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美録》所收元代敕牒初探*

張國旺

敕牒的出現由來已久?！独魧W指南》云：“敕牒，天子制命也?！吨芄佟ち洹吠跹灾朴衅?，曰敕、牒、例、令、省、授，爲係上言，故用黃紙，宰相押字?！?1)徐元瑞《吏學指南(外三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33頁。唐代敕牒作爲王言之一，是由中書門下發出的奉“敕”而牒的公文(2)王孫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宋金兩代敕牒依然常見(3)關於宋金兩代敕牒的研究，可參見張禕《制詔敕札與北宋的政令頒行》，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小林隆道《宋代中國の統治と文書》，汲古書院，2013年；安洋《宋代敕牒碑的整理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司雅霖《陝西金代敕賜寺觀額牒碑刻整理與研究》，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4年。。與宋金敕牒相比，元代敕牒以除授或封贈者爲多，追封賜額敕牒相對較少。一般説來，元代凡遷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爲敕授，則中書牒署之”(4)《元史》卷八三《選舉志三·銓選中》，中華書局，1976年，2064頁。，而封贈之制“六品至七品敕牒”(5)《元史》卷八四《選舉志四·考課》，2115頁。。張帆考察了元代宣敕(制敕)的基本問題(6)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10卷，116—120頁。。神田喜一郎、業師李治安均探討了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明刻百卷本《臨川吳文正公集》書末所附《大元累授臨川吳文正公宣敕》中的三件敕牒(7)神田喜一郎《八思巴字文字の新資料》，《東洋學文獻叢説》，二玄社，1969年，73—109頁 ；李治安《元吳澄八思巴字宣敕文書初探》，《元史論叢》(14)，天津古籍出版社，57—61頁。神田氏論文蒙天津大學陳鑫海先生賜予複印件，在此謹致謝忱。。此外，明代鄭燭所輯《濟美録》中收録有《再授鄭安尹歙縣牒》、《追封鄭安牒》，雖爲抄件，但仍可作爲元代敕牒實物的佐證，對於探討元代敕牒有著重要的價值。本文通過考析《濟美録》中的兩件敕牒，試對元代敕牒的體式及其演變等問題略作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一、 元代敕牒的體式

現有元代文獻中，較少有元代敕牒原件?，F存蒙漢文合璧的《大元累授臨川郡吳文正公宣敕》收録有相關敕牒三件，分別爲大德四年敕牒、大德七年敕牒和至大元年敕牒，三者均爲授官敕牒，被學界用來探討元代的宣敕制度，及其所反映的元代官員委任和封贈制度(8)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10卷，116—120頁；李治安《元吳澄八思巴字宣敕文書初探》，57—61頁。。明代鄭燭所輯《濟美録》中收録有至元十八年《再授鄭安尹歙縣牒》、至順三年《追封鄭安牒》。爲研究方便，特將其迻録如下。

(一) 至元十八年再授鄭安尹歙縣牒(9)鄭燭《濟美録》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95)，齊魯書社，1996年，30—31頁。：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牒：鄭安牒奉

敕，可授從仕郎歙縣尹。牒至準

敕，故牒。

至元十八年正月 日牒。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耿。 押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郝。 押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張。 押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押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押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押

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押

中書令。

(二) 至順三年追封鄭安牒(10)鄭燭輯《濟美録》卷一，31頁。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牒：從仕郎泉州録事鄭千齡父從仕郎徽州歙縣尹鄭安牒奉

敕，可追封徵仕郎，職如故，母洪氏追封恭人，牒至準

敕，故牒。

至順三年八月 日。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耿。 押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帖木兒。 押

以上兩件敕牒或用於授官，或用於封贈，其簽署時間分別在至元十八年(1281)、至順三年(1332)。而《大元累授臨川吳文正公宣敕》中的三件敕牒簽署時間分別爲大德四年(1300)、大德七年(1303)和至大元年(1308)。目前所見幾件敕牒分布於世祖、成宗、武宗和文宗時期，可知元代授官敕牒和封贈敕牒的體式並沒有發生變化。由此，我們對照《大元累授臨川吳文正公宣敕》中的三件敕牒，可以歸納出元代漢文敕牒的體式如下：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牒： 某牒奉

