙教育的普及

元代家塾、族塾、義塾、書院衆多，不僅家塾、義塾面向兒童教育，前代以講學論道爲主的書院也漸次增設小學教育內容。私學對童蒙教育的關照，彌補了官立小學數量不足的局限，進一步擴大了童蒙教育的基礎。

家庭教育是啓蒙教育的起點，是人一生教育的基礎，其優劣往往影響人一生的發展。干戈戰亂年代，官學頹廢，此時家庭教育成爲童蒙教育的重要形式。蒙元時期不少兒童是在父母或兄長的教授下接受啓蒙教育的。如金末王恂三歲，母夫人授《千字文》(12)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肅公》，中華書局，1996年，182頁。；董文用十歲父亡，從學於兄文炳(13)《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3495頁。；秦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其父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14)《元史》卷一七六《秦起宗傳》，4116頁。。宋元時期女性教育發展到一定水平，母親在家庭教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出生於南宋末的虞集、歐陽玄後來任職元朝高官，幼時都是母親教授《孝經》《論語》等書啓蒙的(15)《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卷一八二《歐陽玄傳》，4174、4196頁。；元末人孔齊也記載了數例下層社會幼童在母親的督促下習學儒業的事跡(16)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古之賢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3頁。。此時不僅官宦士人家庭，即使身處下層社會的隸僕，也知曉童蒙教育的重要性，督促幼兒向學。

兒童到了入小學的年齡，除進入前述官學外，私學(17)參見韓志遠《元代私學初探》，《元史論叢》(9)，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79—88頁。也是常見的選擇。金元時期許多博學宏才的前朝士人歸隱從事教學，或出任教官、或受聘家塾、或自行開館授徒以糊口。大量存在的家塾、義塾、書院爲兒童出外就學提供了方便。一些名儒如姚樞、許衡、竇默、硯堅都曾開館授徒。實力之家也會延師教子，如東平世侯嚴實聘商挺“爲諸子師”(18)《元史》卷一五九《商挺傳》，3738頁。，保定張柔聞郝經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19)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國信使郝文忠公》，294頁。。到元中期，隨著教育的恢復發展，設家塾延師教子成爲一種常態。大德七年(1303)，鄭介夫曰：“今民家有十産之資，便欲延師訓子，爲持盈守成之計?！?20)黃淮、黃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治道》，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933頁。受儒風薰染，蒙古、色目貴族中也不乏設立家塾延師教子者。如武宗朝重臣康里脫脫於朝廷所賜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延師教其二子”，二子後皆爲名臣。脫脫的行爲使“里人化之，無不悅學”，他擴建精舍，聚鄉里子弟敎育之，朝廷賜額曰景賢書院。(21)黃《金華集》卷八《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四部叢刊初編》本；《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脫脫傳》，3326頁。類似由延師教子的家塾演變爲聚鄉里子弟而教的書院或義塾，在元代並不少見，璧里書院亦是一例。義塾本身具有施惠宗族及鄉里子弟的性質，一般兼及小學、大學教育，在南方尤其多見。江西廬陵萬安縣儒林義塾，“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22)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二二《儒林義塾記》，《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400頁。。延祐二年(1315)建成的東陽義塾規模比較大，有志道、進學、觀善、時習四齋，“延禮、訓導二人以佐塾師，又設長是齋者二人，分小、大學以闡敎事”(23)鄧文原《東陽義塾記》，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其他如沈氏義塾、吳氏義塾、梁溪義塾、戴氏義塾等皆屬此類。元代書院(24)參見徐梓《元代書院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一般被視爲官學，但不少書院前身乃私塾或義學，也設置有小學課程。如胡炳文主教之明經書院，始爲胡淀家私塾，後病其湫隘，便重新擴建，並設有學田，其中五十畝專用於小學，以訓鄉族子弟(25)胡炳文《雲峰集》卷一《與草廬吳先生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朱熹生前所居之考亭書院，元代也設小學課程。大德三年(1299)，澶州郭瑛任建陽尹，修葺書院，設四齋教學，其中後二齋，左曰象賢，右曰養正，爲小學(26)陳普《石堂先生遺集》卷一三《考亭記》，明萬曆三年刻本。。大德九年，毋逢辰同知南劍郡事，復增學田與師生廩善，並聘請熊禾與前貢士魏夢午分教小、大學(27)熊禾《考亭書院記》，《元文類》卷二九，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年，381頁。。其他如稼軒書院“別置小學”(28)戴表元《剡源集》卷一《稼軒書院興造記》，《四部叢刊初編》本。，采石書院創建了明倫堂、大學齋、小學齋，又別齋四曰日新、時習、率性、修道(29)周仁榮《太平路采石書院記》，《全元文》(46)，190頁。。

家塾、義塾、書院對童蒙課程的關照，彌補了官立小學數量不足的局限。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如徽州，私立童蒙教育已超過官立小學的規模(30)參見王耀祖、黃書光《元代徽州童蒙教育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62—68頁。。大德八年，程鉅夫言：“厥今百里之區，數十百家之聚，自非獷鄙荒殘，莫不有童烏之學焉。雖其所修者甚野，亦可以見此事之不可一日無矣?！?31)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一二《南湖書院記》，《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年， 467頁。程氏之言一方面顯示出成宗朝童蒙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不可一日無”也表明了時人對童蒙教育的重視。

三、 童蒙教學內容的時代特色

(一) 語言文字教學與翻譯類人才的培養

元朝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語言繁雜，不同民族雜居共處，互通語言尤爲必要。兒童生長於這種社會環境，自幼接觸多種文化，學習多種語言文字。不同民族之間語言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促進了民族融合。

早年服務於蒙古汗庭之漢人，特別是以質子身份入侍的降蒙漢人後代，都通蒙古語。劉敏(1201—1259)十二歲被蒙古軍俘獲，被太祖留作宿衛，習蒙古語，閲二歲，能通諸部語；楊惟中(1205—1259)以孤童子事太宗窩闊臺(32)《元史》卷一五三《劉敏傳》、卷一四六《楊惟中傳》，3609、3467頁。。兩人以孤童見收近侍，充當翻譯人員。太宗時千戶高守忠之子高觽(1238—1290)，“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侍忽必烈爲宿衛(33)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一七《高魯公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本。；內藏庫提點梁國楨之子梁德珪(1259—1304)，幼侍察必皇后，“令習國語，通奏對”(34)《元史》卷一七○《梁德珪傳》，4005頁。；萬戶鄭鼎之子鄭制宜(1260—1306)，又名納懷，通習蒙古語。(35)《元史》卷一五四《鄭制宜傳》，3636頁。梁德珪和鄭制宜十八歲就襲父職爲官。忽必烈身邊的董文用、董文忠兄弟，或“主文書，講説帳中”，或充當朝臣與皇帝間“傳達”的角色(36)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元文類》卷四九，707頁；姚燧《牧庵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本。，無疑精通蒙古語。普通百姓出於交往或謀生需求，也學習蒙古語?！逗陧^事略》記載，1232年，彭大雅隨使團到蒙古，見到燕京當地有許多人學習回回字及蒙古語，才會譯語，便做通事(口語翻譯)，隨蒙古人到處作威作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吃。元朝後期，學習蒙古語的兒童更多，時人“巷南巷北癡兒女，把臂牽衣學番語”(37)《黑韃事略箋證》，《王國維遺書》(13)，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8頁；顧瑛《草堂雅集》卷六《送杭州經歷李全初代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描寫，反映出當時兒童習學蒙古語言風氣之盛。就連名儒許衡之子、曾任國子祭酒的許敬仁，也“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38)孔齊《至正直記》卷四《敬仁祭酒》，147頁。。

元代蒙古語有兩種文字，一種是蒙古畏兀字，一種是八思巴蒙古字。八思巴蒙古字創製於至元初年，忽必烈下詔用該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政府公文都要使用這種新字。如此，政府各級機構需要大量譯史，政府便於中央設蒙古國子學，地方設蒙古字學，招收官員子弟及民間俊秀子弟入學學習，並給予生員免役、免費膳食等優待。優厚的生員待遇以及出仕的便利，招引了越來越多的學習者，“人知國字之足以進身而競習之”(39)陳旅《安雅堂集》卷四《閻主簿孝行詩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近世之士鼓篋而遊學宮(指蒙古字學)者，嘗比於孔氏之徒焉”(40)馬祖?！妒锵壬募肪砭拧秶Z類記序》，《元四家集》本。。政府規定的習學課本，是翰林院用八思巴字譯寫的《通鑑節要》(41)《元典章》卷三一《禮部四·蒙古學》“蒙古學?！睏l，1081頁。?！锻ㄨa節要》是儒家著作，文字中包含著治國安民平天下之道，學生在習學文字時，已不自覺地接受了儒學教育。