敕，可授 /封 /贈某官。牒至準

敕，故牒。

某年某月 日牒。

中書省官員聯署列銜、姓名、花押。

上述敕牒體式是否爲有元一代敕牒的基本體式呢？前引兩件敕牒，加之吳澄的三件敕牒，其簽署時間均在至元三年(1266)以後；而至元三年十月，“更敕牒舊式”(11)《元史》卷六《世祖紀三》，112頁。。由此，目前所見敕牒均爲至元三年後的新敕牒，而非“敕牒舊式”。然元代文獻中並無至元三年之前敕牒的記載。王惲指出“訪問得舊例： 五品以上官得除者殿授皆奏謝；六品以下官於嚴祗門授，而無謝禮”(12)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論五品以上官殿授事狀》，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428頁。。指出舊例不同品級官員授官地點之不同。按“嚴祗門”在南京路(13)《金史》卷二五《地理志六》，中華書局，1975年，587—588頁。。故此處所謂“舊例”當爲金宣宗南遷後的授官制度?！洞蠼鸺Y》載“諸除官五品以上出宣，六品以下出敕牒”(14)《大金集禮》卷二五《宣命·賜敕命》“天眷二年八月”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48冊，頁205下。，則指出不同品級官員授官所用文書。此處“舊式”可與王惲所謂“舊例”相印證。故此處所謂“敕牒舊式”當指元初所襲用的金代敕牒體式。

目前石刻中保留了很多金代的賜額敕牒。小林隆道依據石刻史料統計了石刻中的宋金公文，其中金代敕牒的數量豐富，並據此探討了金代大定年間賜額敕牒的體式和敕牒文書的發出過程(15)小林隆道《宋代中國の統治と文書》，221—268頁。。司雅霖對陝西碑刻中的三十七件賜額敕牒作了整理，歸納出金代賜額敕牒的體式(16)司雅霖《陝西金代敕賜寺觀額牒碑刻整理與研究》，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兩者所統計的金代賜額敕牒多集中在世宗大定年間。據王新英所輯校的《全金石刻文輯?！?，可知金代賜額敕牒的年代除世宗大定年間外，還涉及章宗承安、泰和、衛紹王大安、崇慶和宣宗貞祐年間。我們不妨迻録兩件金代賜額敕牒。

(三) 大定二年普恩院牒(17)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輯?！?，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118頁。

尚書禮部牒：

懷州修武縣恩村院主僧智達，狀告本院自來別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數，乞立院名?？睍菍?，須合給賜者。

牒奉敕，可特賜“普恩院”。牒至準

敕，故牒。

大定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令史向升、主事安。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押

郎中。

鎮國上將軍行侍郎阿典。

正奉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王。

尚書禮部牒普恩院。

(四) 貞祐二年賜興國洪法寺牒(18)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輯?！?，526頁。

尚書禮部

汝州魯山縣琴臺鄉三鴉店應惠院受業僧崇光□買院作寺。額依奉恩例選作“興國”。

牒奉

敕，可賜“興國洪法寺”。牒至準

敕，故牒。

貞祐二年九月 日，令史衡□。

員外郎。

郎中。

嘉議大夫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兼提點司□禮部侍郎趙。

□禮部尚書翰林直學士知制誥修國史張。

以上不同時期的兩件金代賜額敕牒，其體式一致，可見章宗和宣宗間的賜額敕牒體式並未發生變化，因此金代賜額敕牒的體式可以歸納如下：

尚書禮部〔牒〕

所據事由

牒奉敕，可〔特〕賜某寺，牒至準

敕，故牒。

某年 月 日，令史。

官員印押。

比較上述金元敕牒的體式，可以發現如下區別： (1) 元代敕牒增加了“皇帝聖旨裏”的起首語。(2) 金代的賜額敕牒包含“所據事由”一項，元代的授官文書則未見，即使弘治《休寧志》卷三一中所存的泰定四年追封程靈洗敕牒也未見有事由的內容。由此元代的敕牒更爲簡化。