此外，元朝還開設回回國子學，教授亦思替非文字。關於亦思替非文字是何種文字，尚有爭論，多數學者認爲是波斯文，或是波斯文中一套用於財務核算的特殊文字。這種文字學校只有大都一處，地方沒有。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接受尚書省大臣的進言，設置回回國子學，以翰林院益福的哈魯丁爲學士。仁宗延祐元年(1314)，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篤意領教”國子學?！胺补浯蠓蚺c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學校制度與國子學相同。統治者設置該學校的目的，是“便於關防取會數目”，生員學成畢業，“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史，皆從本學取以充焉”，也是充當翻譯。(42)《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28—2029頁。

不同民族之間的涵化具有雙向性。不僅漢人、色目人要學習蒙古語，蒙古、色目子弟也要學習漢語和漢文化(43)參見蕭啓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內北國而外中國》，中華書局，2007年，579—705頁；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太宗時在燕京設立國子學，擇蒙古侍臣子弟十八人學漢人文字，同時挑選二十二名漢人子弟學習蒙古語和弓箭，其主要目的就是培養翻譯人才。當時的國子學由道教士執掌，馮志亨爲國子總教，他在教學中引入儒家經典，令生員“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44)趙著《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李道謙《甘水仙源録》卷六，明正統道藏本，191頁上。。元朝成立以後設立的國子學，主要教授貴族子弟漢文化，生員數額明顯傾向蒙古子弟。國子學定制後生員分爲三種： 國子生、陪堂生、伴讀，其中國子生是國子學培養的主要對象，伴讀和陪堂生是爲了輔助和薰陶國子生學習而招收的學生。而國子生中，蒙古子弟生員要占半數，“百人之內，蒙古半之，色目、漢人半之”(45)《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29頁。。除了進入國子學學習漢文化，不少蒙古、色目子弟還跟隨名儒學習，如堅童，甫十歲從王鶚遊(46)《元史》卷一三四《堅童傳》，3251頁。；元統元年(1333)進士月魯不花，未冠師從韓性(47)《元史》卷一四五《月魯不花傳》，3448頁。；泰不華，自幼得集賢待制周仁榮教養(48)《元史》卷一四三《泰不華傳》，3423頁。。及仁宗開科舉，設右榜專門考試蒙古、色目生員，這進一步激發了蒙古、色目人學習漢語漢文化的熱情。

(二) 吏學、天文曆算、醫學等技藝之學盛行

金元之際社會動蕩，戰亂流離使得百姓生存艱難，士人也處於困頓迷惘中，他們在傳統的經學之外，或習吏事、醫術以謀生，或習卜筮以期避難，或兼通釋、老、諸子百家以期尋求治世的方法。耶律楚材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説(49)《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3455頁。；元初名臣竇默以儒兼醫；許衡年幼習儒，稍長跟隨舅父學習吏事，又跟隨算卦先生學習推步、占候之術，後隱居於魏，“出入經傳，氾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50)《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166頁。。士人習學博雜是這一時期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蒙古統治者向來重視實用型技術人才，政治需求也使得元代兒童習吏、習醫之風盛行，政府設置的官學課程裏，也可以看到這些科目。

元朝統治者意識中，官與吏的區分不是很明顯，吏也不像傳統封建社會那樣地位低賤。當時“曰官曰吏，靡有輕賤貴〔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後之官。官之與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勢分相臨也”(51)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一四《贈何仲德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267頁。。統治者欣賞的也不是只會高談闊論的純儒，而是兼通吏事甚至以某種技藝見長之人。至元十三年(1276)，許衡的學生不忽木、堅童等上疏忽必烈，建議弘闡國學，招收十至十五歲的官民子弟入學，設置小學、律、書、算、射等科目。小學科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專令熟閑算數?；蛞凰囃ㄈ会岣氖?，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52)《元史》卷一三○《不忽木傳》，3165頁。。疏文明確提出設立律科，教習吏事。學校歲貢生員的主要出路之一，即是到各級政府機構擔任吏職，所以，元朝的教育指向，可以説是培養儒吏兼通人員。而在元代，由吏入仕是一條比科舉更便捷的入官途徑?？婆e未行前，姚燧説：“大凡今仕惟三途： 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53)姚燧《牧庵集》卷四《送李茂卿序》，《四部叢刊初編》本?？婆e恢復後，蘇天爵曰：“科場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屬出身，一日不知其幾?！?54)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六《災異建白十事》，439頁。特別是一些重要部門的吏員，如六部令史、按察司(廉訪司)書吏等升遷相當迅速。吏的地位較前代提高，又有入仕便捷的誘惑，使得兒童對吏事的學習趨之若鶩，“三尺童子乳臭未落，羣入吏舍弄筆?！D而上達，莫此便且速也，人烏得不樂而趨之”(55)王惲《秋澗集》卷四六《吏解》，《四部叢刊初編》本。？民家子弟讀書三五年，能識字計算，“僅至十歲己上”，便到官署充當見習吏員。一些人出於生存壓力，由儒改吏，如濟南人張炤(1225—1288)，“幼業儒，以科舉進士之路廢，改習吏事，起身濟南總府掾”(56)《胡祗遹集》卷一五《張彥明世德碑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344頁。?！独魧W指南》一書流行於社會，也説明當時吏學之普及。

算學也是元朝重視的科目。至元八年許衡爲國子祭酒，設置國子學科目，除傳統的經學、禮儀外，還有書、算等科目。爲了教蒙古生習學算術，許衡親自編著了《編年歌括》一書，自唐堯戊辰，至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將背誦歷史知識與演習算術加減融爲一體(57)《許衡集》卷一○《編年歌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243—247頁。。至元二十四年，國子學中的算術科目分離出來，交由太史院教習(58)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卷五《學令·習學書算》，中華書局，2001年，246頁。。民間社會傳承了金代以來士人探究博雜的傳統，士人習學常常兼及天文曆算。王公信(1249—1327)曾跟隨許衡學習，兼通天文、卜筮、兵法(59)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一九《王公信墓誌銘》，《四部叢刊初編》本。；阿魯渾薩里幼受業於國師八思巴，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説皆通習之”(60)《元史》卷一三○《阿魯渾薩里傳》，3175頁。。孛朮魯翀打算在順陽建博山書院以教授鄉里子弟，分六齋教學，除治禮、治事、經學、史學外，尚有書學、數學(61)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孛朮魯翀神道碑》，126頁。。

醫學雖也屬於技藝之學，但在儒士看來，醫是體現儒家倫理的仁術，“於儒之道爲近”(62)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一五《贈醫學吳教授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282頁。，如此儒士在仕途不暢的情況下，不少人改習醫學。如樂安人董起潛，出身宦家名族，逢宋亡科廢，便“舍儒而習醫”(63)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一五《贈董起潛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284頁。。元政府於地方路府州縣設有醫學，從“附籍醫戶並應有開張藥鋪、行醫貨藥之家子孫弟侄，選揀堪中一名赴學”，良家子弟才性堪教者也可以入學。類似於儒學分大、小學，醫學也分大、小學；大、小學生都必須坐齋肄業。醫學設十三科(後改十科)，每科都有必讀書目，幾乎都有《素問》一部、《難經》一部、《神農本草》一部及《聖濟總録》的不同卷章。太醫院每年發下這十三科的疑難題目，令生員每月習課醫義一道，年終置簿考較優劣。不精本科經書，不得行醫。此外，醫學還設有取士制度，考中可授予太醫、副提舉、教授等職(64)《元典章》卷三二《禮部五·醫學》“講究醫學”“醫學科目”“醫學官罰俸例”“試驗醫人”條，1106—1119頁。。地方書院中也有設醫學教學的，如蒙古貴族千奴出資興辦之曆山書院，聘請周文勝爲醫師，以待願學者(65)程鉅夫《雪樓集》卷一二《曆山書院記》，483頁。。地方醫學的普及以及醫學中小學的設立，讓我們看到元代童蒙教育的普及，不僅僅是儒學領域，也擴大到醫學領域。

總而言之，雖然元代兒童習吏、習醫盛行，但不管學習何種技藝，儒學作爲最基本的素養，都是他們必須兼習的科目。大德九年有官員提出：“‘四書’寔爲學之本，進德之門，凡文武醫卜，俱當習而知之”。希望醫人精通“四書”，吏員儒吏兼通，除講習經史，學習《小學》“四書”外，典章、案式、算術之類，亦須精通(66)《元典章》卷三二《禮部五·醫學》“醫學科目”條，1109—1110頁。。由此姚燧曰： 即使“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67)姚燧《牧庵集》卷一八《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四部叢刊初編》本。。