元代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關元代敕牒與前代敕牒異同的議論。吳澄指出“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敕牒，與前代敕牒其文同，其用黃紙書亦同。然昔也有敕，而又有誥；今則無誥，而但有敕存之”(19)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二《跋婁行所敕黃後》，《元人文集珍本叢刊》(3)，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533頁。。這是吳澄在論及廬陵婁天章所藏其八世祖奉議公敕黃一通時的話語。故此處的“前代”當指宋代。在吳澄看來，元代敕牒與宋代敕牒相比，兩者文字相同，所用的黃紙也一樣，所不同者在於宋代敕牒有誥有敕，而元代敕牒有敕而無誥。然筆者以爲敕和誥應該是兩個概念。敕即敕牒，誥即告身。在宋代大多數情況下，人事任命敕牒和告身並行(20)關於宋代敕牒的研究，可參見張禕《制詔敕札與北宋的政令頒行》，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9年。，而到元代，中低級人事任命僅有敕牒，而無誥文而已(21)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10卷，116—119頁。。

我們不妨將中村裕一所復原的唐代敕牒體式(22)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160頁。迻録如下：

中書門下 牒某，

牒奉敕： 云云。牒至準敕，故牒。

年月日 牒。

宰相具官姓名。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自唐代以來，敕牒的基本體式並未發生太大變化。與前代敕牒比較，元代敕牒在正文前增加了起首語“皇帝聖旨裏”，或許這就是所更敕牒式的惟一變化。

然宋元授官敕牒的文字之不同，恰在於所謂“云云”的內容。根據內容和類型的不同，所謂“云云”也有所區別。岳珂《愧郯録》中載有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敕牒，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敕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準敕，故牒?！?23)岳珂《愧郯録》卷一三《皇祐差牒》，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差充敕牒，爲授官敕牒之一種。岳珂又稱“今世(指宋代)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而皇祐五年敕牒前爲中書門下牒，某官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梢娝未畛潆冯旱捏w式大體可以歸納爲：

尚書省 /中書門下牒，

某官奉敕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

牒至準敕，故牒。

年月日 牒。

具官列銜、姓名、印押。

而《休寜志》中保留有一件宋《伊川程暘授將仕郎敕牒》(24)《弘治休寧志》卷三一《附文： 人物、制命》，《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29)，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665—666頁。，今迻録如下：

尚書省牒：

程暘本貫開封府祥符縣施孝鄉近善里，五世祖爲戶，曾祖珦故任太中大夫，祖頤故任崇政殿説書，累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父端彥故任從政郎，所生母史氏年六十，自身年三十一。

牒奉敕，程暘宜補充將仕郎，牒至準

敕，故牒。

紹興十年五月四日

可以看出，宋代的差充敕牒與授散官敕牒，文字略有不同，後者在敕牒中還要交待所授官員的籍貫和家世，而前者似並未見到。當然宋代敕牒的基本體式還是一致的。由此，宋元時期授官敕牒的體式雖然基本相同，但其文字並不完全一致。宋代差充敕牒主要用於差充某官，其文字爲“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而授散官敕牒文字則直書“宜補充某散官”。元代敕牒則變更爲“可授某官”，語言更爲簡省。