(三) 理學教學內容的延續和發展

1. 關注道德培養

宋代理學家注重兒童的道德培育，這一理念發展到元代，體現爲兒童的言行舉止、禮儀、以及學習的知識都要以此爲核心。即使是識字類初學課本，也強調內容的道德培育。傳統的《千字文》《百家姓》因其單純的識字功能被視爲無用之書，《隨身寶》《雜字》一類村書，政府明令禁止使用，即使流傳幾百年的唐代李瀚《蒙求》，也被詬病內容雜蕪、敍事無序。鄭鎮孫言《蒙求》“句舉一事，摘偶碎文，世代後先，人品高下，雜乎其間也”(68)鄭鎮孫《歷代蒙求纂注序》，《續修四庫全書》(12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95頁下。，吳澄認爲《千字文》與《蒙求》都是“無用之言”，“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69)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一○《虞舜民禮學韻語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216頁。與理學教學內容切合的童蒙讀物，如胡炳文《純正蒙求》、詹中美《五典蒙求》受到時人贊譽?！都冋汕蟆匪鸭湃思窝陨菩?，專講進德修身之掌故，以其所言皆德行純正高尚之人，故曰《純正蒙求》。書分三卷，卷上講立敎明倫之事，卷中修身養心之事，卷下待人接物，略以白鹿洞規爲準，頗受朱子《小學》立教、明倫、敬身的影響。吳覺《序》稱該書“仿佛文公《小學》書之遺意”，“養蒙作聖之功宏矣”(70)吳覺《純正蒙求序》，《純正蒙求》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52冊，3頁。?！段宓涿汕蟆贩质掠H、事君、夫婦、長幼、朋友五章講解倫理規範，戴表元認爲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稚節”(71)戴表元《剡源集》卷七《五典蒙求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2. 《小學》及“四書”地位提升

自漢代以來，兒童受書，在基本的識字完成後，就要進入到儒家經典的學習，《孝經》《論語》是兒童接觸儒家經典的起始書。猶如王國維先生所言：“漢人受書次第，首小學，次《孝經》，次《論語》，次一經。 此事甚明?！?72)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王國維全集》卷八《觀堂集林》卷四，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110頁。這裏的小學指文字學，與前面提到的儒學小學是兩個概念，也與朱熹《小學》不同。到宋代，《孟子》地位提升，取代《孝經》成爲兼經，也成爲兒童學習經典的常用書。因而宋代以前兒童讀經，大致是按照《孝經》《論語》《孟子》的順序來學習。

但是到元代，隨著理學普及與其在思想文化領域統治地位的確立，朱熹《小學》與“四書”地位提升。元朝前期，元政府大力提倡朱熹《小學》書，至元八年許衡在國子學的教學，以及至元二十四年國子學定制後的教學內容，都將《小學》列爲必讀課程之首選書(73)《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29頁。。到成宗朝，《小學》超越傳統的《孝經》地位。元貞元年江南行臺規定小學教學，“諸生所講讀書，合用朱文公《小學》書爲先，次及《孝經》《論語》”(74)《廟學典禮》卷五《行臺坐下憲司講究學校便宜》，101頁。。元中期程端禮根據多年教學經驗，編成《讀書分年日程》一書，詳細規劃了兒童讀書的順序： 兒童入小學前，先讀程若庸《性理字訓》，以瞭解理學基本知識，同時要背誦朱熹《童子須知》。八歲入小學之後，首先讀朱熹《小學》書，要求分段看讀百遍，背讀百遍，再通背二三十遍。爾後，按此方法順次讀完《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正文，然後讀朱熹《孝經刊誤》，讀《易》《書》《詩》《禮》《春秋》並《三傳》正文(75)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一，黃山書社，1992年，28—40頁。。讀這些書的順序是不能打亂的。在這個《日程》裏，不僅《小學》書被列爲兒童小學階段的首讀書目，“四書”也提至《孝經》前。如此，傳統經學受書次序，由前代《孝經》、《論語》、《孟子》、六經的順序，到元代演變爲《小學》、“四書”、《孝經》、六經的順序?！八臅庇忠浴洞髮W》爲先，然後是《論語》《孟子》《中庸》?！八臅钡匚惶嵘?，理學上升爲官方占統治地位意識形態，凡“四書”、羣經，以朱熹論定爲則，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76)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六《考亭書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記》，《四部叢刊初編》本。。