吳澄的三件敕牒均以“蒙古字書，漢字副本旁注”，業師李治安指出這是“中原王朝宣敕文書框架內元代蒙漢二元嵌合體制的充分體現”，並指出吳澄敕牒“八思巴字與漢字雙語合璧，絶大多數是八思巴拼寫漢字，而非八思巴字書書寫蒙古語及另加漢字旁譯”，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宣敕和官印原本就是中原王朝的傳統制度，許多官職名稱等蒙古語表達不甚清楚，以漢字爲基準就簡便多了”(25)李治安《元吳澄八思巴字宣敕文書初探》，《元史論叢》(14)，天津古籍出版社，59頁。。通過上文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自唐以來，敕牒就是較爲簡略的文字，至於元代更是如此。因此這種簡單的體式容易讓蒙元統治者接受。兩者的契合使敕牒的使用成爲順理成章的事情。而吳澄敕牒 “蒙古字書，漢字副本旁注”，基本上就是把原有漢文的敕牒體式用蒙古字書寫，用漢字標注出來，從而形成了以蒙古字書爲主，漢字副本旁注的雙語合璧形式?？梢哉h，元代敕牒實際上是以漢文副本爲藍本加工而成的。而《濟美録》所録敕牒未見蒙古字書，或是鄭氏後裔在謄録文書時將蒙古字書省掉，只抄録漢字部分而已。

上述可知，元代的敕牒體式早在至元三年即已定型。但是此時的敕牒是否爲雙語合璧的形式呢？由於未見到此時的原件，所以具體情況未爲可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八思巴和漢語的雙語合璧敕牒是至元十年之後的事情。至元六年，八思巴字才得以正式頒行。至元十年正月戊午，“敕自今並以國字書宣命”(26)《元史》卷八《世祖紀五》，147頁。?！白越瘛奔础皬默F在開始”之意?？芍鼤园怂及妥謺蜐h文雙語合璧始於至元十年，而此前宣命書寫或用漢字和畏吾字蒙古文。由此推定敕牒的書寫也應在同時，或不久。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戊午，敕中書?。骸白嗄考拔膬?，皆不許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並用蒙古書?！笨梢娭猎荒晔?，宣命、札付等文書皆用八思巴字和漢語雙語合璧書寫。劉仁本所稱世祖時“上則王言制命、綸綍渙汗，符章篆刻，下而官府案牘之防閑，絲縷斗升之出納，政刑兵戎之調發，悉用其字書，以著標目稽考焉”，至少是至元十年以後的事情。

弘治《休寧志》卷三一抄録有追封程靈洗敕牒一件(27)《弘治休寧志》卷三一《忠烈王程靈洗敕牒》，《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664頁。宮紀子曾對文書內容有所研究，見《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實〉より-》，《東方學報》(77)，160—222頁。，現也迻録如下：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牒： 徽州路世忠廟神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程靈洗，

牒奉

敕，可追封忠烈王。牒至準

敕，故牒。

泰定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史惟良。

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領中政使馮不花。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朵朵。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許師敬。

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顔察兒。

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烏(都伯)〔伯都〕剌。

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察乃。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領宣徽使禿滿迭兒。

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倒剌沙。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薊國公塔失帖木兒。

這件敕牒追封的是徽州路世忠廟神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程靈洗，是目前所見惟一一件元代追封廟神敕牒。其體式與元代授官敕牒完全一致?？芍?，元代追封廟神的敕牒已與授官敕牒、封贈敕牒完全相同。

二、 元代敕牒的制定與使用

宋代差充敕牒一般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發出，其賜額敕牒也多由中書門下發出。然金代所見賜額敕牒則由尚書省禮部發出；授官這一職責因多由尚書省吏部主持，故金代授官敕牒似應由尚書省吏部發出。由此，金代授官敕牒和賜額敕牒的發出機構應有所不同。然元代敕牒的授官文書、封贈文書和敕封文書趨於一致，都由中書省出給。

關於敕牒由中書省出給，王惲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訪問得舊例： 五品以上官得除者殿授，皆奏謝；六品以下官於嚴祗門授而無謝禮。今者內外大小官員，其宣命、敕牒皆於中書省祗受，似有未當者”(28)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論五品以上官殿授事狀》，428頁。。指出元初由中書省頒授似乎不妥，而應依照金代制度宣命、敕牒分別授受，從側面肯定了金元敕牒頒授機構的不同，和元代敕牒由中書省頒授的事實。

元代敕牒之所以由中書省頒授，與太子擔任中書令有關。元代太子有著至上的權力，是中書令的惟一人選。至大二年十月辛亥，身爲皇太子的愛育黎拔力八達就指出“舊制： 百官宣敕散官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此處的“舊制”當指武宗即位後的制度。愛育黎拔力八達強調：“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29)《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三》，517頁。也就是説，至大二年十月以後的短時期內，敕牒由尚書省牒署給降。當然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尚書省很快就被撤銷，敕牒的牒署給降權力又回到中書省手中。

元代敕牒出給程序大致可以從至元二十八年的文件中找出痕跡：“部議： 雲南六品以下任滿官員，依御史臺所擬，選資品相應人，擬定名闕，具歷仕腳色，咨省奏準，敕牒到日，許令之任。若有急闕，依上選取，權令之任，歷過月日，依上準理?！?30)《元史》卷八三《選舉志三》，2062頁。顯然這是中書省吏部的意見。在他們看來，敕牒出給的正常程序大致是御史臺擬選資品相應人選，擬定名闕，交代歷任仕宦和腳色，咨文中書省，然後由中書省奏準，給降敕牒後上任。有時行省也有推薦官員的權力。行省需要將擬定人選移文中書省，然後由中書省奏準，給降敕牒。如至元十九年，陝西四川、西夏中興等路提舉司鈔庫，“俱係行省管領，合就令依上選擬庫官，移文都省，給降敕牒札付”(31)《元史》卷八二《選舉志二·銓選上》，2042頁。。此外，敕牒給降方式也有所變化。至大四年十二月，敕：“創設邊遠官員，俟到任方降敕牒?！?32)《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548頁。以避免邊遠地區官員無人願去的窘境。

宋代“士人登科，即授敕牒，以厚黃紙書之，名曰敕黃，然後赴部銓注，給誥授官”(33)《水雲村稿》卷七《屯田員外郎劉公敕黃後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宋代士人登科即授敕牒不同，元代敕牒一般僅用於六品至九品官的除授?，F有記載中，從秘書監官可以看出端倪。秘書監丞、著作郎、秘書郎、校書郎等都受敕牒。至元十六年，前國子監助教耶律有尚祗授敕牒，承務郎、秘書監丞。至元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贍思丁祗授敕牒，承直郎、秘書監丞。八月初八日，張康祗授敕牒，奉直大夫，秘書監丞。至元十九年，添著作郎一員，完顔君翼十月祗授敕牒。至元十五年，添設秘書郎一員，八月鄭自興祗受敕牒，禮任。設教書郎一員，於八月初六日謝椿祗授敕牒，充秘書監校書郎禮任。大德十年二月二十二日，中書省奏：“秘書監、中尚監、都水監等衙門裏行的人，每依例遞升，並添散官等四十九員，於內受宣命三十九員，受敕牒一十員，委付呵，怎生？”奏呵，奉聖旨：“委付者?！?34)王士點、商企翁編次《秘書監志》卷一《職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秘書監正三品，少監從四品，監丞從五品，典簿從七品?？梢钥闯?，大德十年二月，秘書監官員的品秩有所提升，其官員所受的十件敕牒中，當只包括典簿。

軍官中的首領官也授敕牒。至元二十一年，“定首領官受敕牒，元帥、招討司經歷、知事，就充萬戶府經歷、知事，換降敕牒”(35)《元史》卷八二《選舉志二·銓選上》，2038頁。。至元二十七年，樞密院移咨各行?。骸斑w轉首領官人員，取勘節次禮任備細緣由，並實歷請俸月日，及在任有無過犯粘帶不了事件，辨對各任所受敕牒文憑，抄連咨來?！?36)《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承襲·軍官承襲例(四款)》，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265頁。