四、 元代科舉對童蒙教育的影響

科舉是選拔人才的方式。元前期不行科舉，即使仁宗開科以後，録取人數也有限；元代雖也有童子舉，但舉薦的兒童並不授官，而是“令入國子學教育之”(77)《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學?！?，2035頁。。所以，元代科舉不是選官的主要方式。

元代科舉的這種衰微狀況，對童蒙教育既有利又有弊?？婆e不行，士人讀書仕進之途受阻，業儒而無用，影響了童蒙習儒的積極性。而另一方面，科舉不行，“士得免於利祿之累”(78)趙文《青山集》卷三《集義堂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士人讀書易於擺脫科舉的功利束縛，轉而注重真正知識的獲得，將注意力轉向性理與經學探究或實用之學。對於兒童而言，有利於注重其行爲禮儀訓練與道德培育。元代注重以兒童身心修養爲本的教育，可歸功於許衡的提倡。許衡不贊成行科舉，他自接觸理學開始，就把朱熹《小學》、“四書”奉若神明，在教學中積極倡導朱熹教學理論，重視小學階段教育，注重兒童道德培育。至元八年許衡爲國子祭酒，他的這一教育理念得以在國子學中實踐，三年的國子學教學成績顯著，他制定的國子學規範後來也被其學生耶律有尚繼承，繼續貫徹於國子學。而國子學的學制，又推廣到地方學校，“世祖皇帝一海宇，定胄子學取文公訓注爲學制，郡縣益遵守”(7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鄮山書院記》，《四部叢刊初編》本。，元貞元年儒學小學教學內容的規定也可看出這種遵循?？梢哉h，元初許衡倡導的兒童教育自小學入手的理念，元中期經儒學小學鞏固，有元一代未變。即使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然政府和官學在理念上作出了指導，但在實際教學中，因傳統習慣力量的強大，以及教師素質的個體差異，地方教學並不能全部貫徹理學教學理念。一些地方鄉校仍傳授低級識字類、傳統詞賦類內容，“科舉未興，學者但知臨晉帖、誦晚唐詩，筆跡、聲氣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漫不知經學爲何事”(80)胡炳文《雲峰集》卷一《代族子淀上草廬吳先生求記明經書院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胡祗遹針對元前期地方學校教學的弊端，指出：“今人之教子，不明經窮理，不養性，不積德，不廣才，不盡人之職業，不治事，不窮古今，不達時變。自童蒙入學，便學對句，吟詩課賦，作雜文，勞心思，苦智慮，敝精竭神，剽竊補綴。自旦達夜，爲無用之空言?！?81)《胡祗遹集》卷二○《立言》，414頁?！坝兹嫱?，胸中一書不讀，一事不曉，便教以對句吟詩，課賦作文，捨《大學》《論》《孟》不講，便説《春秋》《易》象，求媚於其父母兄長，取虛譽於鄉黨里閭?！?82)《胡祗遹集》卷二○《原教》，406頁。仍在呼吁以人爲本、以明經窮理爲主旨的教育。有的學校雖也教授經書，但對理學的主旨沒有那麼清晰?！翱たh學校襲前代故常，季考不廢，但經義務穿鑿，詞賦拘聲病。其塗既歧，其習益陋。及大比賓興，然後芟掃前弊，尊崇正學，由是聖經旨趣日月於人心之天矣”(83)陶安《陶學士集》卷一五《送陶培之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就是説，在不行科舉的時代，雖然兒童就學有可能擺脫功利束縛，政府也積極倡導以理學爲主的個體道德培育，但實際教學中貫徹得並不理想。

仁宗開科以後，理學教育的理念進一步貫徹到學校教學中。前面已經敍及，元政府規定的童蒙教育以《小學》、“四書”等理學內容爲主旨，而科舉考試內容正好與此完全契合。元代科舉總的指導思想是“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即看重士人品德修養，且考試以經術爲主?？婆e考試分右、左兩榜，面向蒙古、色目人的右榜題目簡單一些，蒙古、色目人考經問和策，漢人、南人考經疑經義、古賦詔誥章表和策。其中經問、經疑從“四書”內出題，經義從“五經”內出題，“四書”“五經”以程、朱注釋爲主，(84)《元史》卷八一《選舉一·科目》，2018—2019頁?！胺浅?、朱學不試於有司”(85)歐陽玄《圭齋集》卷五《趙忠簡公祠堂記》，《四部叢刊初編》本。。程朱理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確立。順帝後至元六年(1340)重開科舉，考試難度雖有所增加，出題範圍仍未超出“四書”“五經”?？婆e一旦實行，科考內容對學校課程的導向作用比政府規定要強大的多，教師授書、兒童習學皆尊崇朱熹，非朱子之學父兄不以爲教，子弟不以爲學。教與學都有了明確的方向。而科考內容與學校教學內容都以程朱理學爲中心，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這是“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86)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序》，1頁。。