路總管府官員授敕牒。至元二十四年六月，祗受敕牒，忠顯校尉、武岡路總管府判官(37)《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承廕·民官陣亡蔭敍》，255頁。。江北各路提控案牘最初並不改授敕牒。大德十一年，有人提出各路提控案牘改授敕牒，江浙省臣提出異議：“各路提控案牘改受敕牒，不見通例?！崩舨空盏茫骸敖碧峥匕笭?，皆自府州司縣轉充路吏，請俸九十月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牘，兩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其行省所委者，九十月與從九品?！币簿褪钦h，當時江北各路提控案牘歷經一考後才可以升爲正九品。由此吏部討論後制定出方案：“今議行省委用例革提控案牘，合於散府諸州案牘、都吏目並雜職錢穀官內，行省依例銓注，通理月日升轉。之後行省所設提控案牘、都吏目，合依江北由司縣府州轉充路吏，通理月日，考滿方許入流?！?38)《元史》卷八二《選舉志二·銓選上》，2048頁。

元代中後期，爲救治災民，敕牒成爲國家吸納糧米，治理地方，賞軍功的工具，甚至敕牒被買賣，成爲地方官賣官鬻爵、中飽私囊的門徑，也是加速元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爸琳d，四郊多壘，中書、樞密，倶有分省、分院；而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自省院以及郡縣，又各有添設之員。而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擬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則宣命、敕牒隨所索而給之，無有考覈其實者。於是名爵日濫，紀綱日紊，疆宇日蹙，而遂至於亡矣”(39)《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2327頁。。有給敕牒賞討賊有功者。至正十二年正月，“刑部尚書阿魯收捕山東賊，給敕牒十一道，使分賞有功者”。七月辛巳，命通政院使答兒麻失里與樞密副使禿堅不花討徐州賊，“給敕牒三十道以賞功”(40)《元史》卷四二《順帝紀五》，894、900頁。。有給敕牒賞募丁有功者。至正十三年正月，中書省臣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淮東等處招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教民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齎往其地，有能募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者正八品，三百名者從七品，即書填流官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農夫，不出四月十五日，俱至田所，期年爲滿，即放還家?！鲍@得順帝的批準。癸卯，“詔以敕牒二十道、鈔五萬錠，給付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達世帖睦邇，於淮南、淮北等處召募壯丁，並總領漢軍、蒙古守禦淮安?！?41)《元史》卷四三《順帝紀六》，908、910頁。

元代敕牒甚至進入市場。至正三年二月，寶慶路饑，“判官文殊奴以所受敕牒貸官糧萬石賑之”。這是判官文殊奴爲解決百姓饑荒不得已而爲之的一種做法。元代所授的敕牒更多成爲官員營生的工具。受財賣敕牒，收買轉賣者比比皆是，遂有“諸受財賣他人敕牒，及收買轉賣者，杖一百七，刺面發元籍。買者，杖八十七，發元籍”(42)《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詐僞》，2668頁。。但買賣敕牒的活動仍然是十分頻繁。

元代的敕牒僅用於六品和七品官員的封贈(43)關於元代封贈制度牒研究，可見張素霞《元代官員封贈制度初探》，《元史論叢》(14)，76—92頁。。前引《濟美録》中至順三年追封鄭千齡父母敕牒中“徵仕郎”即“徵事郎”，爲文散官從七品，封其母恭人，應爲六品。所封鄭千齡父母的品秩並不一致。且封贈父母通爲一道，雖然封贈通例強調“六品、七品敕授，如應封贈父母俱亡者，通爲一道，生者各另給降”(44)《元典章》卷一一《吏部五·職制二·封贈·流官封贈通例》，420頁。?！白贩狻奔礌懰勒咦芳臃馓?。當時的情況是，鄭安死於至元二十九年，夫人洪氏卒於大德十年(45)揭傒斯《歙令鄭君墓道之碑》，鄭燭《濟美録》卷一，32頁。。對鄭千齡而言，“封贈父母俱亡”，因此“通爲一道”符合規定。至於生者，則按照規定“各另給降”。按照封贈制度的程序，先由某官提交申請狀，牒行路府州，由路府州照勘史實相同，保結是實，申中書吏部，吏部勘察明白，行移太常禮儀院擬定應得封贈，轉呈中書省署押，頒給敕牒。

元代所見惟一一件賜額敕牒即前引泰定四年正月追封程靈洗爲忠烈王的敕牒。程靈洗，休寧篁墩草市程氏，字元滌，“少以勇略聞，便騎善游，射蜃息妖。梁武帝末侯景之亂，起鄉兵保障郡邑，後歸附陳武帝，屢建奇勳，封重安縣開國公”?！白滟涙偽鲗④?，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配享武帝廟庭。士人德之，廟祀於篁墩，宋賜額‘世忠’”(46)曹嗣軒《休寧名族志》卷一，黃山書社，2007年，70頁。。泰定四年敕牒追封程靈洗爲忠烈王。然元代追封民間諸神以詔書較爲常見。如至元十八年封永濟伯夷叔齊二賢詔、元貞元年加封崔府君詔、至正十三年關廟詔等(47)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六、二八、三八，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遼金元石刻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311、347—348、581頁。。大德三年封陝西池神廟永澤王和廣濟王雖然分別題爲《封永澤王敕》《封光澤王敕》，但其文書基本體式則爲皇帝聖旨詔書，而非中書省所頒敕牒(48)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八，367頁。。泰定三年正月，還有一件特封程靈洗爲忠烈顯惠靈順善應王的宣命(49)宮紀子在《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實〉より-》迻録了泰定三年的宣命和泰定四年的 敕牒。，顯然泰定四年對程靈洗的賜額較泰定三年職級降低。但這能否説明泰定帝時追封民間諸祠神普遍使用宣命和敕牒呢？還需進一步研究。

要之，《濟美録》所收録的兩件敕牒爲我們研究元代敕牒的體式和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結合吳澄敕牒，可以大體歸納出元代敕牒的體式。顯然元初敕牒直接繼承金代敕牒而來，至元三年，更敕牒舊式，從而奠定了元代敕牒的基本體式，八思巴字頒布後，敕牒更形成了以“蒙古字書，漢字副本旁注”的基本體式?！稘厘h》所録僅爲漢字副本，或是鄭氏後裔謄録文書時將蒙古字書省略後的版本。與宋金敕牒相比，元代敕牒增加了“皇帝聖旨裏”的起首語，“所據事由”基本捨棄，“云云”文字則更加簡潔明瞭。且元代授官敕牒、封贈敕牒和賜額敕牒的基本體式和言辭完全一致。

元代敕牒由中書省頒布，廣泛應用於六品到九品官員的授官、六品至七品封贈和部分賜額。授官敕牒頒布的程序大略由御史臺擬選相應人選，擬定名闕，交代歷任仕宦和腳色，咨文中書省，中書省奏準，給降敕牒後上任。具體則可在秘書監官、軍官中的首領官和路總管府官員的封授中窺見端倪。元代中後期，隨著災害加重，敕牒成爲國家治理地方，封賞軍功的工具，甚至進入市場，從而導致官僚體系的紊亂，成爲元代迅速滅亡的原因之一。

《濟美録》中所録至順三年追封鄭千齡父母的敕牒，因當時鄭千齡父母均已亡故，符合“六品、七品敕授，如應封贈父母俱亡，通爲一道”的規定。而所追封生者，則需“各另給降”?！逗胫涡輰幹尽匪娞┒ㄋ哪暾伦贩獬天`洗爲忠烈王的敕牒是目前所見惟一一件元代賜額敕牒。然現有石刻顯示，元代賜額民間諸神一般用詔書。這是否説明唯有泰定帝時追封民間諸神普遍使用宣敕，尚待進一步研究。