可見，不論科舉前還是科舉後，元代官學倡導的都是以理學爲核心的教學，並沒有因開科舉而有所改變?？婆e的積極作用在於，元前期不行科舉，使兒童擺脫科舉中第的功利束縛，得以專注於道德行爲修養；元後期，引導兒童學習以程朱理學爲宗，使理學教學主旨更清晰?？傮w來説，科舉對元代童蒙教育的影響不大。

五、 新編童蒙讀物的特徵

元代童蒙讀物極其豐富，除繼承前代優秀讀物外，元人也有不少新編童蒙讀物，其中尤以士人在教學中編寫的理學輔助教材爲多。綜言之，元代童蒙讀物呈現出如下幾個主要特徵：

(一) 童蒙教材以理學內容爲主

不僅前代理學家編寫的童蒙讀物在元代甚爲流行，即使元代新編童蒙讀物，也主要圍繞朱熹《小學》、“四書”及《孝經》的輔助學習而編寫，更有《純正蒙求》《五典蒙求》等輔翊朱熹《小學》、側重兒童倫理道德行爲的書目出現。

隨著理學的推廣與普及，宋代理學家編纂的童蒙讀物在元代流行開來。元代常見類書《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皆記載有幼學教育的內容，這些內容大都摘編自前宋諸儒成説，如《朱文公童蒙須知》《真德秀教子齋規》《王虛中訓蒙法》《朱子讀書法》等，這些幼學教育書目隨著《事林廣記》的幾度翻刻出版，流傳到社會基層。

元代新編童蒙讀物大多是一線教師在教學實際中根據講課需要編寫的輔助教材。元朝大批前朝士人，包括進士投入到教育行業，形成高素質的師資隊伍，他們編寫的教材水平也很高。這些教材大多圍繞兒童學習的《孝經》、《小學》、“四書”、以及歷史知識展開，其他還有《易》《詩經》等啓蒙教材。如我們熟知的許衡，他在教學中就有《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孝經直解》等講稿，還編寫了《稽古千文》《編年歌括》用於歷史以及數學教學。陳櫟十五歲就爲童子師，《論語訓蒙口義》《中庸口義》《小學字訓注》《四書發明》《詩經句解》都是他在教學中的講稿，還專爲兒童作《歷代蒙求》便於記誦歷史知識。其他如熊朋來將朱子《小學》一書“條分節觧，標注其事”而編成的《小學標注》(87)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六《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587頁。，于景龍“取小學書句釋章解”編成的《小學書注》(88)戴表元《剡源集》卷七《于景龍注朱氏小學書序》，《四部叢刊初編》本。，以及石鵬的《小學家訓》，都是學習朱熹《小學》書的輔助教材；張《孝經口義》，朱申《孝經句解》是講解《孝經》用書；石鵬《四書家訓》、景星《四書集説啓蒙》是兒童學習“四書”的輔助書；胡炳文《純正蒙求》、詹仲美《五典蒙求》，或闡明理學立教明倫之事、立身行己之則，或分事親、事君、夫婦、長幼、朋友五典，闡明倫理綱常，彰顯了理學道德培育的根本，受到時人好評。這些書目流傳社會，“書市刻板廣傳，通行乎天下”(89)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六《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587頁。，成爲通行的蒙學教材?！逗谒俏臅分鞋F存元代亦集乃路習抄本《孝經》《論語》《孟子》《大學》《千字文》《千家詩》《朱文公小學》，以及印刷版《孝經》、《尚書》、《孟子》、習字書《碎金》，其中除基本識字書《千字文》《碎金》與《千家詩》外，其他的《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等書目表明理學教學內容已經普及到邊遠地區。

(二) 出現多種民族語言童蒙讀物

前面談及，由於多民族雜居共處的生活環境，掌握多種語言成爲時代必要。爲了幫助語言學習，元代也出現了多種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童蒙讀物。

首先是蒙古語翻譯的《孝經》。在元代，《孝經》不止作爲童蒙讀物，也是成人基本的行爲準則。統治者認爲《孝經》“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因而命人將之譯寫爲蒙古語頒賜羣臣，大德十一年(1307)丞相孛羅鐵木兒譯《國字孝經》，詔命中書省刻版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90)《元史》卷二二《武宗一》，486頁。。錢天祐擔任太子碩德八剌(後來的英宗)説書，他進獻的《孝經經傳直解》，也被譯爲畏吾兒蒙古語(91)錢天祐《敍古頌表·中書省進敍古頌狀》，《永樂大典》卷一○八八八，中華書局，4487頁。。

其次是學習八思巴字的字書。元代新制八思巴字後，命在全國推行，並開設蒙古字學校培養翻譯人才和教官。政府規定的教材是八思巴字《通鑑節要》，社會上還出現了一些習學刻本，如《蒙古字百家姓》是用八思巴字譯寫的百家姓，張大卿《國語類記》類似於《急就章》，其他如鮑信卿《都目》《貫通集》《聨珠集》《選玉集》(92)王禕《王忠文公集》卷一七《鮑信卿傳》，《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等都是生員學習八思巴字的教材。此外還出現字典性質的《蒙古字韻》《華夏同音》等。

三是蒙古語口語教材《至元譯語》，又名《蒙古譯語》。該書收詞五百餘條，在漢語詞彙旁邊，以漢字音寫蒙古語，是漢人學習蒙古口語的教材?！吨猎g語》對後世産生巨大影響，明代的《華夷譯語》《韃靼譯語》《女直譯語》基本上都是按照《至元譯語》模式編寫的。

(三) 圖文對照讀物應用於童蒙教學中

圖畫通過視覺效果達到啟迪教育的目的。爲了適應蒙古、色目貴族以及普通百姓文化水平，元代刊行《孝經》圖像版本。大德十一年，朝廷命刊行《圖像孝經》版行天下(93)《元史》卷二四《仁宗一》，536頁?！，F存貫雲石《新刊全像成齋孝經直解》、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詩選》，以及元人虞韶輯、明人熊大木注《小學日記切要故事》，上圖下文，讓我們看到這類圖文對照讀物的原貌?！妒铝謴V記·幼學類》也以上圖下文的形式，解説“習義手”“習祗揖”“習展拜”(94)陳元靚《事林廣記》後集卷九《幼學類》，中華書局，1963年。，直觀易懂，便於兒童模仿練習。另外，在宋代雜字書的基礎上編寫的雜字書《新編對相四言》，屬圖文對照識字課本(95)參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附録《試談〈新編對相四言〉的來龍去脈》，中華書局，2013年，157—167頁。。這些圖文並茂的書目融知識性與趣味性於一體，對漢文化程度不高的蒙古、色目貴族，或是讀書識字不多的普通百姓，其教化效果是非常好的。此外，祝明、潘瑛《聲律啓蒙》，朱世傑《算學啓蒙》，都是元代值得關注的新編童蒙讀物。

小結

童蒙教育涉及面廣，討論不可能面面俱到。以上對元代童蒙教育的梳理，主要基於民族特色、前代傳承與發展兩條線來思考，儘量抓住其時代特色來敍述。與前朝比較，元代童蒙教育機構的普遍設立，尤其是鄉村基層社會童蒙教育的普及，表明中國古代童蒙教育發展到元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教學內容除繼承發揚南宋理學，重視兒童道德倫理培育外，更是將朱熹《小學》及其集注“四書”推到了崇高的地位，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非朱子之學父兄不以爲教，子弟不以爲學。元代大部分童蒙讀物，或是圍繞《小學》《大學》《論語》《孝經》等而編寫，或是側重兒童倫理道德教育，皆以向學生灌輸理學觀念和道德規範爲基調。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王朝政治具有的二元特質，也在童蒙教育領域展現無遺。元代童蒙教育除遵循中原王朝傳統的發展模式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帶來了童蒙教育的民族特色，兒童學習多種語言、民族文字教材、雙語教材、圖文並茂童蒙讀物，都是適應時代的産物?？婆e不興，技術實用之學盛行，這些與唐宋時代迥異的時代特徵，使元代童蒙教育突破傳統格局，